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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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选集》重要篇目介绍
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２日电《叶剑英选集》重要篇目介绍：《关于抗日战争的政略战略问题》（１９３７年９月５日）是在南京召开的国防讨论会上的讲话提纲，是本书的开卷篇。作者当时任八路军参谋长。讲话根据中共中央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结合“七七”事变以来战局的变化，对中日战争中的敌我力量、国际因素以及战争的发展进程，作了分析和估计。指出，当前我之防御重点在上海，虽胜利不能转移全战局；如在平绥线置重点，则可转移全战局，而破坏敌人整个计划。在谈到战略与战术关系时，强调，战略上持久，但战术上仍应采取攻势，以求速战速决；战略上虽采取内线，但战术上仍应采取外线，随时包围敌人。集团防御战争、广大游击战争和广大民众之运动战，以此三原则以行作战。他还就武装民众、战区工作、粮食供给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具体办法。
《关于作战与磨擦问题》
（１９４０年３月８日）是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提纲。报告首先回顾了八路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及抗战两年半以来艰苦奋战并获得伟大战果的情况，然后列举大量事实总结了八路军参加冬季攻势战役的具体部署、作战经过和所获战绩，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等诬蔑之词。针对蒋介石制造反共磨擦事件，作者以详尽确凿的证据，揭露了事实真相，说明错误完全在于那些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方面，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原则立场。
《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军事》
（１９４１年５月５日）是在延安在职干部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二十三周年学习会上的演讲。作者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式，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理论的，而且还有与这三种并立的武装斗争。武装斗争作为中国革命主要形式之一，同时又是斗争的最高形式。强调用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用现代军队的技术知识，教育我们的军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个革命的军事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的政治，犹之乎一个革命的政治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的军事一样。不懂马列主义，不能成为革命的军事家，等于不懂军事不能成为革命的战斗的政治家一样。他号召延安广大干部要充分认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真理，更进一步地学习马列主义的政治，学习马列主义的军事。
《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
（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２日）是在延安同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谈话从敌、伪、友、我四个方面介绍了敌后战场的基本情况。指出，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正面战场友军之所以大部分丧失战斗力与在敌人进攻面前表现束手无策，其原因完全在于国民党实行一党专制，压迫民主，抗日依赖别人，自己保存实力，准备铲除异己的方针。作者运用精确的统计数据阐述了八路军、新四军历年来对敌作战、发展民兵、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光辉战斗历程，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与十五个抗日根据地上，进行异常残酷的非为目击者所能想象的抗日战争至七年之久。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他对国际朋友对中共的援助表示感谢，并对国民党调集重兵攻击、包围、封锁我敌后根据地、派遣大批特务进行破坏、断绝一切接济、截断国际朋友对中共的援助、封锁中共及其军队抗战与民主建设的消息等恶劣做法进行了揭露。强调，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结束这种状况，改善国共关系，开辟一个真正团结抗战的新环境。
《在土地会议上的报告》
（１９４７年９月１０日）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的重要时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作者在会议的报告中，首先强调了土地改革运动和整顿党的组织纪律的重大意义，然后着重分析了人民解放军进行外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指出，把战争打到蒋管区去，决不是偶然的动机，而是根据战争规律的发展和斗争形势决定的。老解放区的任务是要大力支援正在外线作战的刘邓大军，既要抽调、训练、输送干部，参加新解放区建设工作，也要在物资上兵员上帮助他们，要有全面的观点和牺牲局部，顾全大局的精神。他还就加强武工队的组织、战地俘虏工作、农村建设、消灭地主武装，以及如何开展蒋管区工作等提出了重要意见和办法。
《在北平市人民政府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１日）作者作为北平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在讲话中指出，北平已从反动的政权手里，转移到人民的手里了。为了替人民做事，必须尽力健全管理机构，密切与人民的联系，了解他们的需要，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从而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他说，假若政府不能反映人民的利益，不采纳人民的意见，而站在人民的头上，便是脱离群众，政府一旦脱离了群众，便没有了群众基础，政权就不可能稳固。他特别强调：“以往的旧政权，不能发扬民主，我们要树立民主作风，实行民主集中制。唯有建立了民主制度，才能发扬民主。”“我们要勇敢地承认错误，‘从谏如流’。没有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民主就无法实行好。共产党缺少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要死亡的。政权缺少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一定要腐化。”
《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１９４９年７月２日）讲话阐明了全国文学艺术大军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论述了思想文化战线上斗争任务的艰巨性。指出，消除人们思想上残留着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的残余，是文艺界义不容辞的任务。他鼓励文艺工作者要在生活中锻炼，要和工农兵在一起，从事战争，从事建设，了解他们斗争的历史，了解他们斗争的实际，给工农兵写出伟大的著作。他强调，只有继续提高我们的文化，新社会的建设才有保障。抛开文化建设、思想建设、文艺建设，单纯地搞经济建设、物质建设是不可能的。文化工作和其他工作，是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
《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科学》
（１９４９年７月１４日）是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讲话指出，只有在人民政权之下，科学工作者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科学才能真正的叫做人民的科学。他诚恳地向科学工作者们提出了四条要求：一、要有坚定的人民立场；二、老实的科学态度；三、真诚的团结；四、积极的工作。又指出，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科学，也没有孤立的科学家。科学家们要真诚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使传统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很好地结合，使我们这样落后国家的科学，能够迅速地向前发展。
