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化)
专栏：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最早的一茬独生子女已经领到身份证，去年京沪高校新生中独生子女占６０％，他们不再是孩子了——
独生子女走向成人世界
本报记者姜泓冰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最早的一茬独生子女已经领到身份证，有了进入成人社会的“入场券”。据统计，１９９５年进入京沪两地高校的大学生中，独生子女已占６０％。当然，更多的独生子女已经或正在走上职业岗位。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对独生子女的教育与成长充满忧虑，担心在祖辈－父辈－子辈“四二一”结构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受到过分溺爱。１９８０年，上海市的一次调查表明：独生儿童在行为和心理方面问题众多，表现为挑食、不尊敬长辈、不爱惜用品、爱发脾气、不懂关心别人、生活能力差等等。
俗话说，“三岁看到老”。如今，当我们开始以成人标准打量已进入青年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时就会发现，一部分当年的忧虑正不可避免地成为现实。近两年，关于大学生生活自理和自我约束能力严重不足的报告屡屡见诸传媒。各地高校开学时，父母肩背手提护送，从入学手续到吊帐铺床一概包办；而年轻学子或畏畏缩缩或坦然甩手相随，早已成了见惯不怪的一景。２月２７日，是沪上高校开学的日子，记者在一间学生宿舍门口看到，不少早已不是新生的大学生们仍是在家长的陪送下走进学校的。女生宿舍的管理员忙不迭地拦住那些想溜进去的父亲们。父亲的理由多是“孩子不会吊蚊帐，得帮她铺铺床”，“东西多，孩子拿不动”等等。一对从江苏昆山来送独生女儿的潘姓夫妇说，他们是来看看女儿宿舍里的同学的，因为“就这么一个孩子，年龄还小，万一交友不慎‘轧’了坏道，品德上出了次品可就糟了”。他们很欣慰地告诉记者，女儿常打电话回家请教生活和交往中遇到的问题，以至于每个月的助学金都交给了长途电话局。
由于孤独感强、心理承受力减弱，大学生中患各种焦虑症、神经症者也随着独生子女入校而增多，以至于去年一年，沪上超过半数的高校成立了心理咨询室。这些大学生往往强调自己的主观感受，而较少顾及周围人群的利益。于是在集体宿舍里，为了谁倒了谁的开水、谁应该打扫卫生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开吵的大大增多。在华东师范大学从事学生心理咨询的叶斌老师告诉记者，独生子女的心理问题很多都是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引起的，面对矛盾，他们容易自负地认定是对方不好，总想改变对方而不是改变自己。正从事全国青年期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现状比较研究的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苏颂兴这样认为：“独生子女对职业和社会的适应期比非独生子女更长，常常表现出好高骛远、经不起挫折等特征，把握朋友、同事、领导、客户等人际关系的能力较弱。”社会学家还担心，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生子女进入婚恋年龄，将会引起离婚率上升或带来更多的家庭问题。在记者采访接触到的成年独生子女中，主动料理家务、为渐老的父母分忧的极少，多数人在家中仍是受照顾的对象，生活和经济上无忧无虑，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结婚办大事，父母肯定会资助我的，想不要都不行。”一位２６岁的独生子这样说。
当然，并非像“九斤老太”所言“一代不如一代”，所有的问题仍是“成长中的烦恼”。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新一代有着自己无与伦比的优势，当他们开始与成人们等高对视时，这些优点也日益鲜明地显露出来。
由于家庭负担相对较轻，家长们全力投入于一个孩子身上，普遍重视了营养与教育，独生子女们的体力和智力水平大大超出前代，知识面更广，头脑灵活，能言善辩，善于接受和吸收新的信息与科技成果。不少单位反映，如今的青年发展远较七八十年代全面，艺术修养普遍提高，琴棋书画、吹拉弹唱精通者比比皆是。即使是人们贬斥颇多的独生子女的自我中心、交往能力弱等人格缺陷也有它的另一面，即自主性强，少了羁绊与拘束，敢于表达个人思想，因为家庭关系的简化而渴望融入社会，重视交际等等。独生女曹蕾是个打字员，曾经不顾父母的反对而放弃学业，初中一毕业就踏入社会求职。而今天她却每周用三个晚上参加学习，咬着牙争取拿到大专文凭。她说：“当初我父母围着我转，我有为他们读书的感觉；现在是我自己要读书，我只想对得起自己。”
