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我军政治工作的优秀领导者
——缅怀谢有法同志
李耀文刘居英华楠刘立封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我军政治工作的优秀领导者、解放军原政治学院政治委员谢有法同志离开我们一年了。追忆以往难忘的峥嵘岁月，我们沉痛的心情至今未能平静。
谢有法同志１９１７年４月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１９３２年１月投身革命，１９３３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兴国模范师”。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南北转战，驰骋疆场。从井冈山反“围剿”到举世震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淮海大战到百万雄师渡长江，从解放上海一直到抗美援朝，他浴血奋战，战功赫赫。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长期以来，他先后担任我军部队、机关、院校的高级领导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忠诚坦荡，求真务实，殚精竭虑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他呕心沥血，严格治校，大力培养我军优秀国防科技人才和中高级干部；他兢兢业业，艰苦奋斗，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为加强我军政治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抗日战争初期，他参加了八路军第一纵队的组建。当时，山东各种民众抗日武装林立，政治力量犬牙交错，形势相当复杂。１９３９年５月，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以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委，统一指挥我山东和苏北各抗日部队。谢有法同志时任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分管党组织的建设和干部工作，责任非常重大。他认真执行徐向前司令员提出的：“主力部队正规化、地方部队基干化、游击部队组织化、全部武装党军化”的指示，积极参与整顿山东纵队的工作。他一手抓党的组织建设，一手抓干部队伍的培养与选拔。经常夜以继日，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各部队调查研究，帮助基层建立健全党组织，指导连队开展“创建模范支部活动”，并推而广之，效果非常明显。到１９３９年底，山东纵队各部队基本做到了连有党支部，团有党总支，支队有党务委员会，先后发展新党员１２００余人；同时，各支队普遍举办军政教导队，共培训干部７７８名，送抗大学习４４９名。在较短时间内，山东抗日武装力量扩大了一倍，战斗力大大增强，很快打开了局面，发展和巩固了抗日政权。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为挫败敌抢占津浦线进而控制整个山东的阴谋，保卫和扩大解放区，中央军委电令，迅速组成津浦前线野战指挥部，陈毅任司令员、黎玉任政委、宋时轮任参谋长、谢有法任政治部主任。他迅速组成精干的政治机关，很快发布《政治动员令》，大力揭露敌人阴谋，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和厌战情绪。他积极协助陈毅、黎玉同志指挥，把分散的游击支队，组建成正规兵团，从组织上保证了津浦线南段战役的全胜。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谢有法同志，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随后，他作为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战役，协助宋时轮、郭化若同志率领九兵团与兄弟部队密切协同，连克芜湖等重镇，切断敌后路，分割宁、沪、杭敌之联系，一举摧毁国民党长江天堑防线，取得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的重大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积极贡献。
１９５０年９月，九兵团奉命入朝，参加了第二次战役之咸镜南道长津湖战斗和第五次战役，参加了阵地坚守防御至夏季反击战役。当时，由于美伪军的猖狂推进，朝鲜战场吃紧，九兵团入朝后仓促投入战斗。部队突遇奇寒，大雪封路，物资缺乏。官兵未及换上冬装，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气候下作战，局势非常严峻。谢有法同志领导九兵团各级政治机关坚持边开进、边动员、边参战。在部队开进途中，政治机关事先布置设立了宣传站、鼓动棚，门板上、村口、路旁刷满标语，张贴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鼓动口号。宣传队打竹板、边说边唱，公路、铁路两旁组织群众慰问。由于宣传教育深入，思想工作过细，部队群情振奋，士气高昂，纪律严明，攻必克，守必固。在第二次战役中，九兵团在东线歼敌３９１６人，其中俘敌１０９９人，占志愿军此役歼敌总数的３８．６％，并涌现出“特级英雄”杨根思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我２７军在新兴里全歼美７师３２团和３１团（３营及师属榴弹炮营全部），开创了全歼美军一个整团的战例。在美军战史上，这样整团被歼也是罕见的。为此，毛主席于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２日专致贺电：“庆祝我九兵团的两次歼敌大胜利”。１２月１７日再次发电赞扬：“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在第四次战役中，九兵团２６军先后激战美、英、土耳其等５个师、旅，又取得了歼敌１．５万人的重大胜利。一些参战的老同志至今都说，九兵团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作战，而且越战越勇，仗越打越好，政治工作功不可没。为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谢有法同志一级、二级国旗勋章。
