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文化时空)
专栏：
编者按：
视听语言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纯净的、健康的视听语言会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操。但目前，视听界出现一些不良倾向，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如果不重视，一些不良倾向就会蔓延，问题就会更大。为此，本报与中央电视台于４月２９日联合召开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以及教师、工人、农民的代表就净化视听语言、完善视觉形象问题展开了讨论。现选登部分与会者发言摘要，以期引起有关人士和社会各界重视。
第7版(文化时空)
专栏：
时代呼唤语言文明
林福智（北京师大二附中校长）：就我所从事的教育工作的角度来讲，中小学生更呼唤语言的文明。因为中小学生处在青少年时期，他们的模仿力、接受能力很强，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弱。全国有两亿多中小学生，学生每天花在看电视的时间普遍都在一个半到两个小时。除了学校的教育之外，目前各种媒体传播的一些内容对他们的影响特别大。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净化视听语言对中小学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现在有些办得比较好的栏目，比如《焦点访谈》、《人与自然》、《第二起跑线》、《东方时空》等，以及一些经典名著拍成的电视剧、一些好的体育节目，对学生影响比较大。他们通过电视屏幕增长知识、了解社会、扩大视野、休闲娱乐和提高艺术欣赏能力，这一点是课堂教学所达不到的。这是对学校教育的一个很有力的补充，它使现在的青少年学生视野更加开阔。但是，目前在电视屏幕中也有一些问题，语言上、节目内容上存在着不健康的东西。这些对学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我们教育工作者对此有时很头疼，觉得这对学校正面教育起了抵消的作用。如果净化视听语言这项工作抓得好，将很有利于学校的教育。视听语言如果搞好了，受益最大的是中小学生；搞不好，受害最大的也是中小学生，这将成为一个循环。所以说，搞好语言环境对培养青少年很重要。
目前荧屏上的语言和内容存在的问题，最多的还是反映在电视剧上，国产的电视剧精品太少。大多数观众的文化水平还没到一定的高度，是迁就这种水平还是加以引导呢？这很重要。不要一味地迁就那种低层次的要求。据我了解，即使在英、法、美这样所谓很“开放”的国家，我们引进的一些电视片在他们那里是作为三级片来限制的，而我们有的电视台却堂而皇之地播放，这是很不合适的。
李健捷（首钢特钢公司工作人员）：我来自基层，讲一讲基层的观点。基层职工反映，近年来中央电视台节目办得相当不错了，拍摄、制作比较精良，内容、题材也很丰富，特别是《新闻联播》节目变化很明显，播音员的水平和主持人的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前常出现的加帧和读错别字的现象几乎没有了。而且适时地推出了深受人们喜爱的好片子，讴歌了真善美，弘扬了主旋律。这些片子无论是在形象上、语言上、情节上还是在内容选择、演员演技上都受到不少观众的好评。
相比之下，有些电视剧无论是在语言运用上还是在视觉感受上都不够理想。例如有一部反映陕北知青命运的电视剧，该剧从艺术构思、演员演技上都属上乘，主题歌振人心弦。但遗憾的是，这样一部好端端的戏中，骂大街的场面太多了。一部讴歌真善美的好剧让骂声时隐时现，使人感到十分不协调。在大力倡导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文明与素质、文明与品位、文明与道德修养都在界定着、规范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灵决不能受到污染，不该让他们看到陕北这个优良民族传统的发源地竟教化出这样一些不文明的知青。
冯长水（昌平县委工作人员）：江泽民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指示我们全党要突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得到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我们首都郊区４００多万农民对净化新闻传媒所使用的语言，特别是对受众影响最为广泛的银屏语言的净化，有着极为迫切的愿望和要求。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中国１２亿人口，特别是我们９亿农民，通过看电视，了解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许多经济信息，从而掌握致富门路，逐步走上小康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绝不能忽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视听语言运用的不足和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出现与精神文明建设相悖的脏话。如电视剧《遭遇昨天》中的人物“车子”，一开口就是一串骂人的脏话；再如影响较大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一村之长》中的纯正面主人公郝运来，在抨击不正之风时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一句脏话。
二是出现了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格格不入的怪话和泄气话，动不动就是“这年头儿”或者是“想搞腐败，咱没有那个条件和资格”等等。
三是一些封建迷信和黑社会语言的使用。
