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评《可爱的南京》丛书
徐耀新
由陈安吉主编的《可爱的南京》丛书，由南京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首批丛书有五种六册，分别是：《南京史话》、《南京的建筑》、《南京的文物》、《名家笔下的南京》、《诗人眼中的南京》等六册，构成了一个整体。这是一部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乡土教材的力作。该丛书洋溢着爱祖国、爱家乡的诚挚深情，贯穿了鲜明的爱国主义主题。爱国主义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实在的、具体的。爱祖国爱什么？具体地说，就是要热爱祖国的山川河流、丰富的宝藏物产、优秀的文化传统、光辉的历史业绩、伟大的人民群众等。因此，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行之有效的办法不是抽象的理论说教，而是具体生动地展示祖国母亲的伟大。
南京是一座具有２４００多年建城史、累计４５０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她的锦绣山川是祖国自然之美的缩影，她的风雨沧桑是祖国光辉曲折历史的写照。《可爱的南京》丛书是一部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材。《南京史话》（上下两册），是全套丛书的总纲。它以南京自远古而至当代的历史演进为总线索，简明而又生动地再现了南京的发展史、成长史。上册的年代从远古时代起，到１８４０年止，重点叙述从东吴到明代的八代建都史迹，兼及南京的地理概貌、历史起源以及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概况。而下册上起于１８４０年，下迄于１９９４年，仅一个半世纪，从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太平天国在南京、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五四运动在南京、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重大历史事件，写到南京的近代工业和交通的起步，以及近代南京的教育、宗教、民俗和城市面貌，然后重点叙述解放后新南京的巨变，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和正在迈向现代化大都市的广阔前景。该书是受了革命先烈方志敏《可爱的中国》遗著的启迪而命名的，鲜明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丛书总序，用了方志敏遗著中火一般的热情、诗一般的语言对祖国母亲的一段讴歌后，笔锋一转，用同样的情感和文字赞美南京的优秀传统和发展历史，拨动了读者的心弦，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这一命名把中国共产党人报国、殉国、兴国的历史贯通为一个不息的流程，使读者深刻感到，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民的最可爱的人。
该丛书以青少年为主要读者对象，具有鲜明的普及性的特点，在内容上表现为鲜明生动，从而成为雅俗共赏的佳作。该丛书都不乏周密的考据和丰富的史料，尤其是《南京的建筑》可以说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建筑学和建筑史学术专著。丛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经过了一番精工细作，熔通俗性、知识性、学术性于一炉。这就是该丛书的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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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研讨会综述
黄晓瑜崔扬
不久前，中国监察学会在北京召开了“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司法部研究所的有关专家、学者和纪检监察系统的实际工作者共２０人参加会议，围绕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现将讨论中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基本方针的理解
与会者一致认为，为了消除腐败现象，必须进一步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基本方针。
１．治标、治本的内涵以及二者的关系。一些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和体制、机制、法制等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法制问题更带根本性。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他们强调，标和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治标和治本，是互为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治标入手，查处一批大案要案，狠刹各种不正之风，有效遏制住腐败泛滥的势头，可使反腐败斗争立即见到实效，有利于反腐败的深入发展和进行深层次治理。而治本更具有根本性、长久性、规范性，通过治本才能更有效地巩固治标的成果。另外，对腐败现象的有效惩治又离不开机构的健全，以及法制、体制、机制的完善。总之，治标是治本的前提并推动治本的深入，各种治本措施也同样具有治标的作用。
２．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近几年来，反腐败斗争注重了惩治，忽视了预防，在思想上对治本认识不够，认为惩治是硬任务，预防是软任务，在工作上对预防抓得不实，没有把预防作为应有的职责充分履行，其结果是腐败现象堵而不绝。所以，今后要在治本上下功夫，在预防上做文章，把治标与治本紧密结合，做到惩治一个，治理一片，预防一线。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在腐败现象迅速蔓延、犯罪案件急剧上升的时期，应该以治标为主，强调惩治，这有利于打击违法犯罪；当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后，应不失时机地加强治本力度，以巩固惩治的战果和防范新的腐败行为发生。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也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
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思路和对策
