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他山片石

  哥本哈根的免费自行车
章念生
在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市,有一种五颜六色的自行车很引人注目。从外形上看,它与普通自行车并无太多区别,但它的两个车轮是实心的,上面还印有各种广告。人们快速骑行时,远远看去,就像红、黄、蓝、绿、白各色绸带飘拂而过。这种自行车的最大特点是人们可以免费使用。这种车平时被锁在固定的地方,如车站、码头、商业区、学校、居民区附近,人们借用时只要将一枚20丹麦克郎硬币嵌入车锁,即可取下自行车,用完后找到任何一个指定锁车地点,将固定在车上的锁头插入锁内,硬币即可自动退还。据统计,在哥本哈根市居民中,只有33%的人开车上班,33%的人骑车上班,其余的或乘公共交通,或步行。但自行车失窃却时时困扰着自行车爱好者,花几千丹麦克郎(6克郎合约1美元)买辆自行车,顷刻之间不翼而飞,即使对于囊中并不羞涩的丹麦人来说也不是件愉快的事。如今,他们可以不用为此担忧,只要准备一枚硬币,骑车出门便不成问题。
哥本哈根的游客,也喜欢这种交通工具。不少游客下了火车、轮船之后,改骑这种免费车逛市容、参观博物馆或去市中心购物,既经济又方便。5月的哥本哈根,告别了漫长的冬日,市郊乡间初披绿装,一片娇嫩。驻足乡郊,不时能见到骑免费车郊游的人群,自行车的绚丽色彩,给那幽美的田园风光,又添了一份明亮和光鲜。
免费自行车给居民和游人带来便利的同时,却给“梁上君子”带来了不便。每辆车的框架上都装有一种特殊的磁片,一旦有人将其窃为己有,警方可以通过电子系统找回失车。另外,这种车的结构也和别的车不一样,零部件不“兼容”,它的部件无法用在其他自行车上。
这种自行车已经得到了哥本哈根市民的钟爱,不仅因为它方便,更因为它能减少汽车噪音和废气污染,哥本哈根市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大力发展这种交通工具,去年已花280万克郎,购置了1000多辆这种自行车,分布在150多个指定地点。1996年,这种自行车要增加到2000辆,今后几年内将增加到5000辆。丹麦政府计划到2005年,将公共交通的4%由汽车改为自行车。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走近普通人

  美国农家与电脑
刘爱成
春日的美国弗吉尼亚州乡间,农舍星罗棋布地点缀于一片绿色之中,一条乡村公路把我们引到其中的一户。
这是一座独立的农宅,房子周围停放着各种农机,房顶上架着卫星天线,四野是一望无际的庄稼。主人托利费先生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屋,室内的桌子上摆放着好几台大小不同的电脑。
托利费先生介绍说,这个农场是他们兄弟3人合伙经营的,面积总共达4000英亩,农作物主要是大麦、小麦、燕麦、豆子和玉米等。他们雇佣了3个长工,农忙季节再增加3个短工,主要靠机器作业,科学种田。
谈到科学种田,托利费先生兴致勃勃。他说农场的面积虽然不小,但要使每寸土地都能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讲究科学。因此,多年来他们坚持把重点放在3个方面:选用最好的良种,改进作物的生长条件,更新生产技术。他特别强调,近年来卫星和电脑等高技术为农场的增产增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说着他随手打开一台电脑,屏幕上立即显示出该农场的地图,它是利用卫星的全球定位系统(GPS)测画出来的,根据不同的土质把整个农场的土地分割成许多小块,标上了不同的编号。
在每次耕种之前,主人首先开车到每块地上去取土样,对土壤进行测试。由于面积太大,托利费把笔记本电脑和卫星(定位系统)接收器连在一起带在车上,电脑屏幕上随时显示出他所在的方位,以便他在土样上标明编号。
土样被送到一家土壤实验室检测后,数据输入电脑,屏幕上的地图立即以不同颜色显示出每块土地的土质和含肥情况。然后,电脑就可以计算出根据目前的土壤状况本季节最适宜种哪种作物。如果决定种大豆,电脑还可显示每块地需要施肥的情况。
托利费示范说,收割时,把产量监测器和卫星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连在一起同时放在联合收割机上,监测器中放一张软卡,收割后将此卡插入电脑,每一块地的产量即全部显示在屏幕上了。发现了哪块地的产量没有达到预定目标,他们就要研究其原因,在下季种植时加以改进。
农场在决定种植的间距、旱涝的预防及农药的使用剂量等问题时,都是先靠电脑计算出最佳方案,然后实施。