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新闻和文艺传媒，应该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双百”方针，同时要铲除毒草和毒苗，不让有害的语言污染我们电视的屏幕、电台的声音和报纸的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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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净化视听语言三愿
《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荀春荣
近年来，在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脏、乱、差”现象，这同我们国家各方面的大好形势很不相称。说到净化视听语言，我想提三点希望：
一、希望从思想上进一步引起重视。说老实话，我们的电视部门还是重视这个问题的。尽管如此，用精益求精的高标准来要求，我们的屏幕上仍存在着瑕疵。例如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有时也读错音，有些戏曲节目的字幕经常出现错字，有些电视剧中脏话太多，有些广告语法不通，等等。有些电视小品和电视剧中方言太多（小品和相声中适当运用一些是可以的），个别同志甚至把南腔北调、怪腔怪调当成了获取演出效果的主要手段，这同我们国家努力推广普通话的方针不是一股劲儿。推广普通话看起来似乎是软任务：推广，不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益；不推广，也不会面临迫在眉睫的损失。然而从长远来看，这项工作却大有益于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宣传媒体，电视应当多做有利于此的工作。
二、希望编、导、播人员继续提高文化素质和语言修养。现在的电视工作者文化素养都较高，但学无止境，特别是语言修养，可以说没有到顶的时候。许多字读错，跟语言修养有关。比如，把“笔耕不辍”读成“笔耕不缀”，把“联袂演出”说成“联决演出”，都是对汉字形声字声符的复杂性认识不够的表现。艺术语言和叙述语言有所不同。艺术语言源于生活，还要高于生活，不能把生活中不规范的东西都集中于艺术作品中。至于脏话，有时为了刻画人物（如写不文明的人、流氓或特别激愤的情况下的平常人），适当用点也不是绝对不可以（《阿Ｑ正传》也用过“妈妈的”这种话），但也不能多，因为毕竟不能单靠脏话来刻画形象。现在有个别农村题材的作品，脏话不少，这已不单是语言，已经涉及到审美的问题了。电视工作者应尽量使自己的节目做到语言美。
三、希望能变“事后诸葛亮”为“事前诸葛亮”。常言说“驷不及舌”，电视节目播出后，发现有错，再改就来不及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只能做“事前诸葛亮”。这就要求我们注意听取观众的反映，搜集语言方面出错或不健康的资料，并进行研究，找出规律以竭力避免。过去为了提高社会的语言水准，语文前辈们曾开设过“文章病院”，今天也不妨开一个“屏幕语言病院”，供编、导、播人员参阅。只要我们不讳疾忌医，有听取意见的雅量，我们就能够变“事后诸葛亮”为“事前诸葛亮”，从而使我们的屏幕变得更纯洁、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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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杜绝银屏“三化”倾向
中国电视艺委会副主任仲呈祥
语言是文明的标志之一。视听语言不健康的现象，应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新中国诞生伊始，《人民日报》曾专题发表重要社论，强调“要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如果说，这在当时主要指的是书面语言，那么，在电视文化迅猛发展并赢得了更广阔的覆盖面和更深远的影响力的今天，视听语言也要讲究纯洁和健康，这无疑对于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精神生产（当然包括语言形态）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也在生产自身的欣赏对象。视听语言在净化整个社会的文化语言环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起着别的语言形态难以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我们的银屏不同程度存在着的视听语言“俗”化、“洋”化、“杂”化的不纯洁、不健康的倾向，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俗化，即媚俗化。这涉及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视听语言与观众的关系问题，视听语言应为了提高观众的审美鉴赏修养而去适应观众，适应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而有些视听语言为了片面追求收视率，消极地顺应某些观众鉴赏心理中尚存的落后的乃至不健康的倾向，把那些不文明的市井脏话、伤风败俗的陋习等都搬上屏幕，污染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二）洋化。实际上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殖民化的沉渣泛起。有些广告语、电视剧剧名、音乐电视的歌词，夹着半通不通的洋文。这种视听语言的不纯洁现象，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殖民文化心态的沉渣。
