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罗荣桓礼送于学忠率东北军出鲁
张传瑞
抗日战争时期，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在山东抗日不反共，使蒋介石对他失去信任。１９４３年，蒋介石强令他率东北军出鲁，派李仙洲率部到山东接防。
李仙洲率部入鲁前，蒋介石曾亲自接见了他，对他说：据报，于（学忠）部的许多团、营常被共军袭击围歼，你们要严加防范。这就使李明白了蒋介石谈话的主旨和要他入鲁的真正用意：九十二军入鲁不是打日军，而是要打共军，破坏团结抗战。（见李仙洲：《我的回忆》，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７辑第１４２、１３３页）
李仙洲，１８９４年生，名守瀛，号仙洲，山东长清人。他原为乡村小学教员，后考入黄浦军校，为黄浦一期学生，是蒋介石嫡系中著名的山东籍将领。卢沟桥事变后，他曾率第二十一师到居庸关、八达岭一带对日军作战，后在忻县参加了歼灭日军板垣师团一部的“南怀化之战”，负了重伤。１９３８年１月，他任第九十二军军长，从湖北通城北进到达皖北阜阳一线。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同新四军搞磨擦，又命令李部暂停入鲁。１９４３年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复命令李仙洲部即行入鲁，以增强山东的反共力量。
于学忠所部东北军非蒋介石嫡系，与蒋始终矛盾很深。随着李仙洲入鲁，蒋介石与于学忠的矛盾便直接表现为李仙洲与于学忠的矛盾。在李仙洲还没有入鲁时，便开始大挖于学忠的墙脚，他派人联络于学忠管辖的山东各地方实力派，加委封官，以便将他们拉过去，为其所用。于学忠本来对李仙洲部入鲁就有看法，又见李如此不讲情面，就更不满意。于是，他针锋相对，让牟中珩以山东省政府主席的名义，将山东所有小股地方武装，统编为县和专署的保安队，使李无隙可乘。而对向李仙洲频送秋波、投其所好的山东保安第二师张步云部，实施军事讨伐。
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救亡的谋国大计出发，在于学忠部出鲁和李仙洲部入鲁前，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发出了《关于李仙洲部来鲁后的统战工作指示》，指出：李仙洲入鲁，具有对敌对我的两面性。我们的对策是：强调疏通团结为主，鼓励与推动他们抗日。对其非友好的行为，多用政治斗争。非到不得已时，勿轻易反击。中共鲁南区委也作出决定，要求各地作好准备，欢迎李仙洲部入鲁抗日。（见《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第３３４至３３５页）这一指示的发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气度和胸怀，显示了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从大局出发，坚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一片丹心和救国诚意。
１９４３年１月，李仙洲投石问路，先命令其暂编第三十师师长路可贞率一个团北越陇海铁路，在砀山以北至微山湖之间建立了立足点。李仙洲看到路可贞部站住了脚，随后亲率主力过陇海铁路，进入鲁西。并通过当地投降派向敌人联络，企图取得敌人谅解。但日军为了加强对山东的控制，尤其是为了平息因李部入鲁在伪军中引起的不安，他们并未把李仙洲部作为友军。李部到达单县后，日军纠集了１０００多人的兵力，配合汽车、坦克，向李部进攻。激战中，李部伤亡严重，不得不连夜转移到微山湖西侧。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的部队，从侧翼袭击日军，配合他们作战，为其负伤的官兵清理伤口，换药包扎，而后用担架将他们送回原部队。《鲁西日报》还热情友好地发表了社论，向与日军激战的九十二军表示慰问。
对八路军的行动，李仙洲不仅不予感谢和理解，反而认为是有意动摇他的军心，对八路军的友好态度以十分不友好的行为对待。３月初，李仙洲部命令其第一四二师刘春岭部进入鲁南后，勾结当地投降派申从周，不但不接受抗日民主政府的欢迎，反而无端袭击民兵，继而进攻八路军鲁南军区后勤机关，抢掠物资，捕杀村干部、民兵和群众积极分子，活埋民主政府工作人员。３月１１日，当地抗日民主政府代表、民主人士满怀诚意到该师师部慰问时，竟再次遭到断然拒绝。他们打着“驱逐逆流，收复失地”的旗号，扬言：要把八路军撵到老黄河以北去！李部拒绝善意、不纳春风的蛮横无理行为，使抗日军民的热情和诚意遭到冷落，对李部非常失望。同时他们还与国民党暂编第三十六师师长、土匪头子刘桂堂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八路军。为了保卫抗日人民，八路军鲁南军区被迫派部队予以还击。
同年５月２２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向全世界公布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２６日，中共中央作出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６月１０日，共产国际正式解散。这时，国民党自感捞到了稻草，机会来了，他们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事务，无事生非，借题发挥，大作离谱文章，上演了一幕反共大合唱，乘机狂叫“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调集兵力向中共根据地进攻，掀起反共高潮，企图占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把共产党和八路军搞垮。随着形势变化，李仙洲部奉蒋介石之命入鲁，又成为这次反共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６月，蒋介石由重庆给于学忠来电，勒令于“着即日出鲁，否则以军法论处！”并由李仙洲部代替于学忠所部占据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
