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李先念同志与陕南人民情谊深
张文健
李先念同志与陕南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从１９３２年冬先念同志所在的红四方面军转至陕西南部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直到１９９２年先念同志与世长辞，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先念同志与陕南人民心心相印。他们像亲朋好友一样，以各种方式一直保持着亲密的来往。
谈陕南一往情深
１９８４年秋天，李先念同志以国家主席身份出访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后，途经西安停留休息了几天。一到这里就像有股魔力，驱走了他出国十几天的疲劳。他兴奋不已，滔滔不绝地讲他两度在陕南的战斗经历，讲他与陕南人民的深情厚谊。并反复询问陕南现在的情况。他说，我两次战斗在陕南，与陕南人民有着特殊的感情。１９３２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征，途经鄂豫陕交界处的南化塘时，与敌军进行了一场激战，四方面军冲破敌人的堵截，来到陕南地区。在子午镇战斗中我右大腿中弹，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我养好了伤，恢复了健康。至今那颗子弹还嵌在我的大腿骨上。１９４６年６月，我率部从中原根据地突围时，于７月１７日再次进抵南化塘时，又遭到了埋伏在此地和玉皇山一带的敌军胡宗南部的阻击。我军与敌军展开了顽强搏斗，摧垮了敌人的防线，突出重围。８月初，我们的部队经过艰苦转战与在陕南艰苦斗争的游击队会合，如虎添翼，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创建了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陕南人民支援了我们，养育了我们。
共创陕南根据地
１９４６年６月下旬，李先念率中原主力一部向川陕方向突围，经艰苦征战，于７月初进入陕南地区。一到陕南，他就派人四处寻找在当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７月２３日部队到达商南县白鲁础时，见到前来接应的陕南游击队第三大队分队长刘山同志，李先念如见亲人，一把将刘山拉到跟前坐下，向他问了陕南游击队的情况和游击队领导人巩德芳的所在地。他高兴地给刘山讲了中原突围与全国革命形势，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日记本，把里面夹着的毛主席像拿出一张送给刘山。他说，这是毛主席１９３５年长征到陕北时照的，希望你跟着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并指示立即从各部队抽出一些机枪、步枪和子弹交给刘山，作为见面礼。刘山心里很感动，想起他当初起事时，只有一支枪，有时为夺敌人一支枪，要付出几条命。这一下得到这么多枪，足够装备三个排。他高兴地表示，李司令员对陕南游击队关怀备至，对发展陕南武装斗争，给了极大的支持；自己同司令员走的是一条道儿，有这么多人马，革命准能成功。从此，他们开始了共创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李先念于７月２９日，在丹凤县花园岭油房坊会见了中共陕南工委书记、陕南游击队政委王力同志。一见面犹如故友重逢，王力说，中央早已通知我们迎接你们，终于把你们盼来啦。陕南游击队下辖三个大队，两个独立大队，共１０００余人。李先念听了很高兴。他说突围部队到了陕南，找到了陕南工委，找到了游击队，就像回到了家，有了立足之地。并说，我们要使陕南武装斗争尽快地发展起来，创造较大地区的游击根据地。
李先念率领的突围部队与巩德芳率领的陕南游击队于８月２日在留仙坪胜利会师。李先念与巩德芳等人会面后，互致问候，并通报了有关的情况。接着商讨了合编部队，组建豫鄂陕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建设根据地等重大问题。