《关于解放广东的若干问题》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３日）是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讲话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指出了解放广东的意义、途径和方式，提出了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武装干涉和封锁的任务。详细说明了接收城市工作的步骤和接管纪律，团结人民恢复与发展生产等城市政策与城市管理问题。他提醒全体同志注意，不要有“衣锦还乡”的思想，必须继续保持与发扬我党谦虚、朴素、勤劳和努力学习的优良作风，谁要是一进城市便飘飘然，趾高气扬，便要脱离群众。
《在南方大学成立典礼大会上的讲话》
（１９５０年２月２日）作者当时兼任南方大学校长。讲话指出，广东解放以后，需要大批的人才进行建设，南方大学就是为培养人民所需要的干部而创办的。他勉励大家要跟旧习惯势力作斗争，站稳革命的立场，站稳人民的立场，要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改造自己，帮助别人，重视劳动，尊敬劳动人民，牢牢地记着为人民服务。
《重视做好墟镇工作》
（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０日）是在广东墟镇工作研究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讲话从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高度，强调要做好城市工作，发展工业，就要大力帮助农民，而解决好作为城乡间关系纽带的墟镇问题是重要的实施步骤。他形象地比喻道：“如果说墟镇周围的农村等于我们的头发，那墟镇就是头发集起来的辫子。我们抓紧了墟镇，形同抓住了辫子。”他强调，墟镇一方面紧贴着农村，掌握着农村，另方面又联结着城市。从农村方面看来，它是一个地区若干乡村的集中点；从城市系统看来，它是城市的基层组织；在城乡关系看来，它是城乡之间联络的纽带。我们说城乡互助也好，帮助农村工作也好，一定要经过墟镇来做工作。
《抓紧广西剿匪工作》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３０日）是在中共广西省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讲话指出，我们的党和政府，要为广西人民服务，就是要肃清匪特，安定社会秩序，使人民安居乐业。匪不肃清，其他都谈不到。他说，迅速地定期定额地完成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决定于正确领导。领导的正确性，具体表现在：有重点、有组织、有办法。他强调，一切工作都应该从发动群众着眼，任何忽视发动群众，不与群众运动密切结合的作风，都是有碍任务完成的。
《为建设一个有高度觉悟的有高度纪律性的党而斗争》
（１９５１年７月１日）是在中国共产党华南区组织、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作者指出，必须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党。怎样才叫做好呢？要有高度的觉悟、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这样才有战斗力。提高觉悟是个不断斗争，不断教育的过程，要一天天地积累，一天天进步，一步步提高。没有宣传教育，不将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中去是不行的，但必须联系实际，与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今后必须在整党的基础上来发展党。要洗刷坏干部，爱护好干部，提高老干部，培养新干部，培养提拔女干部，团结改造旧人员和技术干部。各级党委必须在工作中强调纪律，经常检查纪律，使工作有纪律保证。谁犯纪律就要受上下、内外的批评，就要受党的处分。报告最后指出，为完成今后任务，组织、宣传工作都要有计划地集中到一个焦点，就是要建设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
《十大军事原则对现代战争的指导意义》
（１９５５年１１月１５日）是辽东半岛方面军抗登陆演习总结讲话中的一部分。作者是这次演习的总导演。讲话指出，二十世纪是原子的世纪。但是原子武器的出现和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并没有根本地改变现代战争的基本规律及其指导原则，而只是为作战双方提供了充分利用现代战争规律的更加有利的条件罢了。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来说，更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所拟定的十大军事原则，例如“不打无准备之战”、“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集中优势兵力”、“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创造战场”等原则运用于现代战争，仍然是正确的、适用的，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于军队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
（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０日）是为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准备的一篇文稿。文稿指出，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军建设，今后除应继续努力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技术装备，加紧正规训练，学习国际上的先进军事经验和科学知识外，还必须特别强调坚持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例如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度、民主制度、政治工作制度、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作风等等，以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文稿针对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强调要统一认识和妥善解决八个方面的关系：（一）官兵关系与上下级关系；（二）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三）军队和群众及地方党政的关系；（四）集中和民主的关系；（五）人和技术的关系；（六）现实和发展的关系；（七）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八）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经验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关系。文稿最后指出，当我们满怀信心向现代化建设迈进的时候，特别强调一下保持我军人民军队的本质，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加速现代化的建设，我们就如虎添翼，就一定能够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就一定能够完成党和国家所赋予我们的新的历史任务。
《应该在现代条件下训练军队》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２９日）是在中央军委训练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报告的一部分。作者认为所谓在现代条件下训练，不是敌有我有，敌有我无的问题，而是要解决以我军现有装备在原子时代作战的问题。在现代条件下训练军队，并不是否定我们过去的传统和经验。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他肯定了陆军采取野营、夜间紧急集合、转移驻地和作业场，空军采取紧急转场，海军采取转移海区和远海抛锚等等形式，都是把训练与备战密切结合起来的有效方法。他强调，“积极防御”就是进攻的防御。在现代条件下训练军队，防御和进攻二者都不能偏废。不懂得进攻的方法，就无从防御，不懂得防御的方法，就不会进攻。因此，在现代条件下训练军队，不但不违反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而且恰恰是为了执行这个方针。
《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
（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０日）本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作者简明概括地叙述了广州起义的时代背景、起义经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科学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主客观原因以及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文章高度评价道：“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后，又一次震动世界的城市武装起义。虽然，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具体情况下，起义本身遭到了失败，但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连接起来，是中国革命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伟大开端，也是中国无产阶级从城市转入乡村，建立与巩固工农联盟的胜利起点。”
