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踏访罗本岛
温宪
南非开普敦市的海滨乐园游人如织。然而，一走进５号码头边那座灰色小楼的大门，空气不由得凝重起来。身着褐色看守服装的办事员查验了罗本岛监狱长签发的许可证后，又收取了６０兰特的船票费用，才开启了那道通向码头的自动铁门。
这是罗本岛监狱的专用码头。看守们正忙着将各种给养搬上停靠在那里的小渡轮。抬眼望去，这艘蓝白颜色的渡轮竟是“迪亚士号”！曼德拉被囚罗本岛时，就曾因病于１９７９年乘“迪亚士号”到开普敦就医，莫非这就是被曼德拉形容为在海面上“被怒涛抛上摔下”、险些沉没的那条船？
中午１２时，远处的信号山上腾起一股白烟，接着传来一声沉闷的炮响。每日鸣放“午炮”既是开普敦的特有景观，也成了“迪亚士号”的出发令。４５分钟后，渡轮停泊在默里湾码头。这里距开普敦仅１１公里，但一踏上罗本岛却恍然进入了另一个遥远的世界。紧靠码头的一堵高墙冷冷地截住了人们的视线，向右望去，那才是进入罗本岛的唯一大门。大门顶端立一面大牌，牌上分别用英语和南非白人特有的阿非利加语写着：“欢迎来到罗本岛”、“我们为在此供职感到自豪”。（见压题照片）已在岛上供职１５年的巴雷先生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新闻记者踏访罗本岛表示欢迎后，驱车载着客人穿过大门，三拐两拐停在一排铁门紧闭的灰色石板平房前。连过两道铁门后，又是三拐两拐，最后来到了南非少数白人政权时关押“最危险政治犯人”的“Ｂ区”牢房。
惨白的日光灯照耀着一条不到百米长的水泥地面通道，３０间牢房空空荡荡地分列两旁。在第５号牢房前，巴雷先生说：“这就是纳尔逊（指曼德拉）的牢房。”只见一道木门上方钉着一块用于标明犯人姓名和编号卡片的铁板，直至１９８２年以前，那上面一直插着写有“纳尔逊·曼德拉／４６６／６４”的白色卡片。木门后是一道由５根铁棍焊就的牢门。牢房本身仅有４平方米，右边靠墙处支着一张矮床。左面靠墙处摆着一张小桌和靠背塑料椅，小桌左上方安着３个用于装杂物的铁盒，右上方的高墙上开着一孔铁窗。据曼德拉自己回忆说，身高１．８３米的他躺下后，头顶着有铁窗的那面墙，脚便可触到有铁门的另一面墙。
“Ｂ区”牢房的外面是一个由三面高墙围起来的院落。这里便是犯人们当年放风或做砸石块、缝补邮袋等苦役的地方。１９６４年６月被判处终生监禁后至１９８２年被移往波尔斯摩尔监狱前，曼德拉２７年铁窗生涯中约有１８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正是在这间牢笼里，曼德拉曾孜孜不倦地学习法律、经济、商业、历史和南非白人的阿非利加语。他不仅自己学习，还激励所有难友奋发向上，一座铁狱竟被改造成了“曼德拉大学”；就在这所院落内，他每天清晨进行着慢跑锻炼，与难友们讨论时局，与狱吏据理抗争。种族主义者的本意是企图让这些反抗志士的意志随着冲刷罗本岛的南极本圭拉海流和漫长光阴一起消蚀殆尽，但所有这些常人无法承受的磨难却成就了一段从囚徒到总统的传奇，锤炼出了坚毅、平和、大度和卓越……
思绪难平之际，巴雷先生又发动了汽车，带领客人周游全岛，从各个方向渐次展示着它的不同侧面：罗本岛全岛居民约５００人，除了３名小学教师和监狱内仍被关押着的１７２名犯人外，其余都是监狱管理人员及家属；１６１５年罗本岛便开始作为监禁和流放之地，后来又曾被用作麻风病和精神病人的隔离地，那所每周四才开门营业的银行，原是麻风病人的停尸房，它要算是非洲大陆最小的银行了；那几门４０吨重的巨炮是二战期间部署的，但从来没有开过火，否则开普敦市内建筑的玻璃都会被震碎；那边是一个采石场，开普敦市内很多建筑用的都是这里的石料；罗本岛还是羚羊、鸵鸟、燕鸥、朱鹭和企鹅等５０多种海鸟的繁殖地……
这座面积只有５７４公顷的小岛竟承载着如此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今年底，罗本岛监狱将不复存在，一场关于罗本岛前途的讨论正在热烈地进行着。有人建议在罗本岛建五星级宾馆和赌场，使它成为新的旅游胜地；有人主张在罗本岛建一所开放式大学，使南非１０００万以上成人文盲重享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主任冯德拉斯特先生则认为，罗本岛有着以肤色、文化压迫别的种族和对这种压迫进行最坚韧反抗的双重象征意义。如同广岛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罗本岛应被宣布为一处世界遗产。（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友谊之花
