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随想
“达西浦现象”说明什么
刘杰
元月２１日和２月１日，正在兴建中的达西浦国际实业（安徽）有限公司在本报刊出招聘广告，很快就得到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台湾在内）１万多名应聘者的响应。其中获硕士学位者８３人，获博士学位者１６人，博士后３人。据统计分析，应聘人员中大多是沿海开放时由安徽东南飞的“孔雀”，如今要回头为中西部崛起而出力；另一部分则是沿海发达地区的人才，他们看好合肥作为中西部与沿海连接的“桥头堡”的优势，要来安徽一展才华。３月２２日和２３日，面试者每天都排成几十米的长龙。那几天，合肥人街谈巷议，无不是这令人惊喜的“达西浦现象”。
“达西浦现象”令人瞩目，也引出我们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几点深思。
安徽虽然是农业大省，但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强农不忘重工，家电行业更是异军突起，成为全国的轻工大省。安徽还一改“蜗居”之旧貌，去上海，上北京，跑香港，赴美国宣传推销自己，形象大为改观，对海内外投资者产生了很大吸引力。
在发展中西部的大势中要乘机而上，关键是要选好项目，起点要高。达西浦公司是由香港、日本、美国及合肥几家大公司合资兴办的，生产的飞歌牌空调器是针对欧美市场和美国商场设计的。公司主要技术和质量管理人员全部从日本聘请，技术骨干在日本培训，设备选用国际上最先进的。总投资达１．１亿美元，设计规模为年产１２０万台各类空调器。这对那些身怀“绝技”、知识渊博、抱负远大者当然是挡不住的诱惑了。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合肥高新技术开发区设施齐备，环境优美，令人向往。另外，合肥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达西浦从立项以来，一直得到省市领导的关心和直接过问。公司的注册手续从申请到批准只用了一个星期；基建用地、供水、供电等有关手续一天内完成。这种速度在沿海城市也是少见的。林秀才能引来凤凰鸟，上上下下的共识，上上下下的行动，怎能不让有识之士为之心动呢？
由“达西浦现象”看出，审时度势，强化自身，不等不靠，积极创造，乃呼应中西部发展大趋势之上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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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肩担四头突破一头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书记王树斌一席谈
本报记者董伟
王树斌，１９４２年生，１９６８年毕业于黑龙江工学院机械系。曾任牡丹江市副市长，齐齐哈尔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现任齐齐哈尔市委书记。
当年读大学工科，现在又在我国闻名的重工业城市——齐齐哈尔市当领导，无论是昔日的报国理想，还是今天肩上的重担，都使我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常想，作为市委书记，要肩担四头——国家、地方、企业（集体）、职工（个人），哪方利益都不容忽视。但是，在“四头”中，企业又是当前最重的一头，因为，它是国家、地方财源（税收）的主体，又是职工发放工资的载体，搞活了这一头，才能活四头。近年来“东北现象”严重困扰齐齐哈尔市，许多企业陷入困境，职工开不出工资。我想，作为市委书记，在为全市经济发展和工业结构调整而费心的同时，要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多做点具体工作。
上任伊始，我就一头扎在第一机床厂。这个厂在为国家提供先进重型车床设备的同时，实行“母体裂变”，成立了２０多个经营实体，大搞多种经营，在市场竞争中主业不盛副业兴。我们在厂里召开了市委班子调整后的第一个重要会议，向全市大中型企业负责人推荐机床一厂的经验。待企业形势好转，我又主张一、二机床厂进行产业组合，建成我国数控机床中心，形成具有垄断地位的产业化优势。
老工业基地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技改投入长期不足，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重中选重，以形成新的产业优势。同时，在技改中强化企业的投入产出、市场、竞争和效率４个意识，并要求企业在技改项目施工及投产后，必须实行新的机制，以避免走计划经济时企业“不改造等死，改造找死”的老路。现在，全市已建成国家级特种车辆、重型设备、特种钢、造纸、体育器材等生产基地，同时，大力实施食品工业发展战略，以解决工业结构偏重问题。