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于学忠感到不能再硬顶硬抗下去了，他在鲁苏战区总部对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牟中珩说：“蒋介石发来这封电报，再不出鲁不行啦！你山东省府亦很难单独留在鲁南，亦须随同出鲁。”（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５２辑第３２页）于、牟研究，决定一起离开山东。为了避免干扰，减少损失，决定出敌不意，分批撤出。于学忠决定在２０日左右率总部机关先走，牟中珩的山东省政府和５１军晚走一个月，到７月中旬出发。
于学忠部出鲁有两种办法和可能：一种是按照部队换防原则，等李仙洲部入鲁，于学忠将原属他的防区交给李部后，再行撤离。一种是不等李仙洲部入鲁，于便率部自行撤出。按前一种办法，国民党部队仍要进来，山东的形势将更加复杂；按后一种办法，我们有可能将国民党部队拒之境外。那样山东就没有国民党正规军了，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抗日。因此，于学忠怎样率部出鲁，直接影响山东大局，是我们当时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他究竟怎样出鲁，当时山东的军政各界并不清楚。
为了解于学忠的情况，以便分析判断他将如何出鲁，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把原在东北军工作的郭维城等找到十字路他的住地，问他们对于学忠出鲁的看法。郭对罗荣桓同志说：“于学忠是坚决主张抗日的，在‘九·一八’事变、在华北、在西安事变时都是如此，这一点是肯定的，在抗日问题上他对蒋介石的方针始终不满。１９３５年于部被蒋介石强行调西北后，一直与共产党保持了友好关系，他私下里曾多次说过：共产党对我无怨，蒋介石对我有仇！他这次出鲁是被迫的，很可能不等李仙洲进来就走。”（郭维城１９９４年８月５日谈话）
罗荣桓同志认为这个看法有道理。他说：“国民党不信任东北军，所以要于、李换防。按常理，于应当等李来了再走，但是于学忠如果搞得漂亮一点，最好不等李来，拍拍屁股就走，这对我们可就有利了。”停顿了一下罗荣桓继续说：“于学忠要是真的拍拍屁股就走，果能这样漂亮地出鲁，我们八路军保证一枪不打，礼送出境。”（郭维城１９９４年８月５日谈话）
不久，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领导作出决定：对于（学忠）部西开不加钳制，并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便利，“礼送出境”。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山东制订的方针。重申：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这就是你们应付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见中共中央书记处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５日给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复电）
山东八路军的历任领导一直对于学忠所部东北军比较友好和体谅，在蒋介石强令于学忠率部出鲁时，罗荣桓司令员更是如此，他特别强调与东北军的团结问题，以至提出不允许与于部发生不愉快的事。为此，根据中央指示，他还给各军区领导发了电报：“东北军是中间势力，与我军有西安事变前后之友好历史，我军对于学忠应采取团结态度，决不能轻起衅端，即使顽固分子从中挑拨，我们也应加以忍让为妥。”（见牟中珩《回忆于学忠将军》，原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５２辑）
部队撤离前，于学忠对他的部下说：“我们不等李仙洲部接防，就开始撤离。”事前他与罗荣桓司令员联系约定：于部撤离时，以烟火为号，八路军即去接防。还商定：于部撤离路线可以通过鲁中八路军根据地坦埠（位于沂水和蒙阴交界处）和旧寨（坦埠以西）两地。（见牟中珩《回忆于学忠将军》，原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５２辑）
接着，于学忠率战区总部和一一三师首先从山东撤出。由于他指挥果断，行动迅速，出敌不意，总部机关和一一三师于７月初就比较顺利地到达鲁苏边区的鱼台和沛县一带。这时，蒋介石又电令他继续向安徽阜阳撤退。他们稍事休息，继续进发，于７月中旬顺利到达阜阳。
