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特写
２４岁的王安去年告别唐山福利院走上工作岗位，他是最后一个被安排就业的地震孤儿。整整２０年过去了，许多唐山人已不愿再提那场灾难。但在灾难中失去父母的孩子们忆及自己的成长经历，无不充满对党和人民的无限感激。他们说——
寸草难报三春晖
——唐山地震孤儿追踪
本报记者赖仁琼
２０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使４２０４个孩子一夜之间成为孤儿，他们中一部分被父母原单位抚养、安置，一部分被亲属或好心人收养，还有一部分被送往石家庄、邢台的育红学校。
“真想再去看看育红学校和董爷爷”
２０岁的党育新是第一次过生日。今年１月２５日，唐山市康复中心的领导和同事们为她举办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生日晚会。院长苏长奎买来大蛋糕，同事们将２０根彩色蜡烛依次点燃。“虽然我是孤儿，却有这么多人关心我。”党育新十分激动地说，“我的一切都是党和政府给的。”
党育新的感激发自肺腑。地震时，她才６个来月，是解放军从废墟中把她救出来，后来送到石家庄育红学校。她和另外两个同样只有几个月但却无从知道姓名、出生年月的女孩被校长董玉国冠以党姓，并分别起名为育新、育苗、育红，人称“党氏三姐妹”。打从记事起，只要有人问育新为啥姓党，她就会告诉人家：“董爷爷说，因为我们是党的孩子。”
被送往石家庄育红学校的孤儿最小的尚未断奶，最大的已上中学。当时，全市上上下下都为接收、抚养这些孤儿忙碌。建筑部门昼夜突击施工，仅用３５天就盖起了３２００平方米校舍，机关、厂矿自动捐献桌椅、用具，市民们送去被褥、衣物……
育红学校的师资按重点学校标准配备，校长由石家庄二中党支部书记董玉国担任。为了安抚这些失去父母、家庭的孩子，董校长和老师搬到学校与他们同住。刚到学校，每逢刮风下雨或夜间一有响动，孩子们就惊恐万状，又哭又啼，有的则东躲西藏，不是钻到床下就是藏到柴禾垛、下水道里。董校长和老师既要哄那些哭啼的孩子入睡，还得分头寻找躲藏在各处的孩子。
地震那年才１１岁的李树军现在是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大里派出所副所长。谈及育红学校，他十分动情：“董校长他们既当老师又当娘。”贪玩的李树军上高二时仍不努力学习，班主任便将“梅花香自苦寒来”等诗句写在他的作业本上。每每看见老师那笔力遒劲的楷书，李树军便暗下决心。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唐山警校。“地震虽是一场灾难，但却加快了我的成熟。”李树军说，“如果不上育红学校，我或许没有今天。”
对大地震对父母都毫无印象的党育新却清楚地记得育红学校的老师、同学和校长董玉国。她说：“真想再去看看育红学校和董爷爷。”她８岁离开石家庄后一直没有机会再去。去年，早已退休的董玉国专程到唐山看望孩子们。育新告诉董爷爷，技校毕业后，自己找工作很困难，副市长王玉梅得知此事，多方联系。现在她被安排到康复中心当化验员。年逾古稀的董玉国见当年曾在育红学校生活学习的孩子们如今都已走上工作岗位，有的已建立小家庭，十分欣慰。不过，他的唐山之行有个小小的遗憾，那就是没见到５岁时被一对奥地利夫妇领养且至今情况不明的党育红。
“育红，你过得好吗？”
今年１月初，赴唐山拍片的中央电视台记者亓克君等人听说党氏三姐妹的经历后，十分感动。他们分别采访、拍摄了育新和育苗，当问及育红的情况时，谁都说不清楚。
为了拍摄党育红，亓克君等人先后通过奥地利驻华使馆、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多方寻找，一个多月后终于有了消息。现名育红·施耐德的姑娘，１９８１年被奥地利施耐德夫妇收养，如今在维也纳一所服装学校学习。其养父母得知中国记者要去采访、拍摄，当即打印邀请信并请中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电传过来。
亓克君和摄制组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好了赴奥的准备。行前，他们将三姐妹与董校长当年的合影复印在一张大纸上，又分别让育新、育苗、董校长在纸上各写一段话。育新写道：“育红：１５年没见了，你过得好吗？这张照片上左边的是我，右边的是你。现在，你是不是越来越漂亮了，真想念你。”育苗写道：“红红：在国外生活，一切都习惯吧？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我，我是苗苗，这张照片中间的一位是我。现在我们都已长大，唯一不同的是，我已成为一名军人。好想念你，希望你有时间回来看看。”