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任重道远。现在，我还有一块心病，就是闻名全国的３大军工厂还没有完全活起来。这块病除了，齐齐哈尔市的前途就更充满希望了！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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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题报道
讲述寻常百姓事
——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纪事
本报记者赖仁琼
第一个以普通人为拍摄主体的电视栏目——《生活空间》开播３年来，向观众讲述了千余个“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然而，许多沉浸或回味于“故事”中的观众并不满足，他们还想知道“故事”后面的故事。
平凡人最值得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可以真实地反映我们这个正在变革的时代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话，至少让几亿人听了觉得亲切。”制片人陈虻说，他刚来组里时，栏目还无准确的定位。为此，陈虻发动大家献计献策，他也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但一无所获。就在陈虻给自己限定最后期限的那天半夜，他忽然从睡梦中醒来，抓起笔飞快地在纸上写下一句话。此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了《生活空间》的定位。去年，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特意给陈虻颁发了好点子奖。
在《生活空间》开播之前，电视台还没有一个专门反映普通人生活的专栏。随着《老两口走天下》、《百岁老人》、《久远的音符》、《茶博士》、《夏天告别北京》、《评弹艺人跑码头》等节目的播出，观众被片中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深深打动着。那些看似平淡的故事，蕴含着深邃的人生哲理，让人在无穷的回味中思考生命的价值。
“如果对生活没有热情，不可能对作品充满感情。”摄像毕鉴峰说：“能打动观众的地方，首先打动了我们。”《生活空间》的编导、摄像多为年轻人，有的走出大学校门才几年，在拍摄普通百姓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观念、情感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拍片不是表现自己，而是发现生活。”陈虻这位《生活空间》的当家人对电视有较多独特的思考。他认为，平凡人最值得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可以真实地反映我们这个正在变革的时代。
为了拍摄《久远的音符》，孙华拉、李晓明与研习古乐的农民一起睡土炕、拉家常；为拍摄《老家》，叶庆华跟随那位大学生到了河南扶沟乡下老家割麦、卖瓜；为拍摄《评弹艺人跑码头》，倪俊与跑码头的艺人一起挤火车、长途汽车……虽然被拍摄者不是英雄豪杰，未干出轰轰烈烈的业绩。然而，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们为《生活空间》提供了真实、丰富的素材，从而为观众展示出一幅幅清新、自然的人生画卷。
纪实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贴近普通人的内心就会发现真善美
一些观众看到特别喜欢的片子，常常打电话给《生活空间》，也有影视界同行问陈虻：“你们如何把纪实片拍得如此自然、流畅？”陈虻说，纪实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的拍摄对象几乎从未上过镜头，但在摄像机前却如此放松，关键在于编导、摄像的工作方式和行为方式表达了一种对被拍摄者的理解和尊重。平凡人看似普通，但贴近他们的内心就会发现真善美。
从未见过尸体的编导鄢曼要拍一个与太平间一墙之隔的家庭，看管太平间的李秀珍原本同意拍摄，但不知何故中间又突然变卦。鄢曼遭拒绝后并不放弃选题，而采取交朋友的方式与李秀珍及其家人沟通、熟悉。鄢曼极善“感情投资”，她擅长烹饪，便到农贸市场买些菜拿到李秀珍家大显身手，人家吃了她的自然“嘴短”。后来，《我爱我家》在他们真诚、友好的交往中顺利拍完。李秀珍说：“你们以后不来了，我还真不习惯。”如今，李秀珍常打电话给鄢曼，连女儿的婚事，儿子的就业等都要征求鄢曼的意见。而鄢曼也时常在同事们面前我们家长我们家短地念叨，好像自己已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
虽然《生活空间》播出的节目并非个个都精彩，但每一部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片子，拍摄过程大都十分艰难。剪成６集的《母亲》拍了７０多本可播放２０００多分钟的素材，编导海天等人前后７次去天津，拍摄、制作历时半年。谈及此片的拍摄，海天说，那位９０多岁的老太太状告子女不赡养，而几个子女虽成被告却各有各的苦衷或理由，因他们最初受到传媒和公众舆论的一致谴责，所以采访经常遭到无礼拒绝。
