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光辉的业绩永恒的怀念
——纪念林伯渠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王定国
林伯渠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延安五老”之一。他离开我们已经３６年了，今当林老诞辰１１０周年，特写此文，缅怀前辈。
做前无古人的事
延安时期，林老和谢（觉哉）老住的窑洞相连，住得近，交往多，思想接近，友情深长。
１９４１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前晚，林老来到我们窑洞对谢老说：“明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几千年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妇女，长期在‘三座大山’的压榨下，还加上夫权的统治，使妇女们长期处在黑暗之中，忍受着无端的屈辱。必须把妇女解放，投入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发挥半边天的作用，才是道理。”谢老说：“我也有此同感。我们的革命事业，没有占总人口５０％的妇女参加是不行的，半边天的力量是巨大的，我们必须培养壮大妇女干部队伍。”林老很有信心地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女县长。我们一定来做这前无古人的事，发动广大妇女参加政权工作。”谢老表示积极支持和配合。在次日“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会上，林老作了“要发动广大妇女参加政权工作”的发言。此后，他俩身体力行，积极配合，每个星期天，两老家里都有许多女同志来讨论此事，聆听教诲。
不久，两老推荐边区妇联２３岁的邵清华同志为安塞县县长。谢老找她谈话说：“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没有一个女县长，就是国统区也没有一个女县长，这次推荐你去做安塞县县长，是前无古人的，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依靠群众，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团结奋斗，做出成绩来。”在边区政府民政厅和边区妇联举行欢送邵清华同志的会上，林老出席并鼓励邵清华说：“你做妇女工作很有魄力，对搞好县长工作也应有勇气。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你，你更要以实际行动努力工作。”接着又说：“你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女县长，过去你只是做妇女群众的工作，今后是一个县的‘父母官’，男的女的各种人的工作都要做，这就要更广泛地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多做调查研究；到了新的岗位上，在各方面都要严格要求自己，特别要注意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才能担负起党交给你的重任。”为了支持她搞好工作，林老和谢老又通过组织，从延大调了章岩等同志去安塞协助她的工作。
在林老和谢老的关怀教育下，邵清华同志在实践斗争中得到锻炼，成长很快。
诗咏梁红玉
１９４０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前，边府秘书处主任陈永清同志（又是机关党支部书记）要求柳勉之和我（党支部青年委员）在我们机关俱乐部主办的壁报，出一次纪念“三八”节的专刊，由柳勉之约稿集稿，她向林老约稿后，林老题了一首《“三八”节咏梁红玉》的七言律诗，在壁报上登出：
南渡江山底事传，扶危定倾赖红颜。
朝端和议纷无主，江上敌骑去复还。
军舰争前扬子隘，英姿焕发鼓声喧。
光荣一战垂青史，若个须眉愧尔贤。
许多工农同志对这首诗的内容不理解。我们秘书处办了工农同志学习文化的夜校，林老、谢老常来讲课。一次，大家要求他把这首诗作个解释，他作了生动的讲解：南宋时期韩世忠、梁红玉是爱国抗金的名将。曾在延安府守卫过边关。我们现在国难当头，要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当时南宋皇室腐朽偷安，忠臣爱国被害（如岳飞等），奸臣卖国受赏（如秦桧等），而韩梁夫妇坚决抗金，机智勇敢，与士兵同艰苦，共患难，是深受人民爱戴的爱国将领。我们今年纪念“三八”妇女节，妇女的头等大事是要反对一切出卖祖国的败类，如汪精卫当了汉奸，他的老婆陈璧君也一起当了汉奸，对这些蟊贼必须坚决反对，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大家听了顿开茅塞。
