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时代风情与文化观照
——谈近期诗歌的审美形态
张同吾
人们对于诗坛现状是众说纷纭的，对于９０年代诗的审美流向与创作态势的评价也是多有歧异乃至大相径庭的，这种分歧主要源于对诗的本质、功能和审美特征有着认识上的差异，也源于对各种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的理解与偏爱或是误解与排斥。但是，有一种宏观评价应该得到广泛的认同，即当前缺乏表现时代精神又能震撼灵魂的力作，缺乏境界高远底蕴深厚以哲人般的深邃观照历史预言未来的史诗般的力作，同时我们又不能无视诗的创作呈现出审美发现的多样性，文化视野的开阔性和艺术手法的灵活性，从而形成了崭新的审美格局。
诗作为抒情的语言艺术，只能以意象营造的方式表现人的情感形态，包容诗人的人生见解和审美理想。但是，诗又不是游离于历史和时代，也不是纯属于诗人个人的情绪的外化，而应以意象符号的五彩缤纷构成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灼烁和中华民族情绪的历史。当前，诗的疆域正在悄悄拓展，诗人在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人与自我的广泛而精微的精神联系中，寻觅和探求人的精神命脉，发现和确立人的价值，这种思绪流动，就含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文化印记。郑玲的组诗《渴望麒麟》是贴近现实生活的佳作，她把都市视为时代的象征，市场经济激活了社会机制，也膨胀了物欲和贪婪，智慧和勤劳、良知和理想都受到胁迫，“机遇”便成了都市的图腾，同时诗人却深刻地理解“都市是人类前进中的命运”。她呼唤人们拓宽自己的胸襟，承受历史的阵痛，让睿智与祥和统驭贪欲和迷误，从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李瑛的组诗《大西北：牦牛的故事》表面看是写自然风情的诗，却像他的其他近作一样，赋予物象和景象以丰富的精神内涵，使之成为文化观照和具象，他以令人心灵震颤的笔致描绘了屠杀牦牛的筵席，活画出麻木者心灵的麻木，清醒者心灵的痛苦，强烈而内在地表现出，古老的大地渴望文明之光的沐浴。绿原的组诗《庐山九月我们》是深邃圆融之作。在即景生情中处处有文化的流动，处处谙悟时间与空间、局限与自由、暂时与永恒的辩证关系。这是一种很鲜明的创作倾向，那些历经人生沧桑而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诗人们，总是以他们各自不同的艺术方式浓缩人生体验的精华，在苍朴老成之中见风骨含风韵，旨在赞美一种典雅的文化性格，弘扬一种高洁的人文精神。郑敏的《生命之赐》以意象的暗示性表明，任何自觉的生命都是诗化的哲学，任何自强的生命都是哲学化的诗。这些作品充分地表明，诗思在广阔的文化原野和历史疆域中徜徉，方能信手采撷哲学之树的英华，这是作品超越平庸与世俗的本质所在。
在近期诗歌作品中，不可无视的是女性诗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生命光泽和艺术潜能，这是一条更幽深的人生走廊，又是一条更绵长的文化巷道，我们从中能够窥探和启悟的，远远超越诗学和美学的范畴。我们隐约感觉到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女性意识和女性文化是拘囿于历史和文化而又试图超越历史和文化的，女性诗歌已经失去了８０年代山呼海啸般的女性意识的张扬，很少看到那种从自我迷失到自我丧失的心灵痛苦的撞击，也很少看见为伸张人格的独立与自我价值而涂染的理想主义的光环，很少看到在女权主义的浸染中呈现的灵与肉的分离，也很少看到为寻找精神的家园而胼手胝足的艰险；很少看到性的露裸，也很少看到为自轻自贱而自设的祭坛。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东西方文化猛烈碰撞与交融过程中经历的美丽与残缺的并存，从而走向理性的成熟与平稳。那些广受青年读者喜爱的女诗人，正以美妙的情思浸润着一片诗化的世界，她们的爱情诗以各不相同的切入角度和艺术风格，表现出文化观照中细密的爱情心理，以其炽热而暖人胸怀，以其缠绵而抚人心脾，以其深邃而发人启悟。当然从总体来看，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显得漂浮做作，或因矫情而令人生厌。优秀的女诗人，未必时时想着自己是女人，也不必处处要强化和突现女人的特殊性，诗却闪烁着女性的魅力，她们既不自轻自贱又不过分地自恋自怜，而是同男性平等地站在人生的风景线上与世界对话。