功夫不负有心人。也许是海天的真诚、执著打动了对方，在深入采访拍摄中，他们有许多发现，也有许多感悟。老太太的二女儿看似厉害，但却对自己有残疾的独生女十分疼爱。老太太４０多岁守寡，含辛茹苦将子女抚养成人，但在垂暮之年不仅不能与儿孙同享天伦之乐，反因家庭矛盾引起法律纠纷。法院判决后不久恰值“五一”，老太太满以为女儿会来托老所接她回家过节，但一直等到傍晚，谁都没有去。在失望中老太太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她们都挺忙，各家都有各家的事儿……”此情此景使在托老所跟踪采访的海天感慨万端。他说，这部长片真实地纪录了这个家庭的一段生活，尽可能展示了每个人生存的合理性。片尾有这样一句话：“新的一天开始了，又有许多新的生命诞生，又有许多女人做了母亲。”这句话很平常，但却让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观众去思考：今后应当怎样做子女，怎样做母亲？
选择一种职业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虽然大家吃苦受累，但却无怨无悔
在《生活空间》组，拍摄、制作节目与其说是一种工作，不如说是对生活的一种体验。这些讲述老百姓故事的人自己也有许多故事，而这些故事无一不饱含着他们的热情、真诚与艰辛。
《生活空间》的拍摄对象全是老百姓，久而久之，老百姓的生活也感染、影响、改变着他们。编导郭佳说，上大学时自我感觉良好，来《生活空间》后不仅学会了拍片，还学会了换位思考。她十分感慨地说：“我发现自己变得善良了。”
几乎每一个选题都会使编导倪俊引发片子以外的联想：《蹬三轮的小伙》、《滑翔队》、《离婚》……毕业于戏剧学院的倪俊从中感到，生活远比想象的要丰富、复杂得多。
因为热爱电视才来《生活空间》，这是全组人员的共同感慨。他们说，选择一种职业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虽然吃苦受累，但却无怨无悔。《准备高考》有这样一组镜头：考生复习功课到凌晨３点后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６点考生起床，字幕打出“第二天早上６点”。原来，为了保证连续拍摄的真实性，编导樊馨蔓、摄像杨林当时没地方休息，一直坐在考生家的客厅。
“拍老百姓的故事我不断被感动，被净化。”编导叶庆华说，他原在地方电视台拍专题片，来《生活空间》后，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观察，发现并提炼生活。学会讲故事的摄像李晓明认为，真实不是简单的煽情，必须用“心”去拍摄，片子才可能真实感人。
老百姓的故事不仅老百姓爱看，文化人也爱看，而且一些专家也说好。真实、自然、平和，这既是《生活空间》的栏目风格，也是摄制组３０来位创作者的品格。（附图片）
左上图：《生活空间》全体人员合影。
左下图、下图：《生活空间》工作照。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沂蒙山走出贫困
本报记者贾建舟刘磊
最近，位于革命老区沂蒙山区的沂水、沂南、蒙阴、平邑、费县、苍山、泗水、山亭终于摘掉戴了１１年的贫困县（区）帽子。至此，沂蒙山区的国家重点扶贫县已全部脱贫。在全国１８个重点连片扶贫区中率先实现整体脱贫。
“新愚公”绣出“山水画”
７６岁的李奉田每天还在山上忙着，挖坑，栽树，浇水。他与这座当地人称作北山的青石山结伴已１２个年头了。
那还是１９８４年，村里想把这座寸木不长的北山承包给村民，可没人敢要这块难啃的“骨头”。“五保户”李奉田坐不住了：吃“五保”有啥意思！他拎着镐头就上了山。李奉田硬是用镐头劈开石头，把土抠出来栽上树。就这样，老人磨秃了１０多把铁镐，栽了２万棵树。李奉田无儿无女，但他留下了一座郁郁葱葱的青山。山亭区政府给他立了一块碑，上书５个大字：“当代新愚公”。
在沂蒙山区，正是这千千万万个“当代新愚公”，将座座荒山变成了“花果山”。这一带山区几乎都是只长石头不长庄稼的砂石山和青石山，从１９９１年起，不甘贫困的沂蒙人开始大规模的山区开发。省扶贫办主任张殿忠告诉记者，当时制定了一个５年开发１００万亩砂石山的规划。刚开始老百姓热情并不高，但砂石山开发的良好效益很快唤起他们的积极性。他们用炸药将满山的石头炸碎，然后开出平整的梯田，种下花生，栽上果树。５年过去了，省里一验收，开发面积竟达１５８万亩，新增耕地５６万亩，新建果园１００多万亩。
１０年前，本报发表过一篇《沂蒙印象》，描述当时的沂蒙山还是“起伏的荒山，大片大片秃裸的浅褐色，点缀着稀稀落落的绿斑”。但今天的沂蒙山，已是满眼翠绿，座座青山，连绵不绝。许多地方已形成“山顶松柏戴帽，山坡果林缠腰，山脚粮菜丰茂”的立体种植格局。在这美丽的“山水画”背后，是一个沉甸甸的数字：５年山区开发，累计投工２．６亿个！
用科技作“撑杆”跳得高
几年前，“科学种田”这个词对山里人来说，还是那样遥远和陌生。在他们看来，果树栽下了，也就没事了，再就是开几朵花结几个果，还能变出个啥花样？于是，政府无偿提供塑料薄膜，农民没人想要；农技员说果树要进行人工授粉，果农没人相信。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句老话了。但沂蒙人近几年才悟出应该怎么“吃”：那就是靠科技。
