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今日藏民的餐桌
朗杰张忠
４６岁的藏族干部群佩过去在朋友家做客，总不忘告诉主人，他不吃蔬菜，只吃肉。然而每到体检时，“医生建议栏”里总有“低脂饮食”这一条。近年来，群佩家的餐桌上多了些新鲜蔬菜，去年体检时，医生没再写上那条建议。
由于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生活在“世界屋脊”的西藏人饮食结构长期比较单一。就在八九年前，每到秋后，人们总是忙于挖地窖，储藏越冬“老三样”：萝卜、土豆、大白菜，并从牧区采购储备大块牛羊肉。
如今，菜篮子取代了房前屋后的菜窖，每到下班时间和节假日，菜市场里就人头攒动。８０年代初，拉萨市只有两个菜市场，而现在全市已有１０多个颇具规模的农贸市场和更多的小型摊点，每天上市各种副食品１７万多斤，其中蔬菜７万多斤。藏族人家的餐桌上，不再只是糌粑、酥油茶、手抓羊肉、萝卜炖牛肉等“老面孔”，新鲜蔬菜、鲜肉、活鸡、活鱼以及海鲜烹制的菜肴开始频频“亮相”。
讲究科学饮食的风气也已从城镇扩展到了广大农牧区。达孜县农民丹巴每次去拉萨总要带回几公斤内地空运来的时令蔬菜。他说：“现在家里吃饭总得炒几样菜，去田间劳动也得带菜，而以往一壶酥油茶、几坨糌粑就解决问题了。”就连千百年来祖祖辈辈以糌粑和牛羊肉为主食的藏北牧区，蔬菜和水果也越来越受到牧民们的青睐。那曲镇农贸市场里，出售蔬菜的摊位远远超过肉类摊位。
方便、节约、卫生的聚餐方式——自助餐近年来也在西藏城乡时兴起来。拉萨市城关区次觉林乡农民巴桑玉珍为女儿办喜事时，就采用自助餐招待客人，客人们赞不绝口。
自治区卫生部门的有关调查表明，西藏人均寿命已由和平解放前的３６岁提高到现在的６５岁。饮食结构的显著变化，从中起了不小作用。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３０多年前，３０００多名来自江浙一带的儿童在马背上开始了新的人生。如今，在他们的心中——
草原永远是故乡
本报记者傲腾
锡林郭勒，一条清澈的草原河流蜿蜒远去，一块碧绿的北疆草原辽阔、丰美。
有人说，河流是草原的血脉，膏腴了锡林郭勒千里沃野；也有人说，草原是河流的母体，滋养了锡林郭勒欢腾的浪花。
永远不会被埋没的石碑
绿色山丘上的一块石碑，记录着一位蒙古族母亲与６个“上海娃娃”的故事。
在锡林郭勒草原西南部的新宝拉格镇西头一座绿色山丘的阳坡上，耸立着一块石碑。石碑的正面刻着“母亲——张凤仙之墓”几个字，落款是她的６个孩子及儿媳的名字。石碑背面的祭文是：妈妈，您是比我们生身母亲还亲的妈妈……蒙古族对先人是不立碑的，但您早已是我们心中的一块高耸的石碑。石碑也许会被岁月埋没，但您在我们心中永远不会被埋没……
这块石碑让人们回忆起３０多年前的情景：本世纪５０年代末，神州大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孤儿院频频告急：孤儿的食品不足、营养不良。康克清、邓颖超等同志从内蒙古调去奶粉，以解燃眉之急。然而，仍是杯水车薪。于是，在周总理、康克清、邓颖超和乌兰夫同志的关怀下，一批又一批南方孤儿来到了草原。牧民们要把这些孤儿当作亲生骨肉抚养。方圆几百里的牧民高高兴兴赶来，把自己喜欢的小孩抱走了，最后留下６个大的。当时他（她）们已六七岁了，什么都懂，他们会进蒙古包吗？他们会喝奶茶吗？养大了，都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怎么办？一些牧民这样想过。蒙古族牧民、共产党员张凤仙没有犹豫，她把说一口流利上海话的四个男孩两个女孩放在勒勒车上接回了家。以换牙时间的先后排他们大小：大的起名巴特尔，二的叫黄志刚，三的叫党育宝，四的叫毛世勇。
在困难时期，６张小口嗷嗷待哺。刚到草原的孩子吃不惯炒米、奶食。张凤仙踏着没膝深的雪步行到９０里外化德县去背３０公斤重的一袋大米，６天后回来，还没等她把米袋放下，５个孩子就哭着围上来：“妈妈，救救高娃！高娃吃了这个‘米’，口吐白沫。”说着把小手展在妈妈的眼前，啊！这是毒草芒麻籽！张凤仙抱起不省人事的高娃，找来鸡毛掏她的嗓子，给她灌绿豆汤，孩子总算醒过来了。
眼看孩子们个个都长大了，４个男孩像４个小马驹，出去一身土，回来两脚泥，钻羊圈，混牛群，骑马摔跤，张凤仙洗了这个的上衣，那个的裤子又沾上牛屎，给这个绱鞋，给那个补袜子，年年月月常常是油灯下熬通宵。