“真由美”的中国缘
——访日本著名影星中野良子
李新烽
一位天真的女孩，站在家门口茂密的竹林前，面对茫茫大海极目西眺，柔和的海风、广阔的海面引起她的遐想：遥远的地平线那边居住着什么人？长大后一定要去看看。
２０年后的１９７９年，那位日本少女实现了当年的天真幻想。由于在影片《追捕》里扮演女主人公真由美，受到中国观众青睐，中野良子应邀随日本一个电影代表团来华访问。然而，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里广袤的土地、友好的人民给她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使她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孟春时节，北京春光明媚，春意盎然，中野良子第３１次来到中国。在下榻的北京饭店，她用职业化的表达方式把她的中国缘、中国情娓娓道来。
１９８４年访问长春期间，中野良子看到中国人结婚时家门上贴大红喜字的婚俗，不得其解。“人结婚后幸福能翻一倍”的回答引起她的沉思：“我是否只享受了人生的一半幸福？”此前，她的生活是在车里、家中和摄影棚内度过的，压根儿没有产生结婚成家的念头。长春之行改变了她的想法，她决定从选择丈夫的新角度去观察异性、认识男人。
“中国人对我十分关心，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问我结婚了没有。”在一次为欢迎云南文艺界代表团访日举行的宴会上，一位中国朋友介绍她认识日本银行界人士，并建议她在银行里找个男朋友。好奇心指使她暗访银行，并鬼使神差地与一位普通银行职员结为秦晋之好，在日本首开电影明星与普通职员结合的先例。为了纪念跨国“红娘”的好意，他们夫妻双双来到中国，欢度蜜月。她说，婚后来回奔波，整日繁忙，现仍无孩子。
像婚姻一样，中野良子的事业也清楚地烙上了中国印。没访问中国前，她热爱的是演艺事业，塑造了大量角色，蜚声海内外。她回忆道：“我虽然成了明星，但一直都在苦苦思索人应该为社会做些什么。经历了一次次不同寻常的心灵历程之后，我终于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找到了答案。”
在１９８６年国际和平年里，中野良子作为南京大屠杀追悼受害者访华团的一员，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悲惨的纪录片引起她心灵的强烈震撼。影片结束了，她却坐在椅子上无力站起来。“听到有人对我讲，让我们共同创造一个和电影里完全不同的新世界吧。我猛地站了起来，我找到了奋斗目标。”她显然有些激动：“日中两国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尽管一个是大陆，一个是岛国，国情也不同，但我们追求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是相同的。我要做一名日中友好交流的信使，这比演电影更重要。”
就在这一年，为了更好地从事中日友好交流工作，她只身走进上海交大学习汉语。回国后，她创办了世界自由博爱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运用写作、访问、演讲和演出等多种形式介绍中国，宣传中日友好。去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她投资２００万日元改建秦皇岛卢龙县曹庄小学，校名改为“中野良子小学”。
小时候家门前的竹子教她为人正直，广袤的中国大地让她视野开阔，善良的中国人民使她的心灵升华。中野良子常说，通过真由美与中国相识是她的缘分，她的家庭、事业乃至业余生活都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学汉语，也让丈夫学习。她原来不唱歌，可热情的中国人民都要求她唱歌，她便喜欢上了歌唱，不但唱日文歌曲，而且学唱中文歌曲。她喜欢吃中国菜，并为未能早日踏上中国大地感到遗憾。原来，她１７岁时曾参加过日本爱知县和三重县合办的选美比赛，荣获冠军。可在全国比赛时，因为个矮得了亚军。“那时要是吃了中国菜，我这１．６０米的个子就能多长１０厘米，准拿冠军。”话音刚落便爽朗大笑，那神情绝然不像一位４６岁的中年女子，而像一名活泼的纯情少女。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今古人物