董校长十分想念育红，更渴望再次相见。他写道：“红红：你走时我舍不得，还哭了。想你现在一定很好，生活、学习都不错，我实在想你，希望你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来唐山看看，我已是７１岁的人了，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见到你！”
见到中国的记者和育新等人的礼物，育红一家十分激动。看完亓克君他们带去的录像，育红和养母苏珊·施耐德热泪盈眶。施耐德夫妇都在维也纳的图书馆供职，他们对中国十分友好。唐山地震后，他们便申请领养一个孤儿，未获批准。但施耐德夫妇并不灰心，几年间数次申请，终于在１９８１年如愿以偿。为了与育红建立感情，苏珊·施耐德还到育红学校所在的石家庄住了半年。如今，育红对学校只有模糊的记忆，苏珊·施纳德对石家庄和中国却比养女更为熟悉。当亓克君向育红全家转达唐山市政府的邀请时，苏珊·施耐德当即表示愿陪育红在今年“７·２８”前夕回中国参观访问。
黑头发、黑眼睛的育红·施耐德却不会说一句中文，她在卧室的墙上贴了一幅画，画面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她记得离开中国时，养母带她登过长城。学服装设计的育红要为育新、育苗各做一套衣服。她用德文写了回信：“董爷爷、育新、育苗：我感谢你们给我写来的信，但我很遗憾，只是对你们有一点记忆，如果能与你们再相会，我将非常高兴。我非常感谢你们送给我的礼物，而且希望你们能得到摄制组这次拍摄的照片。通过这些照片，你们可以看到我是什么样子。你们的育红。”
看到育红的回信和照片，董校长和所有得知这一消息的人都特别高兴。党育新告诉我，她和董爷爷、育苗已经约定，育红回来时，他们将去北京接她。
董校长和党氏三姐妹都盼着这１５年后的相聚！
“她就是我的亲生母亲”
在４０００多个孤儿中，进石家庄、邢台育红学校的不足１０００名，其余３０００多孩子都由父母原单位负责安置或好心人收养。女民警李克芬就是一位主动收养孤儿却不领政府一分赡养费的好心人。
地震那年，体弱的李克芬已是３个孩子的母亲。当解放军从废墟里扒出一个刚满月的女婴交给李克芬时，她未及征求丈夫的意见，就把这婴儿当做亲闺女。因为啼哭，孩子满嘴尘土，没有清洗用具，李克芬便将水一口口喂进孩子嘴里，再一口口吸出来。孩子缺奶吃，李克芬的丈夫在废墟里东找西寻，好不容易找到一瓶炼乳，但又没有奶嘴、奶瓶。李克芬的儿子灵机一动，找来一截胶皮管，全家人忙乎半天，终于解决了女婴的吃奶问题。
李克芬为孩子起名震健。一天，小震健放学回家问李克芬：“妈，为啥哥哥姐姐都姓许，我却姓震呢？”原来，她在外面听人说她是捡来的。李克芬不忍让年幼的孩子受打击，又苦于三言两语难以说清。她将孩子搂在怀里，反复叮嘱她别听外面的闲言碎语。后来，她将震健改为许健。
许健从师专毕业前夕，李克芬将她的身世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孩子。许健泪流满面，几乎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李克芬对她说，每个人都应对社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告诉你这一切，就是为了增强你的社会责任感，以更加努力工作，回报社会。
如今已是小学教师的许健谈及李克芬便激情难抑，她说：“我一直把她当做我的亲生母亲。母女间的亲情，不在于分娩的那一时刻，而在于这２０年给我的恩和爱。虽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但我仍然认为她就是我的亲生母亲，我就是她的亲女儿。”
在地震中死亡１万多人的唐山机车车辆厂有４００多孤儿，工厂抽出专人负责他们的生活、学习。如今已成为工程师的刘国一从工厂“五·七”中学毕业后，被分到机车车辆厂工作。他刻苦勤奋，不仅很快成为技术骨干，还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中央党校函授班学习。刘国一在内燃机车电机系统检修中采用、推广新工艺，并设计绘制大量图纸及工艺设备，为工厂发展做出了贡献，受到唐山市政府和铁道部的表彰。１９８６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有关部门统计，唐山机车车辆厂和开滦唐山矿的９４８个孤儿中，有９０多人在各类大学毕业，７９０多人成为生产、工作中的骨干，不少人获省、市、厂先进称号。
