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
神州第一井
——写在延一油井旁
方仲祥
时光流逝
岁月飞度
你神州第一口油井
风雪飘飞如银须
匆匆八十个寒暑
几多艰辛
几多甘苦
曾经荣耀
也有过屈辱
就从你这儿响起
大江南北的夺油战鼓
有了第一井
就有钻塔如林
有了第一井
就有油井密布
如今华夏油成河
你就是这长河之母
一部创业史从你翻起
煌煌然时代巨著
第12版(副刊)
专栏：
绿色绵延
刘义
岁月的风褪不去青春的颜色，绿色的梦在钢轨与车轮的奏鸣中再一次延伸。北京列车段京沪车队的“民兵号”第４包乘组，从车长到４０余名组员，皆是清一色的复转兵，清一色的年轻人。当１０年前他们从陆海空三军十几个兵种的绿色方阵中走来，汇聚在２１／２２次特快列车的绿色长龙中时，那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默默奉献的精神境界，依然成了他们不变的情结和永久的追求。
新春翩然来临。一个华灯粲然的时刻，我登上了２１次“民兵号”列车。乘务员站门立岗时那训练有素、整齐规范的姿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走进车厢，又觉眼前一新。用了１０年的列车，车窗、茶几的铝条包边仍然光亮照人，绿窗帘、白衬纱在风中拂动，整个车厢整洁，舒适，大方。尤其是卧具，折叠得有棱有角，颜色统一，规格一致，距离相等，这一切给人一种身入军营之感。此时，登车旅客渐多，但秩序井然，乘务员、广播员的亲切问候、文明话语像一阵清风在车厢内氤氲荡漾，悬挂壁上的针线包、《旅客服务指南》也都像一道耀眼的风景跃入我的眼帘。
车开一小时之后，我才见到满脸汗水、刚处理完手头工作的列车长杨继勇。他已经巡完了第一遍岗，为旅客倒好了第一杯水。他说：一个心眼为旅客，想得周到，做得彻底，是我们的服务宗旨；令行禁止，高度自觉，是我们的行为准则。于是，在交谈中，我的面前展现了一幅幅他们用旅客至上的服务精神和恪尽职守的职业道德绘就的感人至深的画面，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折射出真诚和爱意。一天，一个妇女搀着一位行走不便的老人吃力地向车门走来，正在站门的列车员张雷热情地迎上前去，俯下身子，将老人背上了车。他说，看到老人风中飘动的白发，想起了自己年迈的母亲。一路上，他为这位因女儿工作紧张不能护送的老人主动调换了下铺，并细心照顾。在终点站，这位８３岁的老人用颤抖的手写了一封表扬信，并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愿松开。４年前安徽发生水灾，列车在安徽境内被堵几昼夜，无水无电之际，是车长率领组员赴几里地之外去背水，辗转跋涉附近村庄为旅客联系吃用，当时，旅客皆为之动容。还有，休班乘务员组成的学雷锋小组主动为旅客排忧解难，并细心为旅客缝补衣衫；“有了困难找党员，党员就在你身边”，身披鲜红绶带的１３名党员，服务在每位旅客身边，像１３面迎风招展的旗帜映红了车厢；除夕夜，他们为旅客包饺子；“八·一”节，他们与车上的现役退伍军人共同联欢，重温部队生活，重唱连队歌曲……这些画面都是如此之美，那时，当他们朴实无华地做着这一切时，我不知他们都想起了什么。想起了遥远的军营？想起了刻骨铭心的熔炼？想起了母亲的厚爱和自身的责任？
铁路职工是一支不穿军装的军队，列车员就像一支随时待命出发的突击小分队。他们每年１／２的时间要随车执乘，一去就是３天，节奏紧张，工作单调，劳动强度大。他们渴望着像常人一样有家能够常相顾，对妻子儿女能够常相助，在孤独多病的老人面前能够常尽孝，但这都成了一种奢望。他们的时间、精力都属于１４６０公里的京沪线，属于旅客，出乘时间一到，拎起箱包就得出发。无论是为子为父为夫，他们都觉得欠“债”太多。新上任的列车长马迎凯出乘时妻子早产被送往医院，医生手术时找不着签字的家属，最后是闻讯赶来的岳父用颤抖的手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女儿的手术单上。列车员李长勇辞别病危的父亲登上列车时，他没想到这一次竟是与老人的最后告别，３天后归来，老父早已永远合上了双眼……但他们说，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要干一行爱一行，于党于民问心无愧也就无怨无悔。
在车上，我还见到了添乘的车队书记谢景平。这位常年近１／３的时间“泡”在车上的人热情而健谈，他说：“选择了铁路客运就是选择了奉献，没有良好的素质和全心全意的服务精神，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响鼓就得重槌敲，车队２０多年获得北京市、北京铁路局一系列殊荣，这既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也是鞭策。”