法国“报业大王”——埃尔桑
杨汝生
法国“报业大王”——罗贝尔·埃尔桑在刚刚庆祝了自己的７６岁生日之后，于４月２１日在巴黎圣克卢的寓所溘然长逝。他的亡故在法国政界和新闻出版界引起极大的反响，许多政要和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回忆他那神秘而又不平凡的一生。
《费加罗报》在他死后发表的一篇社论中写到，埃尔桑常说，“读者是国王”，他最能猜透他们的期待和爱好，并能第一个满足他们的这些需求。法国知名评论家佩雷菲特撰文说，“他是传媒领域的大王，但很少传播自我。”
埃尔桑１９２０年出生于卢瓦—大西洋省的维尔杜小城，其父是远洋轮船的一位船长。他曾在里昂和勒阿弗尔上中学。他自幼对新闻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１６岁时便模仿制版办报。后来他到国外学习语言，回来后写了一篇通讯，被发表在一家地方报纸上。１８岁那年，他正式创办报纸，尽管只出了一期，但道路已经开辟，从此便与报纸结下不解之缘。１９５０年，他成功地创办了《汽车报》，并以此起家着手建立自己的报业集团。埃尔桑对报刊有执著的追求，有人回忆说，他“常常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凭借纸张、铅笔、剪刀和浆糊便能编出一张报纸来”。他有惊人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只要他认为是应该做的，即使冒再大的风险也在所不辞。１９６３年，尽管政府大力支持创办《安的列斯报》，但却没有一个人敢接受这个任务，埃尔桑力排众议，亲手创办《法兰西—安的列斯报》。
他是法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报业集团——“索克报业集团”的董事长。４０年间，他在巴黎、外省乃至国外创办的日报、期刊多达数十种。１９７５年他买下了法国第一大报《费加罗报》，并创办《费加罗周刊》、《费加罗妇女》和增页《费加罗经济》。在此之后，他又买了《法兰西晚报》。该集团还控制了许多重要的专业和地区性报纸，例如《巴黎赛马报》、《北方快报》、《北方晨报》、《中部新闻报》、《海洋新闻报》、《里昂进步报》等，并买下比利时一家报纸的大部股份，他还在东欧某些国家办报。“索克集团”所出版的报刊每日的销售量约占法国报刊销售总量的１／３。为了在影视界拓展事业，１９８７年他与意大利媒体巨子、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合作，成为法国商业电视５台的总裁。但此举出师不利，１９９０年该电视台即因财务问题结束运营。埃尔桑集团通过一连串的并购行为，使自己扩充为法国最大的报业集团，但也使集团背上沉重的债务。自９０年代开始，集团的经营情况开始走下坡路，到１９９３年时，仅《费加罗报》的广告收入就减少了１０亿法郎，虽然集团的营业额仍保持在６０亿法郎左右，但债务就占去将近４０亿法郎。过去，埃尔桑身后有诸如“里昂信贷银行”等大财团的支持，而今这些财团普遍陷入困境，自身难保，不可能再作埃尔桑的后盾。
埃尔桑从办报起家，进而对政治表现出愈来愈大的兴趣，他是法国民主联盟的积极分子，曾担任过瓦兹省的国民议会议员，同时还是欧洲议会的议员。然而，他从政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加强“索克”集团的影响；二是为了获得国会议员的豁免权。这是因为他的仕途曾因青年时代的历史污点受到了影响。１９４０年，２０岁的埃尔桑来到巴黎，曾积极参与成立“青年阵线”。这个仿照“法西斯青年”模式的组织被指控参与了诈骗犹太商人的活动，埃尔桑本人也因此入狱，并被剥夺１０年的公民权。他的敌人不时借此作文章，对他进行指责和攻击。埃尔桑常对人说，“４０天间的蠢事，我４０年都偿还不清”。他承认年轻时的一时失足，但并没因此气馁，反而激起他发奋图强的无穷力量。１９５３年，埃尔桑在一次大赦中真正获得解放，由于他在报界越来越大的影响，不久便被选为拉弗纳勒市的市长。他头上的精神枷锁一旦取消，便更加朝气蓬勃地发展自己的事业。难怪有人说，“没有过去的埃尔桑，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埃尔桑”。
