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
山区农村奔小康的实践与思考
李拴纣王家俊
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到本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的重点与难点在农村，而农村实现小康的关键又在山区。在全国人口和地域面积中，山区人口占到５６％，山地面积占到６６％。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山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沿海和平川地区。因此，深入研究山区发展问题，加速山区农村奔小康步伐，对全国如期实现小康目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山西省晋城市地处我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交汇处，又是一个以山地丘陵地带为主的多山地区。全市总面积９４９０平方公里，其中山地丘陵占８４％以上；全市５４．５％的乡镇和５５．３％的行政村分布在深山区。从经济发展情况看，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４年的９年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４２４元增长到了１２１４元，平均年递增１２．４％；而同期条件比较恶劣的２９个山区乡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仅由２６２元增长到５２７元，平均年递增只有８％，与全市的差距由１６２元扩大到了６８７元，并且还呈继续扩大之势。此外，山区农村经济发展还面临着比其它地区更多的制约因素：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单一，发展二、三产业举步艰难；开放程度滞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人才、技术紧缺，劳动者素质较差。这表明山区既是农村奔小康的重中之重，又是难中之难；加快山区发展，不仅是山区自身的迫切要求，而且是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需要。
前几年，晋城市在重点抓相对发达的平川农村，建成２５个小康乡镇、６５６个小康村的基础上，及时地把农村小康建设的重点由平川转向欠发达和贫困的山区，集中力量来做山区这篇事关农村小康建设全局的大文章，使全市山区农村出现了想小康、干小康、奔小康的新态势。一些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山区农村，如神南、塔里、寺头、西古堆、西樊庄、杨树庄、北杨等村从山区实际出发，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思路，取得了显著成效。塔里村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改造传统的自给半自给农业，从规模种植起步，靠深加工起飞，实行产加销一条龙发展，既富民又富村。寺头村充分发挥山区的土地资源优势，连片发展规模经济，形成“家庭小规模、区域大批量”的商品经济格局，向规模生产要效益，达小康。西古堆村依托山区的坡地资源，集体“搭台”，群众“唱戏”，自我积累，滚动发展，把养殖业这一山区脱贫致富的“蛋糕”越做越大。这些山区农村逐步脱贫致富的实践证明，山区农村奔小康，必须把艰苦创业精神与市场经济意识结合起来。艰苦创业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山区农村自然条件恶劣、生产条件落后，没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万万不行的。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靠艰苦奋斗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把艰苦创业精神与市场经济意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由穷到富的跳跃。
山区农村奔小康，必须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我国的山区农村大多是传统的农业地区，山大坡广，农业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大，是这些地区最突出的优势。这些地区之所以贫穷落后，并不是穷在农业上，而是穷在农业没有和市场接轨上，穷在农业没有形成包括加工、流通在内的完整的产业体系上。晋城市的实践表明，山区农村只有按照经济区域和“山上搞开发、山下搞加工、山外找市场”的经营格局，大力推行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才能脱贫致富奔小康。
山区农村奔小康，必须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讲，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具有“牵一发动全局”的重要作用。山区农村落后，主要落后在交通不便、水电不通、信息不灵上，这也是山区开放程度低的主要症结。要把加强山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山区农村小康建设的首要环节来抓，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办法，分期分批把山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搞上去，为山区的开发和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山区农村奔小康，必须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是农村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的基础，是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桥梁。也就是说，在我国，没有集体经济的发展，就不会有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小康。山区农村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比较多，更需要集体经济作后盾；农民收入的提高，公共事业的发展，无不和集体经济息息相关。从晋城市农村小康建设的实践看，凡是共同富裕程度比较高，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达到小康标准的村，没有一个不是集体企业发达、集体经济实力强的村。因此，一定要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作为山区农村小康建设的一个重大举措。