后来这首诗又在重庆《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上发表，广泛传播，对广大妇女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组建“怀安诗社”
１９４１年秋，林老、谢老等在边府交际处邀集宴请民间诗人墨客，多是６０岁上下的老人，林、谢二人以“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之意，取名“怀安诗社”，要李木庵主持诗坛，荟集佳作。与会者畅谈甚欢，称此诗社为“延水雅集”，与晋王羲之等人的“兰亭雅集”媲美。林老讲话，号召大家多写诗，写好诗；借古体有平仄协韵的特点，用旧瓶装新酒。并提出两个希望：一不要咬文嚼字，力求通俗；二不要用典，提倡明快诗风。林老还当场吟成《延水雅集·赋呈与会诸君子》：
十年挟策费调停，待整金瓯拱宿星。
抗敌计无分畛域，匡时论共契兰馨。
边城垂寄期安堵，盛会嘉宾喜满庭。
田野风多秋气健，及时樽酒慰遐龄。
许多老人也即席唱和，当场产生了不少佳作。此后，参加诗社的人员增多，有中央和边区各部门的领导，有来延学习的各根据地干部，有边区参议会员中的地方耆老，还有民间能诗善赋之士。诗友们以诗词为工具，披襟述怀，吮毫抒愤，交流感情，宣传政策，酬唱赠答，互相勉励，一时蔚然成风。诗社历时八年，收藏了大量讴歌中国共产党，赞扬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斗争业绩的光辉诗篇。
（吴岂凡整理）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周恩来１９４６年谈判功勋卓著
——读《周恩来１９４６年谈判文选》赵春生易飞先
抗日战争一结束，在中国便开始了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１９４５年末至１９４６年底，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代表团的谈判斗争，便是这一决战开始阶段的重要一役。通过这场政治决战，“使党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被群众所认识”，使党完全赢得了人心，为最终在军事上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推翻蒋家王朝，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谈判斗争在周恩来的革命政治生涯中占有特别突出的位置。其中１９４６年的谈判，又是在条件极端艰难、环境极其险恶、关系极为复杂、情况变化多端、斗争极度紧张激烈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周恩来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紧紧依靠党中央和坚强的革命集体，顽强、机智、果敢地同谈判对手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因而圆满地完成了代表团所肩负的重要使命。这次谈判积累了丰富经验，它是老一代革命家为我们留下的一笔十分珍贵的革命遗产。因此，５０年后的今天，编辑出版《周恩来１９４６年谈判文选》，重温这段历史，总结和学习周恩来在谈判中所展现的策略思想和斗争艺术，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争取和平，争取民主
１９４５年秋“双十协定”签字，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权利，同意国共合作和平建国，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继续同国民党进行和谈。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和平与民主的希望，感到欢欣鼓舞。但是由于协定中没有真正解决人民军队和解放区问题，因此人们对蒋介石究竟会向何处去，也有担心。果然，协定墨迹未干蒋便密令下发《剿匪手册》，频频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解放区军民被迫自卫反击，内战烽烟再起。中国的政治晴雨表犹如雾都重庆的天气乍晴又阴，中国的前途命运如何，又成了人们普遍关注和焦虑的问题。