在如此庞大的报业王国里，埃尔桑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智慧和管理才能。他善于通过委派自己的代表去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务，他对其所办报刊的记者，从来不直接发号施令。他喜欢过一种默默无闻的生活。
埃尔桑去了，他留给法国报界的精神财富却是十分宝贵的。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界艺苑
“豆角”携来新绿
施晓慧
刚刚被法国国家交响乐团那些光芒四射的辉煌乐章激动过，４月１８日坐在北京音乐厅聆听英国“豆角”演唱团无伴奏合唱时，那感觉，仿佛是从汹涌磅礴的黄河边突然走进了密林深处的小溪旁。没有王宫贵族的奢华，没有工业社会的嘈杂，只有清纯婉转的多声部歌声，向人们叙述着远航水手的喜怒哀乐、年轻姑娘的悲欢离合、理发馆小伙儿的诙谐幽默，直至对今日战乱中波黑故乡的无尽眷恋……一段段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小故事，亲切、自然、娓娓动听。
四声部至六声部的无伴奏合唱艺术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艺术遗产之一，但随着蓬勃的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它几乎被人们淡忘了，只在教堂唱诗班中还依稀保留着它的影子。近年来，随着欧洲社会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反思，人们又开始重温历史、回归自然。“豆角”合唱团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于１９８６年在牛津校园中应运而生了。牛津和剑桥１９世纪以来一直是英国音乐生活的中心，出现过许多“振兴英国音乐”的大音乐家。
“豆角”合唱团的１０名演员，１０年前都是牛津的在校学生，对于古乐器和文艺复兴时期多声部声乐的深厚造诣和共同爱好，使他们聚到了一起。“豆角”的发起人罗伯特团长诙谐地告诉观众，“我们１０个人不仅在音乐方面有共同的爱好，生活上也有共同点：比如，爱穿纯羊毛制品的衣服，喝手工制的酸奶……”
“豆角”建团初期，主要演唱文艺复兴和早期巴洛克时期的世俗曲目，现在则演唱各式各样的西方声乐作品，并因此享誉四方。１９８９年他们获得大不列颠青年艺术家比赛“早期音乐广播电视网奖”，还赢得过“提·莱特基金青年艺术家奖”以及意大利“国际马兰奇奥比赛”奖。去年以来，他们开始录制一系列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宫廷世俗音乐的歌曲集。
这些对器乐和声乐艺术造诣很深的年轻人，丝毫不带有世俗的浮躁，似乎也不为风靡世界的流行歌曲、摇滚歌星们的灿烂所动心，相反，他们对搜集和抢救英国的民间歌曲表现出十二分的热忱。在他们的这次访华演出中，就有一首这样的苏格兰民间小调：“一位美丽的姑娘，嫁给了一个小丈夫，这一年他才１６岁；第二年他１７岁，做了孩子的爸爸；第三年他１８岁，可是坟墓上已长出了草，他战死在了疆场上……”女高音卡瑞斯在演唱中把它处理得无比轻柔、哀婉，令听众无不为之动容。
寥寥数人的小“豆角”合唱团，以娴熟的声乐技巧和清新质朴的风格，让中国观众领略到无伴奏合唱独特的感染力。很显然，没有人会把它妄称为英国音乐的代表，也许它就像它的名字——豆角一样，紧紧地依附于滋养它的英伦大地，开花，结果，奉献一片新绿，虽然普通，但却充满着生机。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沙漠明珠——廷巴克图