优秀的诗篇往往是富有历史感的，诗人们在记忆参照中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和对历史的情感反应，从本质意义说应该是时代精神的折光、国家意识的浓缩和人类之爱的凝聚。１９９５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为创作出富有深厚历史感的诗篇提供了契机，但读过这类作品之后是让人喜忧参半的，喜的是我国当代诗人以良知和历史责任感为正义而歌，忧的是佳作甚寡。张志民的长篇抒情诗《昨夜星辰》（《中国作家》４期）是一篇思绪激荡而又有一定思想深度的作品，他是以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的深切体验回忆过去，又是以诗人的情感自觉凝视今天；他没有从一般的认知层面上描绘深重的民族灾难，而是在提升情感经验的过程中表现出理性的成熟。从而理解了“战争是沉重的！／胜利／也是沉重的！／金制的勋章，／大理石的墓碑，／都不足以显示／它的重量，／历史的双肩／你是以怎样的耐力，／承载了／那巨大的负荷！”更为重要的是，他从历史与现实的紧密联系中延伸思索，以浓郁的忧患意识和鲜明的警世意义而深化的诗思。张德强的《血肉长城》（《诗刊》８月号）是强化主观感觉而在眼前呈现的历史与现实相组接的画面，讴歌了勇敢和智慧产生的力量，使人谙悟历史会因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委顿而颓唐，也会因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奋发而激扬。张承信的《左权将军》展现了这位抗日名将的英雄本色与人格精神，其现实意义是面对崇高的人生境界，委琐者当以自察，混沌者当以警醒。令人遗憾的是这类作品大多显得平泛，５０年前那场亘古罕见的法西斯罪行和全世界人民奋起保卫家园捍卫生存权利和人类尊严的伟大斗争，把人类的残缺与美好、耻辱与光荣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又把人类的良知与力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我们回顾那段人类现象的时候，难道只能在一般意义上祭悼殉难的亡灵、揭露法西斯罪行、讴歌民族正气与爱国精神吗？诗歌对于重大的历史命题与时代命题的回答是孱弱的，这应当引起我们对于人文精神、文化性格和诗人素质的深层思索。
诗进入９０年代之后，基本结束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对峙的局面，逐渐形成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相并存相渗透的创作格局，同时又是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与审美特征发展的趋向性相并存。一种普遍的审美现象是丰富了意象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强化象征和暗示，使诗更能调动读者的情感经验，使之进入二度创作；我们也看到许多诗人努力寻求古典情韵与当代意识的交融，表现出弘扬民族文化的自觉和建构华夏诗歌体系的有益的尝试。摆脱平庸和肤浅，克服雷同和做作的根本在于诗的气韵，我们的诗歌不乏莺歌燕舞百鸟啼啭，却缺乏苍雄辽阔，缺乏气宇轩昂，缺乏激荡灵魂的黄钟之声，缺乏点燃热血照彻天穹的火炬。时间，正在孕育一个崭新世纪的早晨；诗人，应该托起灼耀中国文化的诗的太阳！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超越旧模式
——评张策的公安法制文学
黄泽新宋安娜
青年作家张策从１９７９年涉足公安法制文学领域以来，至今已创作２００多万字的作品。他的系列中篇小说《无悔追踪》、《无梦生涯》、《无花季节》、《无言寻找》、《无歌之夜》等，凝聚了作者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的深入思考和艺术上多种追求，同时也显示了当前我国公安法制文学发展的某种新趋势，因而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
当我们阅读张策作品的时候，首先感到他对生活作了多方面富有新意的开掘。从社会的、历史的、精神的、文化的乃至人性的视角，多角度地审视人、审视事件，对生活进行多方位的展示。对作家们常写而为人们熟悉的创作题材，他力求写出新意；而对作家们很少写或未写过的生活素材，他又注意发现其艺术价值而给予表现。《无梦生涯》只是一个中篇的篇幅，却包容了长篇的内容。它概括了四个曾在伪警察局供过职的警员，解放后４０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各自不同的命运，全面地展示了个人与社会、传统与现实、性格和命运、新观念与旧积习之间所交织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无花季节》则撷取了三位老公安干部离退休后短暂时间内几个生活片断，通过回顾和联想，展示了权与法、情与法等多重矛盾，折射出他们大半生的人生旅程和彻底的敬业精神，充满时代气息。如果说《无梦生涯》、《无花季节》这两部作品主要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切入生活的话，那么《狼述》、《芦荡深处》等则从人的隐秘的内心和复杂的人性切入生活，提出了一个如何认识人的复杂性的问题。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公安法制文学是一种“情节文学”、“故事文学”，主要依靠故事本身的力量吸引读者；张策则不同，他总是以人物的性格走向和命运遭际来结构作品，表面看来，情节的跳动性大，联系不那么紧密，然而从人物的性格发展看，却是一脉相通、紧密相连的。他不依赖故事去抓人，而是依靠性格的魅力去感染人。《无悔追踪》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艺术特点。作品重在写刑侦人员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威慑并征服特务，并紧紧地把个人命运和历史风云结合在一起，在大跨度的历史进程中塑造了一个无私无畏的感人至深的警察形象。
