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月9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美术)
专栏:画斋三味

  走近“香雪斋”
——王成喜室名印章撷趣
杜英姿
以画梅著称的王成喜,其龙潭湖畔的画室就是一个梅花天地。墙上正中是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亲笔题写的斋名牌匾:香雪斋。与之相呼应的是近年来王成喜为许多重要场所创作的巨作中的两幅之精美印刷品:悬挂于人民大会堂三楼中央大厅的《报春图》和日本国会大厦的《香远图》,散发出馥郁袭人的梅香。书柜里、地板上摆满有关梅花的书籍和王成喜出版的多种画集、画册,其中《王成喜画梅集》(北京出版社出版)已是8次再版。
王成喜自幼钟情梅花,几十年爱梅画梅,对梅之风骨、梅之神髓有了深刻的体悟:梅花乍看并不起眼,它不比牡丹的富丽、荷花的娇艳、兰花的洒脱,但它凌风傲霜踏雪来,不尽生机不馨香。正是一番寒彻骨,才得梅花扑鼻香,梅花在天寒地冻中表现出的坚韧顽强,它俏也不争春的无华内在之美,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
王成喜为画室起名“香雪斋”,既表明他画梅不渝的艺术追求,也寄托了他以梅为师为友为伴向往理想人生境界的高尚情怀。
享誉海内外的王成喜淳厚、质朴,以至于有一次一位从未谋面的接待人员凭别人描述的特征“挺朴实的和农民似的中等个儿”而认准了他。这位来自河南长葛农村的画家,其人生信条也带着浓郁的中原乡土气息。他有一枚闲章“真金无镀”,说的就是他做人的准则,以诚实为本、引质朴为荣。王成喜作为燕京书画社的副总经理,奉行的经营原则人称“武士商法”,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对时下商家惯用的谋略手段置若罔闻。时间久了,最不会做生意的王成喜倒成了商家愿意合作的伙伴,他赢得了现代商战中最可宝贵的财富——信誉。如今,作为北京最早创办的书画经营实体的燕京书画社,已设有27个门市部,经营2万多种商品,誉满京华。对自己画的宣传,王成喜也从不慕虚名,不热衷于包装炒作,他坚信要成为大家靠的只能是艺术功力的不断提高。
“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和“最难风雨故人来”是王成喜常用的两枚闲章。他出身穷苦,幼年丧父,早年饱尝生活的艰辛。历经苦难和坎坷的磨砺,王成喜最难忘在困顿和艰难时月给过他帮助的人,哪怕是邻居大婶的一碗粥他仍记忆犹新。他并不慨叹人生的变幻无常,也很少幽思苦绪。人间贵真情,王成喜把对社会人生的这一认识当作座右铭。一位十年前十二三岁进京学画时得到过王成喜无私帮助的农村青年,至今还逢年过节寄土特产表达心意。“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用这句赞梅的诗形容王成喜,恐怕再合适不过。


第11版(美术)
专栏:

  画家独白
目前,中国画坛百家蜂起,“风格化”趋向越来越明显。人人都想同他人拉开距离,人人都想把自家面貌塑造得独特些,应该说,这是好事。但我有隐忧。过早地求超脱,过早地自立门户,这在艺术上往往只能收到短期效应。譬如练气功和武功,有多深厚的内功就有多大本事,内功筑基太浅,纵然学得几手招式,甚或以聪明悟得几手奇招,于形式和技法上炫耀于一时,但因无内功而终难大成。


第11版(美术)
专栏:美在生活中

  花间明月光
——浅谈《泰戈尔诗集》的装帧设计
吴冠英
泰戈尔是伟大的印度诗人、作家。他的诗集《新月集》、《尘埃集》、《园丁集》和《飞鸟集》被广为传颂。作者为此套诗集新作的装帧设计从形式构架上吸收了印度传统装饰风格,并提取其最具代表性的形象用于书籍函套上的造型,如边缘的曲线处理和椭圆形色面的对比,既呼应亦十分谐调。银色的书名点缀其间,更显得朴素、高雅。在每一集的图形设计中,运用白描的手法,描绘出似从乡间小路边采撷的一束花草的图样作书名和封面的装饰,自然、随意、纯朴,较好地体现了诗集清新的格调。色彩用淡化的手法,着意表现作品略带神秘色彩和伤感的情调。
(附图片)
(《泰戈尔诗集》装帧设计:董志桢)