８月３日，李先念主持中原局会议部署创建豫鄂陕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初步确定分三个军分区，并委派了各个军分区的负责人。在会上李先念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敌人对这个地区的统治很残酷，但兵力不足；人民群众普遍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里地形很好，山多林密，有利于打游击。并强调要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将部队以营团为单位化整为零，分散发动群众，打击民团小部队，建立根据地。
依靠党组织，扎根人民中
李先念与王力、巩德芳会合时，即派陕南游击队参谋韩彬山去山阳县中村、银花地区，联系当地党组织、游击队与中原突围部队配合建立基层政权。随后，三分区政委方正平率部至中村一带活动。群众一见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了，欢欣鼓舞，夹道欢迎，青年学生写标语传消息，成年积极分子自动为部队筹粮，乡保人员也纷纷向我靠拢，迅速建立了银花、中村等六个乡政权。原国民党中村乡乡长席学孔率部投诚，随即被任命为山阳县副县长，他积极为部队筹粮，解决了部队吃粮困难。郧商县委动员妇女组织起来，为部队缝棉衣，做军鞋，还办了一个被服厂，一个月时间赶制了近千套棉衣。商山县筹集了８０多万斤粮食。方正平将此情况报告中央。毛主席亲自批示：“速将银花经验通知一切部队照办，愈快愈好，迅速建立根据地。”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豫鄂陕边区的工作进展顺利。至９月底，全边区已建立了４个地委和军分区，１７个县委（工委）和县政府（或办事处），数１０个区乡党委和政府。这块根据地，南抵汉水，与鄂西北根据地相连；北达陇海线，与太岳解放区相通；东接伏牛山，可进出中原解放区；西逼长安，直接威胁胡宗南的统治中心。
住在“风水先生”家
李先念在陕南期间，主要是在以留仙坪、封地沟和北宽坪为中心的第二军分区活动。部队化整为零打游击去了，他带一支精干的小队伍，出没在农村山寨，“实施隐密指挥”。他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翻山越岭，战斗在丹江南北。
巩德芳为李先念安排生活和开会事宜，西北局派来的民运科长刘庚陪他一起行动，作较长路途的转移时，由二分区副司令员薛兴军带部队负责护送。为了安全，住地经常变换，房东都是巩德芳精心挑选的，都能做到方便生活，方便工作，安全可靠。
李先念在陕南的第一个房东是按照巩德芳事先的安排，住在小王沟张孝仑家。
张孝仑自幼念过私塾，知书达理，以行善而闻名乡里，后又做“风水先生”，巩德芳闹起革命，杀掉恶人也教育了这位“善人”。他对巩德芳说：“我吃斋念经，看风水，行好事，想为穷人积福行善，但是穷人越听话，越受欺压。你领兵一打，打出了穷人的天下。我看我这行善，还不如跟着你干。”巩德芳说：“那你给咱当留仙坪副保长吧。”张孝仑说：“保长归国民党，我不干。”巩德芳解释道：“你明里支应国民党，暗地为咱干。”张孝仑就这样当起了副保长。有次敌人来留仙坪逮捕了游击队骨干蔡兴运，张孝仑挺身作保，使蔡得到释放。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同共产党的特殊关系，巩德芳把李先念安排住在他家是最合适不过了。
李先念住进张孝仑家后，心情比突围路上好多了。但是自６月下旬突围一个多月以后，一直处在紧张激烈的征战环境中，积劳成疾，尤其是他的胃病越来越重了。李先念带病在张孝仑家里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解决了开创根据地的重大问题。那些天，张孝仑为照顾李先念，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与乡保职员交朋友
一天晚上，浓云密布，大山和村庄都被夜幕吞没了。一支十来人的小队伍，用担架把李先念抬到一个小山村的王汉儒家。
王汉儒家住在商县北宽坪镇大河滩村。说是大河滩，实际上是山大林深处的小山村。他祖祖辈辈靠租种土地过日子，到他父亲手里才撑起独门院子，有了吃的，供养他念了几年孔孟的书，稍识了一点文墨，成了乡里一位小有名气的先生。保公所以为他家发了财，有油水可捞，便把他拉去，叫他给买一名“壮丁”。王汉儒说：“我家是家大身虚，哪能出起买壮丁的钱，要出兵，我去就是了。”保公所犯了难：这个人有些文墨，乡里需要他，于是叫他在乡公所当了一名小职员。这一下，王汉儒在乡公所干事，在乡里有了名气。巩德芳也常来他家，让他明里在乡公所好好干，暗地为穷人办些好事，并给他讲共产党的主张。
