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乡土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张永泉
在５０年代同时出名、“文革”后又同时复出的那批作家中，刘绍棠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他在乡土文学这块土地上笔耕不辍。以１２部长篇、２１部中篇、几十篇短篇，营构出一个自成天地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如何评价他的这一创作追求和实践，就成为摆在评论界面前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崔志远、龚殿舒的《运河文学体系论》，就是为回答这一问题而撰写的一部带有探索性的著作。
“乡土文学”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往往对它作出各有侧重的解释。崔志远、龚殿舒通过对乡土文学发展史的考察，得出了他们的结论。他们认为，乡土文学除了它题材的界属外，其根本特征在于它展示了某一特定的地域文化的深层意蕴，这意蕴“不仅仅是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风俗习惯、民风民情等，更应是深蕴其中根深蒂固的民族生存观念和固有心态”。所以，抓住了乡土文学的文化底蕴，就抓住了乡土文学的灵魂。正是从这样的认识角度出发，作者一开始就专辟“绪论”一章，论述乡土文学和地域文化的因缘，并以此为契机，转入到对刘绍棠的故乡北运河所属的文化区燕赵文化的剖析，然后又步步深入，由燕赵文化引出运河文化，由运河文化引出刘绍棠所营构的运河文学。这不仅使该书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论气势，而且水到渠成地展示出“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的文化底蕴，为“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定了性和定了位，从而使人对刘绍棠的创作追求和实践的文化特征有了总体的把握。
读《运河文学体系论》，给人最深的感受是作者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较高的概括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表现在对刘绍棠的创作追求和实践的文化特征的总体表述中，而且还表现在对这种文化特征的各种具体表现的深入分析中。作者从运河文学的“理论构架”、“形象世界”、“结构体式”、“语言文本”等几方面入手，抽绎出运河文学的文化特征，表现出令人叹服的眼力。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与道德面面观
杜书瀛
目前，全社会都在关注精神文明，关注伦理道德问题。正如一位友人来信所说：“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人文景观；就我们文艺界来说，像现在这样关注文学与道德问题，也很少见。”我有同感。
文学与道德这个题目不是哪个人硬想出来的，而是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实践把它推到我们面前来的。
当今，世界历史的大潮和中国历史的大潮相汇流，不容分说把我们中华民族这条古老而又崭新的大船从计划经济推到市场经济的航道之中。
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极其深刻的社会基础部分的转化，是十分重大的社会基本机制的变换。这个转化和变换，势必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掀起倒海翻江的巨大波澜和细致入微的深刻变化。这里有不同价值观念的剧烈冲突，有旧规范的失效也有新规范的建构，有优秀传统（中国的和外国的）的赓续，也有新的人文精神的创造……这一切，必将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伦理道德领域之中，因为道德关系是最牢固、最基本的人间关系，道德事关人人、家家、国国，世界没有道德关系，社会就会解体。打开我们的报纸，听听我们的广播，稍微留心一下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道德问题多么突出！这自然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之一。
与此相关，上述一切也必将非常突出地表现在文艺问题上。文艺是社会人生最敏感的神经之一。我很赞同这样一个说法：“文学与道德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看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通过道德为中介的。”应该说，文艺与社会的联系可以有好多中介，其中最恒常、最根本、最普遍、最贴近的中介是道德。
