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看客三叹
马为民
对体育，笔者全不在行，但是爱看体育比赛。看不出多少门道，主要是看热闹。就说排球，一网隔开，各自运筹，胜负全靠技艺，绝妙地体现着“公平竞争”精神。足球场上那种千军万马般攻守进退的气势，生动地展示着“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格言。不难设想，少了体育，人类生活该是多么缺少生气。
然而多年来，体育文化遭受着一些非理性行为的侵蚀，令人忧虑。首先是暴力的冲击。１９８５年，那帮英国球迷在布鲁塞尔大闹足球场时，笔者正走在巴黎大街上，从临街咖啡馆的电视上目睹了那场惨剧。球赛直播成了斗殴直播。３９人死于非命，４００多人受伤。其情其景依然历历在目，令人感慨系之。
如今在西欧观看重要足球比赛，观众的眼睛不得不同时接收两幅反差极大的图像：激烈而友好的比赛和防暴警察的临战姿势。本来在古希腊时代，是体育把交战的敌手变成了竞争的对手，用赛场取代了战场。而今，赛场莫非又要向战场演化不成？这实在是现代体育令人叹息之处。
其次是拜金之风日盛。短跑名将刘易斯前几年的出场费高达１５万美元；网球女皇格拉芙单是答应穿着阿迪达斯的运动衣，每年即净得２００万美元；足球明星的“转会费”高得离谱儿，要几百万几千万美元。拳击场上更甚。不久前，泰森以一阵组合拳将布鲁诺打倒在地，前后不足７分钟。电视画外音说，泰森将赢得５００万美元。随后又有报道说，拳击名将刘易斯要向泰森挑战，而他若放弃挑战权，则可得１０００万美元……这当中的“效益”到底怎么个算法，百思不得其解，只好犯糊涂。体育商业化发展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这是体育的可叹之二。
第三是兴奋剂泛滥。从１８６５年在阿姆斯特丹查出第一例兴奋剂事件算起，人类同兴奋剂已斗争了１３０多年。可它屡禁不止，如今已多达数千种。检测也越来越难。汉城奥运会检查了１０６１人次，仅１０例呈阳性。巴塞罗那奥运会检查了２０００人次，只有５人现丑。是服用者少了？不，实际数字据说要高出几十倍，而是因为服用方法日益刁钻古怪，新研制的兴奋剂的抗检测性越来越强。结果形成一个怪圈：科学制造兴奋剂，科学检测兴奋剂，科学再反检测。科学与科学对抗，道高魔亦高。
那么，兴奋剂的“兴奋剂”又该是什么呢？显然是名与利的结合点：“创纪录”。为了“创纪录”甚至不顾性命。７０年代，墨西哥奥运会冠军冈卡斯尼米在试举１６０公斤杠铃时，因服用兴奋剂而膨胀的肩胛骨肌肉突然断裂，被砸成了残废。１９８８年，前西德女子七项全能冠军德莱塞暴卒，原因是此前７年当中，她注射各种兴奋剂达４００余次。试问，这还能叫体育吗？这更是体育的可叹之处。
话得说回来。暴力、追求金钱和为金钱而不择手段当然并非仅见于体育领域。然而体育具有不同寻常的大众性和感染性，它的风气于社会干系甚大。
还应当看到，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人类展示出日益广阔的自由空间。人们已经培育出各种颜色而非仅仅是白色的棉花，也有能力通过改变受精卵培育出８条腿而不是４条腿的青蛙。从理论上讲，应用生物技术，日后完全可能为体育制造出“完美的冠军”。所以，如果背离体育运动的宗旨，不顾体育道德而单纯为着“创纪录”，到头来会葬送掉体育本身。
亚特兰大将在奥运百年之际承办本届盛会。盼望它多创好成绩，更盼望它在遏制暴力、拜金和兴奋剂歪风方面有所作为。愿奥运精神常青。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日本女作家笔下的美国人权
李德纯
太平洋风急浪高，一艘美国货轮载着一批日本“战争新娘（ｗａｒｂｒｉｄｅ）”向大洋彼岸驶去。这些在战后初期为生活所迫，同黑人、意大利裔、波多黎各裔驻日美军下级军士结婚的日本妇女（日本和美国通常称之为“战争新娘”），在她们丈夫服役期满先行回美国后，怀着对美利坚“人间天堂”的幻想和对金钱、爱情的憧憬，远涉重洋来到纽约。但是在这个以物质生活丰富和崇尚人权自诩的国家，等待她们的不是洋房、轿车和平等，而是哈莱姆区的贫民窟和对人权的肆意践踏。日本已故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在《非色》这部长篇小说中，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丰满的人物形象，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指出种族歧视对人类本性的巨大戕害。
