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在烈火热血中永生
——纪念“四·八”烈士被难五十周年
温济泽
５０年前——１９４６年４月８日。延安。
那时我在解放日报社工作。那天一早起，我们就准备欢迎王若飞、秦邦宪（博古）等同志回来。王若飞两个月前去重庆参加签订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秦邦宪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新华社社长，又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中共参政员之一，２月赴重庆参加政协宪草审议小组委员会会议。我们得到消息，他们将在４月８日飞返延安。
清晨。阴云密布，细雨绵绵。我们高兴地等候着他们回来，又焦虑地怕飞机不能着陆。等到中午１２点多钟，从延安美军观察组传来消息，说该机飞到延安以南甘泉一带上空时曾与观察组联络，此后即失去联系。直到１１日晚１０点多钟，才得到晋西北急电，说已在兴县东南８０里的黑茶山找到该机残骸。黑茶山是一座海拔两千多米的荒山，８日下午正在阴雨，飞机在雨雾中不幸触山失事，机已焚毁，人员全部遇难。这真是晴天霹雳！
同机遇难的共１７人。
王若飞和秦邦宪都是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１９２２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８年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之后，任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代表之一；１９３１年回国被捕，囚禁在太原狱中，到１９３７年抗战前经组织营救才得出狱。秦邦宪，遵义会议后任总政治部代主任；国共第二次合作时参加两党谈判，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组织部长等职；１９４１年延安《解放日报》创刊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新华社社长。他们的牺牲，实在是全党的重大损失。
同机遇难的还有叶挺。众所周知，他是北伐战争中号称“铁军”的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南昌起义时任十一军军长，广州起义时任总指挥，失败后出国。１９３７年新四军成立时任军长。皖南事变时不幸被捕，遭非法囚禁达５年多之久。经我党多次交涉，才于１９４６年３月４日获释。出狱后第一天即电中共中央要求恢复党籍，当即得到批准。不料一个月零４天即遭此不幸。而他的夫人李秀文，１１岁的女儿叶扬眉和幼子叶阿九，同机罹难。
还有邓发，是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１９４５年９月代表中国解放区工人出席巴黎世界职工大会，１９４６年１月回国。还有黄齐生老先生，是王若飞的舅父，把王一手抚养成人，王被捕入狱，他曾两次探视营救；他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著名教育家，抗战后为抗日和教育事业多次奔走于四川、贵州与延安之间。此次携孙黄晓庄返延，不幸同罹于难。此外，还有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王若飞随从副官魏万吉，秦邦宪随从副官赵登俊，叶阿九的保姆高琼；还有美国４名驾驶员也同机遇难。
１３日，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２６人治丧委员会。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休会一天，并通令全边区悬半旗三天，停止娱乐一个月，致哀。１５日，中共中央举行有两千多人参加的干部大会，悼念遇难烈士。１８日下午１时，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李秀文、叶扬眉、叶阿九、高琼等烈士的遗体，在晋绥护灵专员等护送下，由两架专机送达延安。我挤在万人迎灵队伍中伫候机旁。当遗体从机中抬出时，全体脱帽致敬，整个机场空气悲痛肃穆，只听到一片低泣声。
１９日上午１０点正，中共中央、各解放区及延安各界代表和群众３万多人隆重的追悼大会开始。在机场附近的广场周围悬挂着无数的孝幛和挽联。从黎明起就有老乡一群一群的从四面八方几十里外自发地陆续地赶来，机关、部队、工厂、学校人员一律佩戴黑纱，一队一队地整队入场，盟国友人和美军观察组也有人来参加。播音器播放着挽曲和国际歌，十几班民间吹手用唢呐和铜号吹奏着哀乐。整个会场充满了沉痛悲壮的气氛。宣布开会后，全体脱帽肃立，静默致哀。礼炮连发２４响，山鸣谷应。主祭人是朱德和刘少奇。中共中央的祭文说：“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去了，你们突然的永远的离开我们而去了！……我们将永远记住四月八日这个悲痛的日子，黑茶山这个悲痛的地方，在这个日子，这个地方，我们遭受了悲痛的打击，我们丧失了这么多伟大的爱国志士和人民领袖，我们丧失了中国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军事家，伟大的工人运动家和伟大的教育家。”祭文叙述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以及烈士中“从二十岁的青年到七十岁的老人”他们苦难的经历和对革命所作的贡献。祭文说：“我们想到你们的牺牲，就记得如果不是反动分子横生枝节，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破坏整军方案，你们也许不会死。”“我们想到你们的牺牲，就记得那可恨的遮蔽阳光的云雾，就记得那可恨的阻挡航路的山尖。但是我们更记得，还有比它们更可恨的政治的云雾，政治的山尖，……吞噬人民的生命，首先是吞噬人民先锋队的生命”。祭文最后说：“当你们和我们永别之际，你们交给我们这样的力量，使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向你们保证：你们交给我们的火炬，一定会燃烧得更光明；中国人民一定会战胜反动分子的一切阴谋进攻，……愿你们在人民事业的伟大胜利中安息！”公祭后，一些领导同志、群众代表和６８岁的黄王守瑜老太太（黄齐生夫人）、张越霞（秦邦宪夫人）致词。１２点钟稍过，烈士灵柩开始抬出灵堂。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执绋，３万多人排队跟随在后，形成长达五六里的行列，历时一个半小时，始达墓地。鸣礼炮２４响，开始下葬。中央领导同志轮流用锨为每一个烈士墓穴奠土，人多锨少，许多人就用手拨土洒土，在哀乐和国际歌声中，完成了极尽哀荣的葬仪。
