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
“四大平衡”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纪念陈云同志逝世一周年
李成瑞
敬爱的陈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纪念陈云同志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他的论著，继承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最近，我重温了陈云同志关于“四大平衡”即财政、信贷、外汇与物资各自平衡和统一平衡的论述，深刻体会到这些论述和思想不仅在过去经受住了严峻的历史检验，而且对于今后的国民经济建设和实现“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具有深远的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四大平衡”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主要内容和特点
财政、信贷、物资统一平衡的思想，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减少波动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１９５０年，根据中央的决策，在陈云同志具体主持下，我国实行统一财政管理、统一物资调度、统一现金管理，并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外汇牌价和外汇调度，从而迅速制止了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这一成功的实践，孕育了财政、信贷、物资平衡思想的萌芽，但当时的重点是财政收支平衡。１９５３年我国动用财政结余来扩大建设规模，影响了信贷资金的平衡，造成社会主义国营商业阵地的缩小，市场物资供应紧张。这一“小失误”及其纠正的实践，使人们认识到财政收支与信贷收支统一平衡的重要性。１９５６年我国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加上职工工资和农业贷款增加过多，造成社会购买力与物资供应之间的不平衡。国家对这次“小冒进”及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使国民经济迅速回到了协调发展的轨道。１９５７年１月，陈云同志认真总结了以上三次实践的经验，作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报告，奠定了财政、信贷、物资平衡（以后加上外汇收支平衡）思想的基础。从新中国成立到１９５６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处于五种经济成份并存、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壮大乃至取得主导地位的时期，“四大平衡”思想在这期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不仅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四大平衡”思想的正确性，而且使这一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四大平衡”就是通过国家计划的指导，自觉地把资金与物资，即商品的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的矛盾统一起来。当然，这种统一只能是相对的、动态的。
陈云同志对于“四大平衡”思想的有关内容作过大量阐述。他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在这里，陈云同志首先着眼于全局性的总量平衡，即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他指出：做到总量平衡的关键是财政收支和信贷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使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从而保持经济的稳定。
总量平衡是以结构平衡为基础的。陈云同志指出：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建设；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提高的程度要同消费物资的供应相适应；建设的投资要扩大，扩大的规模要同建设所需要的物资相适应。他还特别强调我国农业对建设规模具有很大的约束力，按农、轻、重的顺序安排计划是最重要的比例关系。综合平衡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陈云同志指出：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要瞻前顾后，前后衔接，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
关于综合平衡的方法论，陈云同志有针对性地强调两条：一条是要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不能从主观规定的目标出发“倒过来”作计划；一条是要从短线出发，所谓短线就是当年生产量加上可能动用的库存和进口，而不能从长线出发，因为那样就会破坏比例，不能配套，造成损失浪费。
总之，陈云同志把“四大平衡”看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核心，而综合平衡就是为了实现按比例发展。他认为：按比例发展，从长期看，就是最快的速度，也是效益最好的速度。
“四大平衡”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意义和作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解决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这就使得“四大平衡”思想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也有了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重要经验充分证明：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凡是应当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要进一步放开放活，激发经济活力。特别是竞争性产业，应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产业也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但是，由于市场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均资源相对紧缺的大国，又处于经济迅速发展、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的时期，更需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四大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并没有失去它的重要性。这一思想所反映的社会主义经济要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并没有过时；不同的只是它的实现形式：过去基本上通过计划一种手段去实现，现在则要通过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去实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中，“四大平衡”思想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其一，宏观调控要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控为主，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大大减少了，作为经济手段主要组成部分的国家财政和国有银行的作用，自然就更加重要了。其二，宏观调控由过去以实物形态为主转变为以价值形态为主，因而，在社会总资金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财政、信贷资金的平衡，就显得更加重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任务更加复杂艰巨。总需求之所以会超过总供给，就是由于货币流通量超过了商品供应量的需要。而能够创造出超过商品供应需要的过多货币的，只有两个手段：一个是财政赤字，一个是金融赤字即信用膨胀（外汇占款过多引起的货币过量发行也属于金融赤字范围）。反过来说，能够控制、紧缩货币，使总需求相当或小于总供给的，也只有这两个手段。所以，保持总供求的平衡，从直接意义上说，关键就在于管好这两个“闸门”。当然，除此之外，还要有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相配套，解决好“源头”和“下游”的各种复杂问题，这两个“闸门”才能把得住。