蒋介石在主观上（即本质上）是要反共和灭共的，但在客观上却受到了种种限制。首先，他要反对和消灭的已经不是江西时期的共产党和根据地了，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解放区拥有一亿多人口、１３０万军队、２５０万民兵、１２０多万党员，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因此蒋介石也不得不慨叹：共产党已经不像在江西那样好对付了！其次，“人心厌乱，兵心厌战”，已经成为“一般人的心理”，“反内战求和平”已经成为“大众的呼声”，蒋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再次，美国对华政策声明和莫斯科三国外长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都表明，同盟国及国际舆论不论出于哪种考虑也都不赞成中国内战和独裁。此外，从国民党内部看，在和与战、民主与独裁的问题上，也是意见分歧，矛盾重重，派系关系错综复杂，并非铁板一块。周恩来指出，这种复杂的背景决定了蒋“总是在和与战之间摇摆”，“一时偏和，一时偏战”，周恩来已摸到蒋的底牌：如果战的目的被他达到，“他便要压迫我们接受只许在某几省框子内保有行政专员”，“如果战的目的不能达到”，“他便可经过谈判答应较高的条件。”这充分说明，当时确确实实存在着和平民主与内战独裁两种可能性，而两种可能性转变的关键就在于双方力量的对比和国内外各种压力的发展变化，也在于我们是否积极去争取。
上述情况也表明，争取和平民主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和坎坷。周恩来和代表团不畏艰难险阻，为争取和平民主的实现付出了艰辛和真诚的努力。周恩来提出“反内战必须与人民争民主的运动联系起来”。在以他起草的提案为基础形成的“双十协定”中，关于停止内战的问题是同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起提出的；关于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问题是同承认“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的要求并提的；关于承认解放区的问题则是放在国家民主化和改组政府实行地方自治的问题中提出的；关于中共军队的问题是放在军队国家化的原则下提出的。又如周恩来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８日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代表团的任务，一是参加政协会议，二是进行国共谈判；要解决的问题是，停止内战、和平建国方案、国民大会和纪要的实施。这充分表明中共参加谈判和政协会议，绝不是为一党的私利来争地盘、争军队、争席位和表决权的，而是为着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奋斗的。这正是中共能够赢得人心的关键之一。
为了争取和平与民主的实现，周恩来还提出“即称和，便须有妥协”的策略思想。他认为妥协是争取和平民主的途径之一，因为“政治解决就是相互容让、妥协。”“协商本来就是为求妥协”。他指出，我们作必要的妥协让步甚至必要时作出较大牺牲（如军队国家化取消军队中党组织），可充分显示我们的诚意，从而赢得人心。同时他也强调，“容让、妥协也要有一定原则”，就是决不能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一是“要有一个基本点”，即“双十协定”我方提案的基本点；二是“必须在原则上有共同点”即“要有确定的共同纲领”；三是不能“在形式上妥协了，而实际上不解决任何问题”；再就是对无理的要求必须坚持斗争，坚决顶回去。
为了争取和平与民主的实现，周恩来特别注意争取和团结各方面的人。他以杜鲁门对华声明和三国外长协议为契机，积极争取马歇尔对中共立场的理解与支持，争取他为中国的和平与民主做出积极的努力。他还利用黄埔军校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旧关系积极争取国民党军政要人。他还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等人交朋友，使得好战分子陷于孤立。
事实证明，周恩来提出的一系列方针策略正确反映了党中央对谈判的指示精神和客观实际。１９４６年１月５日停止冲突协议的达成、１０日恢复交通命令与声明的签字和蒋介石四项保证的发布、３１日政协五项协议的通过，２月２５日整军方案的签署、２月底至３月初三人小组视察各地的顺利进行等，都充分说明第一阶段的谈判已取得了一些和平民主的重要成果。
挽救和平，挽救民主
周恩来指出，第一阶段所取得的成果对蒋介石来说是极“不情愿的，是被迫接受的”。因此在３月１日至１７日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上，顽固派大吵大闹，要推翻政协的全部协议。接着便在东北挑起冲突，在关内围困我中原解放区，还非法搜查北平军调部我方机关，无理逮捕和扣押我方人员，派飞机到延安上空挑衅，还发生特务捣毁新华社和投恐吓信等恶性事件。这表明局势已经发生变化，蒋之两面派做法已日益明显。与此同时，美国一面调停一面援蒋内战的两面政策也日益明显。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方针和斗争策略也必须及时调整。这就是挽救和平，挽救民主。