“我们与先进地区差距很大，最重要的差距就表现在人的素质上。”这是蒙阴县委书记刘宗元南下考察归来后最深的感悟。正是有了这种认识，蒙阴在已实现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基础上，又在全县开展了“扫科盲”的活动。１９９５年，全县９０％的农村劳动力都接受了科技培训，培养出一个个庄稼地里的“能人”。全县农民人均收入达到１７９０元，而１０年前被定为国家重点扶贫县时，农民人均收入仅１８８元。
尝到科技甜头的农民，参加培训的热情也高涨起来。过去，搞科技培训，补贴误工费，农民还不乐意。可现在，听说有培训，大家都抢着参加。
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全国许多贫困山区都瞄上了林果业。面对这种形势，山亭区副区长王长海说，现在山区发展林果业，靠那些大路货已没有出路了，只有在“名、优、稀、特”上做文章，才能在市场上领先一步。近年来，沂蒙山区引进大量“名、优、稀、特”的林果精品。发展畜牧业，也引进和培育了一批牲畜良种。各地通过引进精品、良种，结合各自特点，形成了当地的优势产品。
沂蒙山区这几年的发展是跳跃式的，如果说有一根神奇的“撑杆”，那就是科技。
打开“山门”闯世界
山东省最大的批发市场在哪里？想不到就在沂蒙山区的临沂市。这个占地２．７平方公里，由２０个专业批发市场组成的临沂批发城，高峰时日上市超过１５万人次，每天从这个批发城开出的货车就有上千辆。全省十大商厦中，临沂竟占其二。
历史上曾被视为“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土货不出，外货不入”之地的沂蒙山区，这几年打开山门，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各类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沂蒙人的“脑门”也开窍了。平邑县有个小山村，多少年来都是“一年种粮半年挨饿”，人称“无粮店”。１９９０年，他们请来专家，鉴定发现这里的石头都是质量上乘的花岗岩。于是，村里迅速开始了花岗石的开采加工。到１９９３年，这个村一举成为全县第一个“亿元村”。村子富了，庄户人把村名改成了“余粮店”。
余粮店的变迁，是沂蒙山区变化的一个缩影。沂蒙山各区、县都找各自的优势发展经济。平邑县利用丰富的矿产资源，建成了全国最大的花岗石开采加工基地；苍山县以其５０万亩蔬菜成为山东省的“南菜园”，蔬菜远销２０多个省市；蒙阴县利用山区草多的优势，发展养殖业，长毛兔存养量达２２０万只，成为全国最大的长毛兔基地；费县年出栏生猪５０万头，跨入全国肉类生产百强县行列。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经过几年的磨砺，沂蒙人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变得越来越自信和成熟。（附图片）
题图：治理后的山亭区水泉乡围泉流域。
李广友刘子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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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生舞台
徐恒昌“当官”记
本报记者程曦
今年３２岁的徐恒昌当上吉安市长塘乡大塘村党支部书记，还是去年１０月的事。此前，他也算个“官”，而且还是“京官”呢。
１９８７年，２４岁的徐恒昌从部队退伍回家，单枪匹马到北京做起贩菜生意。由于菜的质量好，价格低，而且雨雪冰霜、春夏秋冬从不歇脚，生意越做越大，连钓鱼台国宾馆用的菜都是他送的。徐恒昌在北京又贩菜，又开餐馆，还开公司，成了吉安老乡公认的“头”，被戏称为“菜帮帮主”。
１９９２年，为管理好６０００多人的“贩菜大军”，吉安市专门设立吉安长塘乡驻京联络处，成立党支部。徐恒昌就当上了联络处主任。这主任没有级别，没有工资，但什么都要管，从计划生育一直管到业务协调和接待客人。自“当官”以来，不但没有从中赚到“一两银子”，反倒贴上了十几万元，但他并没有因赔钱而递交辞呈。
徐恒昌在北京活出了“人样”，可大塘村的贫穷在吉安市依然榜上有名。为了大塘村也能有个“村样”，上级领导想到了徐恒昌。这回，徐恒昌犹豫了，回村当支书，意味着放弃８年奋斗打下的江山，大塘村欠债１万多元，１８年没有发展一名新党员，许多人关心的是有没有救济款。这副烂摊子，谁愿意来整治啊？可最后，徐恒昌还是经不住地委王书记“三顾茅庐”，走马上任。
村里穷得丁当响，如何干事业呢？徐恒昌变起了“戏法”。
吉安市商品交易会搭建竹棚工程要招标，徐恒昌灵机一动，制订方案投标。结果，大塘村一举夺标。二天半完成任务，既得到商品交易会组织者的称赞，又挣了１万多元钱，还清了两年欠债。
针对村里要地没地，要钱没钱的情况，徐恒昌想办法争取到１５０万元贷款，利用邻村的２８．３亩土地，建起了甲鱼养殖场，又利用甲鱼池与邻村的养甲鱼大户合作，引进资金７５０万元，还引进养甲鱼技术。徐恒昌的“小九九”是：３年后收回贷款，每年还可以为村里创收３０多万元。
他还团结村干部，带领村民们修了路，办起砖厂、果园。在计划生育、旱床育秧技术推广方面，大塘村也从后进变成先进。这些事情，是徐恒昌上任不到６个月办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