该书女主人公林笑子，在女作家笔下一出现就令人同情。她自从同黑人军士托姆相识，就不断承受着来自几方面的讥讽。到美国后，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使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属于黑人世界的。于是，她宁可放弃较为体面的工作，愉快地进了一家黑人工厂。小说从林笑子受民族歧视开始，引出了她对自己走过的生活道路的痛苦思索，最后超越种族歧视的观念，既合乎民族自尊，也是对美国践踏人权的无声抗议。
与林笑子同船来美国而后又同在纽约一家日本餐厅共事的丽子，本是东京一位大家闺秀，自以为得意地嫁给白皮肤的美籍波多黎各人，对同黑人结婚的同伴抱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抵美后才发现，原来白皮肤还分三六九等，而波多黎各裔又在黑人之下。她遭到周围人的白眼，吃尽有生以来从未吃过的苦，最后精神崩溃走上绝路。如果说，同白皮肤的驻日美军军官结婚，留住了她人生短暂的青春，那么，美国的种族歧视，却让她受尽了虽短暂却显得那么漫长的屈辱。
在美国，人们戏称公民分四等：白人一等，黑人二等，西语后裔三等，亚洲移民四等。女作家让同二等以下美国公民结婚的“战争新娘”和形同移民的日本女留学生，都受雇于纽约一家日本餐厅，同一环境之中，尽情地展现她们之间因丈夫的种族而激起的矛盾和冲突。在这里，每个人都有她们自己独特的性格与命运，而这些除了同战后日本社会的历史、现实息息相关，还同美国特殊社会生活纠缠在一起，使她们的境遇显得十分复杂。其中，尤以同黑人结婚的竹子和同意大利裔男子结婚的志满子之间的水火不相容更为典型。通过这些，女作家进一步探索人物正常感情被扭曲所造成的某种畸变，从中透视出人性的冲动、美国种族歧视所构成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所带给这些日本妇女的苦难。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今古人物
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
郑园园
上个世纪末，奥林匹克运动复兴了。推动这个复兴运动的，是一位名叫皮埃尔·德·顾拜旦（１８６３—１９３７）的法国人。笔者在巴黎任记者期间，采访过国际奥委会百年庆典、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落成典礼等体坛盛会。在这些场合，到处都看到他的名言，看到他的画像。这位个子矮小、蓄着八字胡的贵族后裔，将他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奥林匹克事业，是当之无愧的“奥林匹克之父”。
顾拜旦出生在巴黎的一个贵族家庭。顾拜旦青年时代正是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战败了，全国笼罩在灰暗忧郁的气氛中，各界都在探讨振兴国家之途。当时英国的体育教育比较先进，顾拜旦多次到英国考察。他认为：要使法国摆脱色当的阴影，应该走“体育兴国”之路，“让怯懦的、封闭的年轻人进行体育锻炼，学会冒险、懂得超越”。但是，顾拜旦的主张在保守的教育界无法实施，就在他遇到重重阻力的时候，从北欧国家和英国吹来了一股复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之风，在这些国家，一批以大学教授为主体的知识分子，模仿古代奥运会的形式，组织了一些将体育和文化结合起来的、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运动会或体育联欢节。１８７５—１８８１年，德国考古工作者成功地挖掘了奥林匹亚遗址，这项考古成就轰动欧美，为复兴奥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顾拜旦决定改变方向，从复兴奥运入手，达到振兴国家的目的。他在法国找到了几位志同道合者。其中有一位叫乔治·德·圣克莱，他是法国田径协会创建人（法国奥委会前身）。１８９２年，在纪念田协成立五周年的大会上，顾拜旦首次发出复兴奥运的号召，但无人响应。初次尝试失败了，顾拜旦开始新一轮不屈不挠的奋斗。他走遍法国，走访了欧美许多国家，每到一处，他总是用炽热的感情，美好的语言谈论复兴奥运，他“像一把火，消融着疑虑，点燃起热情”。