对于文艺与道德的关系，前几年我们一些同志（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以及我自己）并没有十分清醒的认识。那时候为了把文艺从以往“工具”和“奴仆”的可怜境地中解救出来，常常主要强调文艺自身的审美本质和区别于政治、哲学、道德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常常只是突出论述文艺的自律性，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缺点是注意了区别而忽视了联系，就是说，对文艺与道德（以及哲学、政治、宗教等）的联系注意得不够、讲得不够。这是不是造成文艺离道德越来越远的一个原因（理论批评方面）呢？当然，问题是复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后来这几年由于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出现了“文学不关心道德、不论道德、无道德、不道德”的倾向，在某些作家和理论家、批评家看来，文学不愿、不必也不应再承担社会责任、道德责任，文学不愿、不必也不应再肩负历史使命，于是只剩下了“玩”。如果文艺只是玩，那也等于取消了文艺，就像过去把文艺等同于政治、等同于道德从而取消了文艺一样。把文艺看成只是“玩”，违反了中外文艺史的基本规律和基本事实。难道看不出那些伟大作家笑中常含着泪水？看不见他们笔下常滴着血？听不见他们“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文艺不能无关社会、无关人生，因而也不能无关道德。我还是信奉这样一句话：“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所从事的，是一项人类灵魂的伟大工程。文学通过塑造灵魂、改造灵魂、构建灵魂，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学”，从而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灵魂中最主要的部分之一是道德、人格，因此一个伟大的作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道德家。
文学与道德自古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学尤其如此。这也许可以算是中国文学的特色、中华民族的特色。
就全人类范围而言，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管非洲还是美洲，人类的精神宇宙都有三个光辉的太阳在照耀着，这就是真、善、美。只要人类存在，这三个太阳永远不会坠落。但是，因文化传统不同，东方（中国）和西方，人的心目中这三个太阳的地位却不尽相同。中国人更看重善，而西方人更看重真。如果说中国人以善为本位，那么西方人则以真为本位。中国儒家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重心和中心是“诚意、正心、修身”，即道德修养、人格建设。“格物、致知”是以“诚意、正心、修身”为目的的；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也须以“诚意、正心、修身”为根基，不然将一事无成。西方自古希腊起就把认识真理放在首要位置，对外，要认识自然，对内，要“认识你自己”。认识真理高于一切，其他精神活动都以此为中心来进行。联系到文艺，中国历来重视文艺与道德的联系、美与善的联系。孔子就是以美与善相联系的标准来评价古乐的，说《韶》“尽美尽善”，而《武》“尽美未尽善”。儒家还讲“修辞立其诚”，这“诚”，是道德范畴（价值论范畴），而不是真理范畴（认识论范畴）。中国古人很重视文学的道德意义。《荀子·大略》中说：“人之于文学（按：此‘文学’有文章、博学二义）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一个“鄙人”，“被文学，服礼义”，就成为“天下列士”，可见文学对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建设的意义。汉代的王充也强调“人无文则为朴人”，“人无文德不为圣贤”，并明确提出“文人之笔，劝善惩恶”。“劝善惩恶”几乎成了中国戏曲、小说创作的根本信条。与此相比，西方更重视文学的认识意义，从古希腊的“摹仿自然”，到１９世纪俄国美学家的所谓“再现现实”、“复制现实”，一根线穿下来。“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个口号更具有西方味儿。
然而，西方文学也并不忽视道德意义，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就是例子。他的创作，他的理论，都强调文学的道德价值和道德作用，著名的“托尔斯泰主义”根本上应作道德的理解。托尔斯泰在为《莫泊桑文集》作序时，也反复讲文学家必须具有“道德态度”，认为这是一部作品是否获得成功的根本条件之一。这说明，尽管西方与东方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美学主张，但对文学与道德的联系还是普遍认同的。
到近代和现代，中西美学互相交汇，显出某些合流趋向，中国借鉴西方美学，西方也吸收中国美学，真、善、美在中国文艺、西方文艺以至全人类文艺中越来越取得大体均衡的地位，被看得同样重要。这是符合文艺的本性的。优秀的文艺，真、善、美三者缺一不可。针对目前我国文艺中某种忽视善、忽视道德意义的倾向，应该疾呼：文艺不能无德，更不能缺德！作家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必须重视文艺的道德功能和文学家的人格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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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短评
民族兴衰与时代变迁的聚焦
