第10版(文化)
专栏：读者快递
出版界：呼唤高素质人才
我国出版业从业人员近３３万人，其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仅占０．９６％，加上大学本科学历的，也仅占８％，干部队伍后继乏人。在新世纪脚步临近之际，一项工作刻不容缓——加快培养选拔跨世纪的出版管理人才。
当前，随着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在出版业的应用，出版方式和出版物的形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亟待补充一大批懂得现代出版管理和现代出版技术，特别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把握出版方向的领导干部。
首先，要注重政治素质的培养。出版物有别于一般商品的特殊属性，就在于它能深刻地影响精神文化生活。如果缺乏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即使再有才干，也只能为小集团、为个人谋利益。
其次，要让年轻干部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年轻干部采取下派挂职、上派挂职、岗位轮换以及外派挂职等多种形式，都不失为加快培养年轻干部的好办法。在多种岗位，可以适应角色转换，进行“多维塑造”，实现由专才向通才的转变。
针对出版业是知识密集型行业的特点，还应加强现代科学知识的学习和继续教育。现有从业人员知识结构尚不适应现代化出版事业的发展需要，可以考虑多引进一些高学历的人才。
更为重要的是结合人事制度的改革，适时建立起有利于年轻干部成长的机制，主要是看实绩、论德才、讲民主的公平起用机制和竞争择优机制，把那些德才素质好、事业心强、精通业务、善于管理、能打开工作局面的年轻人及时选拔到各级出版领导岗位上来。（阎国庆）
第10版(文化)
专栏：读者快递
藏人“恰穆”周人“昭穆”
何其相似乃尔
青年民族学者龙西江考证青藏高原古藏人“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的关系，在研究藏汉民族同源关系上取得新的突破。
龙西江认为：青藏高原上的古羌人是汉藏民族的共同先祖。青藏高原古藏人远古通婚的两大部落群“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关系相近。“恰”为七世纪统一青藏高原的松赞干布所在的西藏山南雅砻部落的称号和祖先名，“穆”为西藏阿里地区古象雄部落的称号和祖先名，古象雄与中原夏人具有同宗关系。西羌之一支周人亦是从甘青的西戎之地徙入陕西的岐山发展农业，最终进入中原灭商，建立周朝。而“昭、穆”则是周人宗庙之制度，实际上是在宗法上保留了对远古先祖两个通婚部落集团关系的记忆，是周人先祖西羌从青藏高原带入中原的。由此再次证明，藏汉民族同宗同源，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小飞）
第10版(文化)
专栏：他山之石
卷入世界角逐场的不仅是经济，还有文化。有人感叹：国际出版界波谲云诡、沧海桑田，一眨眼，煮熟的鸭子就飞了——
出版业：高科技背景下的魔方
朱福铮
桌面出版系统引发一场革命
９０年代初，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ＩＢＭ）研制的“桌面出版系统”问世，该系统英文是Ｄｅｓｋｔｏｐ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英文缩写是ＤＴＰ。这种桌面出版系统，人们现在通常称为“电子出版系统”。
使用桌面出版系统，通过操纵键盘、鼠标器和注视荧光屏，作者可以坐在家中进行写作，编辑可以坐在电脑前修改审阅稿件，美编可以在电脑中绘制图表、画面和设计版面，排字人员可以坐在明亮安静的电脑排版室排字和排版。
这种桌面出版系统使出版业传统的工作程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出版公司财务开支的角度说，它可大大节省排字、版面布局、修改版面、拼版、版面设计、绘制图表等许多工序的开支，并大大地节省了时间。从出版公司编辑加工的角度说，它使传统的编辑、美编、排字人员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编辑甚至可将美编、排字人员的工作兼容为一。因为作者交给编辑的文稿是软盘，编辑用此软盘就可完成修改文字、安排版面的工作。
随着光盘与多媒体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桌面出版系统正在向新的水平迈进。美国印刷技术基金会研究的“ＷＹＳＩＷＹＧ”技术，即“所见即所得”技术，是同桌面出版系统技术相配套的技术。这种印前制版过程中的色彩控制技术，将会使桌面出版系统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近年来，西方国家的出版公司往往通过兼并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本国与外国出版公司，不断扩大自身的出版市场，并以此逐渐在国内和国外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当前，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意大利等国已经形成了一些通过不断兼并扩充自身出版实力的国际性出版公司，它们兼并的金额往往高达几千万至几亿美元，有的甚至高达数十亿美元。
