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动态
推动企业管理科学化的新实验
——开展“管理下乡、理论育企”
李树林迟树功
活动述评
三年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技进步研究所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管理科学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建议，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重视。为此，该所制定了管理下乡计划，通过包括“管理大篷车”、“企业家流动站”、“经营管理大师讲用团”等形式，在全国几十家企业中开展“理论育企”的活动，即学习和研究管理科学及其应用，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企业界和理论界的普遍欢迎，取得可喜的成果。
一、企业管理科学化的内在要求
管理下乡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工作者深入到企业中去，向实践学习，总结经验，丰富理论，向企业传播管理科学，用知识帮助企业发展。同时，是为了强化企业管理者或企业家参与管理实践与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确立企业在企业管理科学理论建设的主体地位，以便尽快地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这是从我国许多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其一，我国许多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率先主动进入了市场，探索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创造出了一套适应市场经济运作的管理制度、管理方式和方法，有许多著名的企业及其管理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营思想。这些都亟待理论工作者通过管理下乡活动去总结，揭示他们成功的管理经验，为其他企业实现管理创新提供具体的方法和思路。其二，有许多企业管理严重滞后，表现为仍然沿袭计划经济的传统的管理方式，管理观念陈旧，经营管理意识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新要求，这就需要通过管理下乡活动来促使其管理思想观念转变，进行管理制度的革新，走出管理的误区，自觉地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其三，实现企业人才的合理配置和智力的优化组合，客观上也需要企业的管理者借用“外脑”，通过发挥管理理论工作者的作用，弥补大多数乡镇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的严重缺陷，以便找出问题，改进企业管理方式，实现企业的振兴。
管理下乡引起了企业界的强烈反响。在一次座谈会上，山西省太原赵家堡集团董事长赵贵发说，通过管理下乡活动，企业认真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和成功的经验，其收获是大的。山东省邱家水产集团董事长唐厚运则进一步予以肯定，认为管理下乡主要是通过科技进步研究所这个科研机构把大家组织起来，比较有效地把一些著名企业的成功的管理经营方式集中起来，并加以总结、推广，推动企业重视运用先进的管理方式，促进其向新的目标发展。
“管理大篷车”和“企业家流动站”等这些管理下乡的形式，是一所新型的学校，适合于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特点。众所周知，目前我国计划经济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还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管理理论体系，采取现场考察、案例介绍、专题研讨的方法，以及采取企业管理者或企业家相互学习、自我教育的方式，使其成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一种新型的学习形式。过去，企业界过分偏重到国外学习，而轻视向国内著名企业学习，其实许多好的管理经验恰恰来自国内企业，只是缺乏系统的总结和交流。管理下乡不仅鼓励经济落后地区的企业管理者到经济发达地区学习，也积极通过组织发达地区的企业家讲用团等方式把管理经验送到经济落后地区，实现“送经上门”。对于这种学习形式，江苏省华西集团董事长吴仁宝表示赞赏，在他看来，管理大篷车等形式是符合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特点的，能够做到向实践学习，学用结合，真正学到真经，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这个探索是成功的。山东省国华集团董事长苑宪章指出，在管理下乡活动中，鲁西南的一些乡镇企业就向苏南乡镇企业学习到不少的成功经验。广西壮族自治区桂花水暖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焕新强调，通过管理下乡活动，能够切实解决好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学习，以及企业之间的互相交流的问题。
二、促进研究作风转变与科研体制改革
过去，科研机构进行企业管理调查，企业只是按照研究单位订出理论框架，提供材料，因而企业难以产生较强的参入意识，而管理下乡、理论育企是理论工作者与企业实际工作者结成同盟，建立一种互相学习的新型关系，有利于双方交朋友，增加感情投入；传统的科学研究方式局限于从书本到书本，仅对企业管理行为进行描述或解释，而在管理下乡活动中，理论工作者必须以实践为课堂，在实践中建立管理科学理论。同时，管理下乡不是简单地总结企业的经验，而是从经验上升到理论，并提出创见性的思想，有针对性地帮助企业解决经营管理中的实际问题，发挥管理这个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不言而喻，为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体系，理论工作者应当牢固树立向实践学习，为企业服务的思想，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把经验上升为理论，然后将理论回到实践中去，引导企业自觉地通过实施科学的管理方式，有效地提高企业劳动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并再进一步总结与理论提升，坚持实践——理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当然，这要通过管理下乡活动，进一步解决科研机构与企业、专家学者与企业经营管理者之间相结合的有关问题。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研究体制效率低下，缺少跨学科、跨区域的横向联系。管理下乡采取了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相结合的组织方式。