在十年内乱中，张凤仙怕孩子闯乱子，学坏，干脆把６个孩子关在屋子里，请来教师在家里给他们辅导。孩子们没有辜负妈妈这一番苦心，恢复高考后，老大巴特尔和小姑娘高娃分别考上南京气象学院和天津南开大学外语系。巴特尔现在是锡林郭勒盟气象局工程师，高娃在北京医科院情报所工作。老三党育宝、老四毛世勇参军，老三在部队两次荣立二等功，任团职干部，近日因病去世。老四曾是城关镇武装部长，现在是内蒙古第三毛纺厂干部。老二黄志刚在镶黄旗物资局工作，是盟级先进工作者，大姑娘其木格是锡盟太仆寺旗邮电局的业务骨干。
锡林郭勒只有“亲”没有“孤”
当年来锡林郭勒草原的孤儿有３０００余名，但现在他们都不愿意接受“孤儿”这个称呼。在记者采访时，他们掏出了心里话。
苏尼特左旗的一位老领导介绍说：旗某文化宣传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是当年上海来的孤儿，一看就知道他精明能干，把自己的单位搞得红红火火。当我电话约他时，他笑着说：“您是要采访的第１６名记者，实在对不起，无论如何，我是锡林郭勒草原牧人之子，相貌是表，心灵才是本，我的文化修养、心理、秉性都是草原给予的……”
另一位同志激动地说：“这‘孤’字，我们的老人不愿听，我们的孩子也不愿听，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从懂事起就没有感到过孤苦。”“我是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在家姊妹兄弟中我是最受宠的，草原是我的故乡，马背是我的摇篮，在锡林郭勒草原上有我幸福的童年，有我幸福的家，有我真诚的伙伴，有我钟爱的事业，我们是草原的骄子。我现在是乡党委书记，朝思暮想如何带全乡牧民奔小康。对不起，记者同志，这个话题我实在不愿意讲……”
今天，在锡林郭勒偌大的怀抱里，随处可以找到生龙活虎的新一代牧民，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孤儿了。正如一位草原老人所讲：锡林郭勒只有一个“亲”字没有“孤”字。
沿着赛汉塔拉至二连浩特市的公路，我们来到一户采访对象家。３间大住房还带大客厅，房间布置、装修都很讲究，屋内现代化的家电、家具都很齐备。女主人叫孟根其其格，她给我倒上奶茶，端来糖果点心。沉默了好一阵以后，用蒙古语说，这方面我知道得很少。我小时候经常听说这一带牧民抚养“国家的孩子”的事。这里的人把南方来的孤儿叫“国家的孩子”，那时我总以为说的是别的孩子，根本不知道我也在其中。我爸爸１４年前去世时，给我拿出一个有汉文的布条，说我也是“国家的孩子”，我根本就不信，把布条撕了。但有一件事我记得清楚，我小时候草原上大米很少，过年时国家才给每人供应几斤，牧民拿到大米后都送到我们家，家人专门做大米饭给我吃，说女孩吃了白净净的大米，长得白净……她的热泪滚下来，停顿片刻又说：“我们或许是被生身父母遗弃的，但我们没有被国家、社会遗弃，我在草原、在蒙古族牧民的怀抱里成长得很幸福。”
我们问她现在的生活状况，她边擦眼泪边说：“这我愿意说。我的生活很好，这房子你们看了，我们还有一处冬营地，也有房舍，有６０多头牛，８００多只羊，１０多匹马，一年卖羊毛、卖肉畜收入七八万元。我丈夫是苏木人民代表、模范牧民，懂汉语，能做一点生意。我们相亲相爱。等到孩子把我们这一摊子接过去后，我和丈夫想到上海看看，不为寻根，我的根就在锡林郭勒草原，到上海只是想开开眼界，看看我的出生地是什么样。锡林郭勒草原待我们好，不只是对一个人，对草原上‘国家的孩子’都是这样。”
爱心、孝心，以心换心汉族、蒙族，以情结情
在赛汉塔拉，人们传颂着这样一个“换腿”的故事：当年，苏尼特左旗都仁乌力吉苏木牧民哈斯巴特尔和爱人色仁杭格拉双双来到旗保育院，本想抱一个男孩子，却遇到一个大哭大闹的女婴。色仁杭格拉把孩子抱在怀里，这孩子立刻不哭了，两口子说这孩子和我们家有缘分，高高兴兴地抱走了这个安徽籍的女孩子。孩子４岁时得了肺结核，哈斯巴特尔骑马背着姑娘到１５０多公里以外的集宁市住院治病，在病床边守了一个月。５岁时，小姑娘的双腿瘫痪了，妈妈把她放在勒勒车上，从苏尼特草原到达尔罕草原、阿巴嘎草原，寻觅民间医生为姑娘治病。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一个民间针灸医，说可以看好，她把随身的值钱东西都卖了，买了当时最好的一条香烟送给医生。医生在姑娘身上扎针，最后把姑娘用皮被子包起来出汗，说３天不能动弹，否则病情会加重。妈妈紧紧盯在姑娘身边，给她喝水、嚼炒米喂她。３天后，姑娘的腿奇迹般好了。７岁时送到学校，姑娘在全旗女子长跑、短跑赛中都得了第一名，她的纪录至今没人打破。１９９０年这姑娘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在全旗自行车越野赛中得了第二名，人们称她“飞毛腿”。