——读长篇小说《南方有嘉木》
何志云
长篇小说《南方有嘉木》，以浙江杭州一个土著茶叶世家的命运为主要线索，通过对百余年来“华茶”跌宕起伏的历史的描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来的是江南茶乡——特别是杭州——的一部近现代史。
作为茶的世界发源地，中国具有悠久的茶发展史和茶文化史。《南方有嘉木》正是在广阔的背景下，开始对于杭九斋家族三代人的命运描绘的：生于清末颓世的杭九斋，风流儒雅，却不善理财治业，终于死在浪荡无羁的烟榻上；杭天醉恰逢帝制彻底崩溃和民国艰难诞生的风起云涌的时代，但身上交错着奋发和颓唐的矛盾，难以摆脱，以后不免也染上鸦片之毒，不得已遁向空门；到了杭氏家族第三代杭嘉和杭嘉平兄弟正式登台亮相之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因为蒋介石的叛变宣告失败，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广阔的时代，和更加复杂的命运……茶人的个人荣辱、华茶的兴衰，与时代民族艰难行进的脚步，就这样紧密交织、血肉相连，从而勾画出一部近现代史上有关茶的命运的历史文化长卷。
这部历史文化长卷，犹如一座“庭院深深深几许”的院落，穿过杭九斋祖孙三代的身影，首先引人们走向一道中华茶历史和现状的文化风景线；接着，在这道风景线中逐渐显现的，是一部从１８４０年以来至今的杭州地方史，其中，主要的侧重面是较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民风民俗，尤其是茶俗；到了这时候，人们已不难发现，从帝制时代、共和时代延续而今那历史的风起云涌，正在有条不紊地依次展开，带给人们一阵浓似一阵的时代气息。而在这座院落高高的上空，始终笼罩着一片郁绿的中华茶人的精神，那就是灵魂深处的和平信仰，以及具有悠久历史的平和的生命状态。这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指出的是，《南方有嘉木》对吴越文化作了颇有价值的探索和描述。作为孕育民族工商业的主要温床，城市无疑是近现代吴越文化的重要载体。《南方有嘉木》以茶历史与茶文化为切入点，作为勾勒吴越文化之脉的特殊角度，是十分巧妙的创造，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文学创作要通过对人物的塑造来进行。《南方有嘉木》在描绘杭九斋家族起伏命运时，着力去把握和揭示吴越文化体现于杭州人的神髓，他们在那小天地里的自得其乐和对周而复始生活的叛逆冲动，那血性起来时的慷慨悲歌和总也摆脱不掉的骨子里的颓唐，那细腻敏感的内心感受和优雅散淡的市民习气，笔触所向，可谓处处入木三分。
作者自觉地把这一切，始终置放于鸦片战争爆发以来近１００年的大背景下，并且互相交汇，彼此相融，这样，作品对吴越文化的揭示越是深入，便越是超越了地域性的表现和限制，而获得了颇具民族性和历史感的品格。作品的语言致力于对杭州地方方言的提炼，糅杂典雅的古典文学与清丽的地方语言为一体，雅致简约，富有表现力和人文情蕴。
作为浙江的一位青年女作家，王旭烽在潜心文学创作多年后，一头扎进位于杭州双峰村的中国茶叶博物馆，成为那里的工作人员。从这时开始，“茶进入了我的生命深处，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茶人”。她以若干部关于茶的理论专著、散文集和电视片为先导，接着奉献出这部沉甸甸的《南方有嘉木》，这更使人们感受到，深入生活的要旨，根本是在与创作对象同呼吸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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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刻画劳动者的情怀
金辉
在五月劳动者的节日里，“一冶工业版画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是远驻武汉的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以一个企业的业余创作，给首都观众带来的一份礼物！
如果我们了解到一冶是我国开展工业版画创作活动最早的大型企业，了解到一冶版画走过风风雨雨４０多年发展历程，了解到它给冶金建设工人带来多少欢乐多少荣耀，特别是当我们目睹了一冶版画那深厚的生活根基、鲜明的时代风貌和行业特色、兼具“阳刚”与“阴柔”之美的精湛艺术、绚丽的色泽……那么，我们无论是会看“门道”的内行，还是只会看“热闹”的外行，都会由衷地赞许——实至名归！
一冶现在有近１００名业余版画作者，他们都是长期在产业第一线的工人，在紧张的劳动之余，把自己的情怀刻画成精美的版画，它丰富了职工群众的文化生活，树立了一冶的企业形象，从一个侧面提高了一冶人的素质，升格了“两个文明”建设的档次。
阳刚之美的艺术风格，是一冶工业版画的主导。老版画家宋恩厚（现为武汉美术馆馆长），擅长用套色木刻表现大工业建筑的宏伟气势和劳动生产的井然有序，灰、蓝基调的“冷色”配上橙、黄等“暖色”，把建筑工业的冷峻和热烈恰到好处地反映出来。傅勇的工业系列黑白木刻，用不同形态的手套以物喻人，启发观众从画面悟出产业工人的劳动变迁与时代发展等许多生活哲理。张志行专注于表现大工业的声响，以增气势、加力度、壮声威，达到“画里有声”的艺术效果。熊庆顺用大色块的具象如铜管、翻斗车等，配上象征性标题，表现抽象而深刻的理蕴。