美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是一家知名度很高的出版公司。１９８４年，它先后兼并了斯克里布纳父子公司、四面八方出版公司、教科书出版公司、德朗公司和哈珀与罗出版公司的中小学图书部。１９８５年，它又兼并了国内８家出版公司。然而，几年之后，它却成了英国出版巨头罗伯特·马克斯韦尔的“猎物”。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４日，在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董事会会议室，马克斯韦尔向新闻界正式宣布，他终于以每股９０．２５美元的出价、动用２６．４亿美元的巨资兼并了这家美国出版公司。他告诉新闻界，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大型出版集团。
世事难料。１９９４年２月２８日，美国的派拉蒙传播公司宣布，它已成功地兼并了马克斯韦尔的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跨国编辑审稿一书发行全球
早在１８９６年，英国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便开始在美国纽约设立了自己的分社，但这毕竟是当时世界出版业的罕见之举。
本世纪６０年代初，美英等国的一些出版公司相继在海外设立自己的子公司，拓展其在海外的出版业务，形成了一批同时在国内、国外经营出版业的跨国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英国的里德国际公司和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宣告跨国性地组合为一，创立了里德·埃尔塞维尔公司，从而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的专业性出版公司。合并后，新的公司职工达２．６万人，１９９２年的营业总额为２４．４亿英镑，税前利润４．２４亿英镑。
适应科学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出版业作为传播信息、知识、思想的产业，势必会超出国家范围，跨国经营，为全球性的科研课题提供有力的信息服务。当前，出版物国际化的几个特点是：
①使用英语出版。②刊登的内容包容了各国科学家、专家、学者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成果。③文稿往往由跨国编辑部的跨国编辑审阅，然后由某家出版公司出版，向各国发行。
例如，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科技期刊《层析学》由５人组成的跨国编辑部编辑，他们分别在英国、德国、美国和阿曼工作，刊登的文稿来自世界各国，能反映全世界层析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第10版(文化)
专栏：文化探访录
京沪粤文化人解析面临的挑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文化事业
本期探访专家：王志纲张余陈小奇姜渭渔祝君波秦朔彭波
本报记者卢新宁祝华新
雅俗文化：政府引导、市场机制不可偏废
记者：有人主张：大众文化可以靠市场机制发展，雅文化则主要靠政府扶持，从事雅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的待遇也主要靠政策倾斜得以保障。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请作一具体分析。
祝君波（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我认为大众文化主要靠市场机制发展，但也要靠政府的管理和引导，完全靠市场需求来引导不行。比如农村的普及型文化消费，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去做，这就要由政府来引导。近年来政府组织大规模的“文化下乡”、“万村书库”等活动，翻开了农村文化建设新的一页。又比如城市的某些大众文化，如卡拉ＯＫ，有时一哄而起，单靠市场竞争来抑制周期过长，也需要政府的管理。
雅文化确有个政府扶持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地区，政府实力雄厚，更应如此。但是雅文化也有两条路可以作为重要补充：一是企业赞助，二是部分的市场化。我认为比较现实的方式是三结合来发展文化事业，多元化地找出路。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一些文化团体如芭蕾舞团、京昆剧团、交响乐团、博物馆等，完全靠政府养起来有一定难度；或者说可以养活，但不能很好发展，一搞剧目、项目，就感到财力不足。
扶持不是放在摇篮里。有些文化团体一方面被扶持，一方面又管理混乱，浪费十分严重。因此光扶持不行。雅文化也要局部地推向市场，引进市场机制。雅文化不能光等别人来“输血”，自身也要有“造血”机制。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差异不在于有没有市场，只在于市场的大小。在相对较小的市场里，雅文化要做足文章，以质量争取观众和读者。
张余（上海现代人剧社社长）：大众文化和雅文化在政策上和市场上常常出现有趣的反差。我们呼吁扶持高雅文化，而出台的一些政策和改革方案实际上却使大众文化赢得了更宽松的环境，如演出市场、游乐市场等；在市场上情形正相反，原本认为在出版市场上会被挤走的雅文化近两年却红火起来，纯文学著作或学术专著印数不断上升，交响音乐会和芭蕾舞演出的受欢迎程度超过了歌星演唱会。