三者结合，发挥各自的功能优势，有利于发挥系统功能。在这个大系统的研究活动中．政府充分发挥组织作用，引导研究成果向社会和企业输入；科研机构充分利用知识的优势，把经验上升为理论；企业界进一步强化参与意识，比较系统地总结企业的经营管理经验。不难看出，政、研、企相结合的体制是一种有效的研究体制，它把潜在现有体制之中的人才、知识、资金、信息解放出来，形成灵活有效的机制，即这一体制能充分体现国家政策导向，有效地提高管理科学研究的效率，从整体上增强研究能力；还能有效地实现各单位、多学科组合，优势互补，确保科研的创造力。事实表明，政、研、企新型体制是具有科研周期短、效率高、成果大的一种新的弹性组织，随着项目的创新，这种组织结构则随之组合更新。正是这种科研体制不断的新陈代谢，而不断的激发研究创造性，提高科研质量，提高研究成果推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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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论
略论开放是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动力
陈履祥
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的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闭关自守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１３２页）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开放不仅是活水源头的总闸门，更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由于地域偏、人才少、基础差等现实的和历史的原因，欠发达地区突出地存在着思想观念陈旧、机遇不多等特殊矛盾，这些矛盾是制约该地区发展的重要原因，解决这些矛盾，离开扩大开放是不可能的。
１．扩大开放是解放思想的推动器。解放思想是发展经济的第一道工序。当今世界正是有了大开放的格局、大开放的环境，人类思想才空前活跃，各种新观念才应运而生。所以，思想解放要依靠扩大开放，而欠发达地区思想观念比较陈旧的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环境封闭的影响，缺少交流和补充，从而缺少见识、使解放思想的启动力量不足。发达地区之所以思想比较解放，反应快、观念新，关键是他们得地域优势之便，得开放风气之先，率先启动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加上计划经济的影响，欠发达地区的干部群众对市场经济接受较慢，不敢大胆借鉴吸收资本主义先进的管理经验；对三资企业、民营经济难以接受；等等。走出这些误区的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开放，接触世界。比如通过开放，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人们看到了市场经济促进了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感到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与国际上的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在国内，人们看到，凡是发达地区，凡是发展快的地区，无不是因为率先引进市场机制走在前面的，江浙一带是如此，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更是如此。人们的认识正是在开放的实践中得到了校正，得到了统一。
欠发达地区的思维方式带有明显的区域局限性和计划经济的痕迹。讲农业往往只局限于粮食生产，忽视了综合开发；讲投入，往往想到的是国家的投入，忽视了引进这一重要渠道，忽视了技术、人才也是一种重要的投入。打破这种习惯的思维定势，扩大开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有利于拓宽思路，扩大视野，提高认识能力；有利于辩证思维，学会综合地、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有利于加强思想交流，借鉴吸收人类创造的精神文明，树立新观念；有利于同国际惯例接轨，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显然，没有开放的条件，产生不了新思想，更谈不上进行思想领域的革命。
２．扩大开放是抓住机遇的有效途径。能否抓住机遇，是一个关系到欠发达地区能不能跻身强盛之列的战略问题。那么，怎样才能把握机遇呢？其中，扩大开放是有效的途径。在封闭的条件下，很多重大变化、重大事件可能都是孤立的，但是在开放的社会里，就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形成千载难逢的机遇。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各国经济的国际化，世界经济日益成为相互联系的整体，中国经济也必然卷进全球经济大循环中。欠发达地区积极参与，投入到这场世界性的经济竞赛中，就是一次国际机遇。随着现代科技的广泛应用，这一场世界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入发展，投入这场高科技角逐，是一次历史机遇。伴随着国内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欠发达地区积极接受产业转移和产品扩散，挤进产业链条，参与分工协作，又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扩大开放，视野宽了，意识强了，就可能积极参与，充分利用；扩大开放，融入进去，就可能发现更多的机遇，供我选择，为我所用。
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机遇作为一种有利条件、有利形势，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可能永久存在。抓住机遇既要准确判断，还要果断及时，错过时间，机遇就会丧失掉。现在，国家正在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实行特殊扶持，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财政支持和建设投资，优先在中西部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调整加工工业的地区布局，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加强东部与中西部的经济联合与合作，鼓励向中西部地区投资。这些对欠发达地区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极好的机遇。对待这样好机遇，敏锐不敏锐，抓得及时不及时，用得充分不充分，这既取决于认识能力，也有个客观环境问题，那就是在开放的环境里，人们更能看得清得与失、利与弊，更有利于及时抓住机遇。