冶金建设工人的生活并不总是“金戈铁马”，因此，一冶工人的版画中还有一些把“刚性”的劳动用“柔化”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使人在欣赏“壮美”产生崇高之感的同时，也能领略“优美”所带来的清新愉悦。如孔庆发的《大江情思》刻画两个女电工在江边梳洗，江水倒影中铁塔的直线与女性身姿、江波云影的曲线相反相成，既交待了人物身份，又描绘了美的情愫。傅树清的《斑斓的世界》用五彩缤纷的色块构成各式各样的房子作为背景，同样是一身五彩衣裳的建筑女工，给人们创造过美，自己也就美在其中、乐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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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尔滨召开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
哈尔滨作家蒋巍、阿成、李五泉、李蔚明、刘子成、陈明、何凯旋创作组成的《火狐狸》和《雪狼》两套丛书共９部长篇小说的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哈尔滨市文联、中国青年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举办。与会者就９部小说的创作精神、艺术风格和地域风采，以及对长篇小说的地域特色和精品意识等进行了研讨。（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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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国主义教育读本》座谈会举行
一套为小学生编写的《小学晨会１０分钟·爱国主义教育读本》丛书（共六册）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日前该社在京召开出版座谈会，与会者认为该丛书形式新颖，内容精炼，寓教于乐，是一套爱国主义的好教材。（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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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学东渐后的中学西传
——兼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
尹飞舟
西学东渐，一直是近现代中国的文化主潮，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直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更是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
西学东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使中国人得以批判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使这种批判和反思也成为新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西学东渐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变革是深刻的，它不仅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主潮，而且也是中西文化交融中占有优势的主要流向。
文化交融从来就是双向的，虽然在中西文化交融中，西学东渐几乎是一统天下，但另一种流向仍然存在，这就是中学西传。尽管与西学东渐的滚滚大潮相比，它显得异常微弱。这项工作也是由西方传教士开始的，英国传教士理雅各（ＪａｍｅｓＬｅｇｇｅ）１８４０年东来，１８５８年在香港着手翻译十三经，得中国学者王韬的帮助，至１８９５年五卷本的《中国经典》英译本出齐，内容包括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书经》、《周易》、《礼记》、《春秋》、《左传》，在中学西传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２０世纪西方汉学家卫礼贤（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ｉｌｈｅｌｍ）、贾尔斯（ＬｉｏｎｅｌＧｉｌｅｓ）、韦利（ＡｒｔｈｕｒＷａｌｅｙ）以及中国学者辜鸿铭、林语堂等在西译中国经典，使中国文化西传的工作中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文化典籍的西译从此也日渐增多。但传教士翻译中国经典，本是为了传教，并不含有文化创新的动机，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学西传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极小的。大哲学家黑格尔就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把东方哲学排除在真正的哲学史之外，仅在“导言”中提及中国哲学，其中还多是误解。作为思想界的巨人，黑格尔的这种认识在西方极有影响，也极有代表性，他所表现出来的西方文化优越感明显不利于西方了解中国文化。比较起来，或许西方了解和吸取中国文化要比中国了解和吸取西方文化更难。因此，西学东渐的工作主要由中国人来做，而中学西传的工作还得由中国人与西方人一起来做。