山区农村奔小康，必须把村级领导班子建设好。村级领导班子是农村小康建设的前沿阵地，其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山区农村奔小康这场攻坚战的成败。因此，要把山区村级领导班子建设作为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中心任务来抓，按照中央提出的“五个好”的要求，突出抓好党支部班子和党支部书记的选配。同时，考虑到山区农村的特殊性，在班子建设中还要注意班子的相对稳定，以保持工作的连续性，保证山区农村经济和社会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山区农村奔小康，必须实施帮带战略。山区农村由于经济和社会发育程度低，仅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小康，是比较困难的。近年来，晋城市依据邓小平同志的共同富裕理论，准确把握时机，在全市实施了以“先富带后富，社会帮未富”为主要内容的帮带战略，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实践证明，这是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加速山区发展步伐的一条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
第9版(理论)
专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思想道德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杨春贵
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正确处理各种关系。有些关系，如：思想道德建设与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的关系，党的最高理想与现阶段全国人民共同理想的关系，道德建设中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的关系，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已作了深刻的阐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又有一系列新的关系需要研究和正确处理。
“加强”和“改善”的关系
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加强。所谓“加强”，就是在思想上要更加重视，在地位上要更加突出，在工作力度上要进一步加大。要进一步突出地解决三个落实问题：首先是思想落实。全党上下要真正树立起这样一个战略思想，即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关系到我们跨世纪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要切实克服目前在一些同志中存在的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种种思想障碍，比如，只要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自然就上去了的“自发论”思想；只要把物质文明搞上去，不惜牺牲精神文明的“代价论”思想；先把物质文明抓上去，再抓精神文明的“割裂论”思想等。全党上下要深入进行一次精神文明建设战略意义的再教育，自觉做到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二是组织落实。精神文明建设不单是思想文教部门的任务，而且是经济战线和一切部门的长期共同任务。要克服那种经济部门抓物质文明建设，思想文化部门抓精神文明建设的“分工论”思想；要改变抓物质文明建设的不怎么抓精神文明建设，抓精神文明建设的又缺少物质保证的状况；还要改变主要领导抓物质文明建设，分工领导抓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第一把手不到位，精神文明建设就不可能真正到位。要形成各级主要领导负总责，全社会各部门和社会团体共同参加、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三是工作落实。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应当制定自己的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并把它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要有目标，有措施，有物质保证，有检查督促，像抓经济建设和各项业务工作那样，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每一个项目、每一项活动，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精神文明建设不但要加强，而且要改善。不解决“改善”的问题，“加强”是没有保证的，并且可能流于形式。邓小平同志说：“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这话无疑也适用于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同时他又说：“要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新办法”。这是完整的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讲加强，第二句话是讲改善。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利益主体多元化，就有一个如何从思想道德上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的问题；改革要创新，就有一个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对外开放，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文明的问题。这许多“如何”当中都有一些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划清界限，而现在不少方面界限不清，往往是旧办法不太灵，新办法还没有，因而一些人的行为就出现了种种失衡、失序、失范的状况。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改善精神文明建设。在这方面，要组织力量，下大力气，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求作出科学的回答，逐步建立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需要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领导文明和群众文明的关系