第11版(美术)
专栏:

  拚将华年写“神骏”
——读易洪斌的马
朱晶
洪斌笔下的马,瘦硬矫健,个个叩地有声,显然跑在大地上,他称之为“凡骥”。可反复体味却又觉得它们有如风鬃雾鬣的“神骏”,或飘风,或流火,或冲霄,携东方雄气,踱空冥苍穹,欲挽天河洗尘色。
我与洪斌是文友而非画友。我写不出洪斌作品在画界的位置。但知道他除了担任省报社长、研究美学、创作小说散文还颇有画名,尤擅画马。1990年8月,就曾求得两幅,一双马一立马,题曰:“且舒骥足”,“所向无空阔”。以后他不懈挥毫,“不信世间无造父,拚将华年写汗血”,参与画坛盛事,屡获赏家评鉴,1995年5月遂有《易洪斌画集》出版。
渲染群马奔腾,乃洪斌得意之笔。尽管其中寓意不难领略,那排山倒海的气势每每给你强烈的冲击。有时,他勾勒的静态的马也往往引我遐思,像《曙光初动》中伫立待发的群马或许就更具震撼效果,这与《塞北秋骏》、《大风起兮》中迎风挺立的单马一样,都令人感受到一种沉静下的跃动,一种积蓄的、抑郁的、即将爆发的伟力。据说,现代的中国画画家已不再热衷于固守单一题材。然而作为带有抽象意味的具象,洪斌的马则应另当别论。较之他的表现内容,我甚至对他抽象化的风格形式更感兴趣。
宋人刘道醇说:“善观画马者,必求其精神筋力:精神完则意出,筋力劲则势在。”法国画家马蒂斯认为,“离开拘泥细节地反映动态,一个人就能获得更高的美和宏伟。”我觉得他们的见解有共同之处。正是这种超越物象追求传神的结构简化与手段纯化,把绘画导向写意与象征,一旦艺术家的功力能将对象特质与人性与主体素养、学识、理想相熔铸,就会使画作在精神层面达到与诗、音乐和哲学的沟通。由此,我理解了洪斌为什么竭力要在笔下摆脱“凡马”的躯壳进而追求“神骏”的风度与气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洪斌的马已不再是马,而成为生气勃勃的美的精灵,成为旨趣丰富的艺术符号。
(附图片)
天马行(中国画)易洪斌


第11版(美术)
专栏:

  张改琴书画作品
张改琴,甘肃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她将自己书画艺术的根须深深扎在故乡的黄土地。几十年苦苦求索,使其书法内含自然神韵,形成俊逸、沉厚的艺术面貌;其画艺日臻成熟,渐入佳境。
不久前,作者曾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成功地举办了书画展。
(附图片)
苍山积雪寒潭静碧海扬波夜月浮(书法)
满目秋山夕照红(中国画)