中西文化交融是一个连绵不绝的过程，整个世界正在逐步走向文化大融合。今天，西学仍在东渐，随着科技的进步，西方的现代先进文化日益迅速地为中国所吸取，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也逐渐认识到西方文化需要从中国文化中吸取营养，因而中学西传在今天具有更不一般的意义。对于中国人来说，西译中国文化典籍，使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既不是到西方去兜售家传古董，也不是要用中国文明去“拯救”衰落的西方。而是要以一种理性的态度，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自觉地加入到世界文化融合中去，并在这种世界文化融合中，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亦即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从而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民族文化建设。这就要求对中国文化典籍的译介不再集中在儒家经典上，而应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文化。
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令人欣慰的是国内学术界、翻译界、出版界终于注意并开始投入这项工作。湖南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就显示出高远的立意和独到的眼光。这套丛书以“汉英对照、文白对照”的形式出版了《四书》、《老子》、《周易》、《诗经》、《楚辞》、《孙子》，据悉近期还将出版《庄子》、《左传》、《公孙龙子》、《淮南子》、《唐诗３００首》、《宋词３００首》、《元曲３００首》等汉英对照本，旨在全面译介中国文化典籍。当然，把中国文化典籍翻译成英文，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译文的完美是很不容易达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译文的完美程度体现着不同文化的融合程度。该丛书已出的几种总体质量很好，但有些译文也有待斟酌改进，因此有必要保持一种开放性的的翻译系统，不断修订，使译文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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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文化与精神文明笔谈
荣昌人的精神追求
朱文武
我们在任何一位成功者的身上都可以发现其特有的人格魅力与个性风采。同样，我们也可以在每一个成功企业所走过的道路上找到其与他人迥异的企业个性与精神风采。
烟台荣昌制药有限公司的崛起，得力于产品、市场和人才三大支柱的强劲支撑，而透过这些表象，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乃是荣昌人积淀在理念里、融化在血液中、体现在行为上的荣昌企业文化。
“始终向新的可能性挑战”，这是他们的信念，是他们个性的最真实写照。１９９３年，当曾经席卷华夏的“经商热”开始大幅度退潮，荣昌的创业者们却逆流而上，毅然决然地聚到一起，开始了他们艰苦的创业历程。这是他们追求新的生存价值的一种尝试。
当时，他们缺乏资金，没有场地，但却拥有一往无前挑战命运的勇气，拥有对自己能力的充分自信。他们是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药学系大学生，都有十年左右的工作经验，对中医学理论，对制药，对医药市场都十分了解。所以，他们对自己所追求的事业的价值有深刻的理解。公司的第一个产品是在祖国传统的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结合国际上目前最为流行的透皮缓释技术，采取最先进的医药制备工艺，制成的新药。荣昌人敢于挑战，不但走出了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创新之路，而且也为祖国传统医学的发扬光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企业是社会中有特定目标的群体。他们的使命就是“提高大众的生命质量”。王威东总经理提出要有荣誉感，“这种荣誉感是由于他们为社会大众做贡献而获得的。荣昌人因为自己的劳动、创造、成就而感到自豪。”他们强调使命、服务、尽责。从产品投放市场以来，公司收到患者来信几千封。有的是感谢信，有的是求购信，有的是咨询信，有的是建议信，所有这些，公司保证每信必复，有的是总经理亲手回复。遇有疑难问题，公司就责成驻外办事处就近处理。
古人云：“君子不言利。”而荣昌人坦言：企业经营必须以盈利为中心。企业不是社会福利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巨大竞争压力。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一条铁的法则。企业不言利，就无法生存，就不能发展，更谈不上为繁荣经济、为社会进步尽心献力，因此是不现实的，是虚伪的。王威东这样讲：“第一，荣昌盈利，说明企业生产的产品为社会大众所接受，能为众多的患者解除病痛；第二，企业盈利为社会创造了更多财富，企业盈利越多，纳税越多，对国家贡献就越大；第三，企业盈利，可以再投资扩大再生产，繁荣经济，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企业只有盈利，才能谈得上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这是于个人，于集体，于国家，于社会都有益的事情。”