精神文明建设是群众的事业，必须广泛动员和组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使每一个人成为精神文明建设自觉的实践者。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特别要把提高青少年的素质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点，因为他们是跨世纪的接班人，是我们国家的未来。
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在群众，而关键在领导。马克思说：“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各级领导干部不仅应当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倡导者、组织者，而且首先应当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带头实践者。善为国者必先正其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组织、领导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领导干部自身必须有一种高尚的人格力量，严于律己，率先垂范。要求群众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群众做的，自己坚决不做。目前，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直接影响到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力。老百姓对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其行不善，其言也无力。邓小平同志说：“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搞精神文明，关键是以身作则。”因此，应当把反腐倡廉、塑造人民公仆形象作为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一环，下大力气抓好；而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当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为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榜样。能否做到这一点，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能否取得成效以及成效大小的一个关键所在。
思想教育和严格管理的关系
思想道德建设是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当然主要是靠教育，靠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强制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的方法去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十分有害。我们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一个优势，我们必须发扬这个优势，结合新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
但是，强调思想教育，并不排斥对社会的严格管理，必须制定和执行必要的法律、法规、制度、条例等等，以制裁犯罪，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约束各种不道德行为，惩恶而扬善。当然，这种严格的管理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教育与管理、自律与他律要很好地统一起来。通过持之以恒的严格管理，他律的东西就逐渐地转化为人们自律的东西，从而改善人们的素质，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张家港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之一就是思想教育与严格管理、自律与他律的有机结合。第一，教育引导先行：广泛开展“我为港城添新彩”、“市民形象”大讨论，创办上百所文明市民学校，散发１０万本《文明市民读本》，把思想发动、教育工作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第二，严管重罚：制定《文明市民守则》和“六要”、“十个不准”、１６个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建立１２支执法管理队伍，不管什么人，违反规定的，一律照章处理，处罚一般都较重。例如，乱吐乱扔者罚款３００—５００元，燃放烟花鞭炮者罚款１０００元。他们的经验证明，严格依法管理是稳定而有效的管理。我们在狠抓思想教育的同时，必须制定和完善诸如公共场所管理法规、社区管理法规、文化市场管理法规等各种行政法规，以约束人们的各种不文明行为。这是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成功经验。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思潮也侵袭到精神生产领域。一些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见利忘义，为了赚钱，粗制滥造，炮制和贩卖淫秽、下流、丑恶的照片、影片、录像带、书刊等精神垃圾，败坏社会风气，毒化人们的灵魂，腐蚀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这是一种严重犯罪行为。对此，必须依法严厉打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精神生产的根本目的是社会效益，即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为加强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邓小平同志说：“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这里讲的是“唯一准则”和“最高准则”，也就是说，精神生产要讲经济效益，但社会效益是精神生产的根本目的，一切从事精神生产的人们，都必须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要严格区别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同目的。如果离开社会效益单纯去追求经济效益，那就忘却了精神生产的根本目的，失去了它自身存在的价值。鉴于目前我们国家财力有限，还不可能有充分的精神生产的投入。为弥补这种不足，一些精神生产单位搞一些创收，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这也是必要的，但这只能是第二位的，并且必须以无害于社会效益为前提。因此，在对精神生产进行严格管理的同时，必须对精神生产者进行精神生产根本目的的教育，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生产者的价值取向问题。