（二）
谢有法同志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在那枪林弹雨的战争岁月，不管战斗多么残酷，环境多么恶劣，他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不移地维护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谢有法同志对政策问题抓得很紧。过去，我们部队长期在农村作战，对党的农村政策比较熟悉。随着战争的发展，熟识城市政策的问题迫在眉睫。因此，他十分重视教育各级干部学习和执行党的城市政策。１９４８年４月，山东兵团发起昌（乐）潍（县）战役。战前，在他的亲自主持下，兵团政治部接连发出了《昌潍战役宣传工作指示》、《昌潍战役政治工作指示》和《一切缴获归公的指示》等文件，反复强调认真执行城市纪律的问题，对各部队提出严格要求，比如不准乱抓人，不准乱没收财产；要保护工商业，保护各种公共建筑和仓库物资；不准破坏宗教场所，保障宗教自由，严防土顽、特务破坏等。部队进城后，做到了严守纪律，巡逻执勤，秩序井然。结果，潍县社会稳定，工商业生产很快恢复发展。受到华东局多次表扬，也为九兵团以后接管大城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名闻中外的上海战役，不仅是一场殊死搏斗的军事仗，更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仗。陈毅司令员曾风趣地把上海之战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打死老鼠，又不能打坏瓷器。在此重大战役中，谢有法同志再次显示出他高超的政策、策略水平。当时，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人口密集，也是国民党长期经营、拚死顽抗的战略基地。为此，他带领兵团政治机关，对部队深入进行城市政策教育，对入城部队作出了“不入民宅”等具体规定，并制定了检查落实的各项措施。毛主席得知后，十分赞赏，在“不入民宅”这一条规定上连批了四个“很好！”。上海解放后，九兵团五个军十多万官兵，在激战后进驻繁华市区，随后又迅速转入城市警备工作，分布在各市区５０００多个哨位上，其军容严整，纪律严明，露宿街头，秋毫无犯。这种模范军纪，得到上海几百万市民的真心拥戴，在国际上也赢得很高声誉。
谢有法同志开展政治思想工作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善于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军队政治工作原则，与部队实际相结合，贯穿于战争的实践之中。淮海战役中，粮草供应成为部队行动和作战一个事关全局的关键性问题。在此形势下，山东兵团政治部及时发出了《关于新区借粮工作指示》，明确规定了四条原则：（一）一律采取借粮（草）办法，出具收据，日后偿还；（二）借粮对象为地、富、中农，不超过当地总户数３０％；（三）借粮数目视各地负担能力而定，不许浪费；（四）以秋粮为主，有什么粮借什么粮，不得强要细粮。他还带领各级政治机关，组织临时工作组，具体帮助指导基层开展借粮工作，确保粮草的及时供给。后来，我山东兵团奉命组成北线兵团，指挥华野第１、３、４、８、９、１０纵队、两广纵队、鲁中南纵队、渤海纵队、冀鲁豫军区独立１、３旅以及鲁中南军区和淮北地方武装，共９个纵队１９个师６３个团数十万大军，战至战役结束，粮秣供给除后方大力支援外，还就地进行筹措，以应急需。所以，能够一直保持充裕，做到了兵精粮足，士气旺盛，前送后运有条不紊。这与被围的国民党徐州“剿总”部队饥饿疲惫、冻寒伤残、狼狈不堪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在这样大规模的运动进攻战役中，抓住粮草供给这个事关全局的关键问题，制订适时有力的政策措施，确保战役的胜利，不能不说是谢有法同志在战时政治工作方面的一个创举。
（三）
谢有法同志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任务多么艰巨，从不打半点折扣。他品质优秀，道德高尚，心胸开阔，光明磊落，诚恳坦率，公道正派，正直无私，身体力行。１９４８年１月，以“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刚开始，九兵团接到上级电报，要求在运动中对地、富家庭出身的团以上干部作出调整。他看了感到不妥，认为整军应以思想建设为主，组织处理不能片面以家庭出身论定，而应主要看干部本人表现。于是，他就马上找到华东野战军谭震林副政委，当面直抒己见，得到了谭副政委的批准。还有一次战役中，机关工作人员拟制了一份关于对敌方人员宽大处理的电报和传单，其中提出了对敌占区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类人员一律“既往不咎”。这一提法上报时当即受到党中央的严肃批评，指出这违背了人民解放军宣言中“首恶必办”的规定。接到中央来电后，部队当即收回传单，但负责起草文件的同志感到这个错误责任重大，思想负担很重。谢有法同志主动承担全部责任，在战后几次会上都作了深刻检讨。这种不掩过、不推诿的高尚品德使政治部机关的同志深受感动。
