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大家庭专访
使历史成为“历史”
——访韬奋园丁奖获得者白润生
本报记者董宏君
早在公元１０世纪前后，藏族聚居的地区就很可能已经产生了类似内地的邸报之类的手抄新闻媒介。２０世纪的最初１０年，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用蒙、藏、朝、维等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报刊。这一起始的时间，甚至超过了个别经济、文化不发达的汉族地区，和发达的汉族地区近代化汉文报刊的创刊时间相比，也只不过晚了二三十年。１９０５年以来，大量少数民族文字的报刊相继问世。到８０年代末，全国已有１７种少数民族文字的８４家报纸和用１１种民族文字出版的１５３家期刊，出版地点分布于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云南等１２个省（区），总发行数报纸达１４８３．５万多份，期刊１２８０多万册。
我们对这一历史概貌的了解，来自《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一书，而使这一历史成为“历史”的人，就是韬奋园丁奖获奖者之一、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白润生。
与中国无数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纷繁的世界中，白润生安然固守着一张平静的书桌，并潜心埋首于自己的一方天地。这天地在别人的眼里可能小而又小，而在他的心中却大而又大。
与３０年代末出生的他的同龄人相比，白润生多变的人生轨迹似乎揭示出他的虽不明晰但却执著的渴望。他读的是师范院校，毕业后在一家中学教语文。７０年代末他转行到报社当了编辑。８０年代初，白润生又选择了到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教写作课。１９８４年，他又由写作教研室来到了新闻教研室，并开始了他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研究。在一次次有意无意的变化与选择中，白润生也一次次地调整着自己的人生坐标。这坐标上没有实惠与时髦，却端端正正地刻着急迫与职责。因为手执教鞭的白润生看到：各族学生填着古今中外各类新闻课程的课目表中，没有一门提及少数民族自己的新闻历史。
每一个探寻历史、研究历史的人，似乎总有一种被赋予责任的神圣、把握历史时的庄严、书写历史时的豪迈。而当白润生踏上这条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追寻足迹的道路时，这一切，都被他所面临的艰辛遮住了。
白润生个性沉实，言语不多，不喜说教。大概缘于这样的个性，他在学术上同样质朴无华。即便面对“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他也没有令人炫目的理论。他鼓励自己的只是：耕耘、耕耘，让史实说话。
他以排沙简金的功夫在浩渺的典籍中搜寻线索，在奇缺的少数民族报刊中积累资料。少数民族本来多在边远地区，又几经战乱，各种资料、档案少而又少。白润生好不容易找到７０年代才创刊的乌兰察布报（蒙文版），可一问，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存创刊号。这样的情况相当普遍。在没有时间和经费亲自查找的情况下，他便不断寄信给少数民族地区的报社，各地民委和各地的朋友，言辞诚恳。尽管回复率仅３０％，白润生还是万分欣慰。作为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汉族学者，民族语言是他遇到的又一大难题，于是，民族大学里各民族的专家、学者、教师，他的来自民族地区的学生，都成了他的老师。
当他数十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和《民族报刊研究文集》付梓的时候，已有人称他“在中国新闻史界第一次树起了系统化的、全面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大旗”，新闻史前辈方汉奇则称他的研究“填补了中国新闻史的空白”，“对新闻学、社会学、民族学和广大文史学科的研究工作者，也将有所裨益”。而白润生依然静静地沉在自己的那方天地，不辍耕耘，以廓清自己的学术框架，形成自己的新闻史观。他反复强调的只是：中国５５个少数民族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报刊史，新中国之后还有了大发展，有了民族广播和电视。所以，一本完善的中国新闻史应该包括少数民族的新闻史。
如今，白润生的学生已大多活跃在由中央到地方的各个新闻单位，他带的研究生也已和他一起并肩战斗在教学第一线，最新面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里有他为读者勾勒出的一部绚丽多彩的少数民族报刊的历史画卷，翻开近年来厚厚的《中国新闻年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发展概况已有一席之地……我想，这里面一定已实现了白润生的一些渴望，而另一些渴望此刻还正在他的笔底继续流泻。（附图片）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公路修到了家门口
武警交通一总队在“世界屋脊”奋战20年，改建整治了青藏、川藏、中尼公路等西藏主要交通要道，筑路千余里，架桥百余座，为西藏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藏族人民誉为“雪域高原上的一支铁军”。图为中尼公路柳中段建成后，沿线群众兴高采烈，纷纷走上公路，帮助筑路部队清理路面。她们说：金珠玛米把公路修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也应该出把力。