３．扩大开放是双向交流的重要保证。没有开放的环境，智力的双向交流，物资的双向交流都无从谈起。扩大开放使欠发达地区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广泛，既形成了资源市场的一体化，也形成了资金市场的一体化，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来投资或联营。而扩大开放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不然，就不可能有这个思路，外商外资对我们也难以信任。近年来，欠发达地区的科技水平虽有提高，但科技贫乏落后的状况并没有彻底改变，适用技术没有得到广泛普及，高新技术的应用没有摆上日程。因此，引进消化吸收一批国外先进技术，不失为推进科技进步的一条有效捷径。但是，没有扩大开放，就不可能了解到世界科技的新成果，也难下定引进推广先进技术的决心。
的确，欠发达地区突出的问题是缺资金，但最根本的还是缺智力、缺管理、缺人才。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大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形成了有效的生产方式，培养了多方面的专门人才；国内发达地区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中形成了自己有效的管理方法，都可以拿来为欠发达地区所用。但是，没有开放的环境，没有开放这个基础，再能干的人才也用不上，再好的管理方式也行不通，再好的经验也不愿学。外向型经济不仅是单向的引进，更应是双向的交流，请进来最终是为了走出去。由于历史和客观的原因，欠发达地区大都是原料的产地，就贸易数量而言，对外贸易总额很少；就贸易结构而言，原材料和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在出口商品中比重很大。究其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封闭的社会、封闭的市场，很难有高质量的产品，很难有广泛的贸易。扩大开放的意义，不仅在于广泛引进资金、人才、管理经验，不断改善出口商品结构，促进产品上档次，而且形成统一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作用下，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减少盲目性，提高外向型的程度，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扩大开放正推动着欠发达地区向前迈进。因此，扩大开放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不仅在理论上成立，而且已被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实。欠发达地区什么时候加快了开放的步伐，加大了开放的进程，什么时候发展就快。对此，人们应有充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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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有待解决的两个“周期率”问题
石仲泉在《西柏坡精神：一条伟大道路的探索之源》一文中指出，“周期率”问题，恐怕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执政考验问题，即掌握权力后会不会改变颜色？再一个是，我们国家富裕了，还能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仍然保持过去穷的时候那样一种革命精神，那样一种不断追求新的目标的奋斗精神？这是一个新的考验。
现在看来，尽管我们做了许多努力，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一些地方、一些人富裕了，就挥金如土、花天酒地、骄奢淫逸、拜金主义泛滥，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完全背离。目前，这虽然是局部性问题，但不能不说，这又是一个“周期率”。两个“周期率”，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存在两个腐蚀，即有一个权力腐蚀、金钱腐蚀的问题。党风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这两个腐蚀在起作用。要解决党风问题，就是要认真解决这两个腐蚀的问题。从整个国家来说，现在不算富裕，到本世纪末才是一个小康水平。将来实现共同富裕，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状态，比如到２１、２２世纪成了发达国家，我们还能不能保持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艰苦奋斗、向上发展、追求进步的活力，不走下坡路呢？这个问题更需要进一步探索。当然，有些问题，不仅是我们一个国家的问题，也是国际范围的问题。
（摘自《探索与求是》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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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一本力作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评介
林荣
王顺生撰写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考察》一书，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对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由来，它们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合作共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一政治格局的形成，以及这一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命运，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上的新思路、新发展，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和阐述，使读者对这一当代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由来与发展、历史与现状有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
