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动态
对“天人合一”的不同理解
周溯源李炳清
近年来，关于“天人合一”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学术界对其思想渊源、发展阶段、基本内容、历史作用、“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关系等均有不同的理解。现把不同理解者的主要观点介绍如下：
一、“天人合一”中的“天”和“人”，含义是什么
天人关系的中心问题，是把“天”看做是有意志的至上神呢？还是把“天”看做无意志、无目的的大自然。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天”的认识，大概始于夏、商时期。从西周时起，“天”的概念就有两种相反的含义。一种是有意志的天神、天命、天道，一种是自然界的天体，即古文献上说到的“茫茫的苍天”。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与“人”的含义是什么？当前，学术界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天”就是指大自然，而“人”即指人类，“就是我们这些芸芸众生的凡人”。“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合一。“天人合一”命题是北宋张载在他的《西铭》篇中明确提出来的，但其思想渊源甚为久远。如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命题，认为人的心、性与天相通。但有些学者认为，其源可以追溯得更早，如有学者认为，“应以《周易》和孔子为第一”。“天人合一”不否认人与自然的区别，但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两者相互依存的关系。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天”是指封建伦理道德。“人”是“宗法关系的个体承载者和能动的维系者”。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与“主客”、“自然和人”虽有部分重叠，但并不是一回事。“天”被神秘化、伦理化了，“人”也往往被剥夺了主体性，或被唯心地注解了。有的学者说，儒家“天人合一”论的直接目的是要维护封建制度的神圣性，是要以“顺乎天而应乎人”作为经世的标准。无论是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还是《易传》的“天生神物，圣人则之”；无论是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还是程颢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都是以天人感应或伦理本质上的天人同构为共性的。这实质上是封建人伦放大到天命的高度。
二、对“天人合一”论的不同估计
由于对“天”、“人”解释不一，导致对“天人合一”命题的理解大相径庭。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对“天人合一”说基本肯定。有的学者认为，西方文化被其占主导地位的分析思维模式所支配，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暴烈索取。在西方文化主宰下，全世界范围内生态严重失衡，已经威胁着人类未来的发展和生存。这些弊害表明西方文化行将衰落。而“天人合一”思想是有利于西方思维模式的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具体体现。“天人合一”是东方文化的精髓，也是“国学”的精髓。
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对“天人合一”则基本否定。他们认为，“天人合一”在古代主要服务于政教伦常，协调人际关系，建构社会秩序，生态平衡并非主要方面，从生态平衡等角度讲“天人合一”，是将古人现代化。这些学者强调，“天人合一”的主导方向不是引导人们探究自然之理或道。从“天人合一”的思想方式出发，导致传统儒家在观念上把科学与封建政治连接在一起，只能阻碍科学发展。
另有一些学者则持较为中和的观点，既肯定“天人合一”说的积极方面，也揭示了其不足。
三、能否以“天人合一”、“天人相分”来区别东西方文化
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文化基本上有两大体系，即东方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体系。东方与西方思维方式不一样。西方强调分析，越分越细；东方讲究综合，讲整体概念、普遍联系。“天人相分”（或曰主客二分）是西方文化的特色；“天人合一”（或曰主客混沌），是东方文化的特色。“天人相分”唤起了人征服自然的能动性。这既是西方科技发达的文化根源，又是当代西方文明走向衰落的文化症结。“天人合一”则导致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既是中国科技不发达的文化根源，又是中国文化在当代走向世界的依据。西方文明之器（科技）与中国文化之道（天理人伦）相结合，是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样分是一种任意的虚构。第一，“主客二分”不能涵盖西方文化的特色。在把握主客关系问题上，古代东西方哲学及文化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第二，“主客二分”的科学主义态度，并不是直接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文化症结。实际上，当资本家的发财欲使他掠夺性地向自然索取资源时，“主客二分”论尚局限于哲人的书斋里。反过来问：主客混沌或“天人合一”就可以避免生态环境的恶化吗？在所谓“天人合一”的文化古国，那些急于脱贫的人何曾想到天人和谐的祖训而放慢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呢？第三，中国历代也有“天人相分”的观念。如春秋时期就有子产的“天道远，人道迩”之说，战国时有荀子的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之说，唐代有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和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之说。这些绵绵相续的“天人相分”的思想，并没有导致中国出现西方那样的近代科学和近代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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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论
略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程政宁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换时期，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又是涉及全局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这给经济工作特别是农村经济社会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这就有必要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即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勇于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不断地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但是，对于怎样才能创造性地工作，是必须认真探究的。