张策作品刻画人物的成功，与他对人物心态的出色描绘是分不开的。行为描写和心理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两翼。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一个生动完整的艺术形象。因此优秀的作家，总是并重这两个方面并使它们和谐统一地体现在作品中。然而具体到公安法制文学，特别是侦探小说，这一文学体裁，要求激烈的冲突、紧张的情节、快速的节奏，把人物的心灵世界作为艺术观照的中心，矛盾交织的焦点，透过人物的心灵历程描绘案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在新作《无言寻找》（《啄木鸟》１９９５年第５期）中，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艺术特色。作者把叙述的重心由事件进程倾斜到人物心灵，如果恰切地表述其特点的话，可以称之为“心态侦探小说”。这是对侦探小说传统写法的一个大胆突破。
在艺术形式上，张策也有自己的追求。侦探小说，是一种通俗性的文学读物。然而通俗并不是粗俗。他自己对待艺术的态度是严谨的。他注意吸取纯文学的某些艺术手法，以增强作品的表现力，提高作品的艺术品位。
这几年，我国公安法制文学较之过去有了很大发展，但从整体态势看，还处在转型期，即从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旧模式走向开放和多元的新天地，要完成这个艰巨的艺术使命，还需要众多作家的共同努力。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企业文化与精神文明笔谈
创造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王振民
我们正面临一个科技信息的时代，在世界范围内，现代生产、管理的迅速发展，与这种情况相适应，不少发达国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近几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与发展，作为当代管理理论、管理科学与文化理论、行为科学相交汇的企业文化，越来越成为企业管理、经营、服务及员工素质朝着现代化目标迈进的内在动力与企业内部精神文明建设的热点。不少企业领导同专家、学者一道对这一新的课题进行探讨和研究，但实际上人们对于这门交叉的边缘学科是相当陌生的，对于其内涵和精神实质只是处于一般性的研探之中。尤其是对这门学科的一般特性，以及如何以我国文化优秀传统为根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相结合，吸取借鉴日本与西方企业文化的有益研究成果，以便开阔视野，活跃思路，掌握多种研究方法，并从中国企业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探索总结出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特殊规律、发展轨迹，弄清对企业文化的特殊要求，从而建树既符合中国的国情，又切合中国企业活动的内在规律并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并不很长，这一概念是由美国资本主义企业界和学术界率先提出的。美国所以能够率先提出，一是客观需要；二是由于美国企业、美国经济面临日本具有东方民族传统特色企业文化优势的威协与挑战。尤其是在最新一次产业革命浪潮——信息工程革命中，过去处于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美国，在日本奋起直追下取代了其“世界第一”的经济地位。美国经济为了摆脱这种危机，被迫学习日本企业文化，改造自身的企业制度和结构以求自救。美国企业界和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自己过分强调制度优胜而忽略了文化功能，而日本企业恰恰是倡导“文化制胜”。由此可见企业文化在当前这个信息时代、竞争极其激烈的大趋势中存在的严峻意义。
何为企业文化？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说法并不统一。有的说它是渗透于企业一切活动之中，又涵容企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之总和的精神支柱，也就是企业的灵魂。也有的讲它是影响并制约着企业生存、竞争与发展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等文化形态。可见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企业与文化关系的理论界定。而重要的是必须明确解决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塑造什么样的现代企业的人的形象。如果企业文化建设忽视了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忽视了企业人员的主人翁地位及其文化素质的要求，企业文化建设就只能停留在一般文化学的层次，而没有深入到企业生产、管理、经营、服务与文化学相结合的层次之中。尤其应该加以特殊强调的是，我们所要建设的企业文化，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为基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目标，由此贯穿于企业流动中的各个方面（诸如组织结构、管理方法、激励机制、人际关系等）的文化要素，也必然形成有别于日本、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内涵。比如“大庆精神”，就包孕着具有中国企业文化特色的宝贵经验。