秦朔（广东《南风窗》杂志副社长兼副总编）：说到文化，我觉得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人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它的需要，“需求决定生产”。很难设想一种不适应人们需求的文化能长期发展。现在有些人一谈到文化就自称为“雅文化”，接着说“雅文化必须靠政府扶持”。这种“自绝于市场之外”而不是“融会于民众需求之内”的思路，我认为是没有前途的。
伽达默尔在《科学时代的理性》一书中指出：“‘理论’一词的最初意义是真正地参与一个事件，真正地出席现场。”由此可见，理论研究这一经常被认为最雅的东西，都离不开对现实“事件”的真切投入、探寻，至少是参照。它是活生生的东西。文化工作者要认识市场、理解市场、进入市场，而不能先找一个“避风港”，那是缺少文化自信心的表现。
姜渭渔（东方标达出版咨询公司总经理）：说起大众文化和雅文化，这里面还有个概念问题。从历史上看，许多当时看来是大众文化的，今天已成文化的精华，也就是雅文化。如《诗经》实际上大多是当时的民歌；宋词元曲是在歌伎中传唱的轻巧艳语，为当时正统所鄙薄。谁能肯定现在的卡拉ＯＫ等大众流行文化中，就不会有些词美曲工、意境深远的作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成为传流久远的佳作？我觉得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必须在时间上拉开距离才知其是否具有价值。
说到政府对雅文化的扶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营造一种有利于雅文化生长的内外部环境，如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外部硬件环境，以及健康、舒展的创作和科研心态这样一种软件环境。就目前而言，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待遇已经有了一定的倾斜。当今雅文化和从事雅文化的知识分子的所谓困境更多的是由于我国文化管理体制的不合理，以及某些知识分子的观念不对头。举例说，中国有那么多专业作家，这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作家应该是自己写东西养自己，而不是政府包办。我认为，知识分子待遇的真正改变，一要靠文化体制的变革，一要靠知识分子认清自我。当然，对于那些从事不可能进入市场的科学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政府和社会还是需要给予充分的关怀。
陈小奇（广东流行音乐创作学会会长）：雅文化未必没有市场，像美术中的国画就很受大众的欢迎。这决定于特定文化种类社会需求量的多少，社会需求量大的就不用扶持。其实，有些大众文化也未必有很大的需求量，如现在的曲艺，曲艺在总体上来说正在走下坡路，这种大众文化也需要政府扶持。广东的潮剧一度生存很艰难，后来靠打回农村去，才有了生机。这种流向很典型，发人深省。我们不能老是把某些文化种类固定在城市，把它“贵族化”。其实，农村才是最广阔的文化市场。不管雅文化，还是俗文化，当它们面临困境的时候，除了必要的政府扶持外，最重要的是寻求和开发自身的社会需求。
记者：知识分子有知识的尊严，但在社会转型中有时它也意味着要恪守清贫；商人有宽裕的资金，但有些人缺少文化内涵。知识分子如何构建在商品社会游刃有余而又不乱内心方寸的现代尊严？
彭波（《中国青年》杂志常务副总编）：知识不仅有尊严，还有价值。今天我们怎样理解“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知识赋予我们探索、发现未知世界的力量，赋予我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力量，也赋予我们创造价值、创造财富的力量。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拥有的尊严应该能够体现在知识的价值之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将随之升值；知识分子由于拥有更多的知识，一般来说就拥有了更多的发现机会、创造机会，以及将知识变为财富的素质和本领，在社会分配中将得到更多的照顾。如政府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给予津贴，企业及社会机构予以奖励、资助等。人们都在谈论：“现在下海的人层次越来越高了。”这一方面是说市场经济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也说明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逐步找到了知识的价值、知识分子的价值。我想强调，知识分子不是市场经济中的“古董”或“乞丐”。知识分子不仅可以建立自己的文化产业，还可以涉足其他所有需要知识的产业，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王志纲（中国生产力学会副秘书长）：计划经济的文化“以产定销”，很少考虑客观需要，对社会来说是智力的极大浪费。在引入市场机制后，将对庞大的文化队伍进行一次筛选，能市场化的转为市场化，有些东西可能会被淘汰；剩下的是真正的“国宝”，代表“国家队”的，国家养得住，各种基金会也能助一臂之力。这样，像“贝多芬”、“陈景润”那样的人完全可以留在艺术、科学的殿堂里，神闲气定地搞创作和研究，因为文化体制改变了。