１．善于解决矛盾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８２页）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生机蓬勃地发展。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矛盾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中央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从全国的情况出发的，是解决矛盾的普遍性。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资源特点、劳动者素质、经济基础的优劣等都不一样。因此，中央只能提出总的原则，总的要求和总的操作方向。这是由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过程。我们在具体执行中，就一定要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恰当地结合起来，从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制订贯彻中央和上级指示的具体措施，解决矛盾的特殊性。这就是从普遍到特殊，一般到个别的过程。简言之，必须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可见，要进行创造性地工作，就必须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实际的思索，而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指导下，打破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２．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存在决定思维，思维能够正确反映存在。思维正确反映存在必须依赖于实践。所以，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认识的基础。离开了实践，认识则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们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全集》第５５卷，第１８３页）
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它是离不开人类的探索和实践的。但是，探索和实践也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或者失败。但失败是成功之母，探寻胜于清谈。探索是需要开创性实践的，没有勇敢而无私的人们在实践中探索和开拓，宽阔的路怎么能从人们的脚下展开呢？毛泽东同志就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２７２页）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是我们在实践中通过艰辛的探索而取得的，而不是学会了改革开放才来进行。所谓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推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等，虽然是我国历史上所没有经历过的事业，但只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加以逐步完善，就一定可以达到预想的目标。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项崭新的伟大事业，就是要靠我们去实践，去探索，在实践中创新。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３．确定认识的方向，有目的实践。实践不仅是认识之源泉，又是认识之目的。认识的价值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如果不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不按实践的目的来确定认识的方向，是不可能取得实效的。这要求我们在正确理论、方针指导下，有目的实践，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为此，我们必须吃透两头。一头是吃透上头。这就要求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把它作为自己实践指南；学习中央和上级指示，领会实质，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当前，要把握上头的最重要的基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事，我们就应当积极地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在这个总原则下，把当地的实际情况与党的方针、政策结合起来，努力进行实践，并不断总结经验，以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上级的要求。另一头是吃透下头。这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农村、工厂等基层单位，调查研究，体察民情，把握群众的脉搏，及时发现并总结群众的新鲜经验，加以概括、提高，从而指导面上全局性的工作。也只有吃透了下头，才能真正掌握和实践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也才能真正掌握和实践历史唯物主义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吃透了两头，就能够把两头有机地结合起来，有的放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开拓进取。这既要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又不能只唯上，只唯书；既要学习、借鉴他人之长，又不是重复照搬等。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发展路子。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４．“一步实际运动比十打纲领更重要”。求真务实是创造性地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否则，创造性地工作就会失去根基。目前，全国各地都制订了“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并制订了实施方案，以付诸于实践。这又是发展的好机遇，如果计划落空，那就丧失了时机，被动落后，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必须以宏大的魄力，组织实施，狠抓落实，出效率，出成绩。领导干部作出科学的决策之后，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可能把它变成现实。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干出来的，没有实际行动，那是毫无意义的。一定要克服无所作为、依赖、等靠要的陈旧观念。