独生子女作为大规模的人群刚出现时曾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因为它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多子多福”的观念，让全社会为“我们今天怎样做父母”而发生过困惑。１９８６年，当这些独生子女进入学龄期时，共青团中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单位曾就他们的教育问题展开过全国性的讨论。日月如梭，今天他们已闯入我们中间，成人了。也许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不再是孩子了，他们的问题也不再仅仅是家庭与学校教育的问题。这一点应该引起全社会的足够重视，不仅因为日益成熟的他们会给我国经济建设、人才培养、社会结构带来急剧而深刻的变化，更因为他们意味着未来，关系到祖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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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敢与海外卡通片争高低
——国产电脑动画片《孙悟空》走俏
本报记者杨武军
近几年的一些电视节目交流会上，国产动画片展台门前冷落的现象屡次出现。然而在前不久结束的北京国际电视周上，有一部国产动画片以其鲜艳明快的色彩、新颖可爱的造型、诙谐幽默的情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许多电视台纷纷要求签约播放，一向排斥外国作品的美国等国外影视机构也表现出浓厚兴趣。这就是北京冠英动画有限公司制作的电脑动画片《孙悟空》。《孙悟空》何以征服了影视机构向来挑剔的眼光？
走入孩子的心田
６月初，北京电视台开始播出动画片《孙悟空》的前４集。出生于日本、看过许多日本动画片的４岁小朋友李东瀛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有时竟高兴得蹦了起来。这正是该片主创人员所期待的效果。
成人的语言、成人的思维、成人的世界，曾是一些国产动画片难以吸引儿童的共同不足。冠英动画公司从成立第一天起，提出的口号就是：“到孩子们中间去学习，用孩子的感觉去描述世界！”人物造型是一部动画片的灵魂，片中天马行空的孙行者形象可以说是美术人员与孩子们共同的作品。早在几年前，美术人员就拿出了孙悟空的最初形象设计，但他们并不急于马上投入动画制作，而是把它拿到外交部幼儿园、中国人民大学附小及天津、广州等地的学校，看看孩子们的反应，和孩子们一起讨论、一起修改。如此反复，历经３年多时间，共计８次大改，一个活泼可爱的孙悟空的卡通形象才最后确定下来。制片人匡宇奇以肯定的语气说：“下如此功夫设计一个卡通形象，这在目前动画界是少有的。但惟有如此才能保证片子受孩子们欢迎。”如今这些学校已俨然成为冠英公司的“审片基地”。
摆脱作坊式生产
国内动画片生产一直沿袭动画美术人员自编自导、甚至自画的独立作战方式。他们有过耀眼的辉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创作出《大闹天宫》、《三个和尚》、《哪吒闹海》等一批优秀作品，在国际上拿过奖项。但这种行业内部相对封闭的创作方式不利于吸收来自观众的信息反馈和艺术研究部门的先进成果，影响着国产动画片水平的提高。《孙悟空》片的制作则尝试采用一种开放式的运作方式，主创队伍来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他们带来了新的艺术理念和制作技术。
以往一些动画制作单位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动画加工车间，可以较少考虑片子的市场效果。《孙悟空》的制作没要国家一分钱，完全是自筹资金。出品人王津认为，国产动画片要发展，必须靠片子本身去赢得观众的回报，赢得应有的市场。深感市场的压力，创作人员每时每刻都在追求片子的高质量，以赢得孩子们的心。
初尝高科技甜头
《孙悟空》动画片前４集共４０分钟，人物造型确定后制作只花了两个多月时间，若在过去采用传统手工制作方式需要近１年时间，如此效率得益于冠英公司的十几台电脑。用电脑制作动画一直是动画创作单位梦寐以求的目标，近几年一些单位也引进了国外昂贵的电脑动画设备，但由于缺少针对中国国情的开发，电脑技术优势并没很好发挥，制作成本高，而效果并不太好。冠英公司技术人员舍弃国外价格昂贵的计算机工作站，研究开发出一套应用于普通微机的动画制作系统，替代了传统动画生产中２／３的手工劳动，而设备成本仅是“工作站”的１／５。这套系统使他们进行商业化电脑动画制片成为可能。目前该公司每月已能生产成片１５—２０分钟，成为新兴的国内动画生产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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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一天“爸爸妈妈”
学校老师要求孩子们当一天“爸爸妈妈”，自己料理家务，琳琳可积极呢。早上起来她又是叠被又是煮奶，还自告奋勇去买菜，虽然难免交了点“学费”，但只要善于学习，最终会成为理财小能手的。这是《阿西奇与帅哥亮亮》中的一个小故事。
为配合青少年“五自”教育，由中国少先队全国委员会主持编纂的这套卡通丛书本月起陆续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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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没有阴影的家园