企业文化在８０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涌动之际的勃发，标志着当代我国企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企业建设的走向已从技术中心、制度中心、产品中心、利润中心转到文化中心上来。这一战略性的转移，预示着企业的存在、发展形态及其理论、观念将发生划时代的变革。
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学和企业文化学交汇与综合的边缘学科，对其探讨与研究，必然切入企业建设的内在素质及当代科学文化的深层意识之中。当今企业的变革、发展、管理科学、管理理论只能从不同侧面揭示企业运行的规律，而要全方位地窥测并深入阐明企业变革发展的动因，则须呼唤企业文化的出现。企业文化把企业视为以经济为目的的社会群体，即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一种具有历史继承性和鲜明时代特征的动态过程。所以企业文化首先所涉及的就是特定时代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精神文化规范在企业中的意义与功能，以及企业文化的本体结构在不同国家、民族的现实土壤中凝成的独特形态和内涵。与此相联系，企业文化必然把人与企业的关系，视为文化建设的核心予以突出研究。人既是企业的主体，又是企业发展的活力和源泉。企业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最终都要归结到全体从业人员的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上来。否则，文化建设就会徒具形式而失却内在灵魂。
企业文化的根本，在于探求如何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精神。这是企业文化内涵的核心部分，也是富有现实感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当今企业的生存、竞争与发展充分说明，企业的兴旺发达，固然离不开当代科学技术、科学管理与经营艺术。然而人的因素，精神的力量更是不容忽视的。企业要在竞争中求得发展与生存，就必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鼓舞下，形成统一协调、励精图治的理想追求、价值取向和严密的行为规范，并通过这些把职工凝聚成革新进取的整体力量，从而在企业的内部和外部，树立起以文化制胜为特征的精神风貌。
企业规范、职业道德是企业文化研究必须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现代文明的发展，越来越使个人通向事业和成功之路的纽带，紧紧地系结在具有科学文化内涵的企业规范与职业道德等意识形态上面。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企业，以公有制为基础，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基本行为准则，因此，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制约着企业的经营、管理与服务。既要顾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又要讲求盈利和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精神的要求，以便把企业办成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基地。总之，唯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切实解决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独特光彩才能真正发挥出来，从而使社会主义企业现代化的目标得以实现。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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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文论
有感于出品前的研讨
毕胜