周恩来对第二阶段的形势有一基本分析，他认为“今天局势尚未绝望”，故“推迟内战危机”，“并非不可能”。依据是，蒋对舆论尚有顾忌，还需争取群众和美援；美虽助蒋，但又怕中国大乱损害其在华利益，故不愿直接卷入冲突。因此他提出，我们方针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的前提下，竭力争取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为此，应“以两面对两面”，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继续坚持反内战、求和平、争民主的基本方针，坚决维护协议，“坚持与扩大和平民主的统战政策，不放松任何一种矛盾的利用……以推迟内战危机”；另一方面，要“把握蒋美矛盾及蒋之两面派弱点，用全力打击其反动一面，使其一切问题都不能模糊哄骗。”为此，代表团首先紧紧抓住谈判一环，要对方“明确地回答和解决问题”。其次，周恩来向党中央建议以和平方针为矛，坚决抵抗为盾，以军事斗争配合政治斗争，不取“消极防御与等待”的态度，“对顽方进攻给有力反击”，“打得顽痛，以利谈判”。再就是“应据实揭露蒋之内战方针及挑战阴谋”，给顽方增加舆论压力。
关于对待美国的策略，他主张，“仍以争取为主，批评为辅。适当与严正的批评应在个人谈话时多多为之。公开舆论应要求停运、撤兵及督促国方停战，并表示公正调处。各地停战小组起作用者与美工作关系……亟谋改善。”但是，对赋予执行小组中美方代表最后决定权这一损害国家主权原则的提案，则坚决顶住始终未予应允。
第二阶段的谈判斗争尽管十分艰难，但由于代表团坚持正确的方针策略，机智果敢地斗争，使得挽救和平民主的努力仍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这主要是，３月底关于东北调停的协定和４月初关于东江问题的协议以及５月１０日关于停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的达成和６月初东北停战令的颁布等。由于关内大规模内战的推迟，中原解放区伤病员和部分军政领导骨干五师主力６万人以及东江纵队得以顺利转移。
揭露内战，揭露独裁
自６月２６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和７月３日国民党政府单方宣布１１月１２日召开“国大”之后，国内局势一天天严重，和平民主的危机一天天加剧。７月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遭暗杀。８月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下令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立即撤销。９月上海《群众》周刊社遭搜查，国民党军队１０月１１日攻占张家口。这表明蒋介石全面大打和最后分裂的决心已定。因此，第三阶段的谈判斗争是揭露内战，揭露独裁。周恩来分析说，“现在的情况是由局部的内战向着全面内战发展和扩大。”由于国民党“还不能完全无顾于国际舆论和人民的要求”，所以“也不放弃谈判”。因此，“目前边打边谈，以打为主的局面还会继续一个时期。”广大群众渴望和平与民主，对蒋美的欺骗尚未识破，仍存幻想。根据这一分析，周恩来提出我们的斗争策略应以揭露为主，重在争取和让事实教育中间分子。
在谈判问题上，周恩来坚持绝不主动退出的原则，为表明诚意，打破僵局，揭穿蒋之和谈骗局，代表团一再做出重大让步。但蒋则得寸进尺，一再违背政协协议提出无理要求，企图逼中共就范。８月６日提出停战的五项条件，１０月２日提出停攻张家口１０天的两项条件，在其攻占张家口后，又于１０月１６日向中共发出哀的美敦书，要中共接受八项条件才肯停战。他如此刁难的用心在于，要么中共全部答应他的条件，等于投降；要么拒绝，则破坏停战、谈判的罪名便落到中共头上！对此，周恩来一面据理驳斥严辞拒绝，一面诉诸舆论，彻底揭露其阴谋，使公众及时了解真相。
在对美态度上，由于美蒋在“不承认全国内战、不承认调解失败、不愿撤兵三点上已取得一致”，美方不但公开偏袒国民党方面，而且公开助蒋，向其售让战时剩余军用物资，美海军陆战队替蒋军保护铁路和城市以直接助战，甚至以签订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中美商约”为条件向蒋提供５亿美元的借款。这些都充分暴露了美国助桀为虐的真面目。因此，周恩来提出，“现实斗争已临最后一幕”，斗争的“中心是对美”。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舆论公开揭露美国两面政策，并严正抗议美国的错误政策及行动；另一方面继续保持同美方的联系，不使关系弄僵，同时严正要求美国不要放弃公正调处的立场和职责。这些斗争也取得了积极成果，年底在全国掀起以抗暴运动为标志的反美浪潮和美方确保中共代表团及中共驻京、沪、渝办事处的全部安全撤回就是证明。