在延安举行悼念活动期间及稍后，各解放区的首府，还有重庆、上海、北平等地，也举行了悼念活动。重庆，在延安举行追悼大会和公葬的同一天，举行了隆重的各界追悼大会。会场可容纳３０００人，实际到会的有６０００多人。夹道和边道上也站满了人，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等都是挤在座位和祭台之间的三尺空地上席地而坐，人们低沉地唱着郭沫若作的挽歌《英雄们向暴风雨飞去》“……滚热的眼泪无法阻挡，千万人的眼泪流成了长江，……这天大的损失啊，怎样补偿！？……”公祭开始，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主祭，郭沫若读祭文，孙科致词，周恩来报告烈士生平，邵力子等讲话，董必武致答词。大会自始至终充满着化悲痛为团结的力量去冲破黑暗和迎接光明的气氛。
历史已经前进了５０年。５０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事实证明：“四·八”烈士在烈火热血中已经得到永生！他们的革命和献身精神，将和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陈云同志与中财委的队伍建设
焦善民
建国前夕，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由陈云任主任，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中财委从１９４９年成立到１９５４年撤销，前后五年时间，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迅速制止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统一了全国的财政经济，积极有效地支援了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和志愿军抗美援朝；与此同时，还编制和开始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些成就的取得，同陈云同志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是分不开的，同时，同陈云同志关心重视中财委的队伍建设也是分不开的。我当时在中财委计划局任党总支书记和地方工业处处长，对此有很深的感受。
不拘一格，选用人才
中财委成立后，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干部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中财委即使有再大的权力也难以做好财经工作。而实际情况是，不要说我们党由于长期处在农村，长期进行革命战争，缺乏经济建设的人才，就是旧中国，也没给我们留下多少这方面人才。怎么办？陈云同志的办法是不拘一格，广泛招收人才。
陈云同志从东北调到中央后，立即抓选调干部的工作。从１９４９年７月到１０月，他曾先后三次电请中央调配干部到中财委分配工作。
对选用干部，陈云同志历来的原则是，在德才兼备的前提下，搞“五湖四海”、“就地取材”。中财委是在原中央财经工作部和华北财经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的，因此，一开始，华北的干部用得比较多。以后，又陆续增加了各个大区的干部。另外，陈云同志还特别注意选用有经济才能的党外民主人士。他曾经说过：“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我们能不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是了不起的人才呢？不见得。社会上的人才不知有多少，许多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就拿我所在的计划局来说，局长副局长一共有７位，其中４位是党内的，局长宋劭文是华北的，副局长朱理治、曹菊如是东北的，杨放之是华北的；另外３位是党外的，他们是著名的专家学者孙越崎、钱昌照和孙晓村。此外，还从各地调来了地委专员以上的领导骨干二十多人，接收了原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高级专家学者十五六人。著名学者、浙江大学校长马寅初，也是在陈云的一再敦促之下担任中财委副主任的。著名化学家、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侯德榜，陈云同志认为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于１９５０年４月同薄一波同志联名致电党中央，建议请他担任中财委高级技术顾问，当即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正是在陈云不拘一格、广泛选用人才的思想指导下，中财委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便从成立初期的３０多人迅速组建成了一支３００多人的精干队伍。
注重新老干部的团结