托利费说,气候的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他打开另一台电脑说,这个电脑直接与屋顶上的卫星接收天线相连,可以直接收到一家信息公司通过卫星传送的各种信息,有卫星云图、短期天气预报和长期天气形势的分析。托利费说,掌握了一个季节的天气形势,不仅有利于选择种植耐旱还是耐涝作物,也有利于做好预防工作,这对保证产量也是极为重要的。
他最后告诉我们,农民一年忙到头,最大愿望就是要得个好收成,再卖个好价钱。电脑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各种市场信息。他按了一下键盘,屏幕显示出当天市场上各种谷物的价格,移动鼠标后,又显示出期货市场每个月的行情。“通过这个电脑,不仅可以随时掌握目前及近期国内外粮食市场的销售行情,还能预测未来市场走势。这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我们通常等到市场短缺、价格最好的时候把产品销售出去”。
走出托利费的家,眼前是一大片绿色的农田,而在我心里,“农民”这一名称,似已有了与以往不同的含义。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儿童节随想
李学江
我的小孩正在读四年级,他班里有个同学常来家里玩,一问,父母都在美国,学成后在那里找了工作,但却决定将孩子留在国内受教育,理由是中国的小学教育质量高于美国。但最近碰到一些定居在澳洲的留学生,却又告诉我说,他们之所以备尝艰辛还留在这里,全是为了孩子的教育。乍一听,这颇令人困惑。
最近,记者采访了堪培拉的一所小学,想勘破其中原委。在校长陪同下记者来到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面并没有摆放整齐的课桌,还是幼儿园式的小桌矮椅。学生们在地毯上或坐或卧,有的写有的画,各得其乐;另有六七个同学围着一个年轻女教师在作魔方式的摆彩块游戏。校长走进来,便不断有孩子跑过来请她看他们的字或画,校长照例要夸奖一番,鼓励几句。
拿起课本,记者惊奇地发现,20多个学生,同岁同班,却使用三种程度深浅不同的课本。校长解释说,孩子们的兴趣和接受能力是有差别的,因此教师必须将学生分成三四个层次,以不同的进度因材施教,不允许强求一律。学生不愿学或感觉难的可以不学;对后进生老师没有批评和责备的权力,只有多加指导的责任。
记者拿起学生的练习簿,发现学生之间的水平差距颇大,就问这些差距最终如何才能拉平,校长的回答是,等他们长大了,这些基本技能总是可以学会的;小学教育主要是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在游戏中培养兴趣和积累知识,大可不必让孩子们感到压力。因此在整个小学阶段,学校既不评分,也没有考试,避免让孩子产生自卑自愧感和挫折感。这有利于培养孩子们的自信心、想象力和独创性,以便将来为社会作出他们各自独特的贡献。
毫无疑问,这种教育方式的结果是学生的基础知识薄弱,基本功较差。据说一些四年级的学生连“小九九”还不会背诵,五年级的数学课本只相当于中国三年级的水平,这种情况使一些留学生因担心孩子将来回国跟不上,而在家里给孩子开小灶,加学国内同年级课本。
采访结束了,我陷入难论高低的窘境。显然,中国中小学生的基本功要比外国孩子扎实得多,书本知识学得多,书面成绩都很优秀。但留学生们公认,外国孩子动手能力强、思路开阔、想象丰富,轻易不肯认同和满足于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多独创性,这又显然是他们在大学里后来居上的重要因素所在。不同的教育方式也铸成了不同的性格——外国孩子在各种场合表现出的那种乐观自信,言谈上的那份无拘无束和童心坦露,恰与中国孩子的那种拘泥谦谨,那种听来小大人似的语言形成鲜明对照。应该说,两种教育方式瑕瑜互见,各有长短,本人不敢在此遽下结论,妄断优劣。此文的一点浅谈拙议不过是作抛砖引玉之想,不妨由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去作更多更深入的探讨。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友谊之花

  人民的使者
——写在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再次访华之际
酆玮