在对待第三方面的态度上，由于蒋要装扮和平民主的形象以欺骗民众，所以对第三方面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一面以增加代表名额封官许愿为诱饵进行拉拢，一面又以逮捕、殴打、暗杀相威逼。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强调要做好他们的工作，指出“争取动摇分子目的在教育群众。”如蒋军攻占张家口后表明和平已无望、谈判已无必要，但第三方面一些人仍幻想从绝境中挽救和平，赶到上海劝说周恩来。为再次表明我们的诚意，周恩来随他们一起回到南京。但蒋仅安排８分钟接见各方代表便飞台湾去了。第三方面的心一下凉了大半截。其次对某些人的犹豫、动摇和无原则让步，则进行了批评和斗争。如１０月底，第三方面一些人背着中共起草了一个对中共极为不利的“折衷方案”，先送蒋、美，再送中共，并商定哪方接受这个方案就站到哪方去。周恩来得知后骤然变色，严厉批评他们“不守信义，落井下石”，说“我们是打出来的，我们可以去打游击，你们怎么办？”他们自知理亏，立即到孙科、马歇尔等处收回“方案”。但某些人未接受教训，在伪国大召开前夕，又背着中共给蒋写信，要求“国大”延至１２月召开。周恩来严厉指出这是“自投火坑”！经过反反复复斗争，第三方面逐渐认清美蒋反动派真面目，最终站到人民大众一边。１１月１５日伪国大开场，只有青年党等少数党派和个别无党派人士参加，蒋介石真正成了政治上的孤家寡人。
伪国大召开表明蒋已关闭和谈大门，不久南京政府又下了逐客令，限３月５日前中共驻京、沪、渝办事处全体人员必须撤离，最终关闭了一切谈判之门。表面看谈判的协议都被蒋撕毁，代表团回来两手空空，实际上代表团是满载着人心，满载着人民的信赖与期待而归的，这个胜利和收获比起那些“协议”、“纲领”不知要重多少倍！经过这一年多的斗争，使广大民众分清了是非，打破了对蒋美的幻想和崇美心理，使共产党赢得了人心；在政治上孤立了反动派，初步形成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及广大民主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合作共事的政治关系；在经济上由于推迟了内战，使解放区得到休养生息、巩固壮大，为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在军事上发展壮大和锻炼了人民武装力量和广大民兵，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积蓄了军事力量；在对外关系上不仅认清了美帝国主义欺软怕硬、外强中干的本质，而且积累了宝贵的国际斗争经验，培养锻炼了一大批外交骨干。所有这些，都已远远超出了谈判本身的意义。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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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工人的一员
——回忆李沛瑶同志
江树平
李沛瑶同志不幸遇害的消息传来，对于南昌飞机制造厂几万名职工来讲，真如晴天霹雳。悲痛之余，许多工人自发地发唁电，打电话，深表哀悼。４０余名老朋友老同事聚在一起，草拟一幅幅挽联：“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为人忠诚爱国爱民”；“工人群众一知己，航空工业挽精英”送寄北京。
李沛瑶同志自１９５７年毕业分配来南昌飞机制造厂工作到１９８６年调离，在这里整整工作生活了３０年。他是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典范。犹如一滴水注入浩瀚的大海，李沛瑶同志已完完全全成为工人群众中的一员，他是全厂妇孺皆知的心地善良和蔼朴素的“李师傅”。
工人群众一知己
李沛瑶是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的公子。１９５７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制造系。以他家庭条件，完全可以留在北京工作，但李济深对他说：“你应该下去，在我身边，你的翅膀长不硬。”于是，李沛瑶遵照毛主席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教导，带着父辈的嘱托，来到南昌飞机制造厂工作。
他是高干子弟，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生，但他为人随和，礼貌恭谦，少言语，崇实干，勤动手。
他人缘关系极好，交了许多知心朋友。最好的有两位，一位革新能手是熊润保，一位是七级钳工邹怀根。都是能工巧匠。李沛瑶与他俩深交３０多年。熊润保后来调到南昌无线电七厂，李沛瑶还骑车４０多公里去看他，并在那儿住了两天。李沛瑶参加民革，调到省里工作，都征求了他的意见。李沛瑶不幸逝世消息传来，熊润保当即挥泪书寄挽联，悲痛万分。
李沛瑶调北京后，时刻惦念着南飞，惦念工人朋友。他两次来江西视察工作，都回到了南飞，回到了工作３０年的车间。由于随行领导很多，工人们开始有些拘束，李沛瑶还如以往一样，亲切随和。他见到徒弟杨志锋，老远地叫他名字，到他机床边，询问他的近况。见到工艺组长刘立飞，像当年一样，直呼他的外号，惹得在场人一阵欢笑。工人见他就无拘无束地拉起了家常，向他反映子女就业、劳动保险等有关问题，他都一一作了解释。南飞的同志去北京，自然也忘不了找这位老朋友。肖有为１９９４年出差北京，打电话给李沛瑶，李沛瑶接到电话就“骂”他：“怎么，只打电话，不来看我么？”肖到他家做客，李沛瑶一直送到楼下上汽车。肖有为悼念李沛瑶唁电是八个字：身居高位，不忘旧情。