由于中财委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尤其是有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因此，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显得格外重要。对此，陈云同志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在他主持下，中财委党组专门发过一个要求党内同志做好党外人士团结工作的通报，通报指出：（一）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这不是句空话，共产党员应保证这句话不折不扣地实现，不能因为党内已有决定，就不去同党外人士商量，该商量的必须商量，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经过的必须经过，在工作中遇到党外人士有不同意见时，不应作硬性决定。（二）一切重要决定，必须有应该参加的党外人士参加决定。这决不只是形式的，而应该取得他们的实际同意，使他们真正感觉到有参加决定大事之权。（三）有些日常处理的重要事情（如电报、公文）和上级来的指示，下级来的报告，均应使应该看到的党外人士看到，使他们知道每天在做什么事情。（四）用人也应与党外人士商酌，党外人士所举荐的人，更应慎重考虑，能用者尽量予以录用。陈云同志不仅这样要求下面，而且自己率先垂范。当时，马寅初因兼任浙江大学校长，经常不在北京，陈云同志总是将中财委的一切重大事情，用电报形式及时向他通报，并征求他的意见。孙越崎在计划局分管基本建设工作，陈云同志要他主持制定了《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这个文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规定了我国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制度和基本建设计划工作制度，为了加强对这个文件的宣传，陈云同志还介绍他同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和副社长邓拓认识，请他为人民日报起草社论。
陈云同志在业务上放手使用民主人士，在政治上则关心和爱护他们。如“三反”运动中，有人对孙越崎过去在资源委员会的工作说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话，使得孙先生感到不安。后来，计划局党总支根据领导的意见，没有再让孙越崎等党外人士参加有关运动方面的会，对他们起到了保护作用。这件事，多少年过后，孙先生见到我，还总是念念不忘。马寅初生活相对比较困难，陈云同志曾专就此事以周总理的名义致电华东局，请他们研究酌量发给他一部分津贴和办公费。当时，马老患有肥胖症，陈云同志专门请苏联大夫为他治疗，马老对此非常感激。
当然，对党外人士，陈云同志也不是一味讲团结，对他们的缺点错误，陈云也不客气地提出批评。比如，他曾指出，党外干部有三个缺点：一是他们中大多数过去受过英美资产阶级教育，有些人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盲目崇拜和不切实际的幻想。二是自鸣清高，不谈政治。三是看不起工人。他认为对这些缺点，应该坚决指出并帮助他们改正，不然就是对他们不负责，也不利于真正的团结。这些做法，得到了党内外干部的拥护和支持，毛泽东同志曾将中财委在这方面的经验批转给各部门参考。
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
陈云同志为中财委规定的一个工作方针是“依靠各部，相信大区”。这“八字方针”可以说是民主集中制在中财委工作中的具体化。所谓“依靠各部”，就是大量的日常的工作，依靠各个财经主管部门去做，发挥各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中财委集中精力抓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相信大区”，就是在处理地方性的问题时，要考虑到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尊重各大区财委的意见；解决全国性的问题，也要首先听取各大区的意见。后来，陈云同志进一步将中财委和各部、各大区的关系概括为三句话：“互通情报，协商大事，交流经验。”中财委曾建立了两项具体制度：一是每旬或每半月或一月（视情况而定），向各地方、各部门发一次电报，通报全国重要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使各地方、各部门和军队的负责同志及时了解全局的情况，以便统一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这类通报很多都是陈云同志亲自起草的。二是集体办公制度，全国性的重大财经问题和各部提出的要中财委解决或协调的重要问题，由陈云同志定期主持召开中财委委务会议研究议定。这种会议，仅１９５０年一年他就主持过３０多次。
在注意发扬民主的同时，陈云同志也非常注意集中。中财委曾明确规定：各大区财委及中央财经各部，必须每季给中央写一扼要的综合报告，而且首长要亲自动手，不准秘书代办。当时，中财委在执行决定方面是比较严格的。凡是经过民主讨论决定的事，各地各部门必须照办，不能违反，违反的都要进行严肃批评。有一次，东北地区自行变更了中财委关于调整利率实行日期的决定，陈云亲自签发中财委致东北财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电报，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并要求今后引以为戒。因为各项决定在做出之前都充分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做出决定后又有严格贯彻的措施，所以中财委当时的威信很高，凡做出的决定、发出的指示都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