该书通过运用丰富的史料，深入浅出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作了客观的评价。如在阐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时，该书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是在中国革命长期斗争中逐步实现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得到了全国人民支持和拥护。同时，该书不回避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及其发展过程中对各民主党派方针政策上所表现出来的某些失误。又如在分析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时，该书明确指出，新中国建立后，各民主党派不但在团结和动员一切力量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互相监督方面也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该书还总结了这一政党制度的性质、特点、基本内容等，揭示了在新时期这一政党制度载入宪法的历史意义，指出了随着这种制度的法律化和它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它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也将愈来愈大，因此，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可以说，该书是一本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通俗政治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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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索与商榷
第三产业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
李江帆
内容提要：在市场经济中，第三产业的劳动只要创造出用于交换的使用价值，就同样创造价值。第三产业劳动创造价值的论点可以根据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按照非实物劳动成果——服务产品——非实物使用价值——服务产品的价值这样的线路来论证。不能否认非实物产品和非实物使用价值的存在。
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理论问题
在当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由“非物质生产部门”构成的第三产业日趋增大。到９０年代初期，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１００多年前的２０—３０％增长到６０—７０％，在中等发达国家中也达５０％左右。它还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创造当代社会巨额财富的贡献是由投入量仅占３０％左右的“物质生产劳动”和投入量占７０％左右的“非物质生产劳动”共同构成的。这样，如果认为只有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创造价值，而否认第三产业的劳动能够创造价值，就会出现以下一些难以说明的问题：
——如果比重占７０％的第三产业劳动者不创造价值和社会财富，那么他们只能靠瓜分仅占３０％比重的第一、二产业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生存。这是不是会推论出他们是靠他人创造的社会财富为生的呢？
——人们已越来越普遍地购买新的消费对象——第三产业劳动提供的服务。如果说服务没有价值，那就等于说，消费者以有价值的货币交换没有价值的消费对象已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普遍现象了。这是不是普遍地违反等价交换原则呢？
——如果说服务有价值，那么难道它也是工农业创造的，而不是第三产业的劳动者创造的？
总之，在这种形势下，认为只有“物质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而不生产“物质产品”的第三产业劳动不创造价值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不是物品，而是使用价值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价值本质上并不是物，而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互相交换劳动的一种社会关系。价值并不是以物品为物质承担者，而是以使用价值为物质承担者的。这个重要原理从马克思关于价值的大量论述中得到证实。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不同的命题常常被人们混淆了，并以此为论据作出其推论：由于价值的承担者是物品，而第三产业的某些领域的劳动不生产物品，所以没有价值的承担者，因此不创造价值。可见，在关于第三产业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讨论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先弄清价值的承担者是什么，才能进而确定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价值。我认为，根据价值并不是以物品为承担者，而是以使用价值为承担者的原理，创造价值的劳动应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创造出使用价值；其二，此使用价值用于交换。使用价值有实物形式和非实物形式两种，第一、二产业主要提供实物使用价值，第三产业主要提供非实物使用价值。因此，三大产业的所有劳动，无论是工农业劳动，还是服务劳动，只要它们能创造出用于交换的使用价值，就创造了价值。
按照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完全可以论证第三产业劳动也创造价值。对此，八年前笔者在有幸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的《第三产业经济学》一书中曾作过系统探讨，并提出了这样一种论证线路：非实物劳动成果———服务产品——非实物使用价值——服务产品的价值。可以认为，人们的劳动会产生两类成果：一类是以实物形式存在的劳动成果，即实物劳动成果。它们都具有静止质量（处于相对静止状态中可以测定的质量）、一定的体积和不可入性（不同的实物不能同时占有同一空间的性质）等属性。粮食、木材、牲畜、水产、钢铁、机械、衣物、楼房、煤气、自来水、电力等，都有这些特性，可称之为实物产品。另一类是不以实物形式存在的劳动成果，即非实物劳动成果。它们具有不可触摸、无静止质量、无体积、有可迭加性（不同的非实物劳动成果可交织在同一空间的性质）等非实物属性。司机、店员、教员、医生、演员、导游、律师、话务员等给人们提供的服务，都有这些特性。这些非实物劳动成果，可称之为服务产品。
