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政府与市场》评介
莫新元
陈建撰著的《政府与市场——美、英、法、德、日市场经济模式研究》一书，已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作者通过对国外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把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市场经济模式大体归纳为三大类型：对市场依赖程度较高、政府调控作用较小的美英传统市场经济模式；政府调控作用及国有经济成份均较大、带有明显混合经济体制色彩的欧洲混合市场经济模式；政府调控作用十分明显的日本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
该书作为一部比较经济学的著作，作者十分注意对大量资料的对照比较，并以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主线，深入分析了不同类型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实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目标、调控手段、运行机制。作者通过丰富的资料和数据，剖析了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具体运行机制及运行过程，如美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历史演变；英国的国有化运动及社会福利制度；法国经济计划化的演变与发展；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日本战后由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以及由封闭经济体系向开放经济体系的过渡，等等。特别是关于日本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等问题的论述，资料翔实，分析透彻，不乏新意。
作为一部学术专著，该书不仅结构严谨，内在逻辑性强，理论分析深入浅出，而且行文流畅，可读性较强，对于我们科学分析并合理借鉴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有益经验，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辛亥革命是犯了“激进主义”错误吗？
李炳清
内容提要：今年是辛亥革命８５周年。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有一个激进主义思潮贯穿于中国近代，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都是超前的、激进主义的产物，它不仅打断了中国的正常发展，而且是近代中国落后贫穷、动荡不休的根源所在。所谓激进主义的提法不符合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情况。清王朝的“新政”和预备立宪是一场骗局，目的是为了维持反动的专制统治。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改良必然失败。当改良无法解决矛盾时，就会爆发革命。即使是失败的革命，其积极作用也不容否定。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座丰碑。
今天，在我们纪念辛亥革命８５周年的时候，有必要强调，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正确地评价孙中山先生及其他革命者的历史地位。这种实事求是的评价，不仅对于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是必需的，而且对于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继承爱国革命传统，以及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都是十分有益的。
我们所以强调实事求是，是因为存在着不实事求是的评价。近两年来，有人竟认为，本世纪初，清王朝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大大促进资本主义，但孙中山等人偏偏要起来搞反清革命，结果中断了“新政”和预备立宪的进程，于是又一次错失了走向近代化的良机。戊戌维新派也好，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好，他们都犯了“激进主义”的错误，应该承担延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责任，等等。应该严肃地指出，上述的提法是不符合中国近代历史的真实情况的。
一、清政府的所谓“新政”和预备立宪
清王朝为了维持反动的专制统治和进一步适应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需要，于１９０１年初宣布实行“新政”。１９０１年４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派奕劻、李鸿章、刘坤一等为大臣或参赞，作为筹办“新政”的主持机构。
“新政”的根本目的在于巩固反动统治，所以其最主要的内容是编练新式陆军和警察，加强对人民的镇压。１９０３年，北京成立练兵处，地方成立督练公所，各省先后编练新军。编练新军的结果之一，是逐渐出现了一批新军阀。由袁世凯所控制的北洋新军，在１９０５年已练成六镇（师），以后又不断扩充发展，成为清王朝镇压人民革命的主要工具。袁世凯也成为新兴军阀中的最有力者。以后，清王朝还制订了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庞大计划，未及完成，它就灭亡了。１９０５年，清王朝在北京设立巡警部，地方也开始编练警察。
依照帝国主义在《辛丑条约》中的规定，清王朝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以便利各国公使经常对它发号施令。外国顾问在中央和地方以“帮办新政”为名，控制中国内政、外交、军事、财政等大权。清王朝还颁布了一系列所谓“振兴实业”的章程，规定“华洋官商一体保护”，实际是对帝国主义资本输出敞开大门。“新政”的推行，表现了清王朝与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和反动政权的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此外，清王朝还采取了废科举、设学校、派留学生、裁冗员、设学部商部等项措施，这些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并不打算对封建专制统治作根本的变革。旨在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的“新政”，并未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随着“新政”的推行，随着“新政”的巨额的开支以苛捐杂税的形式落到人民身上，使广大劳动群众进一步贫困和破产，阶级矛盾更加激化。