１．进一步加强监督。与会者强调，要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必须在发挥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方面做文章。搞好监督首先应搞好党内监督，即必须发扬党内民主，保证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应该说，鉴于我们党的先进性，党内民主不像人民民主那样直接受到文化、地域、民族等诸多条件的限制，民主程度相对要高一些。党内民主在党章中的规定主要有四个方面：（１）党内所有成员在法纪面前一律平等；（２）党员是党内的主人，党的领导人由党员或各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３）党员充分享有党章赋予的民主权利；（４）党内重大问题由领导机关集体决定，不允许个人或少数人独断。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党员实际享受到的民主权利距离党章的规定还有差距，这样就使得对党的各级领导人，特别是对地区或部门一把手的监督力很弱，甚至党员按照党章所享有的监督权利不能得到很好行使。反腐败要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就必须在发扬党内民主上下功夫，使党内监督真正发挥作用。有些学者建议在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廉政委员会，加强对廉政勤政情况的监督，对有的不廉洁的领导人提出罢免案。总之，要改变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状况，积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建立、健全对权力的制约监督体系。
２．完善廉政法制建设。与会者认为，廉政法制建设是治本的重要内容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好廉政法制建设，当前主要应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加强廉政立法，逐步形成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廉政法律体系。当前需逐步制定以下法律：（１）政务公开法；（２）行政程序法；（３）公务员法；（４）财产申报法；（５）新闻法；（６）从政道德法；（７）监督法；（８）公众举报法或申诉法。同时，还应加快制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市场行为的法规。对已有的法律法规，也应根据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加以修改、充实和完善。其次是要严格执法，凡违法违纪的公职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严肃予以法律或纪律制裁。目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如果不对这个问题引起高度重视，并认真加以解决，廉政法制建设也会成为一句空话。
３．加强思想教育。与会者认为，提高国家公职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是预防或减少腐败现象发生的一项重要措施。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当前要着重抓好两个方面的教育：（１）人生观教育。世界观、人生观从根本上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只有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才能把实现人生的价值同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紧密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抵制拜金主义的腐朽思想的侵蚀；（２）廉政教育。主要是教育公务员正确认识和对待手中的权力。公务员必须忠于国家宪法和法律，忠于职守，廉洁奉公，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纪律观念，自觉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与会者认为，应切实解决目前公务员工资待遇偏低的问题。专家、学者认为，一些廉政建设搞得好的国家或地区，公务员都有较好的待遇、较高的社会地位。以俸养廉是搞好廉政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当然，提高公务员的待遇必须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使他们得到合理的报酬，并随着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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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不能把宗教等同于迷信
陈先达在题为《科学不容玷污，迷信必须破除》座谈会上指出：宗教与迷信，从理论上讲确有共同之处，都相信和崇拜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同属于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但是，它们有着很大的区别，不能把宗教等同于迷信。首先，宗教是一种思想信仰，一种世界观。而迷信则始终停留在一种低级的世俗乃至庸俗的程度上，不能从自身中产生更高的有价值的精神性东西，无论是原始迷信、封建迷信，还是现代迷信，都是在同样的基础和水平上产生，然后又消失。其次，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与政治、哲学、文学艺术、法律、道德等相互包容，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第三，宗教有自己的理论、教义教规，有严密的规章制度、宗教组织、仪式等。宗教活动还可以通过对信徒进行爱国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方式回报社会。因此，国家法律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只要它是合法的，就要受到保护。迷信活动则是有害无益的，如现在社会上一些地方盛行的广修庙宇、乱建坟墓、看相算命、神医巫术等等活动，既浪费大量人力财力，又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妨害社会进步。因此，它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属于扫除、破除之列。
（摘自５月２８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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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论
