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世纪光明行
——深切怀念孙越崎同志
煤炭工业部
我国著名爱国人士和社会活动家，现代杰出的实业家，煤炭工业部原顾问孙越崎同志于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９日在北京逝世，令崇敬他的全国煤炭系统的数百万干部和工人痛惜不已。
作为一位跨越世纪的老人，孙越崎从本世纪２０年代中期创办煤矿开始，到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后担任煤炭部顾问，７０多年来一直在为发展祖国的煤炭事业呕心沥血，成为我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
煤炭事业被人们誉为“开采光明”的事业，孙越崎在致力于这一神圣事业的同时，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强盛紧紧连结在了一起，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都义无反顾地跨越崎岖，去追索那为无数仁人志士所崇尚的光明，形成了他百年顽强生命历程的世纪光明行。
（一）
孙越崎１８９３年１０月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一个殷实的耕读世家。１９１９年５月，孙越崎以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的身份，参与组织了天津学生联合会，被学校开除。后得蔡元培先生帮助，进入北京大学采矿系继续学习，从此与煤炭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１９２１年，孙越崎从北大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在此前后，他到开滦、抚顺和本溪的煤矿实习并做了深入调查。１９２４年１月，他带着“实业救国，强盛民族”的抱负，以中国官方探矿队队长的身份，奔向黑龙江的穆棱，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创业——勘探开发煤矿。
在穆棱，孙越崎整整奋斗了５年零８个月，到１９２９年，终于把穆棱建成了黑龙江省当时唯一的现代煤矿，年产量达到３０万吨以上。
（二）
１９３７年７月，日寇入侵，河南焦作中福煤矿公司总经理孙越崎决定：将机器拆下来迁走！这一消息立刻在公司内外引起震动。
中福煤矿公司是１９１５年河南中原公司和英国福公司合办的新型煤矿，是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大型无烟煤矿之一，１９３５年年产煤达到了１００万吨。１９３６年底重新推选出的中福公司董事会，将孙越崎选为公司总经理。正在蒸蒸日上的中福公司竟要拆迁机器，怎不让人震惊！
原中原公司的四位董事找孙越崎质询：“听说您在拆迁机器？这是我们河南的财产，不能拆走！”孙越崎深谋远虑地说：“中原一向是战争之地，但以前都是内战，这次是日本帝国主义公然侵略我们，马上会打到这儿。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条是不拆不迁，那敌人可以用，我们不能用；第二条是完全破坏掉，敌人不能用，我们也不能用；第三条是全部拆走，敌人不能用，我们能用。拆走的器材产权仍归你们所有，到南方找煤矿由我负责；开矿得到的利润全部给你们。以上三条，哪一条好，由你们定。”一席话说得董事们面面相觑，都同意拆迁了。
当日军长驱南下时，孙越崎已把７４００多吨机器设备，连同１０００名员工和家属安全地撤往汉口。迁入后方的焦作矿工利用那些设备，在湖南谭家山边勘探边采煤，短短时间出煤４．２９７５万吨，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１９３８年３月，孙越崎与四川天府煤矿公司董事长卢作孚商定，将中福的机器材料及技术管理人才迁往四川，相继开办了年产５０万吨煤的天府煤矿和年产１０万吨煤以上的其他三个煤矿，孙越崎兼任四个矿的总经理，为抗战后方的能源供应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１９４１年，孙越崎出任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又去领导开发出中国的第一个现代石油基地——甘肃玉门油矿，为前线、后方严重油荒的中国抗战提供了新的能源保证。他由此被人们誉为“煤、油大王”。
（三）
１９４５年８月，孙越崎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经济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职。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孙越崎利用国民党社会部在南京召开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的机会，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资委会的去留问题。三四十名重要工矿企业的负责人被孙越崎秘密召集到资委会礼堂开会。孙越崎说：“共产党必胜的大趋势，已是有目共睹。我们资委会下辖的企业、员工要做好弃暗投明的准备。今后要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将来共产党建国搞工业，一定会用我们的。希望各位回去以后将这番意思秘密传达到附近的厂矿。”由于孙越崎的洁身自好及其表率作用，他掌管的资委会在国民党政府中确是一个特殊机构，与政界、军界的腐败不同，有很可靠的思想基础，所以孙越崎敢于公开表示对政府的“叛逆”，并获得了同仁的支持。此时的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单位，拥有１２１个总公司和总机构，下辖生产单位上千个，职员３．２８万人，其中４０％以上是大学毕业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仅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高级人才就有３０００多人。