１８９４年６月１６日，首次“国际体育教育代表大会”在巴黎索邦大学召开。顾拜旦起草了开幕词，由他的同仁古塞尔伯爵宣读，致词说：“体育不是一种奢侈品，而是一种必需品。在友好的竞技中使各民族更加接近，这就是奥林匹克竞赛。我们将在何时、何地举办我们时代的奥运会呢？”古塞尔的发言一结束，大厅里就奏响《阿波罗颂》，曲子是两年前在希腊德尔斐阿波罗废墟上发现的，神殿的墙上刻有《阿波罗颂》的音符，法国的两位作曲家根据这些音符复原了曲子。
开幕词是个试探气球，值得庆幸的是，它没有遭到反对。６月２３日是大会闭幕日，顾拜旦为之顽强奋斗多年、几经挫折的理想终于实现了——来自欧美１３个国家的７９名代表一致通过了决议，复兴古代奥运会，每隔４年举办一次奥运会。大会还选出了由１５人组成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希腊人德米特留斯·维凯拉斯任主席，顾拜旦担任秘书长。大会结束时，顾拜旦作了题目为《世界青年人的典礼》的演讲，他充满激情地说：“让我们输出我们的跑步的、击剑的运动员吧，我相信这就是未来世界的自由贸易”，“和平事业将因此增加一个新的、更强有力支柱”。
１８９４年６月２３日，这一天作为国际奥委会的诞生日和奥运复兴日载入史册。顾拜旦后来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一天的感受：“奥林匹亚的理想，已经穿过岁月的迷雾，重新向我们走来，用它那令人欣喜的希望之光，在２０世纪来临之际照亮着我们”。
巴黎大会后，顾拜旦为筹备首届现代奥运会而奔走。雅典获得主办权后，因财政困难无法开展筹备工作。顾拜旦赶赴雅典，说服国王乔治一世采取紧急财政措施支持奥运，同时在全国开展捐款活动。希腊终于克服重重困难，于１８９６年４月６日在雅典大理石体育场举办了首届现代奥运会。
首届奥运会后，顾拜旦接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初期的奥运会还没有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运动盛会，参赛选手少，成绩平平，新闻界反应冷淡。这促使顾拜旦对奥林匹克运动进行深入的思考，他的“奥运思想”在这一阶段渐趋成熟。顾拜旦起草了国际奥委会章程，以历史学家的深邃眼光和文学家的优美笔调，阐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哲学基础、教育和美学意义，他从一开始就规定了国际奥委会的独立自主性和中立性。他奠定的理论基础，使得奥林匹克运动经受住了百年风雨的考验，发展成为一个持久的青年运动与和平运动。
顾拜旦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五环旗是他设计的，运动员誓言是他起草的；他赋予奥运火炬崭新的时代意义，他主张奥林匹克运动是一个“自由超越的领域”……法国一位神学院院长为本校体育协会写下了“更快、更高、更强”的题辞，顾拜旦极其欣赏这句话，经他传播，这句题辞深入人心，成为奥运格言，而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体育范围。顾拜旦用诗一样的语言，写下了体育史上的名篇《体育颂》。后来，顾拜旦将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哲学思考，写进《奥林匹克回忆录》这一巨著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奥林匹克运动陷于停顿，国际奥委会从巴黎迁往洛桑。战后，顾拜旦卖掉巴黎的旧宅，定居洛桑。这时，顾拜旦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他继承的财产有５５万金法郎（当时一个金法郎值３２２毫黄金），这笔钱财，一半无偿地用于奥林匹克事业，另一半在战争中被交易所吞噬。顾拜旦靠着友人的资助才在洛桑定居下来。１９２５年６月４日，在国际奥委会布拉格大会上，６２岁的顾拜旦正式宣布辞职。奥委会授予他终身名誉主席的称号，同时规定，不再把这个称号授给顾拜旦之后的任何人。史学家们认为，顾拜旦引退的意义，是一个“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高尚举动”。一战后，奥林匹克走向成熟，几十年的奋斗有了回报，顾拜旦的声誉如日中天，而他却在事业成功之时退出奥运舞台，从绚丽归于平淡，专心著书立说。