至于预备立宪，更是一场骗局。１９０５年清政府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以梁启超、杨度、张謇等人为代表，积极鼓吹君主立宪。１９０６年，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等省的君主立宪派为促进清政府立宪，先后组成预备立宪公会、湖南宪政公会、广东自治会等立宪团体。次年，梁启超等人在东京成立政闻社，发表宣言，以确定立宪政治、国人有权参政、指陈内政外交、增长政治知识与道德为宗旨。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０年在张謇等人领导、组织下，曾先后３次掀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等，但由于清政府本无立宪诚意，未被接受。１９１１年皇族内阁成立后，立宪派中不少人深感失望，与清政府的矛盾逐渐加深。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立宪派看到清政府大势已去，遂乘机脱离清政府，投向革命阵营。由此可见，认为清王朝的“新政”和预备立宪会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说法，是毫无历史事实根据的。
二、近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是中国走向繁荣的前提和保证。那些持所谓激进主义观点的人恰恰对此避而不谈，反而从外国人早年的著作中搬来的被视为时髦的观点，以为只要依照清王朝的“新政”、立宪派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似乎也可以近代化，他们怀疑辛亥革命的必要性，甚至指责革命反而把事情闹糟了。
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朝统治，还是经过立宪改良，保持清朝统治，这是近代中国长期争论与斗争的一个焦点。要说清这个问题，应当回顾一下历史。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由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起洋务运动，他们希望在遵守不平等条约、不触动封建制度要害的条件下，实现所谓“自强”、“自立”。结果，中国进一步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压迫，艰于成长。经历３０年，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了。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倡导、启迪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应运而起。他们要求清政府自上而下变法改良，变革封建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奖励民族资本，提倡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挽救民族危亡。他们一手握着光绪皇帝的诏书，一手举起孔学为护符，表面上雷厉风行。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略施还击，维新运动短短一百天就迅速失败了。这说明同一个问题：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要求独立富强，实现近代化，走改良的道路，哪怕进行枝枝节节的改良，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大胆地假说一下（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说的），如果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把中国“自强”、“自立”，中国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等重大问题解决了，那末，辛亥革命就不会出现了。历史的事实是，在２０世纪初期，革命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前进所必需，这就是辛亥革命的由来。
辛亥革命前，逃亡国外的康梁派、国内的立宪派都因为害怕革命，极力要求改良清政府，保持清政府，扑灭革命于无形。康有为说，革命血流成河，死人如麻，“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梁启超说，革命是要“以野蛮之力杀四万万人之半”。立宪派的首领张謇说，革命派实属盗贼之流，六朝五代分裂惨祸，会要重见于今日。他们一致断言，爱国救亡，只可以走立宪改良的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是让清政府挂上立宪招牌，继续保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的主柱。按此道路走，中国只会依旧黑暗下去。
公正的史学家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去肯定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但必须正视当时的严酷的历史实际：不经过革命就无从根本变革贫穷落后的总根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历史学的任务是研究已经过去的社会生活里的事件，其出发点只能是既成的事实。我们正是根据这种客观历史事实来评价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的。认为通过改良的道路可以致中国于近代化，这不知如何来看待从洋务运动到立宪派本身一连串失败的历史。
三、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座丰碑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它不但推翻了清朝政府，还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破天荒地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块重要里程碑。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在半个世纪前曾很有感慨地说过：“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他的话，说得多么中肯。