“四大平衡”思想与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关于财政和货币方面大致保持平衡的思想，存在着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某些共同点：两者都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都要求实现财政、金融和外汇三方面各自静态或动态的平衡，而且认为三者应相互配合；都以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体平衡为目的。然而，“四大平衡”思想又有自己的特点：一是要求财政、信贷、外汇与物资的各自平衡和统一平衡，并要制定计划，付诸实施；二是要求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相结合；三是事先的、主动的平衡，在宏观上对市场经济运行起主导作用。这些特点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条件产生的：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国家财政具有比资本主义财政更广泛、更重要的经济职能；商业银行的全部或主体部分归国家所有。这三条中，第一条是基本的，后两条是派生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中，应当以“四大平衡”思想为基础，借鉴和吸收西方实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益经验，加以丰富和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运用“四大平衡”思想推进“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的实现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宏观调控要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九五”期间要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目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明显降下来，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消除财政赤字，控制债务规模；控制货币信用总量，逐步使货币发行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是在新的形势下对“四大平衡”思想的进一步肯定和具体化。我们应当根据《建议》的要求，结合对“四大平衡”思想的学习，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努力。
首先，要加强对抑制通货膨胀、实现“四大平衡”的统一认识。建国以来，我国出现了几次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由于中央正确地运用“四大平衡”思想，对它成功地进行了调节和抑制，从而使国民经济转入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四大平衡”思想已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次讲话中，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邓小平同志说：陈云同志的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他还指出，我们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更发展成为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改变这种局面，是同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完全一致的，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这就是实事求是。”从历史经验看，在经济失调、困难较大的时候，各方面比较容易接受上述思想；当经济形势较好的时候，就容易忽视上述思想，从而为下一轮经济失调埋下根苗。这种循环已经出现多次，并为此付出了较多的“学费”。１９９５年我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宏观调控取得了较大成绩，各方面热情高涨，不少地方提出要提前翻番、提前实现小康。这种积极性是可贵的，但主观行动必须符合国情国力的客观情况，必须符合中央对宏观调控的要求，防止出现盲目攀比、脱离实际的苗头。
其次，要努力振兴财政，发展金融，平衡外汇收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１９７８年的３１．２％下降到１９９４年的１１．８％，其中，中央财政收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６．６％。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中央财政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最低的国家之一。这既影响了财政职能的发挥，弱化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同时又使若干本应由财政无偿拨款解决的开支转嫁给银行，增加了银行的呆帐和坏帐，损害了财政、信贷科学分工和统一平衡的基础。为此，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金融事业，更好地调节货币供应量。外汇收支要平衡并有结余，保持合理规模的外汇储备。通过财政、信贷、外汇的统一平衡，做到货币流通量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第三，适度控制建设规模，加强技术改造，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设规模应当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但要与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不能靠发钞票搞建设。掌握投资规模，不仅要看当年实现的投资规模，更要看在建项目投资的总规模；不仅要计算固定资产投资，而且要计算投产所需要的铺底流动资金。目前我国建设投资主要用于新建，用于技术改造的部分比重较低，１９９４年为２５％，１９９５年约为２３％，低于“八五”计划要求的３５％，更低于西方国家的６０—７０％。因此，我们应当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高度出发，下决心改变目前重新建、轻技改的局面。
第四，扩展和细化“四大平衡”的具体内容，完善平衡方式。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财政、信贷、外汇与物资的来源和运行渠道出现了多样化、复杂化的新情况。财政资金中，有预算内资金，又有大量的预算外资金；信贷资金中，有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资金，又有非国有银行经营的资金，还有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外汇资金中，有国际收支的经常性项目，又有资本项目；市场流通的商品中，有各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还有日益增多的劳务商品。这就要求有关机关在分别编制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外汇收支、主要商品供求的平衡表，以及在此基础上综合编制社会总资金平衡表（社会总需求总供给平衡表）中，都要把各种渠道的资金和商品包括在内，以便搞好综合平衡。
第五，转换实现平衡的方法，协调各种经济手段的运用。经过综合平衡的国家计划，主要应通过经济手段去实现。这就需要建立健全计划、财政、金融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能够综合协调各项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的宏观调控体系。这是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国民经济在按比例发展中实现较快速度和较好效益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9版(理论)
专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思想道德建设
领导干部应具有更高的思想道德素质
吕家书