巩德芳领着担架队叫开了王汉儒的门，对汉儒说：“咱们掌柜的（对人的尊称）身体不大好，想安排在你家休息几天。”“行啊！”汉儒满口答应，忙把众人迎进屋里，要家里人烧火做饭，饭后，把“掌柜的”安置在上房最东边那间僻静的房子里，支起宽宽的木板床，挂起蚊帐，让李先念休息。其余的同志睡在他家伙房里，他依老巩的吩咐，去门前松林里放哨。
松林里很静。明月蓝天，松涛阵阵。他心里豁然一亮：老巩是游击队的“掌柜的”，这个老巩的“掌柜的”，高高的个子，两眼炯炯有神，却不说多少话，是一位稳重而深思的人，能管老巩，跟着那么多护兵，定是个大官。
天亮以后，老巩派人接哨，王汉儒回家一进门，只见老巩的“掌柜的”早已起床，衣着整洁，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一见王汉儒进来，便微笑着用湖北口音道：“掌柜的，辛苦了。”“不辛苦。”
李先念开始向王汉儒调查了：“你在国民党里干差事，又给我们共产党办事，哪个党好啊！”“共产党好。”王汉儒响亮地回答。“为什么哟？”“共产党为穷人办事。”李先念对王汉儒的回答是满意的。他还进一步讲道：“国民党是为极少数人办事的，压迫剥削广大老百姓，世界上没有劳苦大众怎么行。大凡吃的、穿的、住的、用的，没有一样不是他们双手创造的。可是，他们眼前还吃不饱，穿不暖，受苦受难！”他又问道：“你说是种田人日子好，还是乡长日子过得好？”王汉儒经这一问，心里骤然一动，想起一长串衣衫褴褛为乡公所缴粮的人，以及绳索捆绑的壮丁，心里一阵酸楚。
“莫要忘记老百姓！”这是王汉儒这个乡公所的小职员第一次听到一个大“掌柜的”说的话，它像一盏明灯，把心儿照亮了。
一天傍晚，老巩领着“掌柜的”就要走了，王汉儒依依不舍，“掌柜的”从一个战士手里拿过一只竹子编的，上下四个格子，很精致的菜盒，对王汉儒说：“你把这个竹盒子留下，作个纪念吧！”王汉儒一时激动得不知怎么办，愣在了那里，这时站在一旁的老巩提醒了一句：“首长叫你留下，你就留下吧！”王汉儒这才双手接过菜盒，视为瑰宝。事后他才知道老巩的“掌柜的”是李先念将军。他对那个竹菜盒备加爱护，珍藏了４０多年，那精美的竹盒一直伴随着他对李先念美好的回忆。
在累华山寨主家养病
巩德芳为了给李先念治病，把他安排在北宽坪镇国民党民团团总姚吉乔家里。姚吉乔家住累华山寨，当地群众称姚吉乔为累华山寨寨主，但姚吉乔的儿子姚恩慈却是中共地下党员，是巩德芳手下的一个队长。姚老先生成了巩德芳的挚友。他们就把李先念的住处安排在姚吉乔住的累华山寨玉皇庙里。
累华山寨位于商县北宽坪镇东二三里处。寨子建在一座大石山上，居高临下，视野广阔，只有一条羊肠小路，行走艰难，抬上担架就更困难了。十几个战士前拉后推，左右护着，把李先念平安地送到寨子里。刘庚陪同李先念住在寨子庙内，外面一切活动由姚吉乔担任。
住了几天，姚老先生觉得住在寨子里，上下太困难，就医很不方便，又把李先念秘密地转移到附近李家沟王洞里家。白天在王洞里家休息治病，晚上就同刘庚住在对门看庄稼的茅棚里。当地有个王世贤，半农半医，姚吉乔请他给李先念看病。姚吉乔介绍说：“这是当地一个医生，是请来给你看病的。”病人点点头，说声“谢谢！”医生看见病人穿一身蓝粗布衣服，农民打扮，心中起疑，姚老先生介绍的病人，怎么会是个农民呢？但他又不便多问，诊脉后说“是胃病”，开罢药方便离开了。
李先念和刘庚夜晚在茅棚里也颇有情趣。他俩围着火聊天，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时间晚了，刘庚就说，你是病人，睡吧，他俩总是在说说笑笑中打起呼噜。
刘庚因受西北局委派，负责保卫先念的安全，常常是先念睡着后，他就“过电影”。他回想：李先念对陕南地下党、游击队和人民无比地信任，他把自己作为陕南人民中的一员。从外表看，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高高的个子，一身粗布便装，因身体瘦弱，衣服显得有些宽大，一双大眼炯炯有神；开会时就拿个小凳子坐在会场中间，认真听大家发言，和游击队员同桌吃饭，同屋休息，有时还以幽默而巧妙的话语，逗得人们哄然大笑；行军时，同战士有说有笑。他是一个既伟大又平凡的人。
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有的群众知道了王洞里家住的是巩德芳的“掌柜的”，虽然不知道是谁，也不问，只向姚吉乔提出：你的客人身体虚弱，需要营养，我们送一些吃的可不可以？姚吉乔说：“可以！”群众很快送来了两只鸡、５０多个鸡蛋、２０公斤大米和一些青菜，表示了陕南人民的心意。