于学忠走后不久，该部（包括牟中珩的山东省政府）分别从沂山、鲁山和诸（城）、日（照）、莒（县）一带全面西撤。撤离时，部队通过八路军防区，八路军不仅一枪没打，而且还发动群众帮助筹备粮草，表示欢送。在沂水西北的大崮头一带，还以一连的惨重损失，掩护五十一军跳出包围圈，使其平安越过鲁中、鲁南，向安徽阜阳撤退。（见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统战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的统一战线工作大事记》）在第五十一军经过坦埠、旧寨时，有些士兵留恋自己战斗过的地方，留恋山东这块丰沃热土，对八路军怀有好感，向往人民军队丰富多彩的战斗生活，不愿西去，主动去投奔当地的八路军。八路军有个连队看到他们装备好，携带着全部青一色的“捷克式”步枪，就收留下来。罗荣桓司令员得知后，立即指示鲁中军区，要严厉批评这个连队，并要他们立即将人、枪送还。至７月初，于学忠未待李仙洲部进入山东境内，即全部撤离诸、日、莒山区，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一起开往安徽。
于学忠不联系不策应率部撤出之时，正是李仙洲部入鲁之际。
李仙洲的二十八集团军总部及九十二军前梯队，于５月４日进犯八路军湖西根据地，至６月８日，其首批北进部队万余人在湖西地区集结完毕，１４日，李仙洲乘敌扫荡湖西根据地之机，率主力及地方顽军两万余人，从东、西、南三面包围湖西根据地中心区，妄图歼灭湖西八路军后，进犯鲁南。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之湖西、鲁西南军分区部队，在湖西军分区司令员王秉璋、政委唐亮的统一指挥下，于２１日发起反击。至７月５日，先后歼灭顽军１１００多人。７月中旬，李仙洲又以成武县南天宫庙为中心，集结部队准备东犯。冀鲁豫军区乃以鲁西南、湖西两军分区部队、运西军分区一部和军区骑兵团，在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统一指挥下，分路阻击李部。至７月２９日，迫使李仙洲将其总部及部分主力部队收缩至天宫庙以南陈楼、陈庄两村之内。这时李仙洲的第二十八集团军总部及所属第九十二军在这里会合，五六千人猬集一隅，东进既感困难，固守又缺粮秣，师徙无助，孤掌难鸣，官兵忧惧，士气低落，北进无望，一夕数惊，已经丧失了入鲁的勇气。在八路军的沉重打击下，李仙洲部于８月９日分三路南撤。进犯费县以南八路军鲁南根据地的李部第１４２师，在八路军鲁南军区部队的阻击下，屡战屡败，前进困难，损失很大，不得不退至津浦路西。此后，冀鲁豫军区在曹县一带又毙伤李部顽军２０００余人，俘虏６０００余人。李部入鲁时有两万多人，至此剩下不足８０００人。
这时，李仙洲急电蒋介石，惊呼：“鲁苏大势已去，非九十二军区之兵力所能挽救，部队弹尽援绝，旷日持久有被歼灭之虞。请准撤回皖北整补。”（见惠德安《张学良将军戎幕见闻》第１２３至１２４页）李仙洲部这次入鲁，损兵折将，一败涂地，溃不成军，根本无法进入山东境内。蒋介石对李仙洲的请示“只好复电照准。”至８月底李彻底放弃了入鲁企图，遵蒋令部队全部撤回皖北。
于学忠所部东北军的防地，在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沂山位于沂水县北，鲁山位于莱芜县以东，两山峰峦连绵，山崮高耸，犬牙交错，地势险要。西与泰山、南与蒙山相连，北抵胶济铁路，东达诸城、莒县、安邱，纵横数百里，构成山东中部最大的山区，被称为山东的“屋脊”和战略“制高点”。山区之中，道路曲折，百转千回，攻守两便，回旋余地很大，是屯兵和敌后游击战争非常理想的区域，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中诸、日、莒山区，是滨海区北部的重要山区，它北与沂山山区相接，南与甲子山山区相连，是沟通滨海区与胶东区联系的重要依托。
于学忠所部出鲁和李仙洲部南撤以后，在山东境内就再也没有国民党正规军了。于部从原占据的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撤出后，这里一时成了“军事空白”。为此敌人垂涎三尺，纷纷集结兵力，企图染指。罗荣桓同志紧紧抓住这个“历史先机”，从７月中旬到８月上旬，指挥所属八路军经过近一个月的战斗，分别击退并战胜了张步云、吴化文、厉文礼对该地区的争夺，击毙了窝藏在那里的山东别动纵队司令、“磨擦专家”秦启荣，比较顺利地占领上述地区，使山东解放区的面积一下新开辟了２０００多平方公里，并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大大改善了八路军对敌斗争的地位。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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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英雄垂范千秋
——纪念刘少文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罗青长柴成文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９日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总参谋部原顾问刘少文同志９０周年诞辰。我们与少文同志长期共事，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格使我们深受教益。随着时光的流逝，更增添了我们对他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丹心献革命危难砺坚贞