马克思就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十打纲领更重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３页）因此，领导干部要切实转变领导作风，一定要在实干上下功夫，切实做到三戒：一力戒虚名，一切实事求是；二力戒空谈，把精力集中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三力戒花架子、形式主义，脚踏实地工作，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不言而喻，只要我们认真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实践第一的观点，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一定能够不断地打开新局面，把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中国带入２１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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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值得注意的一股思潮
滕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工作汇报会上指出：最近有一股思潮，对国史研究是一种干扰。社科院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同样遇到这股思潮的干扰。有人将这股思潮概括为：“告别革命，远离政治，疏离主流，淡化意识形态。”这种思潮，最近在历史研究领域相当突出。不仅是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否定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说辛亥革命导致了军阀混战，妨碍了现代化的进程；由此追溯到六君子，认定谭嗣同是政治激进主义先锋，以后一系列革命都是错误的，言下之意还是慈禧太后统治时期最好；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送来了西方文明；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主战派坚持夷夏之分，反对一切外国进步因素，而琦善是主张开放的进步人物；太平天国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曾国藩代表了当时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和主流。对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郭沫若等，一一予以否定。他们说，袁世凯开放的文化政策培育了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到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产物，变成了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民主精神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这股思潮已不仅限于历史领域。撰写国史应承担起重新恢复历史真实面貌的任务。
（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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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索与商榷
生产力高的劳动创造更多价值的成因
李定中
内容提要：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不是指在同一时间内它创造的个别价值更多了，而是指它创造的为市场承认的社会价值更多了。它创造更多价值的成因不在于劳动的复杂程度的提高；而在于率先使用先进技术进行生产，可以更有效地无偿利用自然力以代替更多的人力，从而使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
一、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我们经常看到，用先进技术设备进行生产，与用社会平均水平的技术设备相比，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单位产品的个别价值（实际消耗的劳动量）小于社会价值（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马克思在分析这种现象时说：“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３５４页）那么，怎样认识这种劳动能够创造更多价值的成因呢？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肯定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并不是指它在同一时间内实际创造的个别价值更多了，而是指它所创造的被市场认可的社会价值更多了。这个特点是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的前提。
有一种观点认为，先进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只能转移自身的价值而不创造价值，因此，即使在这种场合，创造出更多价值的成因也只能是活劳动，而与先进技术无关。这种观点对于先进技术在使较少的个别价值被市场认可为较多的社会价值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未再进一步分析。这种说法在许多现象面前显得缺乏说服力。例如，近２００年来，以节约活劳动为主的技术进步层出不穷。《资本论》中就有不少例子。如一台机器由一个成年男工或少年工看管，一小时印制的四色花布的数量，等于过去２００个成年工人印制的数量；此外，机器印花还可以节省染料。这样，率先使用这种机器的企业生产的单位产品的个别价值就会显著降低；只是由于当时这种机器还远未普及，从而该产品的社会价值还未相应下降，因此，这个企业的一个工人（哪怕是个“少年工”）的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社会价值，就会比当时同样印制花布的一个手工劳动的工人创造的社会价值大２００倍。显然，对这类现象只强调这个少年工活劳动的作用，不分析先进技术在促使用它进行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该商品的社会价值中的作用，是难以说明问题的。
再以节约物化劳动为主的先进技术（它在当代正在迅速发展）为例。率先使用这类先进的劳动资料或劳动对象，能够使生产的单位产品中包含的转移价值显著小于社会平均水平，导致产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单位产品中转移价值的减少，与那种所使用的生产资料未变，仅由于改进了管理和操作方法等原因而引起的生产资料节约，是有原则区别的。如果对后一类现象可说是因活劳动的作用增强促成的，与生产资料本身无关；那么，对前一类现象就难以用同样的理由解释清楚了。由此可见，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劳动起自乘劳动作用的两类不同情况
的确，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许多劳动的复杂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但如想以此为依据，用使用先进技术的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说明上述问题，却未必妥当。