在荣昌，提倡老老实实做人，实实在在做事。荣昌强调做事的重要性。现在荣昌发展了，有了名气，但他们仍然把务实看成是企业的根本，反对浮夸，不图虚名。“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这是荣昌人的风格。
企业是一条航行在大海里的船，在市场激烈竞争的惊涛骇浪中行驶，唯有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才能使这条船破浪前进。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在荣昌有一句口号叫做“把荣昌写进历史，把我们写进荣昌。”公司重视建立与员工这种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血肉联系，倡导员工与公司一起成长。
“以人为本”是荣昌的一个最基本的管理原则，即强调人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把人看作是公司的最大财富，从而尊重人，关心人，培养人。他们讲“有情管理”，突出对员工的关怀，提出“一流的企业，一流的工作水准，一流的福利和生活保障”。
目前，公司已经陆续选派管理人员到大专院校进修。同时，公司正在筹建自己的学校，分期分批对员工进行专业知识培训、岗位培训，提高员工的文化素养。这样既可以丰富员工生活，又可以使员工受到教育，有益于他们的成长。
在一般人看来，荣昌取得了成功；在他们自己看来，这还只是开始。荣昌人的精神追求注定了他们将永不满足。
荣昌人在过去的成功道路上，展现了其特异的企业文化和精神风采。这种企业文化和精神风采也必将使荣昌人在未来的事业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奔月集》研讨会召开
将军诗人薛守唐从事国防科工战线数十年，他业余时间创作了大量反映国防科技战线生活的诗作，出版了诗集《奔月集》。近日由国防科工委文化部、《昆仑》杂志社举办了《奔月集》研讨会。（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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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两个基本点”定得好
胡德培
近读《山西文学》一九九六年第二期《卷首语》，该刊把“努力贴近现实生活，热情扶助文学青年”作为办刊的“两个基本点”，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认为，这是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办好文学期刊十分重要的两个方面。
今天的作家写现代人的生活，读者关心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希望通过文学作品获得生活营养、艺术启迪、人生思考和审美享受，这似乎应该是作家和读者所共同期待并需要共同努力的。过去，我们常说，努力反映今天这个伟大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时代主人翁的现实斗争业绩，是作家们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和时代义务。现今，有的作家主张写个人情致、自我心灵，主张表现的文学、心灵的文学。如果这种个人和自我是现实整体的一部分，这种心灵和表现是与伟大时代脉搏相一致的，那自然是应该欢迎的。如果作为文学创作中的一种试验和追求，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可惜，现今某些创作中的这种自我、这种心灵，往往是远离现实、远离生活的，与社会相违逆，这就不对了。
从文学队伍的角度来说，总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趱旧人。一代一代文学新人推波助澜，催动着文学的前进和发展。这是历史发展不可移易的客观规律。现在文坛虽然是四世同堂，但是，三四十年代开始活跃于文坛的作家，皆已八九十岁；“文革”前成名的作家，也已六七十岁；新时期前十余年驰骋文坛的作家，有的下海，有的出国，有的改行，有的停笔，真正富有创作潜力，至今仍在奋力笔耕的，人数也在逐渐减少。与此同时，一大批文学生力军正在涌现出来，他们正憋足了劲儿，准备在文坛纵横驰骋，大显身手。这是文学的将来，文学的希望，他们肯定将会成为我国文学界跨世纪的一代新人。现在，有关部门和单位、有识之士十分重视和热情扶植文学新人，这对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无疑将是功德无量的。
代表一个时代、标志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是反映那个时代的生活面貌、体现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文学。这样的文学，也大多是那个时代生活中富有创作生命活力的新兴作家所创造的文学。因此，我对努力贴近现实生活的文学创作和扶植文学新人的报刊编辑部表示钦佩，上述“两个基本点”的选取和确立，显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值得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