当我无意中问起列车员的工资待遇时，谢景平敛住了笑容，凝视着窗外的夜色默默不语。从这静默无语中我读出了列车员的崇高与无奈。他们奉献不为索取，艰辛不为安逸。多年绿色岁月的熏陶和行吟精神颂歌的日子，为他们的人生理想、性格意志铺上了最为坚实厚重的底色，而时代精神的滋养浸润更为他们的忠诚与奉献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夜色褪去，天幕渐渐开启，又是一个春日灿烂的日子。望着车窗外远远近近的平畴绿野，直觉得满眼生机。此时，车厢里正在播放《解放军进行曲》，雄浑昂扬的乐曲声中，我觉得那和煦的风也带有了一种绿色的韵味。
第12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海伦，依然是强者！
金坚范
海伦·斯诺病了，病得还不轻。
这位中国人民久经考验、忠贞不渝的朋友，不得不离开居住了数十年、“舍不得离开”的小木屋，进了老人疗养院。位于康涅狄格州麦迪逊市的小木屋，这可是她的“风水宝地”呀，因为这是夫妻俩用《西行漫记》的稿费买下的三英亩土地，有着一片葱郁的林子，一方碧波粼粼的水池，以及戏嬉其间的浣熊、野鸭、黑天鹅等等，更有夫妇俩青年时代留下的欢声笑语、梦幻和足迹。
她现在十分虚弱，大多数时间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只有每天早晨尚能支撑着在轮椅上坐上约一个小时，时间长了疼痛得受不住。体重已从原先的１６０磅掉到９０磅。
陆璀同志一听到这个令人揪心的消息便立即打电话告诉了我。思念、忧虑之余，我自然想起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初张锲同志和我去美国向她颁发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第一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时的一些情景。
多年来，她生活在２００多年以前建造的一幢简朴、陈旧的小木屋里。她孤身一人，无儿无女，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仅仅依靠一个月３００多美元的社会救济金糊口度日。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对这位有大功于中国革命事业的朋友的如此困境大动恻隐之心。陪同我们前往的美国朋友雪莲女士，似乎觉察到了我们的心情，便特别提醒说：“许多中国朋友感到她晚年生活潦倒，处境孤独凄凉。请注意，她是个性格坚强的人，不愿意听到这类言语。”
此言甚是。
为了欢迎我们，海伦特意去理发店烫了一个银色的头发，显得十分精神；穿着印有松竹梅花的大红绸缎的中式上衣，使人感到似一团火一样在燃烧，一点也看不到８４岁老人的样子。她津津有味地向我们一一介绍十几盆生机盎然的花草，戏称“这是大自然的一角”；介绍置放在地上、桌上和几上的数十部打印书稿和一些关于中国的资料，以及她敲打了数十年仍然每天敲打一二个小时的打字机……。她的确拥有一个十分独特、丰富、盈实的精神世界。
死亡，谁也不可避免。它的严酷性在于，何时死、如何死是无可代替的。如何面对死亡，是对人的最后一次考验。病成这个样子，她能坦然面对死亡吗？
所幸爱泼斯坦同志从美国回来，带回了第一手材料。从他告诉我们的情况来看，海伦没有变，她的精神风貌依然故我。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爱老从纽约驱车两小时，到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敦镇的老人疗养院看望了海伦。
爱老抵达之前，医生给她注射了一支止痛针。她坚决反对吃止痛片，认为止痛片会麻痹头脑，而她要永远保持清醒。
一见到这位相识于３０年代的中国又合作共事过的朋友，海伦十分欣喜又轻声柔气地说：“我们相识时，你１７岁，我２５岁。我见上帝之前还要再见你！”一二·九运动之前，黄华同志便是斯诺家中的常客，同一些进步学生议论国事、分析形势；陆璀同志在一二·九运动期间，上了军警追捕的黑名单，因此在斯诺家中躲避了十来天。爱老此次特别转达了他们两位对她的问候，她要爱老向他们两位致谢。
１９９１年我见到她时，她的幽默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天她一开门见到张锲、雪莲和我，未等我们开口致意，便用美国调的中国话说：“张锲，安徽人。金坚范，上海人。我，北京人，海淀区的。她（雪莲），堪萨斯人。”雪莲马上用生硬的中国话纠正说，“不，西安人。”大家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笑得那样爽朗，初次见面的那种惯有的矜持被笑声消融得一干二净。