这次秘密会议后的第二个月，蒋介石突然召见孙越崎，命令他把南京的五个厂拆迁到台湾去。孙越崎借故拖延，想尽办法拒迁。在蒋介石怀疑他被共产党左右着，并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催促之时，他担着杀身大祸的危险，仍然拒迁，还利用代总统李宗仁的“和谈诚意”作“挡箭牌”。后来国内形势迅速变化，蒋介石再也顾不上问迁厂的事了。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他组织了资委会香港贸易事务所员工起义。至此，他就职的资委会成为国民党政府中唯一全体留在祖国大陆的部级单位，其中的职员、技术人才以及企业的设施、资金，全部完整保存下来，成为新中国重工业建设的重要力量。
蒋介石恼羞成怒，宣布开除孙越崎的国民党党籍，并下令以“叛党、叛国罪”通缉他，甚至在他离开香港时，还派出四艘军舰在海上拦截他，不料截错了船只，孙越崎幸免于难。
（四）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１９５２年７月中经委撤销后，他申请到煤矿做技术工作，被分配到当时全国最大的唐山开滦煤矿，担任总管理处第三副主任。
开滦煤矿的老同志都记得，当时年已花甲的孙越崎经常下井指挥生产，感动了矿工们。他懂技术和生产，处理问题果断。他组织工程技术人员攻关，改造了井下使用的干式钻机；实施以机械代替人力的工程，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
１９８１年，已是耄耋之年的孙越崎受聘担任了煤炭工业部顾问。十几年来，为了煤炭事业的发展，他亲赴矿区实地调查研究。山东、内蒙古、河北、江苏等地煤矿留下了他考察调研的汗水。
１９８３年８月，担任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的孙越崎，以９０岁的高龄到内蒙古视察时，执意要去看看当时正待开发的东胜煤田。看到一路漫山遍野乱挖滥采的小煤窑，孙越崎心疼得不得了。回到呼和浩特，他马上主持写出一份报告，向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厅建议，立即对各地开办的小煤窑统一管理。
与此同时，孙越崎还从事着另一项崇高而又伟大的光明事业——为祖国的统一倾注心血。解放后，他担任了二、三、四、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还先后担任了民革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１９５１年初，孙越崎促成了曾任国民党“行政院长”的翁文灏从台湾返回祖国。几十年来，他为了祖国的统一，以各种方式和台、港、澳过去的老同事、老部下、老朋友联系，与海外同胞和侨胞通信，组织互访、联谊等活动。
孙越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写文章，写信，撰改书稿。他深知，祖国的能源工业、煤炭事业，是开采光明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为人类社会奉献光源和热能。
在孙越崎同志逝世的日子里，我们深为这位世纪老人一生为祖国能源工业的创办、发展而披肝沥胆、执著开发、趋向光明的精神所感动。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春天的思念
——纪念罗瑞卿同志诞辰９０周年
郝治平
１９０６年农历闰四月，瑞卿出生在四川南充舞凤乡清泉坝，幼时家境比较富裕，有一位知书识理的母亲。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受到家乡著名进步人士张澜先生和共产党员吴玉章、李鸣坷等人的影响，于１９２６年毅然离开家乡，投考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１９２７年春，大革命失败后，他历尽磨难，辗转三省，最后在上海找到党组织。１９２８年１０月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瑞卿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瑞卿热爱生活，生命力和正义感都特别旺盛和顽强。正因为如此，他在生活温饱，前途稳妥的情况下，却为了追求更广泛的社会公正，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前途未卜的社会革命中去。尤其是当他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定把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之后，他生命中最美丽的东西就开始显现，他生活中最辉煌的时期就开始了。
我跟我的儿女们说过，他们的爸爸这一辈子就像在激流里行船，没有片刻的怠慢或停歇。尤其是党和人民委他以重任的时候，他从不退缩和畏难，反而愉快舒畅，精神百倍。他这一生中，越是艰苦、困难，越是需要独当一面，责任重大的事情，他越是干得出色、漂亮。红军时期他担任红一军团后来是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在革命最艰苦的时期，保卫了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安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长和副校长，为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干部。解放后他是建国后的第一任公安部长，为巩固和保卫新生的政权做出了贡献。１９５９年以后，他到军队担任总参谋长和其他重要职务，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竭心尽力。他这种积极进取、喜欢迎接挑战的作风，给他的战友和同志们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１９４６年６月，朱德总司令向党中央、毛主席推荐瑞卿任晋察冀野战军政委时，说他“是此间优秀干部”“平时训练，战时指挥均能胜任愉快”。