文化产业：饱和中的短缺
记者：从产业的角度看，哪些文化种类的市场已经饱和，哪些文化种类市场化程度较低，还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张余：近两年大致形成了６大文化市场：影视投资市场、图书音像市场、娱乐演出市场、广告传媒市场、古玩书画市场、旅游与游乐市场。京、沪、粤三地又各有侧重，如北京的影视业，上海的演出、古玩字画，广州的音像、游乐。在文化市场上，由于产业分工较细、专业性强、项目时间又短，所以市场变化非常快，从起步到饱和也就一瞬间。在文化产业中，有超前策划意识的拥有市场，蜂拥跟后者则自身难保。
从数量上看，文化产业的市场似乎都已呈饱和状态，影视剧拍摄、演艺团体、图书、音带等文化主业产品都在积压过剩；但从质量看，人们又抱怨没有好影视、好戏、好作品。文化产业的问题是许多还处于手工作坊式的产出，急功近利和强调实用，使文化产品丧失了文化品格，成为装饰品。有的出版社竞相出版牟利的豪华书，其中不乏盗印抄袭，表面看似乎容易占领市场，但实际上文化市场是最“喜新厌旧”的，平庸和低水准很快会丧失市场。
细分的话，当前文化科技的产品比人文艺术的产品更具主流，长此以往，可能导致人文艺术退化。
祝君波：我以为是否饱和主要由供求规律来决定。这里又可分为供给增加引起的生产过量和需求下降引起的供大于求。比如前些年生产挂历的出版社越来越多，品种过多过滥，大大超出需求，这是因为生产上升；而中国传统戏和电影则是由于需求下降（观众减少）而造成目前的“饱和”，这是由于观众被其他媒体争夺所致。
以我的眼光看，目前比较饱和的文化种类有戏曲、电影、报刊、图书出版、音像制品，以及娱乐业，如卡拉ＯＫ、舞厅等。但每一种类情况又有不同，总的从产业角度是饱和，但饱和之中又有供不应求，如有的报刊需求还很大。现在比较有发展前途的文化种类是超大型的旅游设施、文化旅游业、软件开发、艺术品交易、视听文化。
文化需求是一种动态的需求。我以为，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在未来１０—２０年内文化需求将成倍增长，市场极为广阔，目前比较饱和的文化种类也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比如出版业，中国和美国的年均销售额还有５０倍以上的差距，有巨大的潜力。
陈小奇：以流行音乐市场为例，表面看是饱和的，但实际上远远没有。据估计，全国每年盒带的消费量约１０亿盒，平均每个人只有不到１盒，市场还非常之大。关键是市场的规范和开拓。
企业投资：“炒文化”是不够的
记者：近年来，企业界投资文化渐次成为一种潮流，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对此如何实行规范化管理？
祝君波：企业投资文化是一种好现象，也符合国际上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文化产业的形成，也只能要求企业介入投资才有出路，因为靠文化本身的积累很有限，跟不上产业化的速度和规模。而企业尤其是生产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大规模介入，才真正给文化的产业化带来前景。目前中国企业对文化的投资总的来说是很不够的。如果剔除以投资为名实际上只是蜻蜓点水式的“炒文化”因素，真正着眼于长期文化投资的并不多见。许多企业对文化的“投资”实质上还停留在借助文化的某种轰动效应给企业自身做广告，所以很多企业将此列为宣传广告费，而不是列为投资的财务支出。
要扩大企业与文化的联姻，我以为要解决３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企业对文化的投资需要政府经济政策的明确支持。有些国家和地区为了鼓励企业投资文化教育事业（包括艺术品），明文规定这部分的投资可以抵交相应的税收。这项政策的实行，对促进一个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会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二是企业投资文化在企业（尤其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条规中还没有明确的制度加以保证。有些企业负责人当面对我说，也想投资文化，比如投资艺术品可以一箭双雕、名利双收，但是怕被人说成乱花钱，不务正业。三是企业和文化团体在体制上还有一道“篱笆墙的影子”，这就是企业与事业的界限。因此企业只是出钱给文化事业，而对它如何使用这部分资金很少有监督权。从投资的原理来看，这是明显的责权利不符。因为企业如果要拨出一部分资金来投资某个文化项目或文化团体，作为投资它要讲保本增值，讲投资回报率，讲发言权和决策权。而在现有的体制下，出钱的人未必有这些权。这就会从根本上影响企业对文化的投资。
人文精神：商业大潮中的净土
记者：文化产业的主体是文化还是产业？如何在人文价值与商业价值、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找到平衡点？
祝君波：人文价值与商业价值、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不一定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关系（但也不是同一关系）。从我接触到的工作实践看，在国家的法律制度范围内所从事的文化经营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是统一的。这几年国内艺术品拍卖兴起，我将上海朵云轩、北京嘉德、北京翰海三家拍卖行１９９４年春和１９９５年春拍卖会上前１０位成交价的作品排列组合，发现３０件作品中齐白石１０件、张大千６件、傅抱石３件、徐悲鸿２件，其余依次为吴昌硕、任伯年、黄宾虹、李可染等。经济上高价位的，大致上也是美术史上公认的书画大家。