——薛芳芳和她的音乐电视
远婴
１９９５年深秋，音乐电视《阿姐鼓》首次入围外国音乐电视大赛角逐，并获得全美电视音乐网最佳外语片提名奖一事为同仁们津津乐道，导演薛芳芳也因此而受到传媒的瞩目。其实，早在此前，她就以《月亮船》、《星星，是我看你的眼睛》、《我不想说》等系列作品的成功蜚声广东乐坛。
９０年代伊始，音乐电视（ＭＴＶ）为中国大陆带来了一道新的风景。在那梦境般飘渺的图景中，人们观赏万千变幻的视像，体验悲欢离合的情感。有时，情景早已淡忘，歌的旋律却萦绕心头；有时，声音没有印象，奇异的景致却激起无穷遐想。人们在强烈的视听冲击波下迷狂，ＭＴＶ在中国骤然掀起一股巨浪。
音乐与电视的联姻，建构了新的美学：声音衍化为图像，画面充满了音韵。它是流行音乐工业和影视工业双重发达的产物，它使观众获得的是音像效果的双倍感官享受。当瞬息万变的屏幕淡出天空淡出海洋淡出黄沙，当神奇莫测的剪辑制造出现实中匪夷所思的视觉奇观，一个空前的青春偶像时代向我们扑面而来。人们在现代化的节奏中找寻着诗意，于沧海桑田、斗转星移间挽留着心灵的活力，音乐电视成为精神饕餮者的另一种美味佳肴。
在日益浩瀚的ＭＴＶ中，薛芳芳的创作始终保持着不甘庸常的个性色彩。在她的早期作品《月亮船》等片中，我们看到的是与杨钰莹的甜歌所吻合的艺术方式：古典式的均衡构图、和谐的装饰性色彩，以及以美与善为基调的人物造型——清纯的少女和柔媚的小母亲。与这位女歌手的其他ＭＴＶ所不同的是，靓丽的杨钰莹在这里摆脱了大红大绿的衬托，回归黄与褐、黑与白的本色，并因此而增添了清新和典雅的气质。
《天唱》和《阿姐鼓》的创作，标志着薛芳芳的ＭＴＶ步入一个新的境界。西藏高原瑰丽而充满伟力的景色震撼了她的魂魄，诱使她发现新的影像和新的色彩：这是炙烈的阳光，火红的藏袍，飞逝的流云，飘扬的经幡，皓首银发的老人，质朴粗憨的农妇……这两部作品中的每一幅画面都奔涌着灵动的乐思，每一种形象都似乎阐释着这样的玄想：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温馨阳光／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太阳辉煌。那棵同时出现在两首歌中的繁茂的大树，生机勃勃地提示出一个没有阴影的家园的神韵。清澈的天空、纯净的高原，以及藏民们虔诚的宗教感深深地打动了薛芳芳，同时也开拓了她的思维，使她由平面的都市空间进入历史和自然的深度空间。
《阿姐鼓》之后，薛芳芳应邀为黑豹乐队拍摄了《放心走吧》。在处理这首包含着悲悼、激奋和忧伤的作品时，她开始诉诸心灵的隐喻和象征。歌词所蕴育的情致在画面中被构制为枯枝横陈的老树，白色铁轨上醒目的脚印，夕阳余辉下小屋中兀然晃动的躺椅，在男人们怀里安睡的小孩。它们和乐队队员们迎风飞扬的长发共融，酿造出神秘、悲怆而又不失希望的氛围，这是以诡异和苍凉构成的一组软摇滚视觉符号。
如果从导演的角度赏析薛芳芳的作品，你会感到一种屏幕诗人的特质：沉醉于表述语言的华丽和精美，刻意于影像碎片的含蓄和奇异。如果从女性的角度感受她的作品，那么你会觉得她是把阴柔的美感化为一派视听的浪漫情怀。这里变动的是随不同乐曲而选择的不同影像和色调，不变的是对意象的敏感和对华美的追寻。薛芳芳还在拍片，她依然走在路上。《阿姐鼓》的成就不过是个开端。她的技艺仍在完善，她的风格也可能继续蜕变。事实上，一个艺术家的特征和意义最终由他的作品论定。我们翘首以待，等着薛芳芳的新作。
（附图片）
图为薛芳芳（左三）在外景地。肖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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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示考试与人才消长的关系
《河南考试史》值得一读
中国是世界上率先实行考试的国家，各种考试制度历来是由国家统一制定的。所有在河南举行的考试都是国家考试的一个缩影，如东汉时期洛阳举行的中央察举考试，唐代东都洛阳国子监诸学考试，宋代开封举行的中央科举考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延续１３００来年的科举考试，到清末最后两次会试也是在开封河南贡院举行的。全国会试改在京城以外举行，是中国科举考试史上仅有的两次。
河南省招生办公室于１９９２年立题对河南考试历史进行研究。到１９９５年底《河南考试史》研究结题，并由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李春祥、侯福禄主编。
该书在阐述考试时，不仅在各个时期的考试机构设置、考试内容、方法、命题、评卷、录取以及防弊措施上下了很大工夫，而且从继往开来着眼，注意对各个时期考试制度的利弊得失的总结，以及对考试与教育、考试与人才消长关系的探讨，从而科学地揭示了考试中的种种矛盾，为今天考试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借鉴。书中还选用了１８幅珍贵图片。例如《女真进士题名碑》在全国十分少见，对于研究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文化史颇具价值。 （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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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得之见