在长达几近三个小时的谈话中，她忽儿美国，忽儿中国，忽儿历史，忽儿现实，充分显示了她的知识、记忆力和思想的敏锐性，且不乏幽默。
爱老告诉我们，谈到她的身体状况，她十分客观，毫无怨气。她说，人老化了，全面衰竭，无可救药。症状之一是常常极度口渴。所以她和爱老谈话，每谈一两分钟，便感到口渴，要呷上一口水。对此，她不无幽默地说，对目前日益衰弱的身体，没有哭鼻子，欲哭无泪呗！——体内没有水了，怎么哭？
谈到日益迫近的死亡，她十分安详，毫无惧色。她唯一的要求是：“我要在自己家里的小床上死去！”
同她与生俱来的幽默感一样，她性格的另一个特点是直言不讳，无所顾忌，不为世俗所累。
那次我们在她的小木屋里落座之后，张锲同志向她说明来意——给她发奖。当我们临走时，她拿出１９９１年９月３０日的英文《中国日报》介绍她的文章说，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赞扬此文写得好，并复印后寄给了她。她认为此文能得到索尔兹伯里这样的大记者的赞扬不容易，但她不同意《毕生热爱中国》这个题目：“这不是一个热爱的问题，而是我研究中国的结果。”
原来，她１９３１年到中国后，便结识了同情中国共产党又耳闻目睹了广州起义的美国外交官保罗·休斯顿，阅读了休斯顿有关中国的全部个人藏书，后又从宋庆龄、鲁迅、茅盾等好友处得到教益和启迪。因而她“早在三十年代就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存在的余地”，人民革命一定会胜利。“我和我丈夫是历史的积极参加者。我们去中国，去延安，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一种积极的、明智的选择，是历史和个人倾向所注定的。”
此次爱老向她提到陆璀同志时借用了埃德加·斯诺在文章中对陆璀的比喻——中国的圣女贞德。这句话一下子就点燃了她的火气，其凌厉的怒气不减当年：“那些是我的话！埃德加能够写好那文章，但我提供了许多分析和形象——凡属我们俩合作而成的事情，乃至许多是我一人独立完成的事情，结果都归到埃德加的名下，因为功劳总是归男的，人们认为仅仅是女性做的事情是不重要的！”
爱老还告诉我们，她最关心的仍然是她的书稿。她写了５４本书稿，正式出版的只有４本。她现在已经不能写字了，但仍有一些思想希望能口授后有人给她记录下来。我记得很清楚，她那次向我和张锲说过：“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写下去。我不是为了出版商而写，而是为了中美两国年轻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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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品书札记
把公仆形象立在人们心中
——读《名将孙胡子》
郭永琰
素有“行伍之乡”的河北大城县，在本世纪初出了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在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就是毛泽东称之为“孙行者”的胡子将军孙毅。
孙毅将军的人生道路，他的高尚人品和杰出成就博得了社会各界的衷心敬仰和热烈称赞。有人说他是“老雷锋”，也有人说他是“活着的焦裕禄、孔繁森”，而他自己却说：“我是人民的公仆。”原总参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赵勇田、孙毅将军秘书仝玉林同志正是怀着对这位人民公仆的崇敬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与孙毅数十次谈话，寻访３００余人，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两年撰稿，推出３０多万字的文学传记《名将孙胡子》（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作者以历史发展为脉络，通过大量感人肺腑的故事，把孙毅这位世纪老人的公仆形象活生生地树立在读者面前。