１９３８年，毛主席叫瑞卿在他隔壁的窑洞里撰写《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一种读书写书的轻松气氛里，毛主席曾经送了两句话给他：“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毛泽东使用这种深奥的东方哲理，是为了表达对瑞卿待人处事严厉无私的一种轻微的责备。应该说，毛主席对瑞卿的观察是准确的。这确实是瑞卿非常突出的个性，而且一生未改。实际上，瑞卿根本不懂得，对革命事业中的任何一件事情怎么能够不“至清”，不“至察”，或者，不清、不察，和“至清”、“至察”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所以，瑞卿虽然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是他确实很少做违心的事。他很不懂得避开锋芒去选择一种既不是不对，也不是对的权宜之计。他认为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他就努力去做。当他认为不对头的时候他就要明明白白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所以，６０年代中，当国防部长林彪一手遮天时，瑞卿这个总参谋长却偏偏不肯在他的淫威下低头，苦苦抗争，成为文革的第一个受害者。也正因为如此，文革结束后，在他恢复工作，任军委秘书长的短短一年里，他又冒着风险，积极支持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正确立场。在他临出国治病的时候，还亲自主持修改、定稿，并指示解放军报发表了由中央党校吴江同志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由于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的党中央负责人的错误立场而难以发表。他对当时的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同志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虽然瑞卿没能看到这场关系党的命运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最后胜利，但为了争取这个胜利，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了党的改革事业，瑞卿又一次勇敢无畏地战斗过了。
瑞卿对普通人有着深厚的同情心。他总把自己当成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特别注意关心和帮助那些比自己弱小并处在逆境中的人。瑞卿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朋友中间就是有口皆碑的急公好义和有侠者风范。参加革命后，对同志，对劳苦大众，他更是古道热肠，尽量扶助。
１９３０年，瑞卿在红四军第二纵队任政治部主任时，为给毛主席搜集白区的报纸，曾委托一位做邮差的老表到白区去收集。几天后，这位老表满载而归，并向瑞卿交回剩余的两块光洋。瑞卿看到这位邮差薪水菲薄，家小多，生活很困难，便将这两块光洋送给这位老表。这位老表将这两块大洋珍藏起来，一直舍不得花。后来生活实在困难，便将这两块光洋换了四十枚五分的中华苏维埃铜币。这些铜币他每用一枚都要掂量再三。当剩下最后一枚时，他决心永远保留以作纪念。全国解放以后，他从报纸上看到瑞卿已经当了公安部长，就给瑞卿写了封信，并把他珍藏了２０年的这枚铜币寄给瑞卿。后来，瑞卿将这枚铜币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在长征路上，保卫局有些干部患了重病，连牲口也骑不了。瑞卿身为保卫局长，不愿意有一个人掉队，便组织人将他们抬着走。在过草地的时候，侦察科长谢滋群吐血，身体虚弱，走不了路。有些同志建议将他寄养在老乡家里，瑞卿不同意，他说，一定要把滋群带走，不能走就用担架抬。随后，亲自组织人抬担架。一师副特派员周贯五未过草地就腹泻，坚持到哈达铺。医生诊断是痢疾，不仅不能走路，连马背也坐不住了。瑞卿知道后便派了一个班将周抬到医院，然后随医院一直到陕北。谢滋群、周贯五常对他们的孩子说，瑞卿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文革后，我们的外孙、孙子相继出世，家里请了来自安徽和我的河南老家的阿姨。吃饭的时候，瑞卿总要叮嘱儿女们，给照顾孩子的阿姨把饭留出来，不要让阿姨吃剩的。瑞卿那时已经进入老年，文革中受了那么多的苦，自己的身体非常不好，行动也非常不便，但还关心到这种小事情。儿女们都很感动，说他们的爸爸是最真实的平等待人的爸爸。
孩子们对爸爸都有深厚的感情，因为瑞卿对他的所有亲人来说实在是一个柔情似水的人。
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峪田生在１９４２年１月，那正是华北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寇斗争最艰苦的岁月。日本鬼子调动大批军队，对根据地实行合围扫荡。在扫荡中日本鬼子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分娩刚刚１１天，便赶上了“反扫荡”。部队开始行动，峪田被放进一个临时找来的垫了棉垫的箩筐，盖上棉被，由通信员背着走。这一天，风雪漫天，滴水成冰。我的头发和眉毛上都结满了霜花。我真不知道出生１１天的婴儿是否能在这冰天雪地中活下来。部队在转移，刺骨的西北风咆哮着像是要把女儿一口吃掉，沿途没有避风的地方，我连看看孩子的机会也没有。我心痛如绞，但毫无办法。瑞卿也十分担心女儿的处境。他骑着马来到我身边，解下他马鞍下的一块油布，搭在装女儿的箩筐上，来不及说上一句话，就策马而去。这天傍晚，部队在一个小村宿营，我急不可待地揭开棉被看女儿，一看，心都凉了。只见峪田浑身青紫，哭声都没有了。后来是房东老太太把孩子放在热炕上，用手一遍一遍周身慢慢揉，峪田才缓过来。要不是瑞卿在没有办法时想到了办法，细心地给女儿搭上那块油布，峪田一定被冻死了。