１９５８年１月，谢有法同志调任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政治委员。他呕心沥血，忠于职守，严格治校，培育人才。曾在哈军工工作过的老同志都清楚地记得，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６年政治运动频繁的岁月，像哈军工这样的技术学院真是苦不堪言，甚至一度被打成“白专”的“黑样板”横遭批判。但谢有法同志和院党委“一班人”顶住压力，坚持又红又专的正确方向，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坚持依靠“二老”（即老干部和老教师）办学，始终没有动摇。他虚心向老院长陈赓将军请教，注重发挥老干部在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发挥老教师在教学中的骨干作用。安排了一大批老干部担任学院部、系、专科的领导，要求他们发扬传统，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当时，院里有六级以上老教师７０多人，院党委把他们视为至宝。对他们政治上信任、爱护；工作上放手，有职有权；生活上多方照顾，关怀备至。学院还召开“神仙会”，让知识分子干部敞开思想，畅所欲言。院领导还向在过去政治运动中受到过伤害的老教师当面检讨，赔礼道歉，从而增强了团结，调动了积极因素。他带头继承和发扬抗大的“三大作风”，严格军政训练、严肃校风校纪。学员外出两人成伍，三人成行，吃苦耐劳，钻研业务，服从命令，献身事业，得到广泛好评。谢有法同志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大公无私，任人唯贤。凡属重大人事安排、任务调整、教改计划、基建项目等，均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从不搞“一言堂”。“一班人”相互尊重，团结协作。记得三年困难时期，他还亲自抓生产、抓生活保障，发动后勤部门自力更生，办好农场，保证大家身体健康，教学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到１９６６年，哈军工共培训出本科毕业生１０８６７人，为国防科技“两弹一星”事业、军队现代化和地方经济建设培训了一大批政治合格、业务精通的急需高级人才。不少学员毕业后还担任了相当一级的领导职务，其中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就有数十人之多。
十年动乱中，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深恶痛绝，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表现了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１９８０年８月，谢有法同志调任政治学院政委。他带头讲政治，讲大局，守纪律，处处注意维护党委“一班人”团结。总政治部韦国清主任曾派人到政治学院考察班子情况，并专门向军委邓小平主席作了汇报，其中评价谢有法是个老红军，历来党性强，作风正派，善于团结同志开展工作，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肯定。
谢有法同志工作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生活上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是有口皆碑的。他家摆设极简朴，没有任何高档豪华的家具。１９８０年，他从东北向北京搬家，全部家当还没有装满一卡车。组织上给他配备的车，他从不用来办私事，家属、亲友也沾不到“光”。一次孩子从外地回京，行李较多，打电话让派车接一下，他硬是让孩子自己坐地铁回来。他说：公车是组织上配给我办公事的，你们怎么能随便使用呢？他长期担任军队高级领导职务，位高权重，可他从不以权谋私。他有位亲戚，从江西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想请他帮忙把儿子送到部队当兵。但他不肯破这个例，劝说其回家乡应征入伍。他的儿子、媳妇都是军队干部，爷孙三代分居三地，如果通过他这个担任政治学院政委的爸爸调进北京团聚，恐怕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可他就是不开这个口。他的老战友多、熟人多，自然来往信件也多。本来发信件可以让秘书从学院收发室寄，但他从来都是自己掏钱买邮票。对此，有的工作人员不大理解，可他却严肃地说：“八分钱邮票虽是小事，但公家的便宜我们一分钱也不能占”。他平时省吃俭用，军装、衬衣破了自己补，一穿十几年。一双布鞋又破又旧，跟不上脚，就用一根松紧带系上，继续穿。然而，对于支援家乡建设，他却显得慷慨大方。１９７３年，他回兴国探亲，发现家乡面貌依旧，贫困落后，老将军情不自禁掉下热泪。回京后当即取出多年积攒下来的一万元，无偿捐献给他家所在的长岗乡，让他们植树造林。谢有法同志身后没留下任何财产，却给我们留下了比金钱更珍贵的几十本政治工作及作战日记。甚至在他逝世的前一天，他躺在病榻上，还支撑着极其衰弱的身体，和秘书一道边读边改一篇悼念老战友的回忆文章。军委张震副主席多次赞扬他：几十年如一日保持和发扬了老红军的本色，真是难能可贵！
谢有法同志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他忠诚高尚的品德，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功勋显赫的光辉业绩，将永载我党我军的光荣史册！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永恒的怀念
——纪念毛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鱼建明
今年四月三日是毛泽民诞辰一百周年，我深深地怀念他。
（一）