“这飞毛腿是妈妈换给我的，”现在已是苏尼特左旗民委干部的阿拉坦图雅这样说：“妈妈当时背着我到处给我看腿病，她老人家说如有可能把她那双腿换给我。那时我已５岁多，都听懂了。现在我妈妈得了风湿病，行动不方便，完全是为我累下的，我受苦受累孝敬老人理所当然。”阿拉坦图雅的丈夫叫达布希拉图，是该旗协作办副主任，他们俩为了照顾好两位老人，把老人从乡下接到县城里，还专门给两位老人雇了一个小保姆。
这样孝顺的“国家的孩子”，在辽阔的锡林郭勒草原上太多了。苏尼特右旗查汉敖包苏木工人额定其木格，见到我们时，把珍藏的养父的“荣军证”拿出来，擦着眼泪说：他老人家戎马一生，没有过几年好日子，１９７４年去世了。如果他老人家活到今天，我一定让他坐坐火车，乘乘飞机，逛北京，游上海。我虽然是汉族，但生活习惯，受的文化教育是蒙古族的，我当工人时登记表写的是蒙古族，大家都承认我是蒙古族，我爱人是汉族。“蒙古族”、“汉族”，在我们这里是兄弟姐妹的代名词。
“现在一切都好。就是填写登记表、履历表什么的，勾起我对童年的记忆。”二连市粮食局干部巴德玛说，“我来时已５岁了，朦胧地记得一点，我在上海时姊妹３个，姐姐叫陈亚琴，我那时叫陈亚萍，住在江边上，经常坐船进城。我被遗弃过两次，第一次让人给送回去了，第二次在商场‘走散’，就这样进孤儿院送到内蒙古，被一个老干部、烈士的父亲抱养。后来我结婚，丈夫是倒插门的女婿，我们４人一起生活。我伺候两位老人，并为他们养老送终，算尽了孝心。现在家庭生活美满，丈夫是市工商局副局长，孩子争气，学习好。我的籍贯虽是上海，可是喝锡林郭勒河水，在草原怀抱里长大的。我们这种蒙古族、汉族的情结，永远解不开，而且越来越牢固。”（附图片）
左上图：孟根其其格一家。
上图：额定其木格放牧归来。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新风物志
广西宜州乡间旅游日趋红火
本报记者罗昌爱文／摄影
广西宜州市，是壮族人民传说中的“刘三姐”的故乡，又被誉为“小桂林”。以“刘三姐”的名气和秀丽的山水，再加浓郁的风俗民情而带出的乡间旅游，吸引着越来越多慕名前来的游客。
小龙江、下枧河碧绿清澈、宁静的水面上时有白鹭轻掠而过，悠扬、自发的山歌对唱经常绕山不散，多彩多姿民情风俗活动不时举行……然而，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宜州壮族群众谁也没有想到，这也有人愿意来看，并且还能使他们赚到钱。
５年前，一个夏季假日的中午，一批来自附近城市柳州的年轻人，来到小龙江的下枧河，瞧见清悠悠的河水，绿油油的翠竹和秀丽挺拔的山峰，顿时忘情：小伙子叫一声“太美了”，脱下外衣，一头跳进碧波之中畅游；姑娘们忙着打开相机，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与山水美景凝固。年轻人玩够了，玩累了，肚子也觉得饿了，刚好一村妇挑着一担从娘家过端午节带回的粽子路过这里。小伙子们以１元一个的高价讨买，村妇惊喜之下，数十个粽子全部出手，净赚几十元钱。
河边村妇卖粽赚钱的消息不胫而走。“玩的地方也能生钱”。各族群众开始对他们村庄周围的美景留神起来，流河乡的几位农民在下枧河扎了几个竹排，供游江者使用；还有的村子修筑了沿江简易公路；有的人干脆在江边搭起竹棚，办起了小卖部……乡间旅游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
不追求“大而全”的“花架子”，也不摆豪华建筑的“洋阔气”，而是以“土”取胜，是宜州发展乡间旅游的特点。
宜州有２５处国家各级重点保护文物，有悠久的地方文化和民族风情。传统彩调剧《灰女与汉鹏》，曾被邀请到北京怀仁堂为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专场演出，而风靡国内外舞台银幕的《刘三姐》，也源于流传在宜州一带的民间故事。