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陈云同志一向重视干部的学习。他认为，要做好工作，必须加强对党的方针和业务知识的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少犯错误。根据陈云同志的要求，中财委当时曾规定了严格的学习制度。如我们计划局，每天上班先学习一个小时，然后才开始办公，每星期三下午还要开学习讨论会。为了尽快使大家掌握计划工作的业务知识，计划局经常请苏联专家举办讲座，各处也经常请苏联专家单独介绍经验。在学习方面，陈云同志还以身作则，请各方面的专家给他讲解不懂的问题。有一天晚上十点多钟了，他还拉着章乃器给他讲外汇问题。在陈云同志的严格要求和带动下，中财委的学习空气很浓。
陈云同志领导中财委，还注意提醒大家树立为各地各部门服务的思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当他看到计划局对各地来文有的答复得比较简单，尤其是对否定意见答复很简单时，及时把计划局的领导同志找去，说中财委掌握全国财政大权，对各地请示的问题，特别是不同意的，应郑重答复。共产党有个传统，凡是中央或上级否定地方或下级提出的意见，一定要把道理讲清楚，把根据说充分，绝不能简单否定。我记得，当时处里或局里收到下面的请示报告，都是有关的同志商量及时处理，从来没有发生报告被哪个人拖拉积压的情况。
陈云同志严格要求别人，更严格要求自己。从东北进关时，陈云同志穿的是一件多年的旧大衣，中财委办公厅提出给他换件新的，以便会见外宾时用。陈云同志坚决不同意，照样穿他那件旧大衣。那时，中财委的暖气烧得不好，冬天办公室里很冷，行政部门看到陈云同志经常感冒，便给他的办公室里配了电炉子。但他为了节约用电，很少用。据他身边工作人员讲，他只开过几次电炉子，那都是在苏联顾问到他办公室里谈话之前，为苏联同志准备的。陈云同志对自己身边工作人员和家属子女的要求也很严。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在中财委研究室工作，总是骑车上下班，从没见她搭乘过陈云同志的汽车。正是由于陈云同志的以身作则，中财委上下形成了一种很好的风气。
我从１９５０年初进入中财委后，开始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学做经济工作。这期间，陈云同志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一言一行给了我极大的教诲，使我终身受用；他的高尚思想品德一直激励着我，让我永生难忘。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哲学大众化的尖兵
——怀念艾思奇同志
莫文骅
艾思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３０年了。３０年来，我一直非常怀念他。
思奇同志是我国现代和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我们党思想理论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哲学思想、哲学著作影响和启蒙了无数青年，为我国现代和当代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为丰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宝库，为我国哲学大众化的普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１９３６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为了适应伟大的战略转变，迎接全民族抗日斗争高潮的到来，毛主席主持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我有幸进校学习，当时，给我们讲课的大都是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如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凯丰、杨尚昆、李维汉等。博古兼哲学课，给我们讲《辩证唯物主义》，使我们对哲学有了初步认识，并产生了一定的兴趣。有一天，林彪从毛主席那里回来说，毛主席有一本《大众哲学》，很好，我们都应该读一读。《大众哲学》是艾思奇同志３０年代利用一年多时间写成的哲学通俗读物，它揭开了长期笼罩在哲学上的神奇玄妙的面纱，把哲学推向了大众化，引导无数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这本书在国民党统治区被视为禁书，但却印行了３２版。这天，我来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把这本书交给了我，并一再叮嘱我尽早送还。我拿起书一看，毛主席保存得非常好，书页里有些圈圈点点和杠杠，但书皮却是新的。可见毛主席是多么珍惜这本来之不易的书。我取回后，不敢耽搁，立即找人刻蜡板油印。当时纸张奇缺，我们就用废旧文件的背面来油印，虽很粗糙，但总算给每个组印了一本。大家拿到这本“书”之后，如获至宝，争相阅读。
我们一科的学员大都是经过长征的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的师以上干部，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但由于战事频繁，大都没有接触过哲学。我们听了哲学课又通过阅读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使我们有一种别有洞天之感，好似在我们的思想深处点亮了一盏灯。于是，我们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导下，运用哲学的原理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和规律，使我们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与前途的认识更深化了一步。