由于敌情的变化和工作的需要，李先念不断转移住地，他在陕南有许多这样的至交和房东。他和陕南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李先念在实际斗争中非常注意把所遇到的问题经过调查研究，概括为指导思想，作为实践的指南。他这次来到陕南，发现巩德芳、王力他们很重视统战工作，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有不少关系和朋友；在基层，有不少“两面政权”，明里支应国民党，暗地里跟着共产党干。９月３日，李先念根据陕南“一些地方武装不逃，找我们接头”等情况向中央报告说“所以不逃，是因为不肯离开他们的老地方”，“恐还包含着陕西人民反对胡宗南的情绪在内”，“要团结全陕西人民反对胡宗南，团结十七路军军人反对胡宗南。”
毛主席对此极为重视，亲自将报告改为中央指示，下发给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将抬头“毛主席”改为“李任文”，将“先念来电说”改为“你们来电说”，“在团结全陕西人民反对胡宗南”旁加了着重点，进一步明确了扩大统一战线的政策。
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接到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后非常高兴。他们马上传达布置，要求各部队，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打击敌人。
李先念经常活动的二分区，本来就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后更加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利用各种关系给敌伪有关人员写信，派人联络，召开名人和开明绅士座谈会，宣传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具体工作中采取了区别对待办法，对思想进步、倾向于我者，教育争取为我服务。如“北霸天”周寿娃统治着大荆、腰市、黑龙口一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有的同志主张拔掉这个钉子。但是，周寿娃派人来想和我们谈判。李先念说：“人以信为本。想和我们谈判就不要打了，我们要多争取一些人，少打一点子弹。”经派人两次与其谈话，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周部不少士兵，在我党的感召下向我投诚，后来有的还担任了我根据地的区长和游击队队长。瘦家河保长黄帮损、周元章也被教育争取过来，成为我乡政权的乡长。
李先念亲自指导二分区正规军与游击队团结战斗，军队与群众团结友爱，成了当时豫鄂陕边区的模范。二分区二十二支队转战蓝田，进军渭南，威逼西安，破坏陇海铁路，牵制敌军进攻延安的兵力，震慑敌人，战绩卓著，受到中央军委“传令嘉奖”。蓝田县伪县长被撤职，县参议会向上峰报告说：“蓝城若陷，省垣如何安枕？”渭南、华县也急求省府派国军，保护陇海铁路，控制县城。我军民团结战斗，搞得敌人日益孤立，惶恐不安。
眷眷之情难舍难分
在先念同志直接领导下，创建陕南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先念同志的病体却未能康复，且有日益恶化之势。党中央要先念同志速到延安治疗养息，决定由汪锋同志接替他的工作。李先念与来接替他工作的汪锋同志商量后，决定于９月２４日在封地沟召开豫鄂陕边区党委扩大会议，正式宣布成立豫鄂陕边区党委及豫鄂陕军区。团以上干部和机关干部都到了会。李先念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他讲了全国各个战场的形势，讲了９月１２日延安《解放日报》以《蒋军必败》为题发表的社论，这个社论给中原突围部队以极大的鼓舞。讲了在陕南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战略意义和有利条件。并对根据地的建设作了具体指示。李先念同志向与会人员介绍说，汪锋同志熟悉这里的情况，他有对敌斗争的经验，有领导部队打仗和做地方工作的才能。然后，他鼓励大家说，我们要像陕南的柳树，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而且根深叶茂，能抵挡住洪水侵袭；要像杨树那样，不管风吹雨打，腰总是直的，顶天立地。