在日内瓦美丽的湖光山色之间，顾拜旦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三年，１９３７年９月２日，他在湖边散步时，因心脏病突发跌倒在地，匆匆离开人世，顾拜旦去世后，遗体安葬在洛桑市郊的公墓里，根据他的遗愿，他的心脏于１９３８年移葬到奥林匹亚。在奥林匹亚国际奥委会所属的“奥林匹克学院”里，青青的草坪上，有一块洁白的大理石顾拜旦纪念碑，碑的下半部分是空心的，顾拜旦的那颗永远追求的心，充满博爱的心，而今在那里安详休眠。（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海外游踪
包布树与树教堂
柳宝永
从纳米比亚北部奥卡萨蒂市西行约５０公里，离公路两三公里处，有一个叫奥纳卡亚蒂的小镇。早就听说这里有几棵古老的包布树，还有一个树洞教堂，很想一睹它们的雄姿风采。一个黑人小伙子自告奋勇为我们带路。我们一起上车，在他的指引下向镇里开去。小伙子介绍说，这里有好几棵包布树，都有１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当地人都把它们视为老人，尊敬它们，爱护它们。说得我们还没见到树，心里已生了几分敬意。
正说着，汽车来到一块平坦的荒地，远处３棵又高又粗的大树立刻透过车窗映入我们的眼帘：巨大的磨菇形树冠遮天盖地，粗壮的树干令人惊叹不已。当我们把车开到它们跟前时，都感到自己像是大象腿前的老鼠，显得那样渺小。我们试图携手丈量一下它们的粗细，可我们只有４人，不知要轮换几次才能量完。那小伙子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便走上前来说，这几棵树都有１５００多岁，直径都在１４米以上。那棵教堂树比这几棵大得多。
汽车在乡镇的沙土路上拐着弯儿。车后扬起团团黄尘。我们不知不觉地来到一块紧靠镇边的荒地。那棵最大的包布树就矗立在我们的面前，比刚才看到的那几棵果然要高大好几倍。几条凸起的树根向四面八方叉开，粗壮坚挺的树干撑起一个巨大的伞状树冠，举目望去，简直就是一座庞大的圆形尖顶建筑物。在这巨大的树冠下，几座简易库房矮小得如同一个个小纸盒一般。正当我们赞叹不已的时候，那小伙子告诉我们，这棵树已有２０００年历史，直径２４米，树内的空洞就是一个教堂。
我们随他转到大树的正面，才看到这教堂的门脸。树根部有三层石头台阶，台阶上是一个宽敞的树洞口，这就是所谓教堂的大门。门两旁的树皮上，刻满了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英文字母，想来是旅游者为自己留下的纪念。不过从那些树上字迹的高度和笔划边沿凸起的树皮来看，这些字已很有年代了，可以肯定有些刻写者早已作古。
我们拾级而入，嗬，教堂还不小哩！洞壁上挂着电线，洞上方吊着一盏电灯，洞的一角摆着一张类似小学生用的书桌，桌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圣经和一本签到簿，桌前是几排长条矮凳。我们无法说出这教堂的准确面积，但从凳子的数量看，坐上２０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教堂，但像这样别具一格的教堂，的确令人难以想象。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社会广角
荧屏魔影令人忧
李学江
近来，澳大利亚全国上下卷入了一文一武两场大辩论，所谓武，是要不要严禁拥有和使用自动和半自动步枪；所谓文，是要不要对宣扬暴力的影视作品实行审查。