党益民摄影报道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农家乐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渔峡口镇农民勤劳致富后不忘弘扬民族文化。在镇党委、镇政府倡导下，筹资数万元，成立了土家族农民艺术团，他们请来了获得全国文华大奖的编剧专家陈洪先生，经过数月的艰苦编排，以《夷城巴风》为主题的大型土家族风情系列歌舞问世了。它以浓烈的生活气息和醉人的泥土芳香，描绘了一幅巴人后裔——土家族的民族风情画卷。这是继闻名全国的《土里巴人》后的又一台土家族民俗系列歌舞。
图1《瓢姐》，图2《杵歌》，图3《背妹子》，图4《傩》。
曹裕政摄影报道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要勇于和善于“抢前争先”
——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刘贤木对话录
《民族团结》杂志记者李小林
去年９月，原湖北“十强”之首仙桃市市委书记兼市长、“全国百名优秀县市委书记”之一的刘贤木，身负省委重托，来到我国最年轻的自治州、全省最贫困最偏远的恩施，挑起了州委书记的担子。
今年５０岁的刘贤木到任９个月，已走遍全州８个县市，在对恩施的州情和发展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倡导“要勇于和善于抢前争先”。就此，记者与刘贤木进行了关于这一新思路的对话。
记者：您强调“民族地区要勇于和善于抢前争先”，其具体含义是指什么？
刘：民族地区现在面临着第二次大发展的机遇，“抢前争先”就是要抢在这次潮流的前头，争取综合实力的位次往前移，争当先进。它包括三个层次。其一，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争取跻身全国先进自治州的行列；其二，通过“九五”前三年打基础，争取本世纪末有一两个县市进入全省山区综合实力的前５名和前１０名，其余的县市要走出后１０名的位次；第三，不能再指望“九五”之后还有贫困县的“笼子”可挤。总之，争先进光荣，早日摘掉贫困县帽子光荣！
记者：恩施州８个县市都属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攻坚任务艰巨，地方财政还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条件“抢前争先”？
刘：气可鼓不可泄。正因为面临的困难多、压力大，我们更需要振奋精神、负重前进。尽管恩施目前解决温饱的标准较低、稳定性较差、基础设施较落后等等，但我们还有种种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党和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关注和政策倾斜；湖北“举全省之力支援恩施”，省委出台了３８条优惠政策；全州３７０万各族干部群众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在历届州委州政府领导下很有成效地奠定了大发展的基础。所以，我们能够尽快地把当前“求温饱的困难”转化为“求发展的困难”。
记者：在全州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中树立、强化“抢前争先”的意识，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刘：观念上的差距最影响发展。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我们还要大讲解放思想，重点是正确处理如下两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外部支持与自身努力的关系。我算了一笔帐，全州每年各个渠道下来的扶持资金１．６亿元，平均每个县市２０００万元，人均４３元，且９０％以上是要偿还的。而本省潜江市幸福村两个项目争取到的资金就达４亿。所以，在积极主动争得上级扶持的同时，我们要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把主要精力放在用优势项目争取投资、用优惠条件吸引外资、用改革思路使投资主体多元化上。各级领导要在财政金融、引资融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方面多下功夫，把门路摸清，把渠道拓宽。
二是处理好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与发展战略重点转移的关系。恩施经济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天，特别是农业遇到较大自然灾害时，许多农民又会返贫。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外，更需要从不受制于天的二、三产业找门路。这就要求我们进行发展战略重点的转移，在整个经济工作中把重点转向非农产业，在农业经济中转向非耕地经营，以拓宽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中，应该有３／４以上是由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提供的。至于并不占居区位优势的恩施，能否依靠两种资源、两种市场、两个加工基地来富村富民，全省的“明星村”、我州鹤峰县八峰村以其成功的经验给了我们满意的答案。
记者：根据“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恩施“抢前争先”主要应抓好什么工作？
刘：首先要确保农民人均实际纯收入逐年增长，达到１６００元；其次要确保本级财政收入能按时足额发放到位。这两点对恩施这样的贫困地区来说，是基本满足需求的一笔实在帐。前者要求千方百计帮农民富起来，后者能稳定干部、教师队伍。这两件事做好了，会深得人心，极大地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没有这两个“确保”，“抢前争先”就无从谈起。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藏戏的魅力
罗先勇
今年３月，受荷兰隽语唱片公司的邀请，雅砻民间艺术团组成２８人的巡回演出团，分藏戏、音乐舞蹈两个组，先后到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国演出。４月２６日在荷兰汇合，参加荷兰举办的“国际音乐戏剧舞蹈艺术节”。出访的５０多天里，他们足踏３个国家的２０多个城市，演出２５场，使２万多名观众大饱眼福，兴奋不已。