《实事求是独立自主》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６日）是会见委内瑞拉共产党军事代表团时谈话的要点。谈话指出，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可以得出很重要的结论，一是实事求是，一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要求我们考虑问题、解决问题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的革命事业与别国是有联系的，在国际事业上，利益是互相联系、互相帮助的。但是，一个党在决定自己内部政策问题时，要独立自主。
《加强司令部的建设，充分发挥司令部的作用》
（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８日）是在广州军区参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是我军参谋工作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讲话指出，司令机关是军队组织极关重要的部门，是军队的领率机关和指挥中心。在我军建军与作战史上司令部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司令部建设仍然是我军当前建设的迫切而重要的任务。思想建设是司令部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参谋人员必须要有政策观念、全局思想，树立高度的事业心。加强司令部的业务建设是当前司令部建设的一项中心任务。参谋人员必须具有一定的战役、战术水平、全面的参谋业务知识和必要的技能、必要的军兵种知识和各种现代武器装备知识及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努力使自己成为本行本业的活字典，成为专家。必须加强司令部的作风建设。司令部的工作作风应当是：积极、主动；有计划、有预见；迅速、准确；虚心、负责。司令机关不仅是个执行机关，而且又是个倡议机关，必须全面地实行这两个方面的职能，才算充分发挥了司令部的作用。在加强参谋业务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强司令部的军事学术的研究工作，使战备、训练和学术研究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提高司令部工作的效能。
《建议军委推广郭兴福教学法》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２７日）是写给中央军委的报告。报告指出，郭兴福的教学方法，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是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他个人努力的结果。报告归纳了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突出特点，并汇报了各部队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现状，建议军委在全军加以推广，借以掀起一个军事训练的高潮。
《在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３日、２９日）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两次接见军队院校师生时讲话的一部分。作者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讲话针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做法提出尖锐批评，指出真理是有限度的，跨过了限度就变成谬误。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当圣经念，否则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对老干部，要有阶级感情，不能采取残酷斗争的办法。冲国防部，是严重的错误。军队院校的师生，要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起表率作用。要为提高部队战斗力而培养好苗子，不要培养“废品”。
《认真揭批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罪行》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７日）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处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讲话批判了林彪对军队建设的干扰破坏，批判了他篡党夺权、谋害毛泽东主席、叛国投敌的种种罪行。强调在批林整风中，要掌握好政策，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分清正常的工作关系和非正常的宗派关系，不要打击面过大。
《关于中国建设问题》
（１９７３年７月３０日）是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劳伦斯·罗辛吉和他夫人时的谈话要点。谈话说，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要从世界范围的全局来考虑中国的建设问题。世界上国与国之间是互相联系、相互帮助、相互影响的。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国家建设到一定水平，要培养更专门的人才来管理我们的国家。要更快地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和经济水平。我们虚心欢迎外国的专家来讲学。我们要尽可能地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我们承认落后，就要克服与改变落后面貌。要通过一个一个的五年计划，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把国家建设推向前进。谈话还回答了外国朋友担心中国将来会不会变色的问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要加强领导层的政治觉悟、理论水平和团结，另一方面要动员、教育广大城乡劳动人民，提高他们的觉悟、理论水平和加强团结，这是我们国家永不变色的根本保证。
《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５日）是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总结讲话的一部分。讲话在充分肯定军队建设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的前提下，指出了部队臃肿庞大、干部超编、装备落后的突出问题，提出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整顿军队的指示，要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通过压缩全军定额，节省军费用于加强军工生产，改善技术装备。通过精简整编，把部队搞得比较精干，进一步提高部队质量，提高作战能力。精简整编的原则，主要是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和普通兵员，保留政治工作骨干和技术骨干，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在调整精简中，要把超编干部安排好，使之各得其所。
《千万为党珍重》
（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３日）是作者写给正生病住院的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对周恩来成功做完一次电灼手术，表示庆祝和欣慰，希望他能乘胜前进，彻底根治顽疾。信中说，继续革命，国步艰难，盼望周恩来千万为党珍重，为国珍重。这封信字数不多，但语重心长，含义深远。
《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伟大胜利》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７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晚至７日晨，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这是作者在会上讲话的要点。讲话揭露批判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指出粉碎“四人帮”具有重大的意义，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革命，是我们党的一次重大变革。全党全国人民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把“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４日）是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讲话指出了在军队建设中被“四人帮”搞颠倒了的十个大是大非问题，要予以澄清和纠正，即：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应该不应该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派性？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应该不应该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搞好老中青三结合？应该不应该强调军队要稳定？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应该不应该坚持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应该不应该准备打仗？这十个方面是非问题的澄清，对于推动军队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９日）是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的一部分。作者针对当时存在的“两个凡是”的观点，指出：理论联系实际，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处理、解决我们遇到的一切问题。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这个讲话，实际上为１９７８年开展的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思想武器。