事情的起因是４月２８日发生的那场震惊全球的阿瑟港惨案。在那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下午，在那个山秀水媚的旅游胜地，一个名叫马丁的颇为富有的年轻人，突然兽性发作，用一支美造ＡＲ１５半自动步枪向游人扫射，制造了一场３５人死亡、１９人受伤的骇人听闻的惨案。事发后，联邦总理霍华德在记者招待会上对这个国家日趋严重的暴力文化表示忧虑，他说：“惨案提出了一个荧屏暴力对孩子的影响问题，对社会一些特定成员的影响问题，更广泛地说，提出了一个现代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是否助长了我们社会暴力滋生的问题。”他随即双管齐下：一方面严格枪支管制；一方面成立了以通信和艺术部长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对电影电视中的暴力影响及对策进行研讨。对前者，政府雷厉风行，已与各州达成了枪支管制协议；但要对后者采取有力措施却并非易事。
枪是杀人凶器，很少有人质疑。但影视中的暴力镜头对青少年的行为究竟有多大影响，在西方社会则是一个争了几十年，越争越糊涂的问题，迄今未有定论。反对者以言论自由为盾牌，认为人们，包括孩子，有能力分辨出虚构和真实，不能剥夺他们的乐趣；还说，即便是暴行最甚的影片，结局也总是惩恶扬善，孩子们会从这里得出正面的结论；更主要的是，他们认为找不到凶杀与影视暴力有联系的证据。其实，这些论调都未免牵强附会，似是而非。应该说，孩子的模仿力一般是要高于辨别力的；孩子们看动画，更主要的是投入其中，欣赏动作过程，而不是为了得到最终的那个千篇一律的好人打败坏蛋的结论；至于暴力片是否会对一些人的社会行为产生影响，最近的两件事倒不失为很好的注解，也许能让那些执迷不悟的人有所醒悟。
第一件事是，凶手马丁被捕后，在他的家里搜出了两屋子色情和暴力录像带，多达２０００余盘。据他的前女友说，马丁特别喜欢恐怖片、暴力片和凶杀动画片等，不但翻来覆去地看个没完，还总是模仿片中的残杀动作，直到把他满屋子的玩具娃娃“杀”光为止。
第二件事是前几天在戛纳电影节上爆出的新闻——两位大名鼎鼎的美国影坛名人反戈一击，批评好莱坞的暴力电影。曾在１９７１年的暴力片《稻草狗》中饰演男主角的大明星霍夫曼在回答银幕暴力是否助长了街头暴力的问题时说：当然如此。“当你看到在澳大利亚或苏格兰所发生的惨案时，你就无法忽视这类事情。当你像我一样有了孩子的时候，你就得教导他们什么是正确的行为。”另一位则是两度获得金棕榈奖的《教父》的导演科波拉。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好莱坞成批生产暴力电影，就像卖汉堡包一样。他警告说，“那些控制着世界电影市场８０％份额的好莱坞公司只知道挣钱，他们不想了解……其他考虑。”他预言，好莱坞的产品不要太久就会衰亡，成为电影史上的恐龙时代。
毫无疑问，人们对影视作品中的暴力泛滥已经感到厌烦。据美国去年的调查表明，一个长到１２岁的孩子，从影视中平均看到过８００次杀人镜头，１０万个暴力场面。而澳大利亚的儿童在校学习期间仅从电视上看到的谋杀场面就达１．５万次之多。这怎能不让天下父母忧心如焚！澳大利亚最近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有６８％的人要求对影视中的暴力实行更为严格的审查。
限制暴力影视的呼声虽然日益高涨，但西方毕竟是透体商业化了的社会，一切惟金钱马首是瞻，让那些电影大亨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谈何容易。当美国共和党参议院领袖多尔批评好莱坞对我们的孩子们进行暴力轰炸，制造些“没有思想的暴力，没有爱情的性交”片时，他被讥讽为“哗众取宠”、“９０年代的麦卡锡主义者”。
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最近的筹款会上也呼吁影视界慎开绿灯，限制暴力。霍夫曼说，“当时我也在场，我知道，当他讲完话时，人们会彬彬有礼地起立鼓掌，然后一走了事，照样去生产他们的暴力电影。”当然，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禁枪难，禁暴力影视更难。在澳大利亚是否会好些呢，我们但愿如此，如总理霍华德所说，这个国家决心不走美国的道路。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荧光屏内文字为“暴力节目”。 安国章荐自《海湾日报》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有关该城历史传说的铜雕像。居住在多瑙河南岸的布达娶了北岸的美丽姑娘佩斯，诞生了今日的布达佩斯。
曾璜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