首先，“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并不一定都是复杂程度也提高了的劳动。马克思在分析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劳动的情况时就一再明确指出：“机器的应用使熟练劳动成为简单劳动”、“从事各种不同形式活动的比较复杂的劳动被消灭了，代替它的是简单的机器劳动”、“更简单的劳动代替了以前的简单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７卷，第５５６页、５２０页、５２１页）其次，应该明确，只有“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才会导致单位产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而复杂程度高的劳动本身并不会带来这种后果。再次，还要看到，当先进技术具有的较高的效能确定时，如果必须以复杂程度更高的劳动才能操作使用它，则用它生产的单位产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的幅度，不仅不会更加增大，反而会相应缩小。这只能是削弱而不是强化这种劳动多创造价值的作用。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能把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起自乘作用（即能在同一时间内创造较多的价值）的两类不同的情况混为一谈。马克思在一个场合曾说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他在另一场合说的则是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所起的自乘作用。这两类劳动的自乘作用是有原则区别的。第一，前者是与简单劳动比较而言的，后者则是与“同种社会平均劳动”比较而言的。第二，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相比所以能在同一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是由于复杂劳动能力的形成，本身就需要付出劳动的培训过程，因此，用它进行生产时，它在同一时间内实际付出的劳动量就比简单劳动更多；而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则是由于它的劳动生产率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更高。第三，前者并不以同类商品的个别价值一定要小于社会价值为前提，后者则必须以此为前提。第四，前者本身并不会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后者则相反。第五，复杂劳动在一定领域普及时，它与社会依然存在的简单劳动相比而产生的自乘劳动的作用并不会消失；而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当所用的先进技术一旦普及了，它的自乘劳动的作用就会随之消失。当然，实际生活中劳动的这样两种不同的自乘作用可能在同一过程中同时并存，这种并存又会有不同的组合，从而使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的自乘作用既可能弱化也可能强化。当我们分析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能够在同一时间内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的成因时，不能用复杂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比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更多去说明。
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再考察
为了进一步分析我们的问题，很有必要对马克思界定的作为价值实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再考察，以便完整准确地把握住它。
马克思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见，制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少的有两类标准条件，即“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和“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然而，各个企业实际存在的这两类条件与马克思这里说的标准条件相比，一般总会多少存在一些差别。不过，通过市场竞争，不但更熟练或强度更大的个别劳动时间可以被承认为更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且在更优越的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个别劳动时间也会被承认为更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当然，生产条件是多个变量的综合，包括分工协作、生产组织与管理、生产规模、自然条件与生产技术或生产资料的效能等。就其中的生产资料的效能来说，其效能提高意味着用它生产时可以相应节约活劳动与物化劳动或自然资源，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由于用它生产时可以更有效地无偿利用自然力代替更多的人力。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正是人类在生产中无偿利用自然力以代替人力的能力的发展。马克思甚至说：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因此，也可以说生产资料效能的提高就意味着它的这种生产率的提高。
当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些自然力本身没有价值”，“它们进入劳动过程，却并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因此，劳动生产中无偿利用自然力的水平提高时，一方面引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方面导致单位产品所含的劳动量的减少。所以，马克思说：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这种成反比的关系，意味着多种变量决定的劳动生产率与单一变量（抽象劳动）决定的商品价值之间，存在着可以使它们相互逆向转化的基础。这种基础就是劳动生产时利用无偿的自然力可以节约或代替人力这个广泛存在的事实。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说的“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指的就是当时社会生产某种商品时平均达到的利用自然力无偿代替人力的水平。这一水平越高，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其社会价值就越小。而当劳动者使用先进技术进行这种生产时，与用社会平均技术相比，由于无偿利用自然力代替人力的水平更高，因此，用它生产的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就会小于社会价值。这就是使用先进技术的“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能够起着自乘劳动的作用的真正成因。所以，一旦这种先进技术普及了，变成社会平均的了，商品的社会价值就会降到这一个别价值的同一水平上。这时，使用这种原来是先进的现在已成为社会平均水平的技术进行生产的同一个活劳动，由于它所生产的单位产品的个别价值不再小于社会价值，因此它也就不会继续在同一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了。