旨在保护、挖掘、发展藏戏文化的雅砻民间艺术团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于１９８０年６月重新组建，他们邀请还健在的、唯一的一位藏戏老艺人白玛顿珠担任艺术指导，帮助恢复藏戏演出。
传统藏戏由戏剧、音乐、舞蹈组成，特点是在户外演出，现有白面具和蓝面具两派，白面具派发展于雅砻地区，流传于山南、拉萨地区；蓝面具派是由圣者唐东杰布于１５世纪末在白面具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其丰富的剧本、表演技巧、音乐品种和舞蹈造型而备受群众的欢迎。传统藏戏的演员多数不化装而戴面具，通过不同的面具表现人物的特点，如白面具是纯洁的象征，黑面具是黑暗、罪恶的象征，黄面具是财富的象征等。藏戏有８个著名传统剧目，包括《诺桑王子》、《文成公主》等。
雅砻民间艺术团的４５名演职人员，都是农牧区的藏族儿女。经过１６年的发展，该团已成为集戏剧、创作、舞美、歌舞、曲艺、器乐为一体的、技艺精湛的表演团体，多次代表西藏参加全国大型文艺演出。
这次出访，他们带去的节目主要有藏戏《诺桑王子》，藏族民间歌舞音乐等。《诺桑王子》叙述的是传说中乾达婆国公主云卓拉姆和北国王子诺桑的如泣如诉的爱情故事。全部用藏语演出。演员们精湛的演技打破语言不通的隔阂，形象化的舞蹈造型、高昂粗犷的音乐旋律，成为演员与观众情感沟通、思想交流的桥梁。在荷兰莱顿市，演员卸装时，一位英国老太太来到化装室，拉住演员的手说：“我这么大岁数了，第一次看到这么丰富的民间歌舞，我太激动了。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你们的感谢。”
离开西藏２０多年的昌都人强巴旺姆，当她听到了藏语，观看了藏戏，看到了从家乡来的藏胞，接受了洁白的哈达后，和演员紧紧地拥抱，哽咽得说不出话来，艺术指导巴桑拉姆以为她是汉族人，便用汉语同她说话，她不懂，一个劲地摇头。当巴桑拉姆改用藏语时，她点点头，最后憋足了劲，抽噎着说出一句藏话：“我是西藏人，我会讲藏语。”定居在荷兰的日喀则人郎杰拉姆，３０多岁，问：“听说藏胞不允许出国，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演员们听后，哈哈大笑，随后详细介绍了今天西藏的情况。郎杰拉姆极为吃惊：“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呀！我们所能看到、听到的都是西藏怎么怎么落后、贫穷。这么一说，我一定要带家人一起回西藏看看。”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古籍
李晓东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统一的由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每一个民族都有一部悠久的历史，每一个民族都曾创造过自己独特的古代文化。
除汉族以外，我国还有５５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古籍”指的就是各少数民族自古流传下来的文字、口碑等文献资料。它的内容涉猎极广，包括政治、哲学、法律、历史、宗教、军事、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地理、天文历算、医药、生产技术等等，记录了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包含了各民族人民世世代代含辛茹苦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特殊的社会条件，我国各少数民族在古代所创造的优秀的文化古籍长期被埋没，甚至有许多古籍珍品遭到破坏，有的散失民间，有的则早已名存实亡。解放以后，我国各少数民族获得了平等的权利，使民族文化发扬光大成为可能，抢救、搜集、整理、出版、研究少数民族古籍被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全面开展我国的古籍整理工作。为落实完成整理、出版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任务，１９８４年，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强调了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重要性、迫切性，并在建制和财政上做了具体的部署，使民族古籍这一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和弘扬，民族古籍工作的配套体系日臻完善。在国家民委的直接领导下，至今全国已有２４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１３０多个地、州（盟）设立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的专门机构，组织了一批专业人员。１０多年来，在同志们的艰苦努力下，全国已抢救各少数民族古籍书目达１２万册（种、件、部），已整理书目达１１万册（种、件、部），出版了４０多个民族的３０００多种民族古籍。其中大量学术价值极高的书目，如北京的《全国满文图书联合目录》、广西的《布洛陀经诗译注》、内蒙古的《江格尔》、西藏的《布达拉宫典籍目录》、藏族的《格萨尔》、新疆的《福乐智慧》、《玛纳斯》、宁夏的《正教真诠》、吉林的《海西女真史料》、甘肃的《安多政教史》、青海的《古兰经》、四川的《彝文古籍目录》、云南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广东的《畲族祖图族谱》等，在我国学术界引起轰动，甚至为世界所瞩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国际学术领域里，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在敦煌学、西夏学、纳西东巴文化学、蒙古学、突厥学、满学等世界热点学科的研究中也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云南