毛泽民诞生于一八九六年四月三日。一九二一年随长兄毛泽东投身革命，一九二二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二月随毛泽东到湘潭、湘乡开展农民运动，同年九月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部长（总经理）。一九二七年八月随毛泽东在湖南做秋收起义准备工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行长，一九三三年五月兼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一九三四年九月兼任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长。红军长征中，国家银行编入中央纵队十五大队，毛泽民任政委兼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三五年七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成立总供应部，毛泽民任副部长，一九三六年二月，毛泽民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一九三八年二月党中央同意毛泽民留新疆任国民党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一九四二年九月，他和陈潭秋等一起被军阀盛世才关押，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被秘密杀害，时年四十七岁。
毛泽民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老战士，是我党财经和出版发行工作最早的卓越领导人。他尤其出色地领导了银行、财政、贸易、工矿等经济工作，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
红军东征是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的一次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毛泽民为红军东征准备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时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首先千方百计从敌占区购进物资，解决红军冬装和其他需要，为此特派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到陕北绥德县苏维埃政府贸易局检查指导工作，这里是红军从山西敌占区购进物资的重要渠道，曾购进大批布匹和其他物资，运往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及红军部队。我的哥哥余建新（原名鱼生溪）是该县贸易局负责人之一，我当时也在贸易局工作，一九三六年一月，我第一次从钱之光那里听到毛泽民的名字。
在红军东征之前，东渡总指挥彭德怀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进驻陕北清涧县黄河西岸的曹家洼村，毛泽民负责东渡的准备工作，随彭德怀进驻黄河岸边的马华坪村。毛泽民首先发动附近群众，组织铁匠、木匠砍树造船，并在黄河沿岸的水手工人中组织了工会，把青壮年编成连、排、班，组成支前担架队。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晚，红军分路抢渡黄河，中路红军随即攻占了山西中阳县的重要渡口三交镇。次日毛泽民赴三交，接收和转运各种物资到陕北根据地，统一领导三交地区的工作，组织了工作队、宣传队、保卫队，成立了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拆碉堡，把没收的部分财物和粮食分给贫苦群众。当地青壮年踊跃参军，短短的几天就有几百名新战士补充进红三十军。
同年三月中旬，形势发生变化，毛泽民和中阳县领导及部分干部撤回陕北，留一部分干部转入地下活动。
（三）
一九三七年四月，党中央派毛泽民赴上海完成一项特殊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返回延安，中央批准他经新疆去苏联治病，后应盛世才邀请，党中央同意毛泽民留新疆工作。
毛泽民在延安临行前，对原国民经济部所属工作和干部关怀备至，谆谆教导。他还特意戴上红军帽照了一个单人相，把相片赠送余建新一张，并在相片背面亲笔题字“建新同志存泽民赠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于延安”（这张照片至今仍珍存），又要余建新和他一起去澡堂洗澡，要我也去，三人一面洗澡一面谈话，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他，他给了我们很多鼓励，其深情笃意至今记忆犹新，但没有想到这就是我们的最后诀别。毛泽民离开延安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到兰州。
自毛泽民离开延安后，我们经常想念他，但他在新疆的情况完全被隔绝，我们总盼望有一天能再见到他。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与毛泽民女儿毛远志、女婿曹全夫见面，同时接见余建新，当余建新问及毛泽民情况时，毛泽东非常沉痛地告诉他们，毛泽民早已被盛世才杀害了，顿时大家沉默不语，悲痛至极。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新疆被捕的其他同志被无罪释放回到延安，当余建新看望朱旦华时，她把毛泽民在新疆的照片送给余建新一张，作为永久纪念。余建新已于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不幸逝世，我要代表他表述对毛泽民的深切怀念和感激，以毛泽民为榜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身正气满腹经纶
——深切怀念赵伯平同志
习仲勋马文瑞汪锋吕剑人孙作宾
我们的老战友赵伯平同志逝世三周年了。每想起他的品德、业绩，总是令人难以忘怀。
（一）