“将来发了大财，我一定要建个福利院”
石家庄、邢台育红学校接收的近千名孤儿中，大部分初、高中毕业后陆续回唐山就业，其中近４００人参军。１９８４年，唐山市民政局将１３８名在校就读的孤儿接回唐山，其中４３名送福利院，其余由各归口单位或亲属收养。
为解决孤儿就业，唐山市政府早就做出专门规定，每年毕业后不能升学的孤儿，由劳动部门优先安排到有条件保证吃住的单位工作。劳动部门也做出相应规定，即各企业每年招工必须有２０％的孤儿指标。前些年，所有毕业的孤儿都得到较为妥善的安排。
地震时刚４岁的王安是个淘气的小男孩，他先在石家庄育红学校呆了８年，回唐山后又进了福利院。１９９３年高中毕业后，因用工制度的改革，王安一时无法就业。院长等领导便让他继续留在福利院。过年过节市委市政府领导到福利院慰问孤、老时，院长等人就向上级反映王安就业的问题。这几年，不少大企业效益不好或没有招工指标，孤儿就业更为困难。经副市长王玉梅和许多热心人相助，王安终于在去年被安排到市工人医院行政处上班。没有工人宿舍，医院破例将王安安排到两人一间的研究生宿舍。
唐山市工商银行西山道办事处的谭德勇和妻子熊友芝都是地震孤儿，谈起在育红学校、福利院的经历和单位领导、同事们，夫妇俩有说不完的话。１９９３年，谭德勇患强直性脊柱炎住进医院，办事处主任崔国强等人多次去医院探视，并根据小谭夫妇均为孤儿且经济不宽裕的实际情况，做出医药费全部报销的决定。谭德勇家原来在一楼，为避免受潮，办事处领导很快为他调换了５楼向阳的一套两室一厅的单元房。熊友芝上班较远，无法去幼儿园接送女儿，煤炭医院团委的１８名志愿者轮流为谭德勇接送女儿，风雨无阻，在小谭住院期间，从未间断。
谭德勇、李树军等人都为成家立业后仍受到特殊关照于心不安，他们经常自问：以何种方式回报党和人民？李树军说：“将来发了大财，我一定要建个福利院！”更多的孤儿则表示，努力工作，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建设中的新唐山。（附图片）
题图：唐山街景。赖仁琼摄
左图：董玉国当年与育新（左一）育苗（左二）育红（左三）在一起。（照片除署名外均为亓克君提供）
董玉国近影
党育红近影
党育苗近影
党育新近影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为官要实为人要真
——四川省通江县委书记刘道平一席谈
梁小琴李长城
３９岁的刘道平，出身农家。当过生产队会计、村长、乡长、副县长、县长。１９９５年１０月被任命为四川省通江县委书记。
我上任半年多，遇到的困难真不少。职工工资拖欠，农民负担重，全是因为一个穷字。穷家不好当啊，这个集老、山、穷于一身的地方，向前挪动一步都太难了。
我是农民出身，这十几年都是在农村干的，农民的生活我太清楚了。现在，党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我所能做的，就是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带领农民致富奔小康。我给自己定下规矩，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更不搞政绩工程。如果想通过短平快的方式创造一些看上去光彩的政绩，那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在基层工作，尤其是我们这样的贫困地区，最重要的就是务实。老区太穷了，经不起折腾，本来底子就薄，如果我们这些基层领导一拍脑袋一个主意，吃亏的是老百姓。认认真真调查，小心翼翼决策，扎扎实实工作，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今年通江县委规定，今后，以农民的纯收入增加比例来评定干部的实绩，对埋头苦干抓生产抓发展的干部予以重用，对那些惯于只取不予的“税费型”干部和铺基建摊子的“建房型”干部要坚决换掉，倡导一种务实向上的干部政绩导向。