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纲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要实现这个根本任务，领导干部首先应具有更高的思想道德素质，以自身的良好形象影响全社会。这是时代的要求，社会的呼声，但有些领导同志头脑不清醒。当前有三种认识上的偏差亟待纠正。第一种是有的同志把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等同于领导干部的道德标准。应当看到，完善的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道德，往往以社会公德、经营道德等为主要内容，实现的是公平竞争，追求的是最大利益。而领导干部则应具备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它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为行为准则。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高尚的道德标准。第二种是有的领导干部把不违法违纪作为自身的思想道德要求。道德与法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法纪规定本身反映着道德的要求，一切违法违纪行为必定是不道德的。但道德作为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道德的行为不一定都是违法的。所以，那种认为只要遵纪守法，就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显然是片面的。第三种是有的同志把领导职务的高低同思想道德素质的高低等同起来，产生走上领导岗位思想道德素质自然就高的想法，这就更不对了。一般说来，担任领导职务越高，思想道德素质也应越高。但是，领导干部高尚的思想道德素质，既不是担任领导干部之前就完全具有的，也不是担任领导职务后就自然形成的，它有一个不断提高、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一个自觉锻炼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在金钱、权力、美色等各种考验面前，有一些干部被腐蚀掉了，甚至出现了像王宝森这样的败类。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这些领导干部没有正确处理好道德与政治、道德与事业、道德与权力、道德与威信等诸多关系有关。首先，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来看，作为高尚的道德，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和道德信念。它对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理想和政治观点的树立，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道德与政治密不可分，只有保持道德上的纯洁和高尚，才能保持政治上的坚定和鲜明。其次，从道德与事业的关系来看，事业需要道德支持，德高才能事兴。尤其是我们正从事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我们领导干部不论在哪个岗位，负责哪个方面的工作，要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自身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特别重要。无数事实证明，领导干部具有更高的思想道德素质，这种力量对事业的支持是任何物质力量所不能代替的。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孔繁森，干事业忠心耿耿，做工作尽心尽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强大支持。相反，如果领导者缺德或无德，不但会丧失领导资格，而且会危害事业。再次，从道德与权力的关系来看，权力需要道德规范，德高才能正确施政用权。随着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自主权的增多，社会上以领导干部为对象进行腐蚀的现象也有所增长。这就迫切要求我们的干部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领导干部只有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才能有效地防止和抵制各种以权谋私的现象发生，当好人民的“公仆”。再就是，从道德与威信的关系来看，威信需要道德扶持，德高才能望重。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是威信产生和发生作用的一条重要源泉。任何受群众拥护的有很高威信的领导干部，既不是官气十足者，也不是专横跋扈者，恰恰是那些联系群众、作风民主、平等待人、公正处事，时时刻刻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领导干部。所以，德既是为政之本，也是为人之本。
在致力全面实现《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和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各级干部都应当在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方面狠下功夫。要经常反省自问，加强自我修养。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应细心来考察自己，认识自己，这是改造自己、健全自己的基础。”通过经常对自己的考察，坚持对的，找出不足，明确改造自己和完善自己的努力方向，使自己不断健全起来。同时，要注意在实践中锻炼，在艰苦环境中磨练，在急难险重任务中考验自己。要时刻牢记邓小平同志的告诫：“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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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唐宗焜
经济学家董辅礽撰著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两卷集，最近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紧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改革目标展开他的科学探索。这在全书是一以贯之的。早在改革初期，他就主张要以市场调节即市场配置资源为改革目标，不赞成坚持计划经济前提下只让市场发挥辅助作用的观点。对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双重体制”，他认为，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来看有其必然性和正面效应。但是，他明确反对以“双重体制”作为改革目标。他以事实和数据具体分析了在“双重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双重行为和市场发育及其障碍，在肯定“双重体制”的正面效应的同时，指出了它造成经济秩序混乱、形成调节真空和导致改革变形等负面效应。因此，他认为，两种体制并存的时间不能拖得太长，拖长了会增加改革难度。作者的这个观点，已经为许多事实所证实。
作者坚持以所有制同经济运行机制相统一的观点研究改革问题。他认为，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而所有制是更根本的，因为它是经济运行机制的微观基础。竞争是市场有效运行的最重要的机制。但是，只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才能成为市场活动的主体，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成为市场调节的受体，对市场竞争作出积极的反应，从而使市场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调节者。所以，从我国改革一开始，他就率先提出了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和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实行政企分开、政社分开的主张。１７年来，他对所有制形式与结构改革的研究不断深化。他区分了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并对改革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作了重点研究。他强调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区分竞争性企业与非竞争性企业，将竞争性企业逐步地分批地推入市场，区别类型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使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作者对所有制问题的探讨，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的设想。
作者富民强国的使命感和科学求实的治学态度，使他敢于面对现实，不回避矛盾，随时跟踪分析我国的改革进程，敏锐地发现其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者深信改革不可逆转，但同时充分分析了改革的艰巨性。因而，他提出，“必须面对困难，坚韧不拔地改革下去。”作者这些分析，对我国当前处于攻坚阶段的改革来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