历史上，云南的傣族、纳西族、白族、藏族有着自己的民族文字文献传世；白族、壮族、布依族、瑶族有丰富的方块类汉文字文献；回族使用汉文字书写下了无数宗教经典；其他的民族则流传有大量时代特征明显、民族特色浓郁的口碑文献。１９８４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在国家民委直接领导下，云南省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抢救整理民族古籍工作。经过１２年的努力，目前已抢救清理了近万种民族古籍；发掘出了清代阿拉伯文《古兰经》木刻雕板９４６块，壮族宗教典籍《鸡卜经》，彝族《神威经》、《哎喃洁净经》刻印本、《阿赫希尼摩》抄本，纳西族《东巴舞谱》等一大批孤本古籍；组织翻译整理了《纳西东巴经典全集》、《瑶族度戒经》、《版纳法典大全》、《哈尼族礼仪大全》、《祭龙经》（彝族）等数十种近９０００万字的民族古籍。云南民族古籍的大规模抢救整理，推动了云南民族文化的研究。８０年代以来先后兴起的“贝叶文化”、“东巴文化”、“毕摩文化”就是以傣族、纳西族、彝族的经典或经典传承人作为该民族文化的象征。
云南民族古籍范围广、种类多，抢救整理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云南省高度重视民族古籍的抢救整理工作，建立健全了全省民族古籍工作机构，落实了一批对少数民族经典有研究、有造诣的“东巴”、“毕摩”、“喇嘛”、“佛爷”的民族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了他们整理民族古籍的积极性。为确保云南民族古籍事业后继有人，通过中央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培养了近１００名民族古籍专业人才，又先后举办了６期云南省民族古籍整理培训班，提高了在职人员的专业素质，选送了２０多名业务人员参加了“全国民族古籍培训班”。由于重视人才的培养，云南民族古籍系统拥有了２００多名专业人员。为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加民族古籍的抢救整理工作，云南省还成立了２５个民族的古籍文库编委会，将热心于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聚集于各文库编委会，进一步壮大了民族古籍队伍的力量。
民族古籍的抢救、整理是一门介于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是任何一门现有学科所不能代替的，为使这项事业能在系统的学科理论指导下稳步开展，云南省古籍工作者积极开展民族古籍学科理论的探索，建立了《云南民族古籍研究》、《云南民族古籍论丛》学术园地，云南省古籍办总结１０余年的民族古籍研究成果，推出了民族古籍学科理论的力作《民族古籍学》，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好评。（苍铭）
新疆
新疆地处亚洲腹地，地域辽阔，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又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各族人民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对祖国灿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民族古籍。
千百年以来，新疆各民族创造的民族古籍文献，不仅语（文）种之多居全国之首，而且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在目前已搜集到的民族古籍中，包括了维吾尔文、察哈台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回鹘文、哈萨克文、托忒蒙文、柯尔克孜文、锡伯文、满文、乌孜别克文、塔塔尔文、藏文共１３个文种。其中有不少罕见的手抄珍本和孤本，已出版各民族文种的古籍１１８部（件）。目前全区从事民族古籍工作的有包括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锡伯、乌孜别克、塔塔尔、汉等多民族的干部队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办公室为了适应新疆古籍工作的特点，设立了维吾尔—乌孜别克族、哈萨克—塔塔尔族、蒙古—达斡尔族、锡伯—满族、回族和柯尔克孜族６个古籍业务组。这些业务组都由该民族中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和从事民族古籍实际工作的教学、科研、翻译、编辑人员组成，他们为自治区的民族古籍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古籍工作的不断深入，国际国内学术研究和交流也日益活跃和频繁。１９８８年８月在乌鲁木齐召开了《江格尔》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除我国学者４０多人外，还有来自前苏联、蒙古、德国、美国、匈牙利、芬兰、日本的学者１６人。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是我国三大史诗之一，在搜集整理出版的基础上，也举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研究活动。《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族人民优秀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的极大的兴趣，这部巨著的学术研究在不断发展。首届《福乐智慧》国际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在北京举行，参加研讨会的除我国专家学者外，还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蒙古、日本、美国、德国学者６０余人参加。 （韩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