非实物劳动成果被纳入社会产品范畴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与实物劳动成果一样，也具有消除相对稀缺，满足人的需要的功能。早在马克思的时代，他已多次提到服务生产领域的“特殊种类的产品”，并确认它们作为“产品”的存在，认为它们具有产品的“物质规定性”或“自然性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２６卷（Ⅰ），第２９８、４４３、１５０页等）。时至今日，社会产品范畴更有必要突破实物形态的界限，它应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实物劳动成果和非实物劳动成果的总和，包括实物产品和服务产品两大类。
非实物使用价值也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既然服务是一种产品，那么，只要它不是废品，就会具有使用价值——非实物使用价值。马克思把它称之为“以活动的形式提供使用价值”。（《全集》第４６卷上册，第４６４页）。这就是说，非实物使用价值与实物使用价值一样，都具有满足人的某种物质或精神需要的功能。与实物使用价值不同的是，它有这样一些非实物特性：不可触摸性，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同时性，非贮存性，非移动性，再生产的严格被制约性，作为劳动产物的必然性。非实物使用价值也是构成社会财富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中也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既然第三产业提供的非实物劳动成果也是一种产品——服务产品，而这种产品具有非实物使用价值，那么，只要服务产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它就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即商品，因而具有价值。市场经济中的服务产品具有价值的原因是：（１）生产服务产品耗费的劳动凝结在非实物使用价值上，形成价值实体；（２）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使生产服务产品的劳动取得社会形式，从而表现为价值；（３）服务产品与实物产品都不能按异质的使用价值量，而只能按其中凝结的同质的抽象劳动量进行交换，从而以价值为尺度决定其交换比例。简言之，服务产品的价值是凝结在服务产品的非实物使用价值上的、得到社会表现的抽象劳动。它当然是第三产业劳动者创造的，并非是从任何别的领域转移或“再分配”过来的。可见，第三产业劳动只要生产用于交换的服务产品，就创造价值。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承认非实物产品和非实物使用价值的存在。
价值理论是与商品经济中劳动交换问题密切相关的。劳动交换的重点改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重点也随之改变。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就曾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化，作过多次补充和发展，指出总体劳动中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脑力劳动和管理劳动（《全集》第２３卷第５５６页），不生产有用物品的运输劳动（《全集》第２４卷第６５、６６页），生产服务形式的消费品的服务劳动（《全集》第２６卷（Ⅰ）第１６１页，第４６卷上册第３１７、４６４页），以及生产“二项式定理”的科学劳动创造价值（《全集》第２６卷（Ⅰ）第３７７页）。当一个社会总劳动中服务劳动占了大部分比重时，劳动价值理论的重点肯定应扩展到第三产业领域。在当代，只有承认服务劳动表现为价值，才能解释第三产业部门耗费的并实现为社会劳动的抽象劳动的实质，解释市场经济中服务与货物交换的比例的决定因素，解释被产业现象掩盖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劳动交换关系。服务劳动也创造价值的理论将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范围从第一、二产业扩大到第三产业领域。这不是违背劳动价值理论，而是继承、发展了劳动价值理论。反之，如果把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范围固守在“物质生产”领域。这等于说劳动价值理论只能解释“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交换，这会使它的适用范围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不断增大而日趋缩小。仅此而论，对我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唯物品价值论”及建基于此的一系列观点、范畴，如社会总产品、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再分配等，的确需要进行再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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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高技术产业化道路探索》评介
黄翔进
在物宝天华国际基金资助下，雷德森、黄敬前编著的《高技术产业化道路探索》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库之一，它比较详尽地阐述了国内外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高技术产业化的研究，涉及科技、经济、社会众多领域，需要多学科的理论准备，是一种软科学研究。全书始于导论，论述了研究对象和高技术产业化核心问题，然后围绕其发展道路的探索，介绍了国内外高技术产业化现状、机制和模式以及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高技术产业与我国沿海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高技术产业发展趋势。以上构筑了这一本书关于高技术产业化道路探索的完整图像。
全书对我国沿海开放区高技术产业化的机制、模式、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以及高技术产业化与沿海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主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并环视全球，立足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把加速我国高技术产业化与迎接世界新的产业革命联系起来思考，展望其发展趋势。通过对沿海地区高技术产业化成功的方式、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技术产业化道路。因此，该书是每个关注中国高技术产业化发展的读者的一部很值得研读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