从“家俬”所想到的
张天东
近几年，出差外地或漫步北京街头，不时可见“××家俬”的招牌。笔者虽经常同文字打交道，初逢“俬”字却不敢冒然相认。偶听路人读“具”（ｊù）音，曾窃想：莫非“俬”乃“具”之古汉字？但也未敢认同，虽店内商品确系各类家具。
查遍《新华字典》、《词源》、《辞海》，乃至《康熙字典》，均不见此字。后终于在“当今世界收汉字最多的字典（８．５万多字）”《中华字海》（中华书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４年９月第一版）中查到：俬，ｓī。［家俬］（方），即家什，家具、厨房用具等家用什器的统称。
这个词既属方言，且并非专指“家具”，为何在境内的一些家具商及若干国人中受到青睐？似不应属“从古”心理，亦非对乡音之眷恋。虽在海外影视画面中有时掠过“家俬店”字样，便因此将“引进”此词释为“同国际市场接轨”未免显得牵强。
如同电视节目中出现“×ב皮草’”的广告令人费解那样，诸如“士力地什饼”、“发烧音响”、“天‘尝’地‘酒’”、“一‘层’不变”、“步步为‘赢’”更使人们莫名其妙。竞取洋名“热”，篡改成语“风”，繁体字“回潮”，以及某些“笔杆子”在拟文时着意使用几个冷僻、艰涩的字词以示“水平”，等等。这里姑且不去挖掘热衷于此道者之心态与动机，其客观效果无一不是使人无法顺利看懂或读通。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城墙上，曾经张贴过这样一条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其中，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人字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毛泽东同志于１９４２年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尖锐批评了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
有位新加坡记者来华采访后讲：“中国的用字越来越不规范了，中国的文字在倒退。”这又从另一角度在提醒我们。
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程度越高，市场经济越成熟，对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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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挽救“绝学”相期
——学者座谈《虞愚文集》
乡人有知虞愚教授而不知“因明”之详者，听说虞是著名因明学家，而“因明”与佛学有关，便以为虞即和尚，实为大谬也。“因”即原因、根据、理由，“明”蕴“学术”之意，“因明”就是关于逻辑推理的学说。印度的“因明”、中国的名辨学和西方的逻辑学是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中国是“因明”的第二故乡。自玄奘法师系统译介“因明”以来，龚自珍、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研究颇有心得。然而，“文革”中“因明”几成绝学。
虞愚先生三四十年代就出版过《因明学》、《印度逻辑》和《中国名学》等著作。５０年代中期，他自厦门大学奉调北京，从事《佛教大百科全书》有关佛学、因明学条目的撰述，并为中国佛学院讲述相关课程。他晚年倾其心力，为抢救因明和发展因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主编了《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因明卷，培养了中国第一个汉传因明的研究生。１９８９年，虞愚先生仙逝。
《虞愚文集》包括因明·名学·逻辑卷、佛学·哲学·文化卷、文论·诗论·诗词卷，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汝信、汤一介等著名学者近日在京举行座谈会，追思先生的风骨和文采。（辉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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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十万方志工作者作传