归根到底，这种基于使用具有较高生产率的先进技术而出现的商品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的现象，是发明创造先进技术的复杂劳动所起的作用的折射。这种现象在商品经济中体现着一定的物质利益。在市场竞争中，这种利益可以在先进技术的发明者、率先生产出这种先进技术设备的企业、率先使用这种先进技术设备生产某种商品的企业和这某种商品的购买者之间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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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乡镇企业要加快自身的改革与发展
孙荫环与赵元军在《在困难面前的思考》一文中指出：目前许多乡镇企业都面临着生产经营上的困难，是自身条件对现有市场环境不适应的结果，而这种不适应又恰恰暴露了自身的缺陷。在当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市场观念已经历了以下三次大的变化：以生产为核心的市场观念；以推销为核心的市场观念；以消费者为核心的市场观念。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目前的市场观念基本停留在第一、第二阶段上，对第三过程还缺乏认识，对市场范围的认识大多乡镇企业也只盯着家门口有限的空间，缺乏开拓外埠市场以及海外市场的进取精神和勇气。观念的落后，决定了在产品的开发决策、生产经营组织的建立及企业管理标准的制定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
由于乡镇企业管理者缺少现代知识，有勇气但缺少科学方法，很大程度上仍在沿用着管理生产队的办法来管理企业。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企业管理者自身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即需要具备全新的市场观念、现代的知识结构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才能继续站在发展的潮头。还有，纵观乡镇企业的整体产品与技术水平，真正引进的先进技术和产品是极其有限的，更谈不上什么国际水准的名、特、优、新及创汇产品。因此，今后乡镇企业要引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式，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的质量档次和技术档次，拿出自己的拳头产品。乡镇企业必须着眼未来，加快自身的改革和发展。（摘自《人民论坛》一九九六年第三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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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跨世纪的选择
——《新亚欧大陆桥战略研究》评介
马洪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措施来推动新亚欧大陆桥的开发开放。在国际上，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扩大亚欧交流的主张，得到了沿桥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在国内，继“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沿线地带的可持续发展”被列入首批《中国２１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之后，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又将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列为全国重点开发建设的五大经济区域之一。沿桥地带的大开发、大开放开始进入时代前沿，这对于改变我国中原、西北广大地区开发开放相对滞后的局面，促进我国南方与北方、东部与中西部的持续协调发展，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增进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进入９０年代以来，亚太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亚太地区与欧洲经贸交流不断扩大，新亚欧大陆桥成为国际经济贸易大走廊的趋势更加明显。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经过１０年多的建设，整体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陆桥经济带的开发也进入了实质性的启动阶段。
在这种形势下，高振刚主编的《新亚欧大陆桥战略研究》一书的出版，必将有助于人们全面正确地认识新亚欧大陆桥的整体轮廓，把握新亚欧大陆桥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为国家有关部门及沿桥地方政府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作者对新亚欧大陆桥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新亚欧大陆桥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陆桥区域经济发展演进规律，加快大陆桥开发开放对策等许多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概括起来，这本书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展示了大陆桥运输和陆桥经济带的发展趋势，比较全面阐述了大陆桥发展的战略意义，对新亚欧大陆桥的认识有了创新和提高。第二部分主要是探讨研究了新亚欧大陆桥的桥头堡问题。首先对桥头堡进行了科学定义，通过对西桥头堡鹿特丹和安特卫普的介绍，丰富了人们对桥头堡的认识。其次根据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的发展变化，论述了日照与连云港双桥头堡格局的客观存在，介绍了“双堡”开发建设的有关情况。最后从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和陆桥经济带的实际出发，论述了建设东方桥头堡的重要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快东方桥头堡建设的具体措施，具有较高的决策参考价值。第三部分介绍了中西亚国家开发利用大陆桥的设想和我国沿桥地带的基本情况，帮助人们认识陆桥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第四部分搜集了我国有关专家及领导对大陆桥的论述及有关报刊的重要文章，帮助人们了解大陆桥开发开放战略的有关情况。这是一部我国目前关于新亚欧大陆桥研究的力作。我坚信，经过跨世纪的努力，新亚欧大陆桥必将成为国际经济贸易的一条大走廊，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