第11版(美术)
专栏:画坛人物

  给人们甜蜜
——探望病中的古元
雪村
早春三月,暖风裹着泥土和芳草的气息,轻轻叩着京西南沙沟一幢楼上的小窗,一位华发稀疏、面颊凹陷的老人平静地躺在木床上,床头放着几瓶药。“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一曲诞生于陕北的民歌在简朴的小屋里轻轻回荡。
这位老人就是我国杰出的画家、美术教育家古元同志,他已与癌症搏斗了近四年。
得悉古元同志病重,我们前去探望。握着他那双曾无数次操刀向木的手,此刻已变得柔软羸弱。古元同志的夫人蒋玉衡俯身问他,你现在想说点什么。古元同志目光凝视了一会儿,慢慢说道:“我讲不出更多的理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的生活是艺术的来源,也应该是艺术的服务对象。”他接着加重语气:“文艺应该歌颂广大的人民,那是鱼水的关系。我至今仍坚持这个观点。”说完他闭上眼睛,紧蹙眉头,看得出他在强忍疼痛。忽然,他睁大眼睛,望着我们吃力地低语:“艺术家最高的荣誉是无形的,是在人民中树立的。”蒋玉衡同志告诉我们,古元最近对家人讲,他这一生对自己应有更高的要求,可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但稍感欣慰的,是为人民画了一些他们喜爱的作品。闻之,已经深深印刻在我们记忆中的一幅幅古元同志的作品又跃然眼前:版画《运草》、《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给老炊事员做寿》、《探望老房东》、《春风送暖》、《江南三月》、《玉带桥》;水彩画《晨曲》、《春芽》等等。它们就像一个个脚印,让我们看到广东乡村的一个普通中学生在奔赴延安后,将自己的命运与全民族的进步事业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人民艺术家的人生轨迹;也使后人得以通过他的作品展阅我们的祖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画卷。
古元同志的作品所以为人民喜爱,是因为他将艺术的根须深深地扎进生活里,“对人民和他们日常生活的深厚的执著的爱好,以及采用最适切的表现技巧,是古元同志的美学精神最可贵的倾向”(艾青语),因而他的作品才能如此普遍地得到人们的赞许。
回望古元同志在陕北的岁月,他和农民一起耕种、锄草、收割、放羊、推磨、赶车……这期间,他的艺术发生了巨变。古元早期的木刻,艺术形式上受西方木刻的影响,注意表现体积和明暗光影,画面较为浓重,结果农民看了“解不下”,说是脸上“长毛毛”、“阴阳脸”。他开始研究借鉴剪纸、木版年画等民间艺术,逐渐摆脱旧有木刻形式的影子,创造出以圆刀阳刻为主、简洁、洗炼、明朗、清新、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与地域特点的独特风格。这种新的艺术风格一出现,立即带动了延安和全解放区木刻的发展,并在全国木刻界产生影响,在中国新兴版画史上,古元木刻开一代新风。古元后期的水彩画融会了版画语言,不求复杂的光色变化,而注重把握情调和意境,语言概括精练,又不失水彩画润泽、清新的特点,因而拓宽了水彩画的表现领域。古元作品的魅力还在于他用刻刀画笔生动地记录下各个历史时期的真实情景,如反映农民翻身喜悦的《入仓》(木刻)和反抗剥削的《减租会》(木刻),记录下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焚毁地契》(木刻)和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英雄壮举的《人桥》、《打过长江》(套色木刻);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留下了版画《鞍山钢铁厂的修复》、《秋收》、《工人上夜校》、《甘蔗园》、《十月的喜讯》、《喜相告》和水彩画《严冬已过》、《林业大队》等许多作品。可以说,祖国人民前进的每一步都在他的木板上留下了印迹。
今天,面对新的时代,回首古元的艺术道路,正活跃于当代画坛的中青年画家陈雅丹、吴长江等颇有感慨:古元是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而又不把为政治服务作简单化理解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无论表现什么和怎样表现都是发自内心的,充满美好的理想和真诚。他从不靠哗众取宠取胜,更无急功近利之心,他的作品属于最广大的人民,因而其艺术魅力永远不会泯灭。著名画家罗工柳先生对笔者说:“经过几十年回过头来看,古元的作品所体现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民间性,不仅对当时,对今后中国艺术的发展仍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古元同志一生纯朴正直,很少索取,为人如其艺术充满对生活和人民的真挚感情。他60岁时,创作了版画《给人们甜蜜》,那是在他经历了“文革”磨难后,出现在他笔下的是:明媚的春天里,田野边布满蜂箱,一个养蜂人在辛勤地劳作,蜜蜂在桃花丛中飞舞……在这幅画的下方,古元同志曾写下一行字:“愿学蜜蜂的辛勤,从人民生活的泉水中酿造精神的甜蜜。”他是在歌颂辛勤的养蜂人,赞美不倦酿蜜的小生灵,他也是在勉励自己,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为人民勤奋地工作,用艺术为人民酿造更多的精神的甜蜜。
(附图片)
给人们甜蜜(套色木刻)1979年作
天山牧场(水彩画)一九八二年作
回忆延安(套色木刻)一九七八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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