我国素有编修地方志书的传统。但志书的编纂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的，也就是我国传统上所说的“太平盛世”。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地形成了省、市、县三级修志的格局。全国正在编写或计划编写的各种志书共约６０００种，已出版的１０４０种；从事这项工作的达十万人。这是我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盛况。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记述了新中国地方志工作从草创到陆续成书的艰辛历程，杨尚昆题写书名。梅益在序中指出：地方志是学术性、资料性的著作，它不同于目下那种哗众取宠、急功近利的出版物，方志工作者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本书披露的许多先进人物的业绩就说明了这一点。（毕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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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总设计师”的价值理念
——《邓小平的价值观》一书的探索
天沛
对于邓小平具有价值观思想的一些论述，人们并不陌生，例如“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早已深入人心。但从哲学角度系统地探讨邓小平的价值观，以前还没有做过。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古代先民筚路蓝缕开创人类文明史的时候，日落而息，仰望星空，胸中涌动的哲学思考是世界的本体论；苹果落地引发了敏感的牛顿对万有引力定律的探究，从而揭开近代科学的序幕，工业文明以磅礴的气势改写了世界经济政治版图，哲学家的兴奋点随之转向认识论和历史观；人类进入电器时代后，人的本质力量进一步增强，创造力更大，人的价值也增大，价值论便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但价值论在我国哲学界一度被视为“禁区”，哲学教科书从80年代中期才开始增设有关价值论的章节，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王玉樑就是研究价值哲学有影响的专家之一。他从邓小平指导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论述中探讨“总设计师”的价值观，不仅为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另辟蹊径，而且丰富了中国的价值哲学宝库。
他在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的价值观》一书中提出，邓小平把实事求是从真理观引入价值观，建立了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的价值观，从而把价值理论置于客观的基础之上，推动了价值理论的科学化。对社会发展中的人和事如何评价，千百年来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纠缠不清。有人以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对此，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外资当然有剥削，从道德尺度来说是恶；但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外资有助于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从历史尺度来看是有益的。
过去，人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价值讲得多，对机遇的价值相对讲得较少。作者认为，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贡献之一就是反复阐述了机遇的历史价值。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历史的经验证明，机遇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关系重大。“亚洲四小龙”在六七十年代抓住国际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时机，走上经济发展快车道；而中国大陆由于陷入“文化大革命”的迷狂，痛失机遇，经济发展缓慢，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邓小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很重视物质价值，关心人民的物质利益，特别是关心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同时，他也很重视精神价值。这不仅表现在他把科学技术视为“第一生产力”，十分关注教育和人才问题，还表现为他推崇理想、信念、道德、纪律的价值。“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邓小平强调说，“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由此，笔者由衷地认同作者在后记中的话：“邓小平的价值观，是我们振兴中华的强大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