非洲历史名城廷巴克图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尼日尔河中游北岸，是马里共和国最北部的一座重要城市。这座人口不足３０万的小城，几乎是清一色的平顶建筑，大街小巷布满厚厚的灰沙（见图）。“廷巴克图”由“廷布克图”一词演化而来，意为“布克图大妈的水井”。传说早期的廷巴克图由游牧民族图阿雷格人所建，每年旱季他们南下来到这里的一口水井旁，安营扎寨，雨季时留下辎重行李北归而去，水井则由一名叫布克图的老妇人看守。城市由此得名。公元１４至１６世纪期间，该城几度辉煌，与开罗、巴格达和大马士革齐名，是西非重要的文化和宗教中心。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杨富国）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海外游踪
巴尔干战争的绵延，使散落在各地的古堡，大多成为锈迹斑斑的文明碎片。然而，杜布罗夫尼克却以其完整、大气和古今浑然一体而独秀于半岛。
春到杜布罗夫尼克
胡锡进
开车沿克罗地亚漫长的海岸线向南驶，视线被碎岛一路遮拦，唯有看到最南端山海之间的那个敦实城堡时，亚得里亚海豁然开朗。记者来到杜布罗夫尼克时，恰遇美国商业部长布朗的座机在小城附近失事，天公似有所悲，春雨潇潇。翌日，雨过天晴，登堡临海，望城中连片的白墙红瓦，海鸟鸣晴，人声鼎沸，竟是别有一番前南战争初歇的艳阳春色。
虽然早听说杜布罗夫尼克古堡中住着人，但未曾想到，几千米的砖石城墙内，竟围着现代杜布罗夫尼克的市政府和三五千百姓黎民。这样的人口规模，在今天的巴尔干仍有“城市”之尊。堡内有跑过昔日王宫贵族四轮马车的宽街，更有生动的条条小巷，其窄处可手接两壁，仰望一线苍天。堡内不乏雕像钟楼的经典气派，亦有猫咪睡街、饭店老板娘道口招客的人情世相。老广场是菜市，城墙顶上亦见人家，对着大海赤裸裸挑出“万国旗”。城堡的孩子围着铁炮舞弄木刀木枪，对着古城墙咚咚踢球。
历史大多被精心护在玻璃罩中，高贵的同时显出干瘪，杜布罗夫尼克则多了几分原汁原味的酣醇与质朴。手中的导游小册子说，杜布罗夫尼克始建于公元７世纪，古堡今天的样子，形成于６００年前。古堡曾与威尼斯并雄于亚得里亚海，有过“杜布罗夫尼克共和国”的荣耀。它也曾经历被拿破仑攻破等许多巴尔干战乱，但用巧妙外交和“破财免灾”的退敌之术，一次次幸免于难。古堡完整保留至今，该是人有情，苍天有眼。
现代杜布罗夫尼克是一座“无烟大工厂”，城市大致沿古堡两侧循海岸线逶迤伸展５０多公里，但居民总数不足５万。若全体市民沿城市排成单人长列，人与人之间能勉强拉上手。而撑满这些空间的，就是如潮游客和他们带来的滚滚财源。初到杜布罗夫尼克，往往留下旅馆、游船多于汽车的朦胧印象。小城的旅舍颇有特色，多为依山傍海的别墅式建筑。由于停战不久，又是初春时节，多数旅馆歇业，开业的旅馆前多有联合国和北约的军车。但舍院中满枝的金桔，修得整整齐齐的棕榈树，以及一条条充盈着沁人心脾幽香的海滨曲径，让人想到这里曾经有过的游人如织的炎炎盛夏。城市官员介绍，全城８０％的市民直接或间接从事旅游业。８０年代，小城一年接待游客达１００万人次。记者在这里还听到一个透着骄傲的说法：大西洋那边的美国人也许搞不清楚克罗地亚和前南斯拉夫的位置，但只要提起杜布罗夫尼克，他们就会“去过，去过”地恍然大悟。话虽不乏夸张，但杜布罗夫尼克的特殊地位，不容置疑。
越发达的现代文明越经不起一丁点差错。前南斯拉夫战争期间，杜布罗夫尼克遭到来自海上和背后波黑塞族的炮击。与记者在波黑战区的所见相比，城市建筑损失微不足道，但“一炮吓走一万游客”，城市经济损失令人捶胸顿足。战争中最好的１９９４年，杜布罗夫尼克只接待了７万游客，其中不少还是联合国官员和军事人员。现在，它面临一个新的开始。恰是这个时候，布朗坠机事件使小城的名字上了全世界报纸的头版头条，杜布罗夫尼克又一次让它的潜在“上帝们”倒吸一口凉气。当记者问城市官员对恢复旅游业的展望时，答曰：需要投资，但最重要的是巴尔干政治上风平浪静，也不能再出类似飞机掉下来的差错。如果事遂人意，小城今年的旅游业就可恢复到战前的１／４规模，并呈几何级数增长，到１９９８年，有望重温战前１００万游客的旧梦。这让我想到，杜布罗夫尼克旅游业或许可以反过来看作前南斯拉夫政局的晴雨表。游客重归，意味着前南和平的巩固。反之，该是和平的不测与夭折。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图为’96巴黎高级春夏时装展示会上展出的一款新颖的松紧套环裙。
新华社记者 吕全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