党风廉政建设与市场经济相辅相成
曾国安
有的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党风廉政建设的关系很不理解，认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于是，在他们看来，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就不能搞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下不可能遏制腐败。他们把党风廉政建设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对立起来。其实，这种认识是一种误解。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１．市场运行是有一定规则的。市场运行是有自身规律的，其中心内容是，要求任何市场主体只能在不损害公众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和实现自身的利益。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平等的竞争，市场交易必须公平。因此，“信誉第一”、“以诚取信”、“顾客就是上帝”、“顾客的利益至高无上”，已成为当代市场经济的一大重要宗旨。一切商业行为，均应取信于顾客，否则，就等于自毁信誉、自取灭亡。这些就是举世公认的市场经济的重要信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属性是社会主义。我们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打击经济犯罪，反对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等，就是要营造一个好的社会风气、好的职业道德、好的商业信誉，这对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
２．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同市场经济的关系，实际上是政治与经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实行党风廉政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衡量的标准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标准就是邓小平同志倡导的“三个有利于”的思想原则，即是否体现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全国人民日益增长了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二者之间所遵循的基本路线也是完全一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的基本路线，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实施党风廉政建设，也离不开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其结果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党风廉政建设日益加强，二者之间的目标完全一致。
唯物辩证法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势必影响、制约经济基础。生产发展了，取得了好的效益，就可以为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奠定物质基础。必然为上层建筑提供一个好的硬环境，为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人们不难看到，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确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新观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人们逐步树立了开放、竞争、平等、效益、民主、法制的观念和意识，对我们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靠法律法规规范各种市场行为，这有利于增强党的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的逐步形成，党内外严格的约束机制有利于防止和克服一些党员干部以权谋私等腐败倾向。为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才能给人提供一个可遵循的行为准则，才能消除因新旧体制并存而出现的种种漏洞，消除或减少产生消极腐败现象的社会条件。所以，一旦党风廉政建设搞得好，人们依照法律、政策办事，各级领导又以身作则，遵守市场经济活动秩序，从而形成一个无形的力量，为发展市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基础，提供可靠的软环境，有力地推动物质文明建设。不难断言，党风廉政建设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种不可估量的精神动力，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思想保证。事实证明，实施党风廉政建设，使精神文明建设有一个新的飞跃、新的提高，社会呈现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那自然会吸引更多的外商来华投资办实业，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全国各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其二者之间彼此促进性。