（三）杂化，即芜杂化。背离推广普通话的宗旨，在荧屏上滥用方言、俗语，特别是一些小品、相声时常拿方言取笑，这实际上是对地方语言的不尊重；违反语言规范和语法规则，在荧屏上滥用成语、乱改成语、生造术语，如广告语借用谐音乱改成语推销商品；不尊重汉字简化方案，该用简化字时用繁体、不该简化时又乱简化……视听语言的此类芜杂现象，不仅有悖于精神文明建设，而且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视听语言俗化、洋化、杂化现象，给我们的视听工作者提出了严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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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树立语言规范意识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嘉璐
语言文明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语言文明是一个国家和一个人文明程度最直接的体现。语言文明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树立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是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是爱国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
强调视听语言的纯洁、健康一直是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８７年４月１日，国家语委和广电部颁布了《关于广播、电影、电视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若干规定》，要求语言文字规范化。
但近年来，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混乱现象。这些混乱现象可以归纳为三类：以繁体字回潮为中心的文字混乱；以方言泛滥为代表的语言混乱；以胡编乱造、不知所云为特点的语言水平下降。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混乱在一定程度上也污染了影视屏幕：某些“歌星”和节目主持人以“改革播音语言”、“口语化”为由而故意带“港台腔”；舞台上、影视节目里方言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整个节目都用方言；以所谓的“换字术”篡改成语、乱造新词等等。这些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少数人语言水平和趣味的低下，是和国家的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在体制转轨的时候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如果任其泛滥，后果将是严重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来对待这些问题，要尽快出台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发动全社会的力量齐抓共管，坚持不懈；同时要大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全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语言对人潜移默化的作用非常大。粗俗的语言说久了，人的意识都会变。我们的年轻的孩子，如果满口是学来的痞话，则连走路的姿势都要变。个人如此，一个群体，一个社会呢？前几年“痞子文学”盛行，这不仅是个人问题，也反映了社会现象，反映了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的失误之处。出现不是失误，吹捧它、任其泛滥就是失误。语言既是精神的体现，又潜移默化于人的精神。社会的语言对社会的精神也是如此。
语言的规范和统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按照语言学划分语言的标准，全世界的语言分若干语系，语系下又有若干语族，语族内又有若干语言。比如，汉藏语系就说明汉语和藏语是一个源头，这是科学的。语言对人的意识和心灵有一种反作用，只要语言通的就感觉特别亲切。为什么中国没有分裂？除了地域的、政治的、社会的原因之外，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有了秦始皇统一的文字。在封建社会里书同文就足以使政令、军令统一，稳定国家。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书同文就不够了，必须语同音。我们有５５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之间靠什么语言交流？那就是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推广关系到我们５６个民族的团结，关系到少数民族能不能快速地摆脱贫困，和汉族一起进入小康社会。但如果汉族地区的普通话都削弱了，就无法向少数民族推广了。
净化视听语言，还有一个治标、治本的问题。提高视听语言文字规范意识的工作，很像一道闸门，把不规范的、粗俗化的、带有殖民化倾向的东西拦在、挡在我们的报纸、银屏后面、外面，编辑记者都是把关的人，是语言的筛子，应该筛出最精粹的、优美的、典范的语言来贡献给人民，银屏也是这样。我认为这只是治标。治本则是提高全民族的，包括我们的记者、导演的语言、文字水平。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任务，恐怕语言文字的建设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可以说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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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视听传播界应提高自身修养
李春武（广电部总编室副主任）：文艺性节目在涉及大政方针时是代表党和政府在说话，有很强的导向性作用，因此播音员、主持人所使用的语言必须符合规范，不生编硬造既不符合语法也不符合习惯的词句，播音要庄重、大方、文雅，发音和断句要正确，字幕应该杜绝错别字，为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做出榜样。