作者以一支多彩生花之笔，向我们娓娓动听地讲述了这位参加中国革命各次重大战争，并为之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将军，淡泊名利，甘于奉献，对人宽，对己严的故事。如红军时期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长征开始，他的马被红军里的洋顾问取消，他由参谋长降为参谋。“文革”时期他遭到常人难以忍受的摧残、折磨、侮辱，却对党的坚定信念不变。他视名利淡如水。曾在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由于作者斯诺的笔误，竟把书中一张六人合影照片上孙毅的名字误写成邓华，此书发行上百万册，时近半个世纪，才得以纠正。当问及孙毅自己为什么不提出更正时，他说：“我老汉是幸存者，是后死者，和死去的先烈相比，我只有从苦之劳，而乏建树之功，不必计较这些。”
作者以一支细腻之笔，立体地再现了这位童年生活在贫苦线上，尝够了人生的苦、辣、酸、涩的老将军，艰苦朴素的高尚品德。新中国成立后，孙毅作为军队的高级将领，个人的物质待遇和家庭环境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可他那老红军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变。他一年四季的食谱是馒头、面条、鸡蛋、青菜，不吃肉，更没有山珍海味；身上穿的是洗得发白的绿色军衣，一顶旧式单军帽，帽沿已断；一间１８平方米的卧室兼办公室，里面的那张多抽屉木质写字台，油漆脱落，木板走形，桌上放着一盏缠满白色胶布的台灯，是１９４５年冬季在冀中根据地他首次用上电灯时买的；床角下斜立着一个已经看不见本色的洗脸盆，不知补了多少次了，是１９５３年调来北京时买的。硬板床面上，叠放着两条缀着补钉的棉布被，旁边放着一件军棉衣，一件雨衣，床下摆着一双开了绽的布鞋，这就是老将军的“行头”。他用的一条线织腰带已经系了１５年，穿的外罩夹衣已有１０年的“衣龄”。……
作者如数家珍地用了大量篇幅记载了他关心青少年，帮助青少年，热心做青少年知心朋友的可贵精神。早在建国初期，罗荣桓元帅赞誉孙毅：“你是青年工作总干事。”进入耄耋之年的孙毅，仍没有放弃这一光荣责任。他把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与民族的兴旺、祖国的富强联系在一起。广西一位青年因高考落榜，对前途悲观失望，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在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前，千里投书向将军倾诉自己心中的苦闷。山东一位女工几次恋爱失败，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在干活中一个手指被机器轧断。她在北京就医时，偶然从报纸上看到孙毅将军关心青少年的报道，多方打听，终于找到孙毅向他诉说心中的苦楚。对这些受挫折的青年，孙毅总是循循善诱，开导、启发、教育、安慰，用自己生命之光去点燃他们的理想之火。他为了不负“青年工作顾问”这个称号，不顾年事已高，日夜为之奔忙。有一年春节前，上海武警驻海岛７中队给他来信，恳请他给全中队１１３人每人写一张“奋斗”二字的条幅，他用了三天四夜的时间完成，还附上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亲自到邮局寄发。
为什么孙毅将军在他７０余年的革命生涯中时时处处始终如一地保持了人民公仆的光辉形象呢？读过《名将孙胡子》之后，我们从中找到了答案。这就是他牢固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常说：“我们党的干部在思想上应该有块匾，叫做‘民之公仆’，做人民公仆最光荣。”他还说：“要当人民公仆，就要打掉官气，放下架子，不尚空谈，从点滴做起。”孙毅真正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今天，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有少数人“公仆”意识淡薄了，有的置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不顾，置拖欠农民卖粮款和教师工资不顾，心安理得地购买、乘坐高级小轿车，吃喝玩乐，追求个人物质生活享受；还有的党员抵挡不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堕落腐化了，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与孙毅将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从这点讲，该书的出版，不仅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对于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有着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12版(副刊)