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皇帝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辛亥革命把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打倒了，这就大大激发了人民的革命精神，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民主主义的思想在中国人民中间日益广泛地传播开来。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并为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人民进一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以后，一切想要在中国恢复君主制度的反动派，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当上了大总统，还要做“洪宪皇帝”，封建余孽张勋，也曾经拥戴溥仪重新登上皇帝的龙座。但是，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袁世凯做了８３天的皇帝梦就进了棺材，张勋的复辟丑剧也只演了１１天就可耻地收场。历史的辩证法总是这样无情地嘲弄着那些反人民的丑类。
虽然，辛亥革命由于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妥协最终失败了，“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国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引自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４卷第６７３页）
无论是从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必须承认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作用和进步意义。无产阶级还应当力求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对民主革命采取否定的态度，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９０诞辰时作的历史结论。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专论
宗乡社团的延续、发展及前瞻
许在全
宗乡社团，是海外华人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宗亲、乡亲为对象，以宗亲会、同乡会为形式，以中华民族文化思想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是海外华人社会最普遍的、最基本的社会团体。宗乡社团在华人社会乃至整个侨居社会都占有重要地位，起着一种特殊的积极的作用，对海内外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应从实际出发，发扬光大。
面临现代价值观的挑战
宗乡社团突出的特点是：既有广泛的公众基础又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既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又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其广泛的公众性，主要表现在：只要是同姓同乡，不分国籍、性别，不管是老是幼，不问贫富贵贱，不因职业殊异，简言之，只要有血缘和乡谊的关系，都可以加入为该会的会员。因此，它的组织范围可以广为延伸。从一家一族开始，从一村一乡出发，可以跨村联乡，进而跨州联郡，跨洋联洲，以至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宗亲、乡亲，它都可以把他们联结起来。其坚实的社会性，则主要表现在他们有着先天的伦理的血缘和乡谊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生来具有的，无法个人选择的，是万古不变的。不管时代如何发展变化，或者社会发生沧桑之变，他们也要千方百计地寻根认祖，即使由于某种原因改姓易名，最终也有一种认同感，都要返祖归宗。在炎黄子孙中，姓氏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宗乡社团虽然保持着原有的基本特点，但是，宗乡社团也在发展变化着。特别是这５０年来，变化之大，发展之迅猛，举世都为之瞩目。
尽管宗乡社团这么迅速地发展起来，可是，能否长期发展，绵长延续，人们还有不少担心，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现在，人们主要担心的是，在这个现代经济社会中，工业化和商品化迅猛异常，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在急剧变化，一些消极的东西在一些地方已成为当代社会人际关系重要的价值取向。利己主义膨胀、拜金主义盛行，人情薄如纸。人们就是担心这样深厚的亲情、浓烈的乡谊会不会因此被溶解在这冰水之中。作为宗乡社团，也不能例外。现在问题的症结是：宗乡社团能不能适应社会变革，不断创新，取得与社会同步的发展。这一问题，主要是看宗乡社团的机制，能不能转型，有没有创新的活力。当然，如果只保持着它原始的雏形，宗乡社团能否存延继续，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宗乡社团是中国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中，中国人际关系是按照“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而行事的。如果恪守旧规，按此来规范宗亲和乡亲的道德行为，当然是不能适应现代民主社会的要求的。如果还是按照过去那一套等级制度，家长、族长、乡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凡事都要按照他们的那一套意志行事，陈腐的人际关系，也绝对是行不通的。如果按照过去的原型不变，宗乡社团肯定是没有生命力的。但是，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其实，陈旧的那种人际关系，早已寿终正寝了。不必说现代，就是在近代的中国，早已为先进的中国人所否定过了。例如，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就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对这些旧的思想意识，作了极为深刻的剖析。中国经过百年的社会大变革，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已经产生深刻的变化。