最近，海军作家李云良、王平几易其稿，创作出反映当代城市生活的２０集电视连续剧《儿女情长》，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和上海永乐影视公司为此专门召开剧本讨论会，２０多位与会者中有著名的小说家、电视剧编导和文艺评论家。会上，发言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剧本进行评论，解剖“麻雀”，见仁见智，知无不言，坦率诚恳。诚如主持会议的海军文化部部长王兆海所说，这样的讨论对剧作和作者都很有意义，也超过了会议本身研讨的内容。由此，引发笔者的一点思考。
过去，我们常见的是一本书出版后举行座谈会，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播映后进行研讨，这样的讨论对创作和作者不无裨益（当然也有的太滥，太流于形式，引起了人们的反感）。作家、导演创作出作品，公之于世，希冀产生社会反响，反过来又从广大群众的反馈中得到启迪，通过不同形式的研讨，总结创作得失，对提高以后的创作会有帮助。一些高质量的研讨会，举一反三，对一部作品乃至一类文艺创作现象进行认真的研讨，起到了评论对创作的引导和指导作用。但是，这类讨论会、座谈会，大多是在作品完成之后，一定程度上只能对作者往后的创作有意义。如常言所说，电视、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所谓遗憾是指它作为成品投放到社会，再进行修改提炼十分难得，也有不少困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一部作品还没有进行具体操作（制作），包括影视艺术投入拍摄戏剧进行排练，甚至文学作品出版之时，能够吸收多方面的意见，包括请专家“会诊”，征求读者观众的意见，对推出精品，提高质量，是极有好处的。我们常常看到或读到一些作品的题材构思都很有基础，却缺少震撼力，欠缺火候，缺少打磨，囿于作者的艺术眼光和创作的思维定式，缺少更上层楼的升华。有些作品是好作品但不优秀，是佳作但不是精品、不大气，留下了不应有的遗憾。现在人们习惯于在作品播出或出版之后，进行座谈研讨，然而，对于投拍数百万以至上千万的影视大制作，对于定位于出精品出力作的长篇文学创作来说，这种“马后炮”式的批评、研讨，不如变为事先在“半成品”时进行“专家会诊”，像讨论《儿女情长》那样，讨论剧本或讨论提纲，这样做的效果孰优孰劣，是不言自明的。当然，这与尊重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与创作的主体意识的充分展现并不矛盾。
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电视连续剧《儿女情长》写的是上海改革开放时代里弄人家普通平民生活，描绘了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优良品德和精神情操，特别是普通人家的道德情感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整合与追寻。作品的鲜明时代性和人物个性，使其犹如一块剔透浑圆的璞玉。作者之一李云良曾创作过不少小说和电视剧，导演石晓华也执导过一些得奖作品。在讨论会上，对专家们的建议和批评，甚至对细节、人物和场面“吹毛求疵”的推敲，作者和导演都采取“兼听则明”的态度，从善如流。上海市委宣传部、广电局的领导也是以普通与会者身份讨论本子，学术空气浓烈，成为一次电视剧投拍前的重要“会诊”。
繁荣创作，文艺评论对创作的指导作用不可忽视。文艺评论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像《儿女情长》这样投拍前的研讨，以及影视界讨论脚本、观摩毛片、文学界手稿恳谈等，都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至少对那些不负责任的吹捧和评功摆好式的赞扬，是一个反拨，也是有益的借鉴。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跨越苍茫》讨论会
咏慷的长篇报告文学《跨越苍茫》描绘了总后基层干部陈宝琪３０年认真钻研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取得一定成绩的事迹。首都经济界曾为陈宝琪的经济理论召开座谈会。为了总结报告文学的创作，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中国作协创联部、总后文化部、总后物油部近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作品研讨会。（冯慧）
《浣纱王后》研讨会
杨佩瑾的长篇历史小说《浣纱王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反响强烈。最近在主人公西施故里浙江诸暨市举行研讨会，来自北京、江西、浙江等省市的作家评论家３０余人对作品进行评论。这部作品是由出品人签约出版的。（文一）
《时代悲歌》研讨会
尹曙生的长篇小说《时代悲歌》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描绘了公安战线上一代知识分子成长经历和感情生活，刻画了性格鲜明的“公安人”形象。在近日由鲁迅文学院等单位召开的研讨会上，与会者结合本书就公安法制题材长篇小说创作进行了讨论。（翟水）
张国擎作品讨论会