这次山中盛会，也是欢迎汪锋和送别李先念的大会。不过当时知道李先念奉命回延安的人很少。巩德芳和刘庚是少数知情者中的两个人。他们俩的心情都很矛盾：同李先念朝夕相处两个月，无话不说，受益匪浅，真舍不得他离去；但看他那病弱的身体，在这里再硬撑下去非垮不可；再说党中央要他回延安，定有重要任务。这样也就想通了。
对于李先念北上延安的事，汪锋等同志经过反复商量，作出了周密的安排，包括安全、治病和生活照顾等，都通过地下党、游击队和统战关系做了妥善布置。李先念走时，汪锋送了一程又一程。巩德芳、刘庚一直送到根据地边界，他们请先念同志保重身体，先念请他们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坚持下去。刘庚同先念告别时，要把一件旧毛衣还给他。他俩在一起住时，有天起床，窗外吹来一股冷风，先念正准备穿衣，手停下来，把毛衣穿在了刘庚身上。刘庚推让，先念诙谐地说：“穿在你的身上，我也不冷了。”现在刘庚要把毛衣还给他。先念又诙谐地说：“这是战友送的毛衣，虽然破还有一点意义，你就留下吧。”刘庚收回毛衣，并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１９８４年秋天，在西安休息时，李先念对我说：当时，我的身体不争气，党中央再三催促，不然，我实在不愿离开部队，离开陕南人民。
李先念的好友巩德芳，因积劳成疾，于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３日与世长辞。不久，敌人进入陕南时，将其头颅割下来“示众”，并杀害了他全家６口人。因为张孝仑家是李先念与巩德芳会师时住过的地方，敌人恨之入骨，枪杀了张孝仑之后，还踢死了他一岁半的孩子。对巩德芳、张孝仑家属的遇害，李先念得知后悲痛万分。
李先念１９８３年８月，在《纪念巩德芳同志》一文中写到，每当想起１９４６年中原突围的艰难岁月，就想到他。他给我们转战到陕南的中原军区部队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榜样。
１９８４年４月３日，李先念在北京接见商洛地委副书记、专员周述武一行，谈起陕南时说：“那里的党坚强得很，不仅有党，还有武装，有政权，干什么都是党员带头，敌人的组织里边好多是党员当头哩。”可见，李先念同志对陕南人民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１９９２年李先念逝世前的一个月，他在医院里接见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领导同志时，又一次提到了陕南人民。他深情地说，陕南人民真好啊！中原突围后我们到了那里，生活非常困难，他们把猪娃子杀给我们吃，没有他们的支持，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他指示说，我们一定要把老区的经济建设搞上去，让人民都富裕起来。
李先念经常给身边工作人员讲陕南人民对革命的贡献，讲陕南人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讲陕南人民对他的厚爱，讲陕南人民现在的生活还不富裕。他的教育使我牢记心中，总想把他对陕南人民的怀念，转告给陕南人民。现在趁纪念中原突围５０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回顾李先念同陕南人民共同战斗的情景，怀念这位故去的伟人，弘扬热爱人民的精神。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五十年后识斯人
——缅怀高天同志
李克林
高天逝世快两年了。他逝世后，在《高天纪念文集》里和《中华英才》等报刊上，在朋友和亲属们的回忆和怀念里，高天往日的一切和我对他的印象重合起来，我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他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党的统战工作的英才，一个多么值得永远纪念的好人！我想写写我所了解的高天，这愿望使我又一次拿起了笔。高天和我可以说是拐弯朋友。他的夫人宋黎野是我开封女师的同班好友，１９３６年毕业后各奔东西，还常通信，“七七”事变后失去联系，我一直不知她在哪儿。１９５０年春，我们人民日报社进城刚一年多，一天，突然有人找我，带来一封信。那熟悉的字迹，带给我意外的惊喜，是黎野的信。带信人就是她的爱人高天，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高天当时是应文化界老前辈胡愈之的邀请来京筹办《光明日报》的。不久黎野也来京。两家经常来往，常常一起带小孩子去公园。我们谈孩子谈家常，高很少参加。高常上夜班，到他家也很少见面。“文革”开始，高天这个《光明日报》的“二把手”被打成“头号走资派”、“大特务”，遭到残酷的批斗，连他十几岁的小儿子也被拉出来斗。我们两口子也挨斗，不过批斗的程度比高天挨的斗“文明”多多了。当时，我坚信一条：我的朋友和朋友的爱人，决不会是坏人，决不可能干坏事。