新的宗乡社团在海外崛起
代之而起的人际关系已经转为民主、平等、团结、友爱的新型的人际关系。对于长期侨居海外的华人，他们接受着东西方文化的影响，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借鉴，其转型肯定要比中国国内的居民来得快，来得彻底。事实上，现在的海外的宗乡社团是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上的。他们不是在宗亲、乡亲头上作威作福的家长、族长、乡长，而是经过充分酝酿协商、民主选举出来的愿为宗亲、乡亲服务、为社会作贡献的热心家。所以，森严的等级制度已经消失。相反地，各个宗乡社团都不同程度地引进民主机制，为宗乡社团注入新的蓬勃发展的生机。现在，在他们的社团中，设置理事会，有民主办事的机构；制定章程，按章办事，不仅凭个人意志；废除终身制，任职有年限，有的明确规定，理事长不得超过两届；不论资排辈，只要愿意为宗亲、乡亲办事，都有可能出任会长和理事。同时，还设立监事会，有监督机制，保证理事会正确行使自己的职权。他们有明确的宗旨和目标。一般来说，他们对于该会会员的生老病死、婚丧喜庆、危难之处，都会给予关心和照顾。随着社会向现代化的方向演化，对于培养人才，提高文化素质，几乎都成为各个社团的共同宗旨和目标。所以，他们对于教育特别重视，有的设立教育基金会，兴办学校，支持贫寒的学生入学，使他们向高一层次的方向前进。有的引进激励机制，设立奖学、奖教基金，奖励优秀学生和奖掖优秀教师，培养人才。同时积极开展各种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活动。从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发展情况来看，宗乡社团中，都充满着团结进取的精神，整个海外华人的人文素质普遍都有很大的提高，他们面向社会，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热心为社会谋福利，进而放眼世界，开展国际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
能否发展延续在于人文因素
宗乡社团，在现代社会的急剧演化过程中，能否延续与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文因素。宗乡社团的组建，是紧紧地与中华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经过历史的陶冶，他们大都接受西方文明的一面，但应该说，他们主要还是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他们抛弃了旧的伦理道德的糟粕，汲取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特别是传统美德，例如仁爱孝悌。
在中华民族美德的熏陶下，炎黄子孙常怀一颗磊落的“公心”。他们历来都把“廓然大公”、“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目标和道德准绳。常常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正是炎黄子孙心态的写照。这种优秀的中华民族的美德，对一个家庭的和睦相处，对一个社会的稳定发展，都有很重要的积极意义。可以说，这一美德，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很宝贵的。宗乡社团组织是在这样的民族感情和文化思想基础上凝聚起来的。
这种“根”的延续，不是现代人才重视，早在先秦时代，老子就说过这样一句有名的话：“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每个人都有一种寻根探源的心理要求。新加坡的一家杂志名曰《源》，台湾的一家杂志名曰《思源》，都体现出这一心理要求。海外华人这种“思源”、“寻根”的精神要求，成为他们每个人一生的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寻自己的根，探自己的源，要发扬他们的祖德宗功，不忘本源。虽然，这是无形的，但是，这是一种最有生命力的根源所在。所以，宗乡社团能够不断经受任何的挑战和考验而长久存在。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报刊文摘
研究朱元璋的文风
徐恒足在《学学朱元璋的文风》一文中指出：朱元璋出身寒微，只在寺庙里有口无心地跟和尚读过几本经书，算不上具有什么学历。后来，虽“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但没有吟过楚霸王那样悲壮的《别姬诗》，也没有唱过刘邦那样气盖山河的《大风歌》，当然谈不上具有一丝“文采”了。但正是这个没有“学历”和“文凭”的“土包子”皇帝，却对写文章、读文章有不少独到的见解，留下至今仍值得借鉴的好文风。
史书介绍，他好学多思，常亲自执笔起草重要文稿。在吴晗著的《朱元璋传》里，就有他亲自起草的《诏书》的影印件。文字简洁洗练，无半句迂腐气，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凤阳祖陵的碑文，开始是几个当朝有名的文人起草的，他看后很不满意那些粉饰之词。他认为，掩饰过去苦难的家史，不利于教育子孙，就亲自动手重写一个碑文，把穷困的家世和创业的艰难如实写出来。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处理茹太素那份“万言书”时所表现的见识和气量。《明史》记载，茹太素出于忠心，写了一份陈说有关国计民生大事的奏折，洋洋万言。朱元璋让中书侍郎王敏读给他听。书中说到“有才能的人，几年来侥幸保存下来的一百个中没有一二个，如今所任用的大多是迂腐的儒生和平庸的官吏。”这种不符合事实的说法，使这个皇帝勃然大怒，立即命人把茹喊来当面质问，并在金殿上打了板子。但他在第二天晚上，又叫人在宫中把茹的上书继续读给他听，听后觉得其中对四件事提的建议很好，就认真采纳。事后，他深有感慨地说：“我所以要征求真切的意见，是想它符合实际情况和事实，文字太多，就会使人迷惑。其实茹太素所说的只要五百字就行了。”这里，他对“文风”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一是要写实，讲真话；二是要简练、写短文。这些原则，对我们今天的文字工作仍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文风问题，始终把它作为党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曾把它列为延安整风的重要内容，还亲自写了《反对党八股》的著名文章。时下，有些领导干部很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自己很少动手写文章，什么都依赖秘书。一些秘书长期关在机关里，对实际情况特别是来自基层、来自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第一线的生动材料，不甚了了，他们所用材料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是从别的材料上转抄来的，还有的是靠主观想象编造出来的，这样就难免满纸假话、废话、套话、空话，因而常常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这种不良的文风给人民的事业带来的损失和在社会风气方面造成的负效应是不可低估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认真研究朱元璋的“文风”，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的那些教导，对文风进行一番整顿。