刘少文同志原名刘国章，河南信阳人。青少年时代，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投入当地反帝反封建斗争。１９２５年３月，少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６月在有王若飞同志参加的仪式上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０月，党决定少文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担任本年级党支部书记。１９２７年２月，他受组织委派，担任苏共代表团的翻译随团回国。到达上海时，正值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三天，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华大地。几经周折，才随苏共代表团到达武汉参加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其后，党派少文同志随代表团成员去长沙帮助湖南省委工作，又逢“马日事变”，因当晚居住在苏联领事馆内，才幸免于难。是年１１月，他担任当时我党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同志的助手，负责国际联络工作。１９２８年下半年至１９３１年上半年，少文同志任中央秘书处翻译科长，负责同共产国际和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并管理有关经费。
１９３１年，少文同志被党中央任命为巡视员派往陕西巡视工作，他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帮助改组了陕西省委，帮助省委建立了西安市委的工作。不久，他的肺病复发，病情十分严重，组织决定让他到北平疗养。经过一年多的疗养，健康大体恢复。当他得知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便拖着大病初愈的身躯，毅然奔赴张家口抗日前线找党，与中共前委书记柯庆施接上党的组织关系，被委任为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独立第十八师工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
１９３４年２月，他到达江西中央苏区，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并主编军事杂志《革命与战争》。少文参加了红军长征，并在遵义会议时担任秘书工作。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跟随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被编入左路军。张国焘另立中央时，少文被内定为秘书长，朱德同志事先将此事透露给他，他表示坚决不干，朱德同志指示他暂且“忍耐”，刘伯承同志说：“我们以前曾做白军的工作，何况张国焘他们还打着红旗呢！”与此同时，刘伯承同志还嘱咐少文同志“要把通共产国际的密码烧掉。”在朱德、刘伯承同志的具体指导下，他对张国焘反对中央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１９３６年春在懋功时，张国焘企图危害罗若遐、张令彬、杨梅生同志，少文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暗地里向他们通风报信，保护了这些同志；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少文同志向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指出张国焘的错误，并取出他所记的有关张国焘活动的全部记录作为证明。１９３６年４月，张国焘察觉了少文的思想行为，将他调往甘孜一带做少数民族工作，少文同志不惧艰险，会同其他同志共同对少数民族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广大劳苦群众的信任，争取到上层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在短短的３个月内，组织了苏维埃政府，建立了革命群众团体，组织了民族自卫武装，为红军筹集了粮食，撒下了革命的种子。特别是由于密切了与白利寺格达活佛的关系，对红军的物质保障、保护红军伤病员起了积极作用。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７日，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少文出任秘书长。在此任内，他随朱德和任弼时同志对张国焘反对与党中央会合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来少文还将张国焘的反党材料清理出来交给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少文出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艰苦无声地工作
“西安事变”后，少文同志长期在白区的危险环境中，默默无闻地完成着党交给他的一个又一个任务。许多工作在当时军事政治斗争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却又鲜为人知。