5月,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享有盛誉的美国费城交响乐团第三次远渡重洋,前来参加我国’96国际交响音乐年。它的访问不仅给北京人民带来了愉悦的音乐享受,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美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人们也许还记得费城交响乐团1973年的首次访华演出。当时,中美两国关系尚处于微妙阶段,两国外交大门尚未完全打开,在周恩来总理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牵线和推荐下,实现了轰动全球的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对北京的访问。这对当时中美两国关系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美关系史上留下了生动的一页。
时隔20年,1993年该乐团再次访华,又留下一段中美人民友谊的佳话。该乐团现任总裁约瑟夫·克鲁格先生于1992年主动提出了访华演出的请求,并亲自来华安排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当然,他心里也藏着一个强烈的愿望:“来看看,时隔20年,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经过一年的筹备,至1992年底大体就绪。当时,正值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选举战激烈进行。克鲁格先生不断从费城打来电话,他表示关心这次竞选的结果,更关心今后美国对华政策。但他说:“不管今后时局怎样,费城乐团重返中国舞台的决心不会变。”为此,克鲁格先生专邀我访问了费城。在费城的短短3天里,我参观了该乐团所在地费城音乐学府,欣赏聆听了一专场音乐会,音乐会散场后,克鲁格夫妇、指挥夫妇和我又到附近酒吧小坐,边喝饮料边畅想访华的情况。克鲁格先生热情地介绍乐团中还有部分当年曾访问过北京的老演奏家,他们对20年前访问北京,并在中南海受到中国领导人亲切接见的情景记忆犹新。他们正期待着重返中国舞台。第二天去费团视察舞台设备时,有个叫凯迪的老乐团成员还专门向我展示了当时我国领导人所赠送的礼品,他20年来一直珍藏在身边。
1993年费团访华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国最大电视台CNN以及纽约电视台突出播放费团访华演出的新闻,尤其是该乐团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友好接见。这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法国国家交响乐团(今年4月已成行)、加拿大蒙特利尔交响乐团等乐团要求访华的电报接踵而来。国外音乐家们热情向往到中国去!从某种意义上讲,费城交响乐团的访华演出,为本年度的中国国际交响音乐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94年底,我公司代表赴美首次参加国际表演艺术组织经纪人年会。费团总裁得知消息后,热情发电邀请我们访问费城,希望就乐团第三次重访中国进行洽谈。由于时间原因我们不能前往,克鲁格先生竟忍着刚作完骨科手术的病痛,驱车前往纽约,以求相见。年会时间安排太紧了,我们只能挤一次会议的间歇,在大厅旁的咖啡座会面。双方几乎来不及寒暄,克鲁格先生就非常诚挚地表示,1996年希望再访中国。他说,1993年的成功是超出想象的,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早先的预想。
在1996年鲜花盛开的5月,美国费城交响乐团真的第三次来到了北京,作为它贝多芬音乐节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费城交响乐团献给中国人民的是贝多芬的壮丽乐章。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奥运撷趣
五花八门的起跑姿势
在1896年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还没有统一的起跑姿势。运动员们(见下图)见有的站着,有的双手叉腰,有的弯腰像抓鸡那样伸开臂膀……只有20岁的美国人托马斯(位于左起第二条跑道)在地上挖了两个坑,双手扶地,两腿前后分开,高抬臀部准备起跑。他的动作在当时引起了观众的好奇和哄笑。但是,这就是“蹲踞式”起跑的雏形。枪响以后,由于托马斯的姿势合理,比那些紧握拳头、仰头挺肚、咬紧牙关、全身紧张的运动员占了优势,所以他以12秒的成绩夺取了冠军。数年以后,这种起跑方法就在全世界流行开来。
得银牌的冠军