市里请来专家，根据“突出特色、实际可行”的原则，以山水和名胜古迹为依托，制定出带有当地浓郁民族风情的旅游发展规划。在翠竹青青的大水车风景区，当地群众土法上马，很快就建成了２０多幢具有壮、瑶、侗族风格的小竹楼，使旅游者既能度假避暑，又能亲身领略民族乡间风情；下枧河也被开辟为可供漂流、可供游乐、可供食宿的公园，丰富了旅游的内容。
宜州发展乡间旅游以“土”取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发动当地农民群众参与旅游开发。下枧河流域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民俗文化极为丰富。市里派出干部，最先以马山塘、马安两个民族村作示范村，帮助当地壮族群众整理壮族婚礼、山歌对唱、板鞋舞、跳竹竿等民俗表演节目，组织了表演队伍。使人耳目一新的民情风俗不仅大增游客的游兴，同时也为当地群众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开展旅游前，两个村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３００多元，开展旅游后，很快就突破１０００元大关。（附图片）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６２岁大法官——永不毕业的学生
汪波郭春雨
４月２５日上午１０时许，吉林大学法学院四楼会议室，一场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正在进行。答辩学生是６２岁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庆祥；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以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郑成良为首的５位教授组成。这是经过国家统一招生考试正式入学的、年龄较大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公开进行的硕士论文答辩。杨庆祥同学此次提交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国家赔偿制度之法理学分析》，３．５万余字。
杨庆祥１９４５年入伍，从事革命工作已５１年，是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省劳模，并曾荣膺“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称号，去年还被评为吉林省十大藏书家之一。“奋斗拚搏须持久，天道酬勤是真理”，是他所遵行的信条。４年前他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之初，他就以５８岁半的年纪，现职省部级领导干部的身份，报名参加了硕士研究生入学全国统一考试，经考试合格被正式录取。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６年４月，他克服工作忙、年龄大等诸多困难，坚持认真听课，按时完成作业，以优异成绩完成了规定的全部学业。
利用答辩会中间的评议空隙，记者采访了著名法学家、吉林大学副校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张文显教授。作为杨庆祥导师的张文显开口赞叹：“有这样一些高层次的官员，在紧张工作的同时，锐意求学深造，这本身就体现了知识的价值。”他说：“这期研究生由我上法学理论课，明显感到杨院长学习非常认真，治学严谨。有一次，他高烧３８度，打完点滴还坚持来上课，在９３级研究生中传为美谈。杨院长知识面宽，思考法学问题，常常调动哲学、文学、历史知识进行深入探讨，我也很受启发。杨院长文字驾驭能力很强，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指导工作实践。”
１０点４０分，答辩委员会主席郑成良教授代表答辩委员会宣布评议结果：“经对答辩人提交的论文和答辩情况进行评议，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论文语言规范流畅，结构严谨合理，立论比较稳健，分析比较深入。特别是理论分析与实证考查结合得非常成功，达到了优秀硕士论文标准。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正式通过，并向吉林大学学位委员会推荐授予答辩人硕士学位……”