至于两者间的平衡点，我认为应该明确，难以有一个静止的平衡“点”，而只能是一段“线”，一个范围。它的上限是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它的下限是国家的法律明确禁止的。如果谈平衡点的话，则在提倡的和禁止的之间。其次，不同的文化样式与市场结合的广度、深度不同，因而它的平衡点也是不同的。
彭波：文化产业的主体当然是文化。离开了文化，文化产业便没有了立足点。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为了商业价值而牺牲人文价值，为了经济效益而牺牲社会效益。有７３年历史的《中国青年》杂志，首先要高扬主旋律，完成党中央和团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所赋予的种种“特权”和“优势”也基本不复存在，面临着来自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激烈竞争，“生存”和“发展”挤压着我们在编好刊物的同时，要竭力做好印制、发行、广告等经营活动。“机关刊物如何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这是一代受命办机关报刊的新闻工作者的最大难题。我们的体会是适应变化中的社会、变化中的时代和变化中的读者，革新内容和形式，抓住青年感兴趣的社会热点问题，关注青年人生道路上的种种疑惑，以文章的力度和深度，震撼读者的心灵，以平等、亲切、自然的方式与青年交朋友，满足亿万城乡青年多方面的需要，并以此来巩固市场、扩大市场。走向市场，必须摒弃僵化的令人生厌的说教，但也决不意味着降低格调、走向低俗。如今，哪一家机关刊物能掌握好这个度，就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站稳脚跟，并获得新的发展。
（附图片）
姜渭渔陈小奇秦朔张余祝君波王志纲彭波
第10版(文化)
专栏：书香一缕
思想者的魅力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前５０部出版
苏人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过的。多少年来，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究中国５０００年文明绵延不断的原因。不少人认为，传统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是维系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由匡亚明教授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日前出版的大型图书《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生动地呈现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代思想者的魅力。
作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它是我国在本世纪内可望完成的规模最大的思想文化研究工程之一。
主编者认定，“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因而该书中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思想家，而且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艺、科技和宗教等各个专业领域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在现已面世的５０部评传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孔子、墨子、周敦颐、张载、叶适、陈亮等为人公认的哲学思想家，而且还有孙子、诸葛亮等军事思想家，吕不韦、海瑞、张之洞等政治思想家，甚至还包含了屈原、杜甫、李清照、吴敬梓等影响深远的文学家，司马迁、全祖望、章学诚等史学家，孙思邈、李时珍等医药学家，郦道元等地理学家，宋应星等工艺学家，刘徽等数学家，潘季驯等水利工程学家，宗喀巴等宗教学家等。撰著者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认识入选的不同传主，再将其置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学、艺术、科技和宗教等广阔的视野中加以实事求是的考察，评传结合且侧重于评，系统地再现不同学科人物的精神文化风貌；在此同时，见微知著地揭示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共２００卷，均为大３２开精装本，拟于本世纪内出齐，共传２６０人。整套规模约达到６０００万字。从已经出版的各部“评传”来看，它们确是不负众望。当该《丛书》刚出到２５部时，海内外的署名书评就已经多达百余篇。在国家各级各类图书评奖活动中，该《丛书》捷报频传，目前《孔子评传》、《孙子评传》等１０余部荣获“中国图书奖”和“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