１９３７年４月，遵照中央决定，少文到了上海。“七七”事变后，被调到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后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八一三”后，李克农、潘汉年同志相继离开上海，少文主持办事处的全面工作，在上海“孤岛”坚持斗争，直至１９３９年底离沪赴延安汇报工作。这个时期，他的主要贡献有：（一）同各抗日团体的上层人士保持联系，通过各种方式传达党的主张和政策。（二）组织印发抗战刊物如《时事丛刊》、《内地通讯》和《江南通讯》等，并以柳华和铁人的笔名在《救亡日报》和《团结周刊》上发表文章，指导当地抗日活动；指导和支持胡愈之同志等翻译出版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的出版，也是在他的积极赞助下进行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在中国有很大影响的苏联传记文学作品，是少文于１９３８年作为组织交办任务交给梅益同志翻译完成的。（三）组织和指导上海周围人民抗日武装。为此，１９３８年四五月间，他专门写了《怎样把江南游击战争胜利地开展起来》、《怎样在抗日游击队中进行政治工作》等文章在《团结周刊》上发表，亲自训练干部派到这些游击队去帮助工作，后将这些武装力量移交给地方党。（四）组织支援新四军，为他们输送干部，募捐钱物。（五）领导地下机要电台及情报工作，建立与党中央、南方局、新四军的通信联系。
１９４０年５月，少文随周恩来同志离开延安赴重庆。７月，由南方局派往香港，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中央交通处港澳办事处处长，负责交通联络、机要、电台和经费工作，除保持了同上海、韶关、桂林、海南岛等地联系外，还与海外一些地区建立了独立的交通联系。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２５日香港陷落，日军封锁香港至九龙的海面交通，疯狂搜捕爱国抗日人士，在香港的具有重要影响的爱国人士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茅盾等和夏衍、金山等文艺界著名人士及其家属数百人陷入危境。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电示驻港机构负责人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尽全力营救。在廖承志同志主持下，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了研究，让少文留港负责转移工作。少文在极端危难的情况下，在广东省委、当地游击队等的协助下，组织动员了一切可能运用的力量，终于胜利地把这些抗日爱国人士秘密转移到安全地区。由于他在营救工作中表现出色，受到周恩来同志表扬并给予中央登记的奖励。
１９４２年８月，少文奉令回到重庆。在重庆，少文化名张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先后任交通处处长、组织部负责人、重庆工作委员会委员、南方局委员。在任内，少文直接组织铺设了川陕转移线路和重庆到中原解放区的秘密交通线。他还直接领导中国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的工作，争取团结了许多科技人员，为国家积累了建设人才。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期间，少文出任南方局情报部部长，为谈判斗争和政协会议的举行提供情报保障，多次安排并陪同毛主席接见革命爱国人士。１９４６年２月底，少文作为周恩来同志的随员随同三人小组从重庆飞北平、张家口等地视察停战协定执行情况。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决定迁回南京。１９４６年３月，周恩来同志派少文先行赴南京、上海为中共代表团（即南方局）迁移做准备，不久，奉命转入地下。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６日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少文同志任委员，分工负责统战、宣传和情报工作。
１９４８年６月，地下党出了叛徒。少文本已对有关人员做了转移安排，自己也准备隐蔽起来，但因有一个重要关系会面，明知危险，仍依约前往接头地点，不期与特务遭遇，所幸他改变了平日装束而未被认出。他巧妙地支开敌人，争取了短暂的时间，夺窗跳楼，摔坏了腿脚，忍着剧痛，离开现场脱险。１０月，少文撤到党中央所在地——平山，被委任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
１９４９年４月，少文与李维汉、刘晓等邀请黄炎培、朱学范等共商解放上海中的接管问题。５月８日，他会同刘晓致电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对上海地下党配合与协助解放军解放上海作了周详部署。５月２７日，他随军进驻上海，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兼轻工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纺织工业部部长等职，组织领导了上海和华东地区的轻纺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构筑地下长城