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依法行政。在转轨时期，由于法律体系不可能一步到位，产生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种种现象，诸如一些地方产生了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钱权交易、以权代法、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干扰了市场经济活动秩序。因此，我们必须强调，每一个领导者与管理者首先要以身作则，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依法行政。如上所述，发展经济离不开党风廉政建设，同样，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也离不开发展经济。但是，如果抓党风廉政建设脱离了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也就失去了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过去的计划经济，它带来许多新的观念、新的意识、新的概念。倘若我们进行党风廉政建设还是按老一套的、僵化了的传统观念来办，那就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要求，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比如，进行嫁接外资、中外合资，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的产权改革等，有的地方的领导者仍按照计划经济的套路来认识，总觉得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总强调“肥水不流外人田”，不理解引进外资、技术、人才和先进管理方法，对我们发展经济的重要意义，采取种种方式，干扰改革开放，甚至采取违背市场经济活动秩序的作法。如果我们不以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思想原则为前提，不敢于冲破“姓社姓资”的理论束缚，我们又如何会敢于创新，敢于改革，敢于先人一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特别是沿海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了的：打破大锅饭，破除了平均主义；实行重奖重罚的激励机制，激发了人们的竞争意识；实行企业股份合作制，推动企业走上市场；扩大开放，破除“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封闭落后观念，有效地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等。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党风廉政建设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工作，为推进改革、开放服务，要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真正地使二者相互促进。当前，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和管理者来说，务必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运用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等，引导社会主义市场健康发展。为此，依法行政，严明纪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清正廉洁的重要手段。只有这样，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才能少走弯路，少走错路，党风廉政建设也才能够收到实效。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党风廉政建设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是客观地存在着，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谁违背了这个客观事实，谁就将受到惩罚。我们应当因势利导，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认真纠正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的违纪违法行为，提高坚持“两手抓”的自觉性，坚持不懈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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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索与商榷
统筹学的形成及其影响
苏银成
内容提要：统筹学是一门新型的管理学科，是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和一些专家学者创建的，其理论雏形已初步形成。它把各管理对象作为统一整体进行筹划，制定最佳的管理方式。它着眼全局，追求整体效益的最优化，使管理的主客体及其社会环境达到有机的统一，管理与效益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在国民经济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统筹学的产生及其特点
本世纪６０年代，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吸收国外同类型先进技术基础上，结合我国统筹思想，与其助手一起进行“双法”（统筹法、优选法）的普及与推广。华老是我国系统工程的开拓者，他经过对运筹学、系统工程的科学考察，进而致力于统筹学的研究与探索，提出创建统筹学，从而作为统筹思维的这门科学首先在我国崛起。他生前提出的“大统筹、理数据、建系统、策发展”十二个字设想，为形成统筹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不幸去世后，一些专家、学者继承其开创的事业，潜心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一批批成果。不久前，刘天禄所著的《统筹学概论》一书的出版，正是众多成果的一部分，标志着统筹学理论雏形已初步形成。
统筹学是一门新型管理学科，把各管理对象作为统一整体进行筹划，制定最佳的管理方式。它的产生是有其特殊的社会条件的。本世纪以来，在社会、经济、科技、环境诸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使管理对象的纵横交织的网络关系突出，为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必然相应地出现一体化管理的发展趋势，即实现对管理诸对象的统一筹划，使它们之间互补共进、利益调和、协调发展。这已成为今天和未来管理实践的基本趋势。对于解决当今复杂的管理问题，日本国际控制论权威椹木义一先生认为，控制论发展至今才发现它并不能够全面反映管理主体、客体结合的现状。控制论的系统思想只能解决事物系统中的问题，却不能把管理对象中的不可控因素纳入可控的管理范畴。而统筹学则显示出强劲的优势，它是最能体现当代管理本质和要求的新型管理科学。
纵观统筹学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可操作性强。统筹学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等有关研究成果而形成的管理理论体系，吸收了多学科的营养，其概念体系立足于观念的更新，促成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型；操作体系依赖最新数学研究成果等自然科学工具，统一筹划管理对象中的可控因素与不可控因素，为最终实现其管理实践提供科学依据；评价体系从宏观出发，注重于从整体效益的最优化角度来审视，使评价结果更能切合管理实际。二是统筹学与效益直接挂钩。统筹学着眼全局，追求整体效益的最优化，使管理的客体、主体及其社会、环境达到有机统一，管理与效益直接联系在一起。