通江是有希望的，不该总是受穷。守着青山绿水要饭吃，怎么也说不过去。全县３００万亩荒山荒坡是这里的潜在优势，也是通江依山富民的希望所在。路子选定了，县委、县政府动员各行各业上山开发１００万亩经济林。当然，行政手段也用了，县里规定，单位不论大小，都必须搞，允许失败但不允许下山，非搞出点样子不可。有人担心会不会出错，我说有错我担着。该负的责就得负，有什么好怕的。我也拿出３０００元与山上几户农民联手开发优质水果。干部动真的，群众的积极性就上来了。现在山上集体的、个体的、国营的、合股的，各种形式的开发都有。农民说，过去干部只说不做，现在干部群众一齐搞，没有搞不好的。
为人虚假连朋友也交不了。老百姓都很实在，心里清楚得很，在他们面前，为官要实，为人要真。（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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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见闻录
“爱心敬告”牌
本报记者江宝章
商家重利，天经地义。然而记者近日在位于福州闹市的福州华都商场、华都商厦门前却看到这样两块“爱心敬告”牌：“为维护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的健康利益，切实保障《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条例的实施，华都商场（商厦）于５月３１日开始，对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将不再出售香烟。”据记者所知，这是全国第一家永久性对未成年人及学生禁售香烟的商业企业。
进出商场的顾客，常常不经意地在那块告示牌前逗留一会儿，那眼神中有赞许，有疑惑，还有惊奇。记者在华都商场香烟柜台前观察良久，由于有门口的那块牌子提示，这里已不见未成年人来买烟。商场总经理陈晋江对记者说，自从实行对未成年人禁售香烟以来，商场售货小姐已婉拒了几十次未成年人购烟的要求。一般顾客都能理解我们的做法和用心。
华都商场和华都商厦是去年刚刚进入福州市场的两家商业企业。对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禁售香烟将使企业一年蒙受十几万元的经济损失。深知顾客是衣食父母的华都百货为什么做这种“赔本的生意”呢？董事长陈发树说，这是一种责任。“少年强则国强”，未成年人和在校生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为了他们的健康利益，华都愿意牺牲一些经济利益，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并希望此举能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陈发树不无忧虑地说：“以前华都商场香烟柜台经常有小烟民光顾，而且买的大都是外烟和高档烟。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希望我们的做法不仅是华都的企业行为，而是全社会关心、维护未成年人健康利益的开始。因此我们准备向全国商业系统发出倡议，一起行动，对未成年人和在校生禁售香烟。”
在华都商场门口，一位带着小孩的中年妇女对采访的记者说，“香烟对未成年人的身体危害太大了。少年儿童模仿力强，容易受诱惑。华都商场率先对未成年人禁售香烟的做法太好了，它体现了一个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感和爱心。我希望福州的所有商场都不向未成年人售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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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物志
南伊沟里
访珞巴
本报记者张忠
从米林县城驱车向南，顺着层林叠翠、风景秀美的南伊沟，我们来到西藏东南部林芝地区米林县南伊珞巴民族乡。