我们的播音员、主持人，也包括我们的编辑都要提高自己的政治责任感，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在准确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性方面作出榜样。
潘霞（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导演）：目前，我们的视听语言中之所以充斥着粗俗、脏痞、低级等不健康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某些视听工作者不注重自身的道德和专业修养，在文化底蕴上有所欠缺，创作心态浮躁、急功近利为片面追求轰动效应、上座率、收视率而迎合观众不纯洁、不健康的消费口味，以至造成节目表达方式的混乱、内容的空洞无物、语言的不知所云。其实，这种对艺术对观众不负责任的创作态度本身也是一种对社会精神污染。古人说：“诗不可无为而作”，我们艺术的创作方针也应该这样，在心言志，形之于外则讴歌时代精神，抒写人民呼声。
易兆瑞（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工作人员）：报纸、广播、电视作为大众的传播媒介已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人们了解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信息的主要来源。正是由于这种与人民群众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对电视工作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目前，视听语言仍存在着一些差错现象，归纳起来有下面几种情况：一是读错。这里有错读、漏读、倒读等。如“韦”读成“伟”，“械”读成“戒”等。二是多音字译名的混乱，如“差”字，班汉·西巴拉差（泰总理）有两种读音，一些播音员念差ｃｈā，另一些播音员却念差ｃｈāｉ。三是数字换算时数字错或单位错，如１／７和７％等。四是张冠李戴现象，如体育节目中一位播音员将印尼首都雅加达说成了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五是概念含混引起的错误。如，某台文艺节目中打字幕时将港澳女“同”胞打成女“侨”胞，这个字误的后果比其他一些读音错误要严重得多，涉及主权问题，因为本国公民在外国国土上居住为“侨”，台港澳是中国领土，居民同系炎黄子孙，理应是同胞才对。
朱羽君（北京广播学院教授）我们的电视语言总的说来是健康的，节目在不断地提高文化档次，努力地将一切暴力的、黄色的、低俗的东西摒出银屏之外。但在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体制改革全面进行的今天，非常有必要对视听语言进一步提起重视，从政治的高度和爱国主义的高度去激发起从事编、导、采访人员的高度责任心。我提几点建议：
一、提高视觉文化水平。我们的电视节目多直奔主题，文化内涵空泛，如一些文学名著改编成电视剧虽起到积极推广原著的作用，但在传播视听文化方面仍有很大欠缺，应在加强节目的文化内涵上下功夫，给人以文化传统、世界观和生活情趣方面深层的陶冶。
二、加强节目的知识性背景。节目应加强知识和科技背景的介绍，如有关百武彗星的报道就做得很好，三五分钟的报道，将许多彗星的运行轨迹照片加以展示。
三、注意丑与美、忧患与成就、正与负的心理平衡。节目中有时展示悲情过多，罪恶过多。比如有些农村题材的报道，有额外收税打死农民的村干部，也要让人看到为全村致富出主意，想办法的好干部。
四、加强记者自身风度、气质、语言方面的修养。记者出镜是媒介的延伸，代表媒介的水平。有些情况要避免：采访时不耐心倾听意见，视线看别的地方，手插裤袋；飞行员正在驾驶飞机、司机正在开车、运动员竞走时，记者上去提问，这都不合规矩。
第7版(文化时空)
专栏：
编者按：
视听语言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纯净的、健康的视听语言会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操。但目前，视听界出现一些不良倾向，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如果不重视，一些不良倾向就会蔓延，问题就会更大。为此，本报与中央电视台于４月２９日联合召开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以及教师、工人、农民的代表就净化视听语言、完善视觉形象问题展开了讨论。现选登部分与会者发言摘要，以期引起有关人士和社会各界重视。
增强责任感追求真善美
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李准
作为思维的物质外壳和塑造形象的头等要素，语言对人类文明和文艺创作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社会生活中人们运用语言的状况是文艺创作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文艺作品中的语言来源于社会生活，同时又应该是生活中语言的选择、提炼和加工，因而才能创造出艺术独有的语言美，也才能反过来潜移默化地引导实际生活中的语言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文艺作品中的语言不同于公文、理论文章中的语言，它要用生动的形象塑造人物。但人物的生活化并不等于把实际生活中的粗话、脏话都原汁原味地搬上舞台和银屏，语言形象化不能等同于语言的粗俗化。
