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杂谈
牌牌太多谁能背起
一个偏僻山村，一间不到４０平方米的办公室，竟然存有７１块大大小小的达标牌牌！
据手头的几家报纸所载，这些牌牌聚于湖南省桃源县某村。数目是否确切？笔者只有听信报纸，没有机会“按图索骥”，跑去数上一数。不过，家住农村，常跑农村，亲眼所见，这两年农村的牌牌的的确确多起来了。村委会门前、庄稼地边上，挂着的、立着的，长的、方的，木制的达标牌、石砌的标志碑……一个接一个在乡村里冒出来。这样想来，牌子太多，绝不是报上披露的湖南省桃源县某村独有的现象。
牌子应作两面观。牌子是标志。对于事关农村经济和精神文明的大事、要事，需要常抓常管，专人专管，设有办公室、办公桌，外挂一块牌子，理所当然。有的牌牌具有警示作用，譬如“基本农田保护区”标志，并非可有可无。
但是牌子如此之多，由多而滥，似乎就有探究的必要了。
首先，牌牌太多太滥，耗费资财。简陋的木牌造价上百，钢筋搭架、水泥浇身的碑牌耗钱近千。７１块牌牌安身立命之所的某村村民们说：“１万多元哪，在咱们这儿，相当于１００个孩子一年的学费，而今却买了这些牌牌，咱们心痛啊！”
比较而言，耗费资财，还算事小。牌牌背后，伏有隐患，害莫大焉。一位村上会计曾经口吐真言：为什么要这么多牌牌，老百姓哪能明白？上头问：工作落实了吗？下头答：请上级检查。“上级”看到牌子，下个结论：“不错，这项工作有位子”。一趟检查，上级爽快，下级轻松。到底如何具体落实？有何困难？怎么解决？县里若是不问，乡里可以不管，村里只要有牌牌“挡驾”，自然无需开口说实话，动手办实事。
牌牌何其多，固然和一些同志的形式主义、漂浮作风难脱关系，但深挖一步，牌牌泛滥，又和我们一些地方目前抓农村、农业的工作方法大有关系。上级部门千条线，村里只有一根针，除了拿标牌挡驾，能让基层有什么办法？所以，一些同志提出，当务之急还要删繁就简，取消一些徒具形式的达标、竞赛活动，以便乡、村干部腾出时间、腾出精力紧紧围绕稳产、增收两大任务，扎扎实实做好关乎农村经济全局的几件大事。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来信摘编
农民负担：沉重的话题
编者的话
农民负担反弹，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今天编发的这组来信，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现实。
这些年，农民负担屡屡反弹。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加以禁止，负担问题仍如水缸里的葫芦，摁一摁就下去，手一松又上来。
“泽若竭，鱼难活”。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农民负担过重，已严重地削弱了农民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改革的进程。负担问题，说到底是个利益问题，是一个如何正确处理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集体利益同农民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造成负担过重的原因，有认识上、执行上的偏差，更有经济发展滞后、改革体制不配套等深层次原因。无论什么原因，一个问题不容忽视：农业是立国之本，农民并不富裕，至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刚刚解决温饱，迫切需要政府的帮助与扶持。
如何根治负担反弹？农村经济版将开出“减轻农民负担大家谈”专栏，希望广大读者拿起笔来，共为治愈这一顽症会诊下药。来信请寄：人民日报社经济部农村组收。信封上注明“减轻农民负担大家谈”。
怎能如此催粮要钱
近年来，我地区一些村委在征收公粮、特产税时，雇用有关部门人员进村催粮要款。动辄对群众施用手铐，并美其名曰：典型开路，推动工作。
我村交公粮时，村委特邀一些人进村要粮，他们大吃大喝，临完还拿工资５００元。他们以不交粮为由，对李某体罚不算，还罚款５００元。请问村委掏钱雇人催粮要钱的做法对吗？这是不是违法？
山西襄汾县赵康镇薛家庄七农民
多少双手伸向农民
我们这里人多地少，又没别的副业，只靠向土地要吃要穿。近几年成串的负担加在了农民身上。
现在每亩年负担粮食７５公斤，每公斤低于市价６角上下。各种提留５０元，１０个义务工，合５０元，棉花少种一分罚２５元，少交１公斤罚款１６元，每人年交皮棉２．５公斤，去年棉花绝收，连地带棉人均罚款５０元，今年每人种０．１１亩棉，先交“押金”４０元。中学生上学，学校要“借”学生５０元。电费由每度３角涨到６角。化肥，由每袋７元（碳铵）涨到３３元，一瓶钾铵磷由７元涨到１３元……请问究竟还有多少双手向农民伸来？