江苏作家张国擎作品讨论会最近在京举行。与会者对他的中篇小说集《葱花》和长篇小说《惊鸿照影》进行了分析评论，指出他的获新加坡“首届世界华文小说奖”的《葱花》具有独特的吴域文化意蕴，很有特色。讨论会是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十月》杂志社联合举办的。（文一）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生活赐予作家激情
——读《张家港人》漫笔
黄毓璜
长篇报告文学《张家港人》（载《雨花》１９９５年１２期）在其“引子”中，披露了张家港这个小小县级市现在拥有的实力，那是以一些具体数字、以一些“第一”、“唯一”、“国内最大”以及许多名副其实的“超级”、“称豪”、“享誉海内外”为标志的。
只要你明白坐落在江苏最为富庶的姑苏境内的张家港，原先被称做“苏南的苏北”，明白她从两个县的“边角料”合拼成县到撤县建市总共才不过３０年历史，你就不会不对这块经济“高光区”中的“亮点”感受几分神奇。
只要你了解张家港的领头人秦振华受命才三年多，了解现时那里“拥有”的一切，差不多也只是毕功于三年多的时间之内，你大体也就不能不对在这块土地上揭开历史一页的人物生发几多神秘感和探究欲。
作家凤章正是挟带了探究的热忱和欲望，四下张家港，马不停蹄地观察，见缝插针地采访，不舍昼夜地感受、思考，写下两大本笔记、录制３０多盒磁带、积累２０多万字的资料，从而写出这部反响强烈的作品。他把自己的这部作品称做“历史的记录”，是的，张家港人对于自己历史的创造，本身就是崭新的历史诗篇，激越的时代乐章；而且，这一乐章的雄浑基调早为秦氏以“十六字令”制订下了：那就是被人称做秦振华——张家港精神的“团结拚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勇于争先”。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家港人》确实就是一部“记录”，一部精神与物质比翼齐飞、交相辉映的记录。
然而，十六字令毕竟很像一个“口号”，单单作为一个口号——我们历来并不缺乏口号，包括饱含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的口号——原不容易造成感同身受、刻骨铭心的效应。《张家港人》的意义恰恰在于作者凤章并非面对口号，而是在全方位、多层面把握材料的基础上，以艺术的运思和展现，为一个“口号”复原了它跟生活内情血肉相连的系结，复原了它真切的现实形态和鲜活的生命形态。
“复原”的过程因之不只体现为绽放生命、释放魅力的过程，也昭示了作家对生活和时代把握和发现的能力。这种把握和发现一方面沿着“微观”深入：具体展现一个植根于现实的口号如何警策了群体、凝聚了群体、激发了群体，从而转化为一种清醒的自觉，一种昂奋的自强，一种苛严的自律，一种生生不已的动力和一种踔厉风发的创造；另一方面它沿着“宏观”升华，让读者真切地感受一个口号、一种精神跟历史使命、时代呼唤、生活真谛和生命智慧的深度关涉和内在策应。这无疑注定了《张家港人》可观的艺术内蕴和思想张力，使得她不只成为一个地区的经济腾飞史，为走向富裕的人们提供一个蓝本，也作为一个“缩影”，展现为当代中国的变革史和民族精神的奋发史。这样说自然只是指向着作品具备了某种“史”的品格，但这一品格也就很可以成就作品某种超越时空的性质和超越文学本身的意义。
不必说《张家港人》仅仅是作家始料未及的生活赐予，也没有根据论定这部作品的意义完全自觉于作家的创作初衷。但凤章去拥抱这块热土、去追逐这块土地上旋风式的人物，是满怀自己的热恋和激情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凤章本就是一个素朴的激情性的作家。在我看来，激情不是别的，它其实就是包含“美”与“丑”在内的感受强度，包含“是”与“非”在内的认识力度以及包含“爱”与“憎”在内的情感深度。他昔日痛心疾首地写出的《法兮归来》、《路的呼喊》跟如今推出的很可以称为高亢壮歌的《张家港人》，分明都是或者说首先是他饱满的生活激情和洋溢的艺术激情的产物。激情作为艺术的动力应该说本系艺术家显在抑或潜在的普遍品格，只是而今我们阅历了过多的“老僧入定”式的创作心态之后，激情反倒显得难能可贵起来。是否可以说艺术放逐了激情也就放逐了自身，我不想就此做出探讨，我只是想说在我们这个激流勇进的时代，凤章和他的报告文学恰恰可以从这一方面给我们以提示，恰恰提供着艺术反省和生命反思的某种起点和途径。
当然，或许是激情的张扬使凤章难以从容收获“沉淀物”，也许是历史的落差和时代变迁的迅疾使作家难免“目不暇接”乃至“目迷五色”，也许是报告文学的自身要求和历史状况难免助长倚重“捕捉”和“追踪”的惯性，《张家港人》的疏漏和欠缺跟她的成就同样是显而易见的。人们有理由从更高的层面上要求这一“历史的记录”进一步超越历史的记录，有理由要求她在“思考”和“材料”的关系和位置上做出某些必要的调整，比如，进一步要求从“材料的思考”换位为“思考的材料”就并非没有必要。特别是面对对象的“大框架”、“大规模”、“大发展”，面对一种生长着的“大气魄”和形成中的“大手笔”，有志于大格局、大跨度、大构思的作家，无可规避地要求一个更具高度的方位和视点，对具体的地域和人物做出接通历史内情和人性事实的审视和思考，包括历史、现状和趋势，包括成败、得失和短长，人们说“胜利者是无可指责的”这句话，通常都包含有一点“微词”，正是因为“无可指责”的胜利者，往往也是应该而且需要加以多面的审度和体察的，不只属于生活前进的需要，也分明是艺术境界、艺术真实以及艺术厚度、艺术力度的自身内蕴和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