（摘自《领导工作研究》杂志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亚洲大趋势》述要
梁沂滨
由美国著名研究社会趋势的学者约翰·奈斯比特撰写的新著《亚洲大趋势》一书，最近已由外文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和上海远东出版社购买版权、翻译出版发行。这本书于一九九六年一月十八日在美国出版，一经问世，就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并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引起了各国政界、经济界、学术界乃至一般读者的极大关注。作者长期从事亚洲问题的研究，到过亚洲许多国家，访问过那里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和新闻记者，积累了大量的有关亚洲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资料和信息。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作者分析、论述了亚洲的政治、经济形势，预测了这种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以及这种变化、发展将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
《亚洲大趋势》论述了八大趋势，即亚洲的崛起、从单一国家经济走向网络集团经济、从传统模式走向多种模式、从出口导向走向消费导向、从政府调控走向市场驱动、从乡村走向大都市、从劳动力密集走向高科技密集、从男权统治走向女性的崛起、从西方走向东方。作者以他敏锐的观察和独到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亚洲正在崛起，世界的中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我国处在亚洲，该书对我们了解亚洲未来形势的发展乃至世界未来形势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动态
突出服务观念
——发展武汉金融中心研讨会综述
林舒
由武汉市人民政府、中国金融学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调节研究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发起、承办的“发展武汉金融中心高级咨询研讨会”，不久前在武汉举行。全国部分著名经济金融专家学者及实际工作者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在论证改革开放以来武汉金融产业的发展成就、分析现有问题的基础上，围绕会议主题“发展武汉金融中心，更好地为我国中西部经济发展服务”，提出了今后１５年的分阶段发展规划。
金融中心就是在经济中心基础上形成的资金融通和聚散中心。与此相适应，它也是各类金融机构集聚的金融市场中心、金融清算中心、金融信息中心。金融中心的形成以经济中心为基础，反过来它又会促进商品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两者相辅相成。
与会代表认为，应当从世界、亚太地区以及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宏观大局来探讨发展武汉金融中心的重大意义及其发展趋向。
从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来看，世界经济的活跃地带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世纪之交的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包括东、中、西部在内，都有所发展，对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差距扩大问题，中央已经高度重视，十四届五中全会对此也做了重大决策。学者们认为，从金融角度分析，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聚散功能和服务载体不足，金融的“造血”机制和聚散机制薄弱，是造成东部和中西部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中西部经济的发展，最终要靠自身加速发展来实现。武汉东南面向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片黄金地带，背靠幅员广阔的西部地区，位居中部地区的中心，是东西部之间天然的衔接点、汇合点。发展武汉金融中心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及区位条件下提出来的。武汉金融中心的发展，其目的归根到底就是要服务并推动我国中西部的经济发展，从而促进我国东西部经济的均衡发展。武汉在历史上就是我国仅次于上海的金融中心。武汉地处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区位优势明显，商业发达，是我国内陆的商业和金融重镇。
与会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武汉的金融产业迅速发展，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和基础。作为武汉金融产业发展的重要标志，目前初步形成了一个门类较齐全、分工协作、对外开放的金融组织体系。武汉同业拆借市场是全国起步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融资量较大的资金市场。与此同时，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资产总量增大，金融资产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与会学者强调指出，在确立发展武汉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时，要抓住“两个机遇”（国家加速发展中西部经济的政策机遇和“三峡”工程建设机遇），突出服务观念，深化金融改革，增强竞争力和吸引力，真正形成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