我被“解放”后，曾到他家暂时栖身的新文化街那个破房子里去看他们，高天身上沾着脏土，还在带病“劳改”。这些曾在国统区出生入死的人，“文革”中的遭遇比根据地来的同志更为悲惨。高还是比较坚强的。凭着对党的坚定的信念，高天终于熬到了完全平反。历史是公正的。
１９７８年，正当光明日报社要恢复高天副总编职务之际，中共中央统战部应史良、胡愈之、萨空了的联名申请，调高天到民盟工作。就此高天离开了他为之奋斗近半个世纪的新闻生涯。改行从政虽非所愿，但高天一贯服从组织，很快到了民盟。连总结一下他前半生的笔耕成果的机会也没有，以致成为终生遗憾。
高天是民盟一个资深盟员。１９４８年在香港曾任民盟港九支部负责人，并在那里参加过由沈钧儒主持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高天到民盟中央后，历经史良、胡愈之、楚图南、费孝通等几位主席，协助他们重建民盟，自己也由委员、秘书长直到常务副主席。他在民盟工作１６年，直到去世在工作岗位上。
“文革”以后民盟重建初期，任务十分艰巨。民盟成员多为高级知识分子，要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团结这批力量，对国家现代化建设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高天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化解矛盾，顶着压力，落实政策，满腔热情，团结同志，不论大事小事，几乎事必躬亲，白天干不完，夜晚接着干，访友谈心，调查研究，真是夜以继日。北京忙不完，还要跑外地。他夫人说，除西藏外几乎全国都跑遍了，哪里问题多他就到哪里。我去他家多次，看到他一进家门，不是接电话，就是打电话，饭凉了也顾不上吃。民盟许多事都要找他，其耐心、细致，真是少见。一次他刚出差回来又要订票外出，说是那里换届选举，问题很多，专等他去解决。
每次在他家，我总想抽空同他谈几句，可他忙成那样，怎好意思？我总在想：高天这人干工作怎么这样投入，这样执著？好像永远不知疲倦，永远不停息地奔波。
无论在民盟自身建设方面，还是在发动盟员参政议政方面，高天的勤奋忘我、任劳任怨的精神，都得到同志们的信任和赞扬；他对同志关心爱护，对自己和家人严格要求，清正廉明。高天是１９７８年调到民盟中央的，此后还住在光明日报宿舍，房子在五楼。他有心脏病，每天几次上下班爬五楼很吃力，他却从不提什么要求。一次我说，你们还不换换房子？他只是笑笑。当时他已是民盟中央的秘书长，可他从不提自己的困难。后来还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向费老反映，向有关方面申请，才安排他搬了家。
高天的病与他长期的劳累有关。在发现血液病之后，两年间反反复复，住院出院。开始大家还很乐观，他也很坦然。病情缓解了，医生要他回家休养一段，可他哪里会休养？我建议他每天到附近的玉渊潭去钓钓鱼，换换空气，他只是不在意地笑笑，好像这种生活方式离他太远了。
长时期来我对高天总有个矛盾的印象：看上去风度潇洒，可是那样老成持重；带点诗人气质，可有时又那样古板，像个老夫子；他温文儒雅，可在坚持原则时，又似缺点人情味；他是个“当官的”，可又那样随和平易近人……我经常到他家，见面不少，可是从没长谈过一次。
黎野多次谈到她的家庭琐事：孩子们在饭桌上议论一些事，稍有“出格”，高天就怒加呵斥，有一次甚至摔了筷子。大儿子较早买了辆旧汽车，他很久不让这个儿子进门；当时买录音机的家庭还很少，孩子买了一个放点轻音乐，高天也大发脾气……本来家门之内一点小事，有谁知道？可高天就是不允许。严正、古板到如此程度，真有些不可理解。我听着这些，始而惊讶，继而惊叹：高天这人怎么这样“迂”？有些人在外边道貌岸然，到家又一个样。高天这人却是表里如一、内外无别。