第一届奥运会正处于国际奥委会的初创时期,那时,对奖牌没有统一的规定,奖牌的质量、成份、大小、图案等都随设计者而定。这届的奖牌是由东道国雅典设计的。据说,他们认为金子太俗气,所以只设计了银牌和铜牌两种。这样,冠军得到的是银牌和橄榄冠,亚军得到的是铜牌和月桂花冠,季军只得铜牌。(之一)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横须贺断想
张国成
从东京南行约50公里,便来到位于三浦半岛南端的横须贺市。小城地方不大,人口不多,却因驻日美军司令部设于此而闻名。横须贺倚山傍海,风景绝佳,同时因其扼守东京湾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横须贺之于东京,就好比虎门之于广州。
来到横须贺,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大约150年前的“黑船来航”事件。1853年7月8日,4艘美国军舰经过环球航行,突然出现在横须贺近海。舰队司令官贝里宣称携带有美国总统致日本幕府的亲笔信,要求登陆面呈。正处在闭关锁国时代的日本人被这4艘庞然大物和船上那些金发碧眼的美国大兵吓坏了。地方官根据幕府的锁国政策,要求美国舰只立即离开。贝里为不负使命,答之曰:“不!”面对僵局,日本幕府以10多年前中英“鸦片战争”为教训,认为不可硬顶,遂批准贝里率兵登陆。14日,美国兵吹吹打打从横须贺久里滨上岸。日本长达200余年的锁国政策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由于美国军舰是黑色的,故日本史称“黑船来航”事件。
日本幕府识时务的做法,避免了一场兵衅,但却引发了国内关于“开国”和“攘夷”的争论。“开国”是当时的大势所趋。“攘夷”不过是书生议论。那时的日本拿什么去“攘夷”?“黑船来航”当年,日本废除了锁国所需的“禁止建造大船令”。第二年,当贝里再来时,又与幕府签订了通商条约,日本向美国开放了函馆、下田两个港口。不开国,可能亡国;不自强,开国也难避免亡国。19世纪下半叶的日本已感到了严重的危机。“黑船来航”15年后的明治维新,正式把“富国强兵”、“文明开化”奉为日本的国策。又经过30多年,日本的国力在亚洲异军突起。日本人回溯历史,把“黑船来航”看成了现代日本的起点。1901年,明治政府在久里滨贝里登陆处立碑纪念。如今,徜徉在贝里纪念公园,可看到日本对这位叩开日本大门的美国军人的尊重。
日本强大了以后干什么?固定在横须贺市稻冈海岸的一艘军舰似乎解答了人们的问题。此舰乃日本海大海战时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三笠”号。日本为与俄国争夺远东的海上霸权,1905年5月,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乘此舰,指挥日本联合舰队在日本海全歼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为纪念它的“光辉战史”,1926年,退役的“三笠”号被固定在这里供人参观凭吊。
巨舰的头尾飘扬着日本海军的太阳旗。4门主炮和14门副炮油饰一新,炮口昂指青天。指挥塔上东乡当年站立的位置被标出,不少人以来此一站为荣。进得舱内,宛若进了日本海军博物馆。在当年军乐的伴奏下,人们得以看到东乡的军服,带血的征衣,各式武器弹药和缩小的舰船模型。在这里,最令中国人难以平静的展品有两件:一为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保温茶壶;一为日本在甲午海战中缴获的北洋水师战舰“镇远”号的炮弹。说明上讲,那茶壶是当年攻克威海炮台的日军士兵在提督衙门丁汝昌的房间抢来的,一直为私人收藏。也可能这把茶壶能显示日本海军的“赫赫战功”,因此,尽管与“三笠”舰无关,还是捐出展在这里。一把提梁青花瓷壶放在草编的保温套中。细看:那壶上似乎还有爱国将领丁军门的遗泽。半人高的“镇远”舰黑色炮弹,在日本人的眼里,是日本海军的骄傲,但在中国人的心里,只会鸣响起“落后就要挨打”的警世钟。
走出船舱,初夏的太阳使人眩目。碧蓝色的海面上,驶过一艘铁灰色战舰。当地人说,这是横须贺美军基地的舰只。他指着一座青色的山包说,后面就是基地,一般人是不能进的。忽然,脚下的日本“三笠”舰与驶过的美国巡洋舰使我瞬间感受到了一种历史的因果关系:“三笠”舰指挥日本联合舰队打败了俄国,在万民陶醉中,日本的战争机器加速运转,最终导致日本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从甲午海战开始的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最终以日本无条件投降,国土被“盟军”管制性占领而告结束。“三笠”舰,功耶?罪耶?