１９３７年１月的一天，也就是红大一期结束不久，毛主席找林彪、刘亚楼和我去谈话，要我们创办红大（后改为抗大）第二期，林彪任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我任政治处主任。当时，由于刚发生西安事变，中央领导同志工作很忙，不能来讲课了。这样，一些课主要由几个专职教员和我们校领导讲授。但唯有哲学课没有人能胜任，开学了几个月，一直都没开哲学课，这是一个不小的缺憾。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的一天，毛主席高兴地说：“那个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当时淞沪抗战爆发后，艾思奇、周扬、何干之、范文澜等进步人士和革命者不远千里奔赴延安，汇集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下。
在我们抗大的一再请求下，经中央、毛主席批准，思奇同志正式兼任我们抗大的专职政治主任教员，专教哲学课。他当时虽然只有２７岁，但却是一个在国内颇有知名度的青年哲学家。他丝毫没有名家的架子，讲课时，不论是在课堂，还是在露天，不论人多人少，他都力求把课讲好。他讲课提纲挈领，条理明晰，深入浅出，简明扼要，阐发问题透彻，理论功底深厚。确有学者风范。当时延安条件较差，他住在抗大东院一个很简陋的房子里，他从不计较。尽管当时我工作很忙，但只要思奇同志来学校讲课，我都尽可能去听，一方面为了深入教学，另一方面想学点知识。读了他的《大众哲学》，又听了他讲的课，确实收益不少。
思奇同志是云南腾冲人，受其父辈影响，追求进步，探寻真理，青少年时代即参加了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他曾两次东渡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上海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哲学研究宣传活动，并于１９３５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淞沪沦陷后，他辗转千里，到达延安，投入了党的怀抱，成为毛主席麾下的一名理论尖兵。这在当时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曾几次受到冲击，但他矢志不渝，坚信马列主义，执著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思奇同志为丰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宝库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并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候，思奇同志来到了延安。他的到来，使毛主席遇到了知音，毛主席礼贤下士，常邀思奇同志探讨哲学问题，有时毛主席到他的住处，有时他到毛主席的窑洞，促膝交谈，相互切磋。思奇写的文章和书，毛主席都仔细阅读，还作了不少批注和摘录。毛主席后来组织新哲学研究会，也请思奇同志参加，并让他挑大梁，担当辅导的重任。毛主席写就哲学著作后，总要送一本给思奇同志，并要他提出宝贵意见。《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都是经过思奇等同志看过并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后在延安发表的。思奇同志对毛主席更是十分敬仰，他非常敬佩毛主席的宽阔胸怀和博大精深的理论素养。他认为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来自革命斗争实践，有着深厚的思想根基。他满腔热情地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曾撰写《关于毛泽东同志四篇哲学著作辅导提纲》，并作了几十场毛主席哲学著作辅导报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大众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思奇同志是一个勤勉治学的学者，诲人不倦的师长，正直朴实的同志。思奇在学术研究上的勤奋与刻苦是有名的，他头脑冷静，勤于思考，对理论问题从不轻易表态。从表面上看，他不活泼，言谈也不多，性情是内向型的，但他的思想非常的活跃，不断地分析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里的各种问题。思奇同志在哲学教学与研究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了数十年，先后在好几所院校执教，桃李满天下，弟子遍国中。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实事求是的模范
——深切怀念陈云同志
吕东
陈云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陈云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极力倡导并率先垂范辩证唯物主义的领导方法和作风，使我深受教育。
１９４６年，我党面临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严重斗争。东北不仅是国内而且是国际革命和反革命争夺的一个焦点。当时的形势是敌强我弱，国民党为实现他们先南后北、尔后独占东北的图谋，在强占沈阳、本溪之后，于１０月中旬调集１０余万兵力向辽东解放区大举进攻。如何看待东北形势和能否坚持南满斗争，当时存在着不同意见。正是在这种危难时刻，陈云同志到达辽东，出任南满分局书记并兼任财委书记。经过陈云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和反复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最后确定了对南满根据地必须坚持的正确方针。其后在辽东地区党政军民的艰苦奋斗下，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图谋，恢复并扩大了南满解放区。