河北无极县牛韬
白条子结算何时休
１９９４年，我县下达我乡粮食定购任务全年为５０万公斤（其中：小麦２５万公斤，玉米２５万公斤），然而，乡里不顾党的政策和农民的利益，征收小麦８０万公斤，玉米４０万公斤，国家一点计划也没有的黄豆，也强行征收２５万公斤。超县下达计划数２００％。更令人气愤的是，政策三令五申：农民售粮，户售户结，不允许以村结算打白条子。而我乡搞什么“户售、村结、乡算”的方法。农民只管卖粮，从来不见分文，有的连白条子也见不到一张。一年忙到头，七折八扣，一分钱也拿不到。再看看１９９５年，乡下达定购任务又超过县下达计划达２００万公斤，仍然实行“户售、村结”的方法，卖粮的农民仍然不见分文。
江苏滨海县某乡读者
我乡收费名目多
我去年回家乡湖北大冶县曙光乡度暑假，发现那里滥收费，乱摊派，农民负担沉重。
地方各乡村部门对农民的摊派名目繁多。以曙光乡靠垴村为例，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９５年上半年，这个村三项重头摊派是：建校费４０元／人，筑路费１５元／人，祠堂集资费６０元／人。一个五口之家，光为这三项摊派要付５７５元。如果再有孩子读书，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曙光乡是一个穷乡，目前尚有许多户农民连温饱都很勉强。有些农民一听说干部进村催收款子，吓得东躲西藏。
华东理工大学黄汉进（附图片）
徐基坎绘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来信
消灭田螺救救棉苗编辑同志：
目前，我们天门市百万棉农闹春耕，棉花营养钵育苗成功。转眼移栽大田，可农户却非常犯愁：不愁政策变，不愁天作梗，只愁田螺啃棉苗。
据调查，去年棉农们移栽大田的棉苗，大都受到田螺啃咬，其损坏率达４０—８０％。有的因无药救，栽了被咬，咬了又育苗移栽，三番五次无济于事。无奈改种他物，误季减收，苦不堪言。
谁知今年，田螺之害甚于去年，麦地树林，遍地皆是，仅靠人工捕捉谈何容易。时值棉花移栽之际，笔者诚借贵报一角，恳求有关部门给我们棉农出良策、制良药，消灭田螺，救救棉苗，以解种棉之愁。
湖北省天门市渔薪镇魏忠平蔡金廷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地方经济
搭上沿海经济快车
本报记者王如君
“响水误不起，也不能误。我们要搭上沿海经济快车。”江苏省响水县县委书记徐恒菊的这句话，道出了响水人的心声。记者最近走访了响水县，无论是县委领导、企业职员、农场工人还是普通农民，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响水人急欲致富，言必提沿海地区，要发展，要富裕的心态溢于言表。
响水县地处苏北平原，黄海之滨。历史上由于黄河夺淮、海水倒灌等原因，这一地区到处是盐碱荒滩。当地民谣曰“响水响水，一片咸水”。对于响水人的生活，有人还编了一首四季歌：“春天严霜白茫茫，夏天遇雨水汪汪，秋天收成无指望，冬天闭门去逃荒”。
经过全县人民３０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响水作为国务院批准的对外开放县和江苏省综合改革试点县，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农业连续１５年夺得丰收，生猪、家禽、蚕桑、特种水产养殖等多种经营生产也有长足发展。县属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初步形成了纺织、机械、建材、化工、医药等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增长２２．２倍，财政收入增长到５６０４万元，增长３５．４倍，农村人均纯收入由５１元增长到１４３９元，增长了２８．２倍。
今年，响水县委制定了“二年脱贫，四年小康，五年翻两番”的新目标。具体实施步骤首先是要在“农”字上做好文章。响水县和扬州大学农学院建立“生产、教学、科研联合体”已有１０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先后培养了４万多名技术骨干，全县２／３的农民和村组干部掌握了一至两门先进的实用技术。水稻、玉米、棉花的良种普及率达到１００％，中低产田得到了有效的治理改造。现在，响水县决定加速进行中低产田改造工程，力争用３年时间，把全县４０万亩中低产田改造成高产稳产田。同时，加快实现农业产业化，积极兴办贸工农一体化的龙头企业。此外，响水县下大力气培植新的工业能力，抓住现有骨干企业，尽力盘活盘大，努力新上一批有市场、有效益的好项目、大项目，推动工业经济登上新台阶。最近，响水县在建县３０周年之际，举行了大型经贸洽谈会，同邻近的省、市、县等有关单位和企业以及部分海外企业签订了合作意向或建立了业务往来。