“黑船来航”使日本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强大了的日本又走上了对外侵略之路;侵略失败后,又被人占领,军事基地保留至今。小城横须贺,竟凝缩了一部日本近代史。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一桩积年冤案的诉说
朱梦魁
在全世界闹得沸沸扬扬的菲律宾女佣事件,似乎唤起了法兰西新闻界人士几乎淡忘的记忆,也提醒法国女权主义者们注意到了一个原来不以为然的疏漏,这就是沉冤9年的法国女佣事件!今年3月,法国《十字报》首先将这桩积年冤案抹去了岁月的尘封,引起新闻、司法和人权组织等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法国女佣事件的“被告”是科特迪瓦姑娘费罗尼克·阿库比亚,她在法国的遭遇与萨拉在阿联酋的遭遇如出一辙。《十字报》就此向法国社会提出了令人尴尬的诘问:“法国舆论对发生在阿联酋的女佣事件如此关注和同情,而对法国自身的冤狱却如此漠然和缄默,这难道不令人费解吗?”
费罗尼克出生在阿比让的一个贫寒之家。80年代中期,她像许多黑非洲的青年一样,经不住西欧国家电视等传媒宣传的诱惑,怀着梦幻般的憧憬踏上了充满危险的偷渡之路。1987年,18岁的费罗尼克忐忑不安地潜越了西班牙边界,迈着战战兢兢的双腿来到了法国南部海滨城市尼斯。她怯生生地找到当地一个富豪之家做了女佣,不分昼夜地卖力干活。而每当她提出最起码的合理要求时,雇主马里尤斯总是阴沉着脸重复老生常谈的警告:“不要忘了你是一个非法居留者,只要你离开这个家门,警察就会把你抓起来!”为了今后的生计,她只得忍气吞声。
当年8月,费罗尼克多次被雇主父子强奸,她的眼泪和哀求都不能使她摆脱兽性的蹂躏和摧残。情急之下,她决定奋起自卫。一天,当雇主父子又欲行不轨时,她举起预先准备好的一柄厨刀,将雇主马里尤斯刺伤,他的儿子却做了刀下之鬼。随后,费罗尼克向当地警察局自首,并被警方拘留。可当警方调查此案时,素有恶行和劣迹的马里尤斯却反咬一口,诬陷费罗尼克企图偷窃他家的珠宝逃走,被发现时发生争斗以致行凶杀人。于是,可怜的姑娘竟成了“小偷”和“杀人犯”。
在此案的审理中,费罗尼克居然被置于被告席上。尽管医生证实了女佣遭强暴的证据,但这一医检证明却被法官压在诉讼的卷宗里未能出示,从而掩盖了雇主的强奸事实,而费罗尼克的偷窃与杀人两罪却被判成立。在这里,一个白人主子的证词显然要比黑人姑娘的辩白更加可信!为了表示法国司法程序的公正,当地法庭为请不起律师的费罗尼克委派了一名叫吉鲁姆的律师。这位具有极端右派倾向的先生,在非法移民与法国公民对簿公堂之际,他的屁股坐在哪边不言自明。这桩案子在拖沓4年之后,约翰·达吉扬法官最后宣判:对费罗尼克以故意杀人罪判处20年的监禁。
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阿联酋的菲律宾女佣案的轩然大波,使几乎被遗忘的费罗尼克的案卷在时隔9年之后被提请复审。关于此事的纷纷议论,也惊动了包括前总统密特朗的遗孀达尼埃尔·密特朗在内的法国妇女界的头面人物。令法国人迷惑不解的是,既然法国的女权主义者们为了解救菲律宾女佣萨拉而专门成立了“法国妇女声援委员会”,还派出代表到阿布扎比去表达法国人的心声,那么在法国监狱里的费罗尼克为什么听不到类似的声援呢?难怪有人就此感悟道:“看来一些西方国家注重人权,不过常常是在自己的国境之外。”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英国剑桥郡的农场主正在向儿童讲解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
李文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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