《重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２７日）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是民主协商国家大事的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重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要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侨务政策、宗教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军事科学》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５日）是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成立二十周年而写的文章。文中指出，军事科学是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的。战争和战略的理论是它的骨干，军事科学来自实践，又反过来对军事实践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发展先进的军事技术，改善武器装备，是很重要的；研究军事科学、军事理论，也是非常重要，刻不容缓的。军事科学战线的同志们和全军指战员，都要把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作为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一项迫切任务。文中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事科学研究工作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并以它为指针，总结我军经验，认真研究敌人，有选择地吸取外国军事上的有益经验，探索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服务。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９日）是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要点。讲话回顾了政治工作在我军发展壮大历史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深刻指出，我们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否则，我军就有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就有改变无产阶级性质的危险，就有失去战斗力的危险，就有被野心家篡夺领导权的危险。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关系着我军的强弱、胜败、生存和发展。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它的深刻含义就在这里。讲话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是全军的共同任务。全军同志都要维护政治工作的威信，而政治工作威信的提高，主要是靠政治委员、政治机关和各级政治干部的模范作用。他说，我们一定要完整准确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指示，全面系统地把它继承下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运用和发展。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和伟大革命实践，学习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革命品德，为做好我军政治工作，保持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发表的一篇重要讲话。讲话指出，中央工作会议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决策。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地搞上去。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要研究和解决一系列的重要问题。讲话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领导班子问题。要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有好的班子，特别是中央要有好的班子。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有自知之明，而且要有知人之明，真正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贤。要建立好的领导班子，就要重视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作风不纯、思想不纯，能上不能下，以及官僚主义等问题。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我们的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干部同群众的关系是勤务员同主人的关系。干部要大公无私，心里时刻想着人民，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意见，决不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称王称霸。第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一定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这种法律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在人民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定要实行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要动员全党全军全民的力量，来向任何个人特权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全国人大常委会要立即着手研究修改制订民法、诉讼法、刑法、婚姻法和各种经济法等等，尽快完善我国的法制。第三，勤奋学习，解放思想。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一定要密切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勤奋学习与解放思想是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是大大提高生产力，而且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场深刻的革命。要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特别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是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闭幕词充分肯定了会议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时，强调指出，法律和规章制度一经制定，就要有稳定性和连续性，要有极大的权威，只有经过法定的程序才能修改，而不能以任何领导人个人意志为转移。一切公民，无论是党内党外、上级下级，无论是什么社会地位和社会成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制定法律的权力属于人民，贯彻执行法律也要依靠人民。必须加强民主和法制的宣传教育，使人民群众养成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和遵纪守法的习惯，养成同违法乱纪的行为作斗争的风气。