当时我在辽东任财委副书记兼秘书长，直接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深感他具有高度的革命坚定性和原则性，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多谋善断，能够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开创出新的局面。现在大家熟知的陈云同志倡导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其基本思想就是陈云同志在辽东分局一次干部会议上系统地提出来的。他说：“我们做工作，应当把９９％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交换是为了更全面的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做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了。”
跟随陈云同志工作，总感到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富于创造性，善于生动地把党的正确方针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记得当时陈云同志把东北干部的特点，概括为：“山南海北，先来后到，空手带兵”。所谓“山南海北”，就是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所谓“先来后到”，就是干部有先来的，有后到的；所谓“空手带兵”，就是干部有带兵来的，有不带兵“空手”来的。陈云同志就是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耐心地做干部的思想工作，使他们了解当时的形势、任务和前途，提倡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正面地坦率地辩明是非，指出“大广播比小广播好”，以严肃的原则性去对付容易发生的无原则纠纷。这样就把广大干部团结起来，使大家心情舒畅地投身于当时艰苦的斗争。
陈云同志对于辽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是很关心的。他常对我们说，对经济工作他只管大政方针和重大事情，比如钞票印多少要经过他，至于方针确定以后的具体工作，放手让我们大胆去做。他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和物资交流，强调在与兄弟解放区之间开展经济协作时，要讲信誉，做到“先小人后君子”。所谓“先小人后君子”，即洽谈协商时，交换什么、何时交换、交换多少，要一一记入合同，并严格履行，说怎样就怎样，不能违约；最后，如有可能，要尽量照顾兄弟地区，甚至可以是无偿支持。不要开始时客客气气，最后吵得不可开交。
解放以后，陈云同志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在几个关键时期担负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任，他的经济思想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同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具体体现，是我们的宝贵理论财富。《陈云文选》收录了他这方面许多重要讲话和文章，不少同志也写过许多有关他这方面的回忆文章。这里，我仅补充两件事。
１９７４年７月间，陈云同志让我汇报钢铁工业的情况。陈云同志听取汇报后对我说：要抓矿石，钢铁工业的发展要坐在矿山上；要抓质量，一吨钢要顶一吨钢用，要抓品种，品种齐全才能适应各方面的需要；要抓配套，各个环节的设备要相互衔接和配套；要抓规划，有了切实可行的远景规划，各方面的工作才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当时，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陈云同志的这些重要指示未能得到贯彻。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指示对于我们发展钢铁工业，直到今天仍然是完全适用的。
１９８５年７月，我到上海、浙江调查后向国务院反映，一些地方放松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其直接原因是讲“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建议要加强对农业生产的宏观指导。陈云同志看了国务院批转的这份调查报告以后，给予了肯定，并在９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陈云同志的这一论述不仅在当时对全党重视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在今天乃至今后，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陈云同志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学习、宣传、实践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作风，脚踏实地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我们对陈云同志最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