多技多能学无止境
在车间，李沛瑶是工艺员。按一般要求，工艺员是负责编排设计产品加工工艺。但李沛瑶工作远远突破了他工作范围。他车刨铣冲样样在行，即使焊接技术，他也掌握得十分娴熟。
李沛瑶十分喜欢动手，革新设备，组装电子线路几乎达到如醉如痴的地步。７０年代，厂里生产一批战斗飞机，车间铣工成为卡脖子工段。李沛瑶就带着徒弟杨志锋革新一台专用设备“外型自动靠模铣”。查资料、定方案、画图纸、加工制造，没日没夜，不亦乐乎，整个过程都由他师徒两人完成。靠模铣制作成功，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提高工效十多倍。李沛瑶革新制作的设备还有电磁模座、型材变切面靠模铣、液压虎钳、液压刨床、砂轮切割机、型材绕弯机等等。他不仅懂机械，电子技术也很精通，车间许多设备的自动控制、集成电路，都是他亲自动手设计编制的。而今，这些设备仍在车间发挥作用。
高深渊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知识，归功于他的勤奋好学。他收入微薄，从不讲究吃穿，但书不能不买。有时吃饭也看书。看着看着，竟然连饭碗也不知放到何处。等他从书本境界中醒悟过来时，常常问自己饭吃过没有？工艺组刘立飞就几次帮他找过丢失的饭碗。
谦逊严谨淡泊名利
李沛瑶为人十分谦逊。他认为，自己虽然上了大学，有了书本知识，但这种知识很不完全。只有书本知识与实践知识相结合才行。他搞革新，常常是图纸画了一半，人又到车间里去察看了，向师傅请教去了，回来再画。
他对徒弟要求十分严格。在革新靠模铣时，一次，他与工人一起安装，有个齿轮怎样也装不上去，他把杨志锋叫来，一检查发现，是计算有误差。李沛瑶当着许多同事面，板着脸孔批评说：“怎么搞的？做事哪能这样马虎！”杨志锋从此工作更为小心谨慎。
工艺员成星怀与李沛瑶一起搞革新多年，有一次，一个关键设备弹簧弹性不够，在李沛瑶启发下得到圆满解决。尔后，成星怀为此写了篇论文。李沛瑶读后，十分高兴，称赞鼓励说：“世界上的事就怕讲认真，认真一下，就成功解决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李沛瑶工作十分认真严谨，但对名利却看得十分淡泊。他在车间革新那么多设备，都是从生产出发，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从未想到申报什么革新和发明。型材绕弯机制造成功，产生很好效益，车间里要他总结经验，催了几次，他轻描淡写地写了二张稿纸交差，车间要求重写，李沛瑶还是不愿动笔。直到评高工和省航空学会要论文，又催了几次，他才认真修改。这台绕弯机构思精巧，属全国首创，已列入《航空制造工程手册·钣金分册》，这篇论文也获省航空学会优秀论文奖。他还编有《钣金手册》、《锻压工人技术问答》，都是根据生产实践需要而编著的。申报高级工程师，他自己也无所谓，开始不去申请，是在朋友们多次催促下才填了表。一上报，一致通过了。
对钱财，李沛瑶更是淡漠。１９５７年他从北京来南昌，有照相机，猎枪，自行车，后来都借给朋友用，散失了。他生活一贯很简朴，他常对朋友讲，他父亲要求他很严，当年在北航读书，父亲每月仅给他６元零用钱，养成节俭习惯。到北京，当了领导干部，家中仍然十分朴素。南飞朋友到他家玩，他将访问巴基斯坦的录像放给朋友看。朋友发现，他仅有一套礼服，在庄严场合下穿，平时都是套一件夹克衫。
李沛瑶淡泊名利，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却是十分清醒和坚定。“文革”时，造反成为一种时髦，他却立场十分坚定地认为：不能造共产党的反，在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行的。国民党搞了２０多年，中国成了什么样子？共产党把中国不断建设得繁荣强大，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劝朋友们不要参加“造反派”。
以帮助别人为快乐
李沛瑶是一个以帮助别人为快乐的人。他办公桌上，他家里，总是有修理好的收音机、电视机。问是替谁修的，他往往叫不出名字。有些人，他根本不认识，只要托他，他从不拒绝。他为多少人修理过电器，谁也说不清楚。
在南飞，很多人都得到他的帮助。许礼门与他同一办公室工作，进厂时是位工人，现成为高级工程师，离不开他的帮助和培养。许礼门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次是１９８５年，他家黑白电视机坏了，许礼门在办公室无意地讲了此事。没想到晚上李沛瑶就带着工具到他家修理。许礼门比李沛瑶小十多岁，视李为师长，不好意思劳他驾，没想到李沛瑶当晚不请自来。第二次是春节，许礼门上午去李沛瑶家拜年，下午，李沛瑶马上回访。
李沛瑶有许多爱好，游泳、射击、照相、养猫、种花、电子技术等等，而每一种爱好，都是他助人为乐的最好形式。除帮人修电器外，他还为人修猎枪、修照相机。他家猫生了崽，高高兴兴送人。他家房后是个小花园，朋友们的花圃，有种苗就送人。他调北京，院子里几百盆花，全都送给邻居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