了解了高天过去长期的斗争经历之后，我才懂得他这种思想品格的形成并非偶然。高天少年时代就与党的地下组织接触，１９３３年在郑州一个小学参加过共青团组织（当时叫ＣＹ）。他爱写诗，曾在一些报刊发表过不少诗文，作家魏巍就是他的少年诗友。他又当过编辑记者，联系一批进步青年，对中原新文学起了很大促进作用。抗战开始后，又走进枪林弹雨，当了战地记者，采写过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等战地通讯，总计有百篇以上。他从医院回家休养那一段时间，曾亲自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当时国统区的各种报纸，记下目录，并复印了几十篇。他可能想争取时间把自己战争年代的作品结集成册。可惜还没来得及整理，不久他就发病住院。那些复印稿有些字迹模糊不清，无人能辨认，出书有极大困难，这成为高天的终生遗憾！
在高天的战斗经历中，我觉得他生命的光辉不仅仅是在敌人的炮火下，更重要的是在没有硝烟的国统区的思想文化战线上。高天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长期在党的指引下行动。抗战开始就在武汉参加了“青年记者协会”，又参加了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由文化界名流胡愈之、范长江创办的国新社（高天也是发起人之一），他团结进步力量，组织文化界名流写稿，传播共产党的声音。在夹缝中战斗，其艰险可想而知。
国民党特务当然没有睡大觉，他们几次把高天列入黑名单，准备逮捕他。他们造谣诬陷，逼迫他写反共声明。在一切无效时就下毒手。紧急关头，总是地下党及时安排高天出走脱险。国新社被封闭后，他在重庆《新蜀报》期间，敌人要抓他，是地下党员徐迈进通知他迅速转移。逃到昆明，在特务又一次要对他下毒手时，是地下党员黄明按照党的安排交给高天一个小纸条，要他快走。他强记下联络地点，机智地把纸条嚼碎吞咽下去，匆匆转移。这次营救，周总理曾派人到昆明去安排。在这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他还经受着生离死别的痛苦，第二次出走，他的夫人生孩子刚三天，孤苦伶仃，又是地下党安排人照顾。
长期以来，我一直以为高天是地下党员，后来听说他１９５６年才入党。他入党前的一段经历，除极少数的亲朋好友外，鲜为人知。原来，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国新社被封闭，高天找到党组织要求到中共南方局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工作，组织上研究后，告诉他：“你在外面工作为宜，‘背靠里（共产党）面向外’作战”。从此，高天就谨记这一指示，虽不是党员，也按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一颗虔诚的心，紧紧依靠党组织，以党外人士的身份，面向广大知识分子，为党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因为一直是背靠党，一直受党的指引和关怀，坚定的信念给了他无穷力量。
现在，我才弄明白一件事：５０年代新闻单位评级定薪，光明日报社的高天定９级，当时有人议论：“高天，高到天上去了！”有的说：“这人可能有点来头。”当时我们人民日报社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老根据地来的，除个别领导同志外，一般没有评为９级的。现在看来，这人确实有点“来头”。高天实际上是仅次于胡愈之、范长江等“老报人”的一个较年轻的“老报人”。按他的经历和能力，９级是当之无愧的，党是了解他的。后来听说他硬是自动退下一级，定为１０级，直至去世。
现在，我对高天的矛盾印象逐渐统一起来。从一个热血少年开始，一贯追求真理，一直紧跟着党，国统区的严酷环境，统战工作的复杂艰难，“背靠里面向外”的党的指示在实践中给了他战斗力量，形成他的思想品格。他忠诚坚定，真正与党肝胆相照。他作风纯朴，对人真诚，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善于化解矛盾，团结同志，任劳任怨，不停不息……他的作风，他的人品，他的道德力量，感染着多少人！民盟一些同志称他是“台柱子”，是“老黄牛”，连汽车司机也说：“当领导的要都像高天那样，大家没说的，天下也会太平了！”
高天，我熟悉而又陌生的朋友！人生匆匆，几十年如一瞬，我们就这样擦肩而过，我对你的了解太迟太少了！“长期相见不相知，五十年后识斯人！”当我对你稍有了解，想和你作一次倾心长谈之时，你却再也不回来了！
高天，你为之奋斗的事业正蓬勃发展，党和人民正需要你这样的英才，你却匆忙地走了。你活得太累、太疲倦了，好好休息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