说到动情处，徐恒菊急切地说：“一谈经济，人们总要讲到沿海地区发展如何如何。每听到这种话，我们就觉得不是滋味。从地域上讲，我们响水是不折不扣的沿海地区，可在经济上却落下一大截，我们实在是坐不住了。我们一定要多做点事，让老百姓富起来”。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村里人·村中事
养鱼大户曹长员
徐华南
“赣北出了个养鱼大王”，他就是闻名遐迩的省劳动模范、江西省湖口县三里乡胜利村农民曹长员，从事养鱼３０年，如今年收入超２０万元。养鱼发了家，他可没有忘记贫困的群众。近十年来，他为赣、皖、湘三省的４０余个县的２００余户贫困农民免费提供鱼苗价值达３万多元。
生长在鄱阳湖口的曹长员，今年４７岁，黑黑的皮肤，显得健壮勤劳。他１９７９年开始承包本村的一条湖汊和两口池塘，面积近１００亩。他为养鱼刻苦钻研了鱼类知识，翻阅了大量的养殖资料，他为养鱼卖光了家业，成了“超支户”、“穷汉子”。１９８５年，在县领导的帮助下，他在银行贷款１０００元，做“环道”，建“产卵池”，发展孵化养殖。现在他家的鱼池里最大的一条“亲鱼”重３５．５公斤，年产鱼苗１．２亿尾。曹长员孵化的原种鱼苗健壮，生长快，抗病力强，成活率高，供不应求。每年有来自赣、皖、湘三省的４０多个县的千余户农民来这里购鱼苗。
曹长员对这些农户不仅仅提供鱼苗了事，他还包指导、包服务。不仅传授技术，还要“贴工”、“贴防病治虫药”。去年６月１８日上午，胜利村５组农民杨保贵家的６亩低洼鱼池，突然出现了大面积的暴发性鱼病，造成１２万尾鱼苗损伤惨重。曹长员闻讯后，立即带上自制鱼药，指导杨保贵排水、撒石灰、用鱼药。翌日，除少量鱼苗死亡外，大部分已得到救治。
眼下，曹长员正带领周围２７户农民，投资近３０万元开发７００余亩大水面精养成鱼，向更高标准冲刺。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耕地：我们的生命线
强省之本
——来自湖南的耕地报告
邱建毕小曼周亚斌
湖南有稻菽千重浪的富饶鱼米乡，有横无际涯的万顷洞庭水，有风姿奇绝的张家界和五岳独秀的衡山……
如今的湖南，无愧于先贤后世。他们响亮地提出：力争到本世纪末，实现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跨越。而文章的落笔之处，自然就是脚下的这片土地。
成败系于土地
作为一个农业大省，湖南虽然农业资源丰富，主要农产品产量位居全国前列，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总量规模比较大，但无论人均占有水平、农产品的质量档次，还是农业的装备水平、管理水平、结构布局、经济效益等，与先进省市相比，都还有很大差距。为此，省里组成了建设农业强省领导小组。在省委、省政府关于加速建设农业强省的决定中，要求大力抓好洞庭湖治理和丘岗山地开发两大战略工程。
土地在建设农业强省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湖南现在人均耕地只有０．７８亩，在全国各省区排在倒数第４位。这与一个农业大省的地位已很不相称，因此要建设农业强省，耕地保护便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省国土测绘局李鸿胜局长说：“没有耕地，不保护和利用好耕地，要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可能的。”
作为主管土地管理工作的副省长，周伯华的话说得更有分量，也更具历史感：“向农业强省转变，首先要稳定耕地面积，在保护耕地特别是高产稳产田的条件下发展各项事业。这是农业以及整个经济发展的根本大计。我们向２１世纪贡献什么？保护好耕地就是一项重大贡献。
保住鱼米之乡
洞庭湖区是湖南的一块宝地，也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棉主产区。然而由于多年泥沙淤积，滔滔八百里洞庭迅速萎缩，容积已由１９４４年的２３９亿立方米减少到现在的１７８亿立方米。接连不断的洪涝灾害威胁着这块宝地。于是湖南便把洞庭湖综合治理的重点放在去淤、疏导、增容上，于是也就有了“吹”田——就是把河湖的淤泥吸出来“吹”到别的地方造田。
就在我们到湖南采访的前几天，邹家华副总理在这里视察了“吹田”。看到挖出的淤泥不仅加固了堤防，还“吹”出一大片平展展的土地，他高兴地说：“土地是最大的财富，要把吹田与造林、修路、城建结合起来，要加强对吹出来的田土的管理。清淤可以泄洪、固堤、增容，同时还可以新造耕地，要下决心干它十年二十年。”
其实，洞庭湖区的人均耕地在湖南是较高的。为自己计，他们完全可以多占些地搞建设，也许还会富得更快些，然而，从大局出发，他们要保住这鱼米之乡，保住这全省乃至全国的粮仓。岳阳市把人均一亩耕地、人均产粮５００公斤规定为一个常数，对基本农田寸土必保，对耕地寸土不让，开发复垦寸土必争。