赵伯平同志是中共七大代表、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十三大和十四大特邀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他是陕西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为党、为国、为人民奋斗了６７个春秋。１９２６年，他和史可轩、许权中一起，在蓝田、长安一带开展农民运动。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蓝田特别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省委巡视员。１９３０年秋，任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陕北特委书记，与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一起抵制“左”倾路线，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组织秘密农会，建立党的联络点。到１９３２年底，创建起７３个党支部，发展了１１５３名党员，点燃了陕北革命的燎原之火。
１９３３年秋，因叛徒出卖，伯平被捕，囚禁在“陕西第一模范监狱”达三年之久。在狱中，他认真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撰写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文章，和吕剑人等同志一道，通过绝食、演剧等形式，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法庭多次刑讯，他守口如瓶，始终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敌人见他“坚不吐实，顽固不化”，又玩弄新的伎俩，以枪毙恐吓。伯平镇定自若，严词痛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后敌人通知他被判刑１０年，他一笑置之，蔑视地说：“判我１０年，看你们岂能统治１０年？！”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英勇气概。西安事变后，伯平无条件获释。
（二）
抗日战争期间，伯平先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执委、常委，并兼任民运部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关中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在此期间，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理论，团结非党人士合作共事，领导陕西地下党，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关于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巩固和发展了党的组织。１９３９年，国民党中央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掀起反共高潮。针对这种情况，１９４０年夏党中央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１６字方针。在实现这一方针过程中，伯平有独到见解。他指出：要使党的组织精干隐蔽，关键是保证党员质量，“量的多少不能离开质的好坏”，“若党内有不少‘怕死鬼’、‘冒失鬼’、‘马虎鬼’，那就是党员太多了。”他认为，影响党员质量主要是三种人：思想上动摇，斗争中怕死；行动上冒失，不按实际情况办事；工作中大意，不遵守地下组织纪律。他还针对当时党内的关门主义倾向，提出开展社会活动的三条原则：“不生硬，很自然；不特殊，很一般；不狭小，很普遍。”这就是把省委“内无奸细，外不孤立”，“广交朋友”和“白皮红心”的要求进一步具体化，使地下党扎根于群众之中，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孤立共产党的阴谋。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期间，康生搞“抢救失足者运动”，把陕西地下党打成“红旗党——假共产党”，使许多同志蒙冤受屈。伯平挺身而出，据理力争，顶住压力，保护了陕西地下党。１９４８年春，关中部分地区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乱划成份。伯平发现后，严厉批评，坚决纠正。他说“土改中右是不对的，但‘左’比右更坏。宁‘左’勿右，看似‘可爱’，实则‘可恨可悲’，破坏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后来他还提醒地、县干部，对于右和“左”的问题，一定要具体分析，谨慎对待。切忌无限上纲，伤害同志。
１９４８年２月初，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给伯平去电，要求三天内将敌人二十九军的兵力部署、行动计划调查清楚。伯平接电后，立即将获悉的重要情报报告彭总，对瓦子街战役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了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三）
解放后，伯平同志先后担任西安市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常委、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陕西省省长。他长期主管农村工作，十分关心农业和农民问题。陕西农业发展纲要就是在他的亲自主持下制定的。他对关中和陕南、陕北的地理民情了如指掌，对群众生产、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利益关怀备至。他非常重视发展集市贸易，不但要求各级干部认真调查研究，而且多次深入市场考察。早在６０年代初，他就主张把自由市场放开搞活，活跃集市贸易，反对关闭、取缔。他说：“放则活，关则死。关的结果，把近市变成远市，明市变成暗市，低价变成高价，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利。”