此时，杨庆祥的心情十分激动，他说：“人生‘登科及第’是一大喜事。我学习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拿文凭，而是为了工作需要。人都有当学生的时候，也有当先生的时候，但是，法官是永远不毕业的学生。今后吉大法学院还是我最好的学习园地，今后我要把老师对我的鼓励当成动力，在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堂里继续努力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富民·安民·济民
——河北唐山市委书记梁志忠一席谈
本报记者赖仁琼
农家出身的梁志忠今年４６岁，１９７５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自１９８３年起，历任河北省迁安县委常委、书记助理，唐山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滦南县县长、县委书记，唐山市委常委、秘书长，１９９３年当选唐山市市长，１９９４年任市委书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好富民、安民与济民的辩证关系，是摆在领导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唐山在大地震后恢复、发展较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更快。近几年，以综合开发为标志的富民工程大规模起动，唐山人治山、治河、治洼、采矿、养虾……目前，全市已有７个县达到小康标准。看到老百姓收入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十分欣慰。
然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转轨时期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使我们在下大力气抓富民的同时，也抓安民、济民。所谓安民，即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如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老百姓只有安居才能乐业。所谓济民，就是用特殊办法帮助那些有特殊困难的人们。有的企业不景气，职工下岗待业。农村有的家庭遇上灾祸、疾病，缺医少药，生活十分困难。不管是下乡调查研究还是拆阅群众来信，只要发现这类情况，我都十分留意，并想办法尽快解决。
去年１１月，我接到开平区一位女青年的来信。她身患多种疾病，父母又在一个月中相继去世，虽有城镇特困补助，但治病买药、衣食住行仍十分困难。读完此信，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尽管有这类特殊困难的人是少数，但如没有政府的帮助，他们就会成为社会的弃儿。我将此信批转市民政局，责成有关同志办理。第二天，民政局、开平区委、区政府、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的同志登门看望这位女青年，还送去衣物和数百元补助费。不少市民得知消息，也纷纷热心相助。不久，女青年在给我的第二封信里写道：“不知用什么语言表达我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我一定争取早日康复，为社会、为人民多做工作。”
干部、群众对城乡特困户的无私援助令我深为感动，唐山人在２０年前遭受地震灾害后表现出的患难与共、百折不挠的抗震精神一直教育、鼓舞着我。作为唐山人民的当家人，我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才能不辜负他们的希望和信任。（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