被国务院列入洞庭湖区开发计划的株洲吨粮田开发，使它成为全国目前唯一实现吨粮的地级市。一个工业城市，“市策”的第一条却是“农业安市”。黄自能副市长说：“这是因为我们３６０万人有２６０多万在农村。我们用工业反哺、带动农业，市里没拿农业一分钱，为了建设吨粮田，每年还要投入七八千万。钱花在农村、把农村搞富，值得。建设要搞，好地耕地不能占，因为从全局看这和生存分不开”。
近４年来，株洲净增耕地１２０００亩。株洲县朱亭镇春石村１９９０年连片开发３００亩耕地，现已建成吨粮田。乡潭乡紫云村村民１９９３年集资８．５万元，将村部和３个村民组全部搬上山，腾出旧宅基地开稻田８７亩，当年便结束了每年要吃返销粮６万公斤的历史。
种出一个“富”来
“以地生财”近年来似乎成了“卖地”的理由，那么“种地”能不能生财致富呢？这是建设农业强省所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保护耕地、减轻土地压力的希望所在。
株洲的同志告诉我们，茶陵的东冲村开发丘岗地，靠着２０多种名特优水果和油桐、药材，很快就富起来了。
祁阳县把农业作为安天下的产业，但不只抓粮食，更抓农业的效益。利用稻田养鱼，不仅增加粮食产量，每亩还可增收１５００元。这种立体化农业生产方式，成为农村致富的一项新兴产业。
桂阳县的和平镇，曾是个农业大镇、企业弱镇、财政穷镇。１９９２年以来，他们根据土地利用开发总体规划，开发丘岗山地１９０００亩，种果１３０００亩，１９９４年人均收入比开发前的１９９１年增加６２０元。他们把全镇划为水果开发基地、高效农业开发基地、牛羊养殖开发基地，形成山上种果、山下种田、库里养鱼的立体开发格局。过去全镇人口的近３０％是秋去春来的“打工仔”，掀起开发山地热潮后，在广东打工的也纷纷回来了。许多人还把打工积攒的钱投入开发之中。如今有３６户人家已经在山上建了住房，定居搞开发。今冬还有近百户准备搬迁上山。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调查报告
还土壤生机
伍万翔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八五”期间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但是，目前却受到土壤肥力下降的制约。１０年间全州绿肥种植面积消失２．３万亩，年递减１３．６％。
乌拉斯台农场调查结果表明：８０年代中期，该场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为２％，最高达２．５％，而今年已下降至１．５％，最高２％，下降幅度在２０％以上。另据焉耆县调查，该县土壤内速效钾含量１０年下降１１．４％，同时锌、钼等微元素严重不足。
根据国家土壤普查标准，土壤有机质含量大于３％为一二等地，２—３％为三等地，１—２％为四等地，小于１％为五六等地。巴州三等以上的高产田不足２０％，５—６等的低产田占５０％—６０％。土壤肥力不足，有机质下降，微量元素欠缺，养分不平衡，致使一些高产地区产量多年停滞不前，一些作物大面积病虫害加重。
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单纯使用化肥，注重了短期效果，忽视了长远利益。二是绿肥种植面积迅速减少。
改变这一状况，提高土壤肥力，最主要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增加有机肥的投入，合理施用化肥。专家指出：由于绿肥中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可熟化土壤，促进团粒结构的形成，提高速氮、速磷的含量，增加土壤肥力，翻压后在土壤微生物的作用下，分解矿化成腐殖质并改善土层的理化结构，提高土壤保肥和保水性能，从而为农作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土壤生态条件。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
山东省莒南县制订优惠政策鼓励群众开发“边角料”地，从一九九二年至今，全县已开发荒地六万余亩。图为科技人员在新开出的地里指导农民种菜。 王玉志摄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
昔日苏北里下河地区常有水患的洼地河塘，如今成了群众致富的聚宝盆。去年兴化市渔业收入占群众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朱春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