１９７８年３月，我在查体时被发现肺上有个影子。动手术后证实是原患乳腺癌转移到肺部。文革中，在秦城住监狱的时候，我得了乳腺癌，因为是在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期间，所以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做了手术。现在我们一家刚刚团聚，我刚刚与瑞卿相约要好好共度我们的劫后余生。一下子又发现这个病，而且是转移复发。瑞卿忧心如焚，受到很大打击，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他先是鼓励我尽快手术治疗，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在他的精心安排和鼓励下，我的手术很成功。然后，他又做出了第二个决定——出国治腿。他对孩子们说：“我不能就这个样子。我要出国治腿。今后，我不能再要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治好腿，照顾她，让她过得愉快轻松一点。”瑞卿的腿也是在文革期间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残的。他恢复工作后，这条残腿成了很大的累赘，妨碍他下部队，妨碍他把林彪、“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更妨碍他实现在有生之年，让中国军队重振雄风的心愿。但他毕竟年事已高，由于治腿有风险，所以一直没有决定。这次，由于我的病，瑞卿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腿治好。他自己给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写报告。等我知道时，一切已经安排好了。７月份，在我手术后刚刚四个月的时候，我陪瑞卿登上了出国治腿的飞机。
起飞前，瑞卿高举起双手对送行的人说：“再见了，等我回来时，我就不坐轮椅了。我要和你们一样站起来走路。我还要到全国各地走走，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送行的人都热烈鼓掌。
瑞卿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出国治腿期间，心肌梗死突然夺去了他的生命。
瑞卿离开我已经１８年了，想起来真不相信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如今，战胜了疾病和悲痛的我，仍然在享受美好的生活。看到我的人都说，像我这样屡经磨难，大病缠身的人如今能生活得这样健康和充实，真是一个奇迹。我知道，这奇迹是瑞卿创造的。我是在实现他的愿望，他的生命活在我的生命里。
今年是瑞卿９０岁的诞辰。当我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窗外已是１９９６年的春天。瑞卿是生在春天的人，他像春天一样朝气蓬勃的一生，永远会给我和我们的孩子，还有他挚爱的祖国和人民，带来像春天一样的希望和生机。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沛瑶的精神永留人间
阮崇武李伯勇
１９９６年２月２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劳动部副部长李沛瑶同志不幸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们极其悲痛惋惜，纷纷以各种方式悼念沛瑶同志，寄托不尽的哀思，缅怀他对劳动工作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沛瑶同志曾是我国劳动工作的领导人之一，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７日，国务院任命他为劳动部副部长。从此，他与劳动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为发展我国的劳动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劳动部工作期间，沛瑶同志先后分管劳动力管理和就业、职业培训、保险福利、技术教育、劳动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工作。他对每项工作都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公而忘私，在他身上，时时闪耀着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可贵精神。