艺术家在塑造心灵美方面担负着特殊使命。诚然，文艺要描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要写希望，也要写困境；要讴歌真、善、美，也要鞭挞假、丑、恶。但揭示困境不等于在画面上搞脏、乱、差，渲染玩世不恭，鞭挞假、丑、恶更不是要绝对客观、津津有味地在屏幕上加以展览，刻意追求脏兮兮、血淋淋、赤裸裸的所谓真实。恰恰相反，真正的艺术创作不论写什么，都给人以美的享受，审丑必须上升到艺术美，并通过对假、丑、恶的腐朽本质的揭示去净化人们的心灵，激发人们对真、善、美的热爱和追求。我们的创作者应当站得更高些，我们的银屏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和阵地应当更干净、更美些。作家、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的主题。雕塑大师罗丹说得好：“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艺术创造就是发现美、追求美的过程。”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民族语言的发展，为文艺创作追求真善美，提供了崭新的、取之不尽的源泉和动力，也对文艺创作包括艺术语言的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电视剧和文艺节目，在热情讴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时代特点的新的人物形象上所取得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由于创作思想的混乱和拜金主义的影响，文艺创作中在语言运用和形象塑造上出现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作家、艺术家和精神生产部门，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和审美修养，更好地从时代生活的洪流中去发现美，汲取诗情和画意，创造美的语言，创造更多更美的艺术形象，把更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7版(文化时空)
专栏：
向观众播洒阳光
全总话剧团演员萨日娜
我是一名演员，我想从演员的角度来谈谈我的感受。
去年９月，中央电视台播出“十大女杰”系列剧，我有幸主演其中的一部《牛玉琴的树》。该剧播出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观众来信写道：“我和妻子泪流满面地看完了您主演的《牛玉琴的树》，激动的心情实在无法用语言表达，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东方女性的勤劳、善良、可敬、伟大。我们希望您在今后的艺术生活中向世界撒播金色的阳光，让人们渴望的真、善、美变成现实。”
这封信流露的真情使我非常感动，朴实无华的语言道出了一个简朴的真理：人们渴望真、善、美。那么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应该怎样通过视听语言给观众创造“真、善、美”的作品呢？
演员是与观众进行最直接的交流的，他们通过屏幕展现给观众的是人物的“魂”。演员只有捕捉到人物的魂，才能塑造出活生生的屏幕形象，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我的感受而言，真正的属于牛玉琴心灵的真、善、美，是在我体验生活时和她形影不离地同吃、同住、同劳动中慢慢地体味到的。我觉得那是心灵与心灵的相识、相知、相互吸引和相互补充，我钦佩她做女人的勤劳和善良，但更让我钦佩的则是她做人的真诚和无私！因而，我试图在剧中展现的牛玉琴，更多地是她那颗金子般的心和质朴高尚的灵魂，是她对待生活的真诚和我对待“她”的真诚的共同体现！真的、善的，就是美的。只有感知到真，才能领悟到美，文艺创作是撒播美的事业，作为演员，我们则是真善美的引路人。我希望，用我们对待生活和事业的真诚，引导观众走入一个更高的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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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净化银屏语言完善约束机制
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
视听语言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级的影视制作单位，在纯洁视听语言方面担负着重要的责任。目前我国的电视机有二点八亿台，广播、电影、电视更是覆盖全国，天天在影响着全国人民。但视听语言方面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一是文字不规范，错字、别字、繁体字过多。还有个人自己造的不合规范的简化字。二是语言不规范，主持人语音不标准，相声、小品等曲目中，地方方言使用过多。三是语言不文明，脏话、骂人的话充斥文艺作品。四是歪曲成语的词义和历史故事的内涵，对青少年造成很坏的影响。五是文理不通、不符合语法修辞的解说词、歌词比比皆是。六是镜头不文明，宣传暴力和色情的镜头在电视上，特别是在一些基层电视台播出的节目里常有出现。影视里的抽烟镜头太多，也是不文明的表现。
我们将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是为了促进影视系统的重视，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视听语言净化不光是语言的问题，对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对整个民族的凝聚力有重要作用。中央电视台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对这个问题应该提高认识，对不健康、不纯洁的视听语言，应采取坚决和有效的措施。对这一点，广电部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对海外的片子统一引进、统一审查，不盲目地播放。中央电视台还就规范广告用语发了文，有问题的广告词改了才可以作广告，不改就不播放。关于错别字也采取了措施，有奖有罚，凡是发现错别字的人都给予奖励，出现错别字的人都要受罚。影视系统今后要根据中央的精神，采取切实的措施，为保证影视语言的净化作出努力，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从而推动视听语言的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