少文是我党我军情报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也是我党我军隐蔽斗争战线杰出的领导者。他在敌区建立和领导的工作机构，是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重要情报工作系统之一，党中央和情报部门的领导都对他有高度的评价。他从事的工作与党的各个时期斗争任务息息相关。早在１９３７年，少文任上海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时，就向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１９４５年９月，少文出任南方局情报部长期间，主持建立了情报关系，调查国民党的动态，综合研究各种情报，报告中央。其内线关系，深入到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宣传部、党政革新座谈会、军统、政府的财政部及军政部等，转移上海后，他所领导的情报系统伸向南京、武汉、镇江、重庆、昆明、徐州、郑州、香港等地，配有自己独立的秘密交通和电台，获取了国民党陆、海、空军及后勤、警特的许多重要情报。
他曾两度领导在上海的党中央地下档案库的工作，曾于抗战胜利后，组织人员并亲自参与将党中央存在上海的５０００多份文件由上海转运抵延安，为保存党的珍贵历史文献做出特殊的贡献。
少文在隐蔽斗争战线的建设上具有远见卓识。全国解放前，他就向周恩来同志提出了适应形势发展，调整情报工作布局和工作方法的建议。解放后，少文曾担任军委四部代部长、军委二部部长等职。他参与了当时我党我军情报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他十分重视单位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重视院校建设，经过细致的工作，形成了稳定的具有开拓精神的干部队伍。他重视规章制度建设，在他的主持下，逐步建立了各业务系统的计划、部署、检查机制，保障了情报机关的正常运行。他努力加强侦察力量建设，既积极创建新的侦察手段，又不断地吸收新技术加强传统手段，并通过组织比武竞赛等推广具有创造性的新经验。在任期内，他遵照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指示，严密组织了抗美援朝、台湾海峡斗争、中印边境反击战、援越抗美等情报保障，对世界形势发展，特别是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为５０年代、６０年代我国国防战略的制定，为我国外交斗争提供了必需的情报。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以及军事外交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党的领导下，少文和他的战友们，以他们的满腔热血，构筑起捍卫祖国和人民安全的又一条长城——地下长城。
清正廉洁的楷模
少文一生谦虚谨慎，顾全大局，不争功，不诿过，清正廉洁，严守纪律。
他对党忠心耿耿，把党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在工作中不避艰险，不计名位。他三次由公开转入地下工作，都愉快地服从党的决定。在离开上海“孤岛”的去向问题上，他请求到枪林弹雨的江南抗日游击队去战斗。当组织上选定他任军委二部部长时，他考虑自己缺乏军事斗争经验，不完全适合工作的需要，因而郑重向上级写了报告，提请组织另从懂军事的干部中遴选得力干部。一旦命令施行，他又毫不迟疑地挑起担子来。他长期处于地下或独当一面的环境中，能贯彻共产党员的“慎独”的要求，实行自我监督，靠党性进行工作。他工作一丝不苟，勤奋刻苦，日以继夜。他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无论听汇报、参加会议，都认真作笔记。他作计划、总结，准备讲话稿、汇报提纲都是亲自动手。他坚持原则，光明正大，为人刚正，不趋炎附势，不拉帮结派。他尊重领导，爱护干部，对待同志谦虚诚恳，做事稳健持重，有长者之风。他从不夸耀自己，对于自己的不平凡经历，对于自己的工作成就，如参加转移香港民主人士、组织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遵义会议时期担任秘书工作以及与张国焘作斗争等这样的大事，绝口不谈，所以很多同志对他虽感到现实的亲切也觉得历史的陌生。
历史上，少文曾多次经管党的巨额经费（如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５日中央一次拨给刘少文６亿法币），但他从不沾公家一分钱。他生活俭朴，只有工作必需的几套衣服，到北京后十几年一直过集体生活，与爱人、小孩各自在机关、学校吃食堂。他经常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亲友、帮助同志。招待来客从不假公济私，都是自己掏腰包。他非常鄙视利用职权为子女营造“安乐窝”的不正之风，他对子女要求严格，衣食住行绝对不许特殊，不许乘坐公车，在就业方面从不要求照顾。他的孩子，一个是有相当贡献的医学科学研究人员，一个至今还是一家国营工厂的一般干部，但他对一些烈士遗孤却无微不至地关怀，张太雷烈士的儿子就亲切地叫他为“刘爸爸”。１９７８年少文被落实政策后，把补给他的工资交党费一万元，以一万元捐赠给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晚年，还将自己的部分珍贵图书捐赠机关。少文真正做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清正廉洁的楷模。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由于特殊的工作环境和一些历史原因，许多人对少文了解不多，他的业绩貌似平凡其实伟大，是党哺育的无名英雄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他是我们的楷模，值得我们永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