积极的参政议政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作用，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证。沛瑶同志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参政议政的民主人士，同劳动部内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在多年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肝胆相照，身体力行，切实担负起了参政议政的重任。同时，他还是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领导人，政务极其繁忙，但他非常投入，勤勤恳恳，坚持原则，敢于工作，以实际行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劳动部的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十分尊重和信任沛瑶同志，大力支持他的工作。因此，他不仅多次主持召开全国性的专项工作会议，设法协调部门关系，而且当主要部领导因公外出时，还多次主持劳动部的日常工作，主持部长办公会议。他作为非中共领导干部，经常列席部党组会和民主生活会；部党组在学习讨论中共中央领导重要讲话和有关文件精神、研究基层党组织建设、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包括人事任免事项时，也请他列席，诚恳地听取他的意见。沛瑶同志曾经相当动情地说自己在部班子中与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合作愉快，心情舒畅，不仅有职，而且有权，并非橡皮图章；部党组对他很信任，没有把他当外人，而是完完全全的自己人，既是同志，又是挚友，为了一个共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彼此同心同德，真诚合作。他直接领导过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起草制定和贯彻实施，参与了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和政务活动，尽职尽责，很好地发挥了参政议政的职能。
沛瑶同志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高级领导干部，自小受父辈的影响熏陶，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大风大浪中和历史考验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当有些人一时迷失政治方向、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产生怀疑和动摇时，他以自身的经历和民族兴衰的历史来说明只有共产党与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在对外开放中，他拓展了国际交流活动，会见外宾，率团出访，争取和落实国外援建项目，推动国际间在劳动领域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密切了与国际劳工组织的联系，加强了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他还先后会见香港劳工机构官员和台湾工业安全卫生协会理事长，介绍我国劳动工资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情况，就有关职业安全方面的问题交换意见，促进了中国大陆与港台地区之间的人员交往和感情沟通，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倾注了自己的满腔心血。
优良的工作作风
在从事劳动工作的过程中，沛瑶同志不管对哪项业务，都认真钻研，高度负责。他那优良的工作作风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人钦佩，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想大事，抓大事，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这是沛瑶同志一贯坚持的工作精神。他清醒地认识到加强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指出职工技能的高低关系到企业的兴亡，是百年树人的大事，而培养数千万技术工人则是加快我国工业发展的希望，因此特别重视职业培训工作。刚到劳动部不久，他就亲自登门找有关司局领导谈培训工作的地位、现状和今后的发展规划。他曾经在基层工作３０年之久，长期与劳动人民工作生活在一起，始终关心工人群众的职业稳定和安全生产。面对复杂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他指出：“劳动部门要重视劳动安全工作。一要抓立法，二要加强对乡镇矿山的安全监察。要充分发挥国家监察、行业管理和群众监督的作用，对于重大事故要分清责任，严肃处理。”１９９２年腊月，东北某市发生了一次大事故，沛瑶同志冒着严寒，深夜赶到事故现场，听取汇报，征求意见，布置善后工作，然后马不停蹄地去医院看望伤员，挨家挨户地慰问伤亡人员的家属。他大声呼吁：“应该建立一个比较安全舒适的劳动环境！”在他的推动、领导和协调下，有关方面加快了安全生产法制建设步伐。大家称赞他是广大劳动者的知心朋友和忠实代言人。
沛瑶同志的工作方法，集中到一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利用一切机会，深入群众，到工厂、农村、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从中发现问题，分析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民工潮”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焦点，一些人提出用堵截的办法解决之。１９９０年春节刚过，沛瑶同志先到北京站、崇文门三角地调查民工流动情况，继而深入四川农村实地了解“民工潮”的起因，终于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必须帮助、支持农民就地就近找出路，这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引导和对农村就业的研究，为实现城乡统筹就业打下基础。”在他的主持下，劳动部、农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起手来共同建立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项目，目前已在８个省５０个市县开展了农村就业试点工作，逐步积累了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政策措施。