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证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必须不断地加强和健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各级人代会及其常设机构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９日）这是一篇比较系统地论述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革命和建设事业历史经验的重要文献。讲话首先阐述了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意义，指出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新创造，为世界政治、世界革命的发展增加了新的重要动力，展示了新的光明前景。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在光荣伟大的三十年中，我们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和发展对外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成就，但在指导思想和经济建设中也出现了一些错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讲话指出，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展开了激烈的、尖锐的、复杂的斗争。这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彻底粉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是党和人民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林彪“四人帮”的横行，从反面给了全党全国人民深刻的教训，主要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对社会主义确立以后的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必须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既要反对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又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更不能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讲话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强调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国家的巩固，社会的安定，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最终都取决于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取决于生产的发展。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为这个中心服务。为了搞好四化建设，对各级领导干部要特别强调三条：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
《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４日）作者在讲话中，着重讲了重新建立中央书记处的意义、作用和书记处的职责，指出，重新建立中央书记处，既是组织上拨乱反正，恢复我党的传统，又是适应新时期的需要，中央书记处有利于培养锻炼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的接班人。中央书记处在第一线工作，可以使中央领导集中精力研究国际国内大事，更好地解决国内外的重大问题，使中央工作更加主动、更加有预见性。作者希望书记处的同志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原则，认真读书，注重实践，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
（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是作者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这是一篇关于祖国统一问题的重要文献。谈话指出，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谈话共提出了九条方针政策，强调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我们这一代人光荣、伟大的历史使命，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同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谱写新的篇章。
《重视干部队伍的现代化建设》
（１９８２年１月１０日）是在听取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汇报全军政治工作情况时的谈话要点。谈话指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首先是干部队伍的现代化建设。我们的武器装备、军事技术在不断发展，如果没有数理化知识，掌握和使用现代化武器装备就有困难。我们军队这几年的工作，一定要朝着政治上更加团结，武器装备上不断地改善，技术上进一步提高这样的目标去努力。每个同志都要努力学习现代战争的知识，提高自己的组织指挥能力。一定要考虑到世界上可能发生的各种突然事变，扎扎实实搞好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
《长征的艰险历程》
（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２日—４月２日）是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问题同军事科学院几位同志谈话的要点。这是关于红军长征历史的一篇宝贵的重要文献。作者对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的原因作了深刻分析，以亲身经历回顾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同张国焘分裂红军、危害中央的阴谋活动斗争的过程，澄清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
《要坚持民主集中制》
（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６日）是同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谈话指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保证。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主席领导我们坚持民主集中制，凡是坚持得好的时候，我们党就兴旺发达，凡是坚持得不好的时候，党就犯错误。中央的领导班子，最重要的是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不搞一言堂。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１９８２年９月６日）讲话着重阐述党中央的领导岗位和其他领导岗位的新老交替问题，指出，后来者居上，年轻的超过年老的，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规律。年轻的同志只要努力用共产主义思想，用党的历史经验，用现代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并且团结群众，艰苦奋斗，知人善任，从善如流，就一定能把领导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许多老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退下来的老同志思想不能退，要继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讲话强调，新的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党委一定要更好地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原则，以保证党的正常生活和正确领导，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信》
（１９８３年２月２５日）是《叶剑英选集》的结束篇。作者在信中表达了退位让贤的思想。提出，由于自己年迈多病，请人大常委会不再将他列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候选人，希望这个请求能够得到批准。他对成千上万的中青年优秀干部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感到十分欣慰。衷心希望继续深入宣传新宪法，使它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上，成为人民群众手中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的有力武器，使新宪法得到彻底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