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由于“左”的影响，包产到户问题，在陕西争论时间长，范围广，纠了搞，搞了纠，上纠下不纠，明纠暗不纠，几经反复，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生产上不去。伯平体察民情，敢讲真话，他直言不讳地说：“把包产到户提到两条道路斗争上，是过分的，不妥当的。”１９６２年７月中共陕西省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期间，他曾提出：“包产到户不是旧事物的复活，而是新事物的萌芽，很可能是中国农民的创造。”他强调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是要坚持的，但做法不能单一化，要多种多样。如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扩大自留地，划小核算单位等，都有因地制宜的适应性，符合农民的愿望。伯平的这些难能可贵的创见，在当时不仅没有得到重视和推广，反而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
（四）
伯平同志在陕西文艺战线上有卓越建树。从３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初，他一直参与和领导了文艺界的重大活动。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创作了《新考试》、《大上当》、《抓汉奸》、《祁半仙》、《特种学校》等现代秦腔剧本，从不同角度有力地宣传了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１９４２年，为配合延安整风，伯平先后改编了《民族魂》、《石达开》、《三滴血》三个剧本，在边区中央大礼堂演出后，轰动延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和谢觉哉等领导同志观看演出后，称赞三个戏改编得好。
五六十年代，伯平担任省市委主要领导期间，虽然工作十分繁忙，但对戏剧的改革与发展仍然殚精竭虑，不遗余力。１９５６年春，他主持召开了戏剧改革座谈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全省戏剧特别是对秦腔的继承和改革作了精辟的阐述。在表演艺术上，他针对一个时期粗制滥造和抛弃历史遗产的现象，要求在“唱、白、做、打”等方面，苦练基本功，做到有棱有角，有板有眼，有韵有味，有声有色，把十八般武艺学到手。他的这个讲话，对当时贯彻“双百”方针、繁荣陕西戏剧起了鼓舞、激励和推动的作用。
长期以来，伯平同志在抢救弦板、阿宫和同州梆子等传统优秀剧种上，有特殊贡献。同州梆子是各种梆子戏的鼻祖，销声匿迹近４０年，濒临灭种的境地。伯平亲自组织班子，抢救老艺人，改编老剧本，招收新演员，排练新节目，终于创建了一所具有地方特色的戏校，使这个古老剧种获得新生。
保护西安明城古迹，伯平也是有功的。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年代，有些同志把西安城墙视为封建遗迹，主张拆除。他力排众议，上书国务院，请求保留。在习仲勋同志的支持下，经国务院批准，西安城墙被列为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８０年代初，经过全面整修，墙、河、林、楼、路综合治理，面目一新，现在已成为全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旅游景点。
（五）
伯平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的突出特点是知难而不退，临危而不惧，遇险而不惊，蒙冤而不怨。早在１９２９年，曾因一个叛徒私自代他登报声明脱党，被组织上做了“一时的政治动摇”结论，他一直被蒙在鼓里。时隔３８年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于１９８２年９月经过复查，真相大白：该“脱党声明”纯系叛徒所为，伯平同志没有责任，撤销原结论，还了他的清白。５０年代后期，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左”倾思潮，他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１９６２年９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根据康生捏造的罪名，错误地指责习仲勋等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伯平保持沉默。别人劝他发言表态，他严肃地说：“不表态就是表态。仲勋是个好同志！”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伯平是个满腹经纶的学问家。他对哲学、文学，特别是史学，博学不厌，诲人不倦。他不论是编剧本、写文章，还是做报告、谈问题，总是深思熟虑，亲自动手，反复推敲，字斟句酌，几十年如一日，直至耄耋之年，还孜孜不倦，埋头书案，笔耕不已。离休后，人休志不休，不顾年老体弱，认真撰写回忆录，为党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伯平同志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从不搞特殊化。对同志既严格要求，又亲切关怀，从不整人。用他的话说，是“包公脸、婆婆心”。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在受了他的批评甚至训斥之后，不仅毫无芥蒂，反而更加亲近，视他为严师诤友。
伯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伯平同志逝世三周年的时候，我们缅怀他，正是为了学习他。他的不朽功勋将永垂青史，他的品德风范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