乡党委书记达嘎是珞巴族人，今年３６岁，在西藏师范学院、民族学院和拉萨市委党校受过教育和培训。他告诉记者，这个乡成立于１９８５年，目前全乡有７０户、３５６人，其中珞巴族５２户，２７２人，还有藏族和门巴族人。１９８５年，全乡人均收入只有５７０元，而去年已达１３５３元。达嘎感慨地说：“这几年政策活了，挣钱的路子也宽了，乡亲们的日子确实好过多了！”记者了解到，这几年南伊乡的群众致富主要靠的是多种经营：伐木、挖虫草、编竹器、搞运输、劈瓦爿（藏东南民居屋顶铺设的木瓦）。现在全乡已有１２家个体运输户，群众还自发开了５家个体商店。人们愈发勤劳了，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走出家门进山伐木或是采药去了。
达嘎掰着手指告诉记者，山里有很多“宝”：三七、天麻、当归、党参、贝母、一枝蒿等药材和各种食用菌；７月份野生草莓成熟；８月份青?树和松树混生带草地上会长出名贵菌种——松茸。达嘎说，山上还有狗熊、猴子、小熊猫、獐子、鹿和野牛，过去，珞巴人有狩猎的传统，而今全乡已没有以一个狩猎为生的人了。三四十年前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的原始生产生活方式的珞巴人如今开始走上文明富裕之路。
在边境村寨——琼林珞巴新村，我们走访了两户珞巴人家。村民新东今年４０岁，在水草丰美的优质牧场上放牧着１０多头奶牛，仅卖酥油、奶渣一项，一年就能挣６０００多元。记者在新东家里看到：铺着长条地板的客厅里，靠西墙是四五床纯毛手工卡垫，东墙是一排新式美观的组合柜，柜上放置着彩电、录像机、录音机、收音机。南墙角上有台缝纫机，墙上挂着一台新式挂钟。大院子里，５头猪和６０多只鸡正在地上觅食。新东的妻子告诉我们，鸡和鸡蛋是用来换日用品和罐头食品的。村民旺久今年２７岁，搞个体运输，去年１０月从银行低息贷款７万元买了一台新“东风”卡车，至今已收入两万多元。
返回乡里的路上，达嘎告诉记者，这几年乡里陆续建起了木材加工厂、养猪场，成立了竹器编织小组，有了些财政收入。“乡政府有钱，方便了群众。”达嘎说，去年乡里为群众垫支了１５吨化肥款，还借钱给群众买汽车，帮助群众解决燃眉之急。
５月的林芝雨季伊始，我们在烟雨迷濛中离开了南伊沟。临别前，达嘎紧握着记者的手说：“我们珞巴人感谢党和各级政府的关心。我们一定会让南伊沟变得更美好，让珞巴乡亲过上更好的日子！”（附图片）
题图：国家拨款兴建的琼林新村珞巴民居。张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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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莫玷污“花朵”
顾土
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过去了，孩子和家长皆大欢喜。然而，笔者在节日期间耳闻目睹的一些事情却引人深思。
宁波市某区一幼儿园“六一”时搞幼儿“聚餐宴会”，园方早早发出通知，每个小朋友都要带一份菜肴来。聚餐那天，孩子们有的拿来３００多元一公斤的基围虾，有的拿来面盆般大的高档水果拼盘。幼儿的餐桌上，堆满了山珍海味。老师带着小朋友到各个教室观摩后，孩子们举起易拉罐饮料，频频“干杯”，有说有笑，好不热闹。
事后，社会上议论纷纷：难道吃喝也要“从娃娃抓起”？个别家长“从宾馆酒店搬来的那些高档佳肴吃公还是吃私很难说”。
又据宁波市一家报载：某小学“六一”前拉赞助，搞募捐，不出收据，按捐款额大小奖给学生几瓶“娃哈哈”果奶，并规定３０元起捐。一个学生捐了２０元，竟被老师退回去，一瓶果奶也没奖。一个小学生向爷爷要钱，爷爷没问清用途，因没有零钱给了孙子一张百元大钞。翌日，家长在校园看到孩子的名字上了“募捐光荣榜”的榜首，而且这位平时不争气、成绩平平而未能加入少先队的学生很快挂上了红领巾。很多人难以理解，如此“奇闻”为什么会发生在教书育人的学校。
还有，“六一”前某电视台播出的《王子梦》中，喜欢打网球的女孩，表达了长大后要得世界冠军的决心，她争冠军的目的很清楚：得冠军就有钱，有了钱，就可以“吃法国大餐，坐包机，住别墅”。观众真不明白，宣扬这样的“王子梦”干什么！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教育好下一代是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有识之士呼吁，要净化儿童的生存环境，切莫把社会上某些不好的风气带进洁净的校园；切莫让“有钱能使鬼推磨”之类的庸俗观念玷污了“花朵”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