虚和实的关系
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不像物质文明建设那样立竿见影，它有虚的一面。但是，这种虚并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是可以被人们具体地感知的。人们的精神状态总是要通过人们的具体言论和行动表现出来。所以，抓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实打实地进行，用一些同志的话来说，叫虚功实做。第一，原则性的要求要具体化，变成可操作的东西。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渗透到经济工作、业务工作和日常生活之中，根据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越是基层，要求就越是应当具体，有明确的针对性、切实的可行性，使之成为可以操作、可以检查、能够落实的东西。现在流行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原则化、一般化的要求多，而具体化的要求少。天津市和平区坚持“百姓选公仆”、烟台市实行“社会服务承诺制度”等做法，之所以富有成效，就是因为它具体、可以操作。第二，要大力弘扬正气，表彰先进。先进人物是精神文明的具体体现，他们生活在群众中间，对他们大力加以表彰，可以产生很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也有各种类型，有的是轰轰烈烈的英雄壮举，将其集中地系统地加以宣传，可以产生震撼人们心灵的轰动性效应；有的是在平凡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种种良好行为，如爱岗敬业、尊老爱幼、扶贫济困、和睦邻里等等，对这些良好行为经常加以宣传，可以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效应。这两种宣传都是需要的，有效的。第三，要强化管理，加强法制。不仅要扬善，而且要惩恶，包括惩治犯罪、反腐倡廉，约束各种不文明、不道德行为。一个地方也好，一个单位也好，不能松松垮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精神文明建设要与法制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努力造成一种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氛围。第四，有必要的物质投入。精神文明建设需要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来实现，像图书馆、书店、文化馆、剧院、博物馆等等，都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硬件”，需要物质的投入。这些投入不应当是随意性的，而应当通过法律予以保证。总之，软件要具体，硬件要投入；既有原则性要求，又有可操作性措施；既要大力扬善，又要大力惩恶，这样，虚功就可以做实了。
第9版(理论)
专栏：
探索对体制外财力科学管理的新途径
鲁晰
当前，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和财力分配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预算体制以外的财力规模已达到了同财政收入并驾齐驱的水平。这种以国家为主体、凭借国家职能取得的财政性收入，其范围越来越大，其速度也以高于财政收入年平均递增速度而扩展，并游离于财政预算管理范围之外，已产生了一系列比较严重的负效应。一是财力分散化倾向降低了国家集中财力的能力，制约了财政收入的增长，影响了国家职能作用的发挥；二是失去财政监督的预算外资金导致消费基金规模扩张性发展和消费结构集团化趋势，引发了社会分配不公及党风、社会风气不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推行准预算管理。
所谓准预算管理，就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体，以提高财政供给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优化为目标，采用计划、集中、直接或间接的方法，模拟预算管理的方式，对体制外财力进行的管理。实质上，就是国家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将逃离于国家预算之外的而又是凭借国家职能和依据国家法律取得的准预算财力实行预算方式的规范管理。准预算管理是一种财力管理方法。这种财力管理方法不仅管理资金的收支，而且还能通过模拟预算管理方法，不断规范这部分资金所有权，以提高各级政府的支付能力。
准预算财力来源于ＧＮＰ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而形成的财政性财力，因为构成准预算财力的各项收费、基金、附加、专项等收入项目，是依据国家权力设置和集中的收入项目，是以国家法律为依据，凭借国家职能而参与社会产品或ＧＮＰ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而形成的财力资源。准预算作为国家分配和管理预算外财力的一种手段，是辅助国家预算的财政性收支计划，要将所有逃离于国家预算之外的财政性财力资源全额纳入预算管理范围，反映国家对准预算收入的分配政策，体现国家管理准预算所要达到的收支目标。
要实现由预算外资金管理向准预算管理的转变，一是要变分散征管为统一征管。在依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单位的收费权，各项基金、附加、专项收取权集中于政府委托的专业部门或财政部门，统一交入财政部门规定的帐户，其支出由财政部门根据需要和结构给予核定并规范使用。二是要变计划管理为预算管理。对于准预算收入要建立预、决算制度，按预算管理方式年初编制收入预算、支出预算，在支出结构和项目以及标准的核定上，模拟预算办法执行，并要体现准预算财力专用性的特点，年终实行决算并经财政部门审核，报政府批准。三是要变专户存储为政府财力预算管理。准预算收入按预算规范统一缴入财政规定的帐户，模拟国库资金管理方式，并根据各部门资金使用的性质和规模，按预算进度和该项资金的收入进度实行预算拨款资金。四是要变统计核算为会计核算。建立规范的总预算会计、单位预算会计制度和会计科目以及凭证、帐户、会计报表体系，实行完全意义上的真实的会计核算，通过核算体系来规范预算外财力的管理。五是变两权合一为两权分离。即预算管理体制以外财力所有权归属于同级人民政府，使用权界定给各职能部门，但是其使用权的实现是通过财政预算为基本途径，实现资金分配主体由部门向政府的转移，部门具有使用资金的权力，但没有决策资金的权力。要通过准预算管理，达到下列目标：为国家和政府筹集体制外财力；用预算管理方式规范预算外财力流向和结构；增强国家动员财政性资源能力从而增加财政供给规模；从收入、支出、管理、监督、调节等方面辅助国家预算；实现预算转移支付的准预算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