启发指导，循循善诱是沛瑶同志的工作特色。凡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跟他在一起工作，特别顺心和痛快。”沛瑶同志是个原则性很强的领导干部，思路相当宽广，富有远见卓识。他在谈论工作、发表意见、下达任务、提出指示时，总是采取启发式、指点式、一步一步引导的方式，使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如果他发现属下的工作存在缺点，往往不是直接批评，而是采用提醒的方式，使人易于接受和改正。他常常向属下提出问题，然后共同分析和寻找解决的途径。对属下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他给予极大的关心、理解和体谅，帮助分析现状，理清思路，然后给予指导。１９９２年，他分管锅炉压力容器检测研究中心的工作。那时，“中心”没有业务和项目，面临生存危机。在沛瑶同志的指导、支持和鼓励下，“中心”创办了公司，效益不错，走出了一条自强自立之路。当初“中心”在发展项目的谈判上遇到了极大的压力，几乎泄气，他对“中心”领导说：“干事业有困难是正常的，否则要我们干什么？”由于有沛瑶同志的信任和帮助，“中心”呈现出一派生机和活力。
高尚的思想品德
沛瑶同志是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大学毕业后，到南昌航空学校当过教师，在南昌飞机制造公司当过技术员、工程师、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他到劳动部担任副部长职务后，虽然地位发生了变化，但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秉性，那高尚的思想品德使我们受到终生难忘的启迪和教育。
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居高位而毫无半点架子。同志们和他在一起工作，从来没有拘束之感，轻松愉快，格外亲切，只觉得他是一位慈祥、谦和的仁厚长者。有一次他到吉林省去检查工作，当时劳动厅的领导还为如何接待之事操心。当他视察完长春市劳动力市场后赶到省厅和同志们见面有说有笑时，才了解到这位部领导没有一点官架子。由于待人诚恳、乐观、豁达，善交知己，他和所有共过事的同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深刻在人们的脑海里，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一个周日的下午，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到下属家中谈工作，不觉已到晚饭时间，却仅以一碗挂面充饥，不准下属特殊招待。即使在出国访问期间，他也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求为国家节省开支。１９９０年盛夏，他率团出访印度尼西亚，对方出于礼节为他安排了条件不错且适合贵宾身份的套间，他坚决不住，认为“这样的条件太奢侈，一定要调换”，不仅为国家节约了费用，而且对随同出访的工作人员也是极有说服力的言传身教。
他不辞艰辛，公事为重。无论是严寒酷暑，抑或是山高路险，只要哪个地方出现生产事故，沛瑶同志总是首先赶到事故现场，及时调查处理，组织抢救、安置和走访慰问，不管有多苦多累，他从来都不肯休息一下。为了协调有关部门的关系，他夏天冒着炎热，冬季顶着风雪，带领属下到各有关部门去拜访和协商。铁道、交通、公安、兵器、煤炭等部门都留下了他数不清的足迹，令这些部门的同志无比感动，说李部长办事真认真！
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７日，李沛瑶同志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的工作更多、肩上的担子更加重大。但是，他的精神没有变，他与劳动工作的紧密联系没有断，他和同志们的友情没有完。他说过，“劳动部是我的娘家，”可见对劳动工作的感情之深。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继续以满腔的热情关注和支持劳动工作，不时要求听取有关劳动工作的情况。第一届全国奥林匹克青工技能大赛举办时，他亲临现场观看，鼓励青工们对技术精益求精。１９９３年末，他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就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问题发表见解，江泽民总书记相当重视，欢迎他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为此，他率领由劳动部、农业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组成的调查组赴５个省区、２２个市县进行了考察，提出了很有见地和实际价值的政策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为指导农村就业提供了基本框架。１９９４年春节前，他把负责安全生产的同志找去，认真听取有关全国安全生产情况的汇报。在他去世之前一个星期，他曾与负责锅炉压力容器检测工作的同志谈工作；１月３０日还嘱秘书打来电话，索要有关就业问题的材料……
沛瑶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同志、好朋友。斯人虽去，精神永留。我们要学习和宣传沛瑶精神，围绕两个根本性转变，加快劳动制度改革步伐，努力把劳动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