专栏：
雨中
余京津
雨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常常给人难忘的感觉。
去年立秋那天下雨，出奇的连绵，从下午三点多一直到深夜人们入梦也未停下。这种长雨，北京入夏以来还是第一回。始料未及的我，下班后等了三个小时还不见雨住，只好无遮无拦地奔进雨界。
雨是那样的慷慨，尽管我跑得快，还是塞给我无与伦比的湿润。我知道我已彻底逃不掉，索性领情，安步当车。
这样走着，竟记起一桩往事。屈指一算，都１３年了。
那时我还是初一的小女生。酷暑的一个下午，忽然间乌云便掩黑了天，雷声也隆隆地追进耳鼓。班主任走进教室说：孩子们，今天的自习课就上到这儿，大家早点回家。我当即抓起书包往家疾走。只走到半道儿，雨便泼来了。我慌忙钻进一家人家儿的屋檐下。很快，雨把脚没湿了，地面上积起一汪水。渐渐，我看见重重的大雨点乐此不疲地在水面上打起一排排水泡，这些水泡是那么大，又那么匀，了无痕迹地便破了，了无痕迹地又在原地生出一个。我不由得迷了。泡里隐含着一些神奇的暗示，雨里浮现出朦胧的诱惑，刚这样觉着，人便已经走进雨里去了。
雨粒儿击在皮肤上，是一种异常新奇的感觉，可是又觉得分外亲切，仿佛是谁在对我一句一句说着我从未听过的赞美人间的蜜语。二十几秒钟的功夫，我已湿了个精透。是的，湿衣服裹着身体，一走动就尝到一阵压力。可是紧接着，这份压力竟美妙地传达出雨水喃喃的温情，伴着分明的节奏。倏然间，一种无名的狂喜和强烈的幸福从心底里喷涌了出来！像节日的礼花，一片绚烂。在无人的街巷上，我快乐得蹦了起来。
不过第二天上学，我受到了同学的嘲笑，因为班上有两个男孩儿恰巧看见我在雨里，故事传开了，我被认为很傻。我难堪了。一连十几年，再没有赤头在雨里走。
从此，一下雨，我就忍不住找把伞，打着在雨里漫步。而雨，可以改变我们眼前的世界！雨、语同音，是巧合也是象征。雨，就像大自然的语音，如果用心去听，用心灵去听，人便能和大自然进行愉快的交流。
由于眷恋雨，后来就不曾嫌恶过雨。虽然路上遇雨，也会和其他行人一样跑去躲雨，或者撑开手中的一柄伞。我晓得自己心中的感觉有多么与众不同，可始终丧失着直白的勇气坦露出来。在我看来，雨的世界跳跃着一种生命中活泼的、灵性的“尤物”，如能感受到它，体味它，那便会成为自己记忆中难以忘怀的东西。
如今，我愿意又一次走进雨中。雨，清凉而温馨，湿润润的，让人对生活的热爱，变得顿时充满诗意。想象一下，在春风轻拂的日子里，走在树丛之间，听那细雨敲打着枝叶的细响，真如同聆听着青春的吟唱。
有了这样的眷恋，有了这样的感觉，眼前世界的一切便显得格外美好起来。在这样的想象中，我走进了春天的雨中。
那是久旱后的北方第一场春雨。我欣喜地只身一人冲进雨中，伸开手，欢迎着这大自然的精灵。我想，人们都会有同样的欣喜。大地毕竟离不开水，人类毕竟离不开生命的活泼。
雨，你下吧。
第12版(副刊)
专栏：
鱼鹰
言子清
点点鱼鹰
立在横竿上
随小舟远方归来时
迎接它们的渔村
如读一页五线谱
显示渔民阳刚之美的
是他们水面倒影的温柔
剔着毛羽的悠闲
衬托鱼鹰切入湖中时
攻势的凌厉
推敲五线谱的主题
是没有尾声的渔歌
一声声
湖啊湖啊
风雨春秋
第12版(副刊)
专栏：艺文短波
《我的母亲》在京首发
日前，长篇纪实文学《我的母亲》首发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陈慕华同志及来自全国的数百位女市长及首都各界人士４００余人参加。
《我的母亲》由广东海外建总九处经理容桂宏和海军作家刘纯华、陈盛合著，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２８万字的作品写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的生命历程，歌颂了中国劳动妇女善良、正直、勇敢、勤劳的优秀传统，展现了她在生活的重压下执著地追求真善美的情操，以及面对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所表现出的凛然正气，故事生动感人，令人动容。（陈盛）
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如此“装洋相”
蔺时工
这几年，产品取洋名很时兴。单说副食品