二、统筹学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作用
国民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对其各类关系（不管其是否可控）必须进行全面的分析，从整体出发，才能够对庞大的国民经济系统进行有序的管理。但是，人们在国民经济的管理工作中，面对复杂的管理对象，往往缺乏整体、系统观念，顾此失彼，甚至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样，就影响了管理的科学性、有序性，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统筹学正是为解决当今管理难点而崛起的，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是人时空的统一，为在国民经济动态运行中进行科学管理提供了条件。古代兵法把“天时、地利、人和”作为进行军事斗争的前提条件。在商场即战场的当今，许多有成就的企业家也十分注意“天时、地利、人和”的作用。广为流传的“应天时者创基业，占地利者守霸业，行人和者成事业”，则更是把“天时、地利、人和”的统一状况同事业生存发展状况直接联系，其实质体现的是“人时空”统一的最佳状态。
统筹学把“人时空”看作统一体，并作为管理对象的实践活动的核心。这是根据管理实践活动，是依据“人时空”的统一状况而进行的。在这个统一体中，时间是流动的，空间是固定的，而人总是通过对时间的把握去获取空间。时间差异是人时空统一的第一要素；人群本身的存在也是以时空为基本形式和载体的，而人群本身的价值也是以时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故空间差异则是人时空统一的第二要素；时空及其价值，只有在人的作用下才可能表现出来，时空要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却可以选择时空，揭示时空的价值并决定其利用。所以，人群是人时空统一的第三要素。然而，它则起主导作用，只要改变了人群状况，也就可以带动时空利用状况的改变。例如：在我国经济管理模式和企业经营模式转换过程中，有些企业出现的产品积压，实质上指的是市场条件不具备或产品不能被市场接纳。在不同的人时空条件匹配下，积压产品可以转化为畅销产品，畅销产品同样可转化为积压产品。其关键在于人们正确地选择时空条件，抓住机遇，适时调整产业结构，适应市场的需要，则可实现其价值形态的现实转化。
二是相容性与事业取向的统一，优化国民经济管理的方案组成。这里所说的相容性只涉及被管理对象及管理实践活动的有关各方面、各部分、各关系之间容许共存一体的程度，而不管它们是否可控或可控程度，均可纳入可管理范畴，加以统一筹划。所谓事业取向是指长期开展的业务在事业性质上的取定和趋向，内容包括主干事业取向；侧枝事业取向；服务或保障事业取向。以医院而言，其主干事业取向就是医疗，其研究室、辅助诊疗室和基础科室均属于医院的侧枝事业取向；其行政保障、生活保障、物资保障等均属于医院的服务事业取向。主干事业取向居于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它发生变化，统筹对象的性质和社会属性就将发生相应变化，整个统一体就将演变为一个新的统一体。对于国民经济这个庞大的、复杂的、动态的管理体系，统筹学一方面把管理主体、客体、社会、环境的相关部分作为统一体加以全面研究，另一方面把所有可能性和必要性统一起来。其中的可能性以相容性加以概括，而必要性以事业取向来把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约管理对象生存发展的因素却不完全在可控范畴之内，而以多种形态呈现出来。所以，统筹学突出相容而不是相关。因为，相关只涉及可控因素，在主体、环境甚至客体中还大量存在着不可控但可适应、可利用的关系，它通过政策引导、协议、协商、合同等形式将其纳入可管理的范畴，使这些因素可以通过国家干预等手段实施管理。这就是说，统筹学尽最大可能把影响管理对象生存发展的各种可控和不可控但可适应、可利用的因素按其本来面目纳入管理筹划之内，并由事业取向决定其取舍和实施，从而为国民经济管理的方案组成、计划编制、控制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保证。中央强调宏观调控、优化产业结构，其最终目的就在于防止或调整国民经济的不合理结构，达到协调同步，其实质就是实现管理统筹对象的相容性和事业取向的统一。
三是成功、优化、良性循环的统一，体现了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所谓成功是引导事业的发展；而优化所体现的是成功和良性循环的实现程度；良性循环则是解决发展和持续问题。当前，流行的管理理论大都以目标为核心，追求目标优化。但是，在现实的管理实践中，人们往往缺乏必要的理论思维，习惯于自发积累的经验。一旦经验难以使目标有效确立，目标优化在实践中的价值意义就很难保证。现在，一些国有企业不景气，并非其不能够组织生产或不能获取高产值，而在于其产品难以适销对路，缺乏市场竞争力。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不在优化方面，而在成功和良性循环方面。现行存在的管理体制不畅、生产力结构不合理、产品不适销对路、经济效益低下、生态失去平衡等都与此不无关系。所以，必须强调价值的整体效益，它是由成功、优化、良性循环共同完成的。三者必不可少。只讲优化，不讲成功和良性循环，本身就是以价值效益的局部去代替价值效益的整体。统筹学则要求以成功为本，以优化为标，以良性循环造势，最终达到价值整体效益与客观环境的统一、协调，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较佳的可操作途径。
四是为各管理学科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有效性提供保证。统筹学考虑管理对象问题时，必须兼顾方方面面，从而在客观前提上实现人时空的统一，在组成、组织上实现相容性和事业取向的统一，在价值效应上实现成功、优化、良性循环的统一，在操作对象上实现主体、客体、环境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统筹学只为各学科在具体对象的管理应用中指明其作用方向、要求、限度及其轻重缓急，发挥知识组织的功能。但是，统筹学并不能替代其它各管理学科在实践中的有效作用。现行一些管理学科在运用中出现的弊端，从根本上讲，不是这些学科自身的问题，而是面对复杂的管理客体，超过其适用范畴。因此，有效组织和发挥各管理学科的积极作用，也正是统筹学通过自身的管理理论与方法所要实现的目标。还应强调，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除权力的核心作用不变外，智力（超常能力）的作用将在管理实践中起主导作用。统筹学之所以把主体纳入考察的范畴，并把主体、客体、社会、环境组成的统一体作为整体研究的管理对象，从根本上讲是要激发管理者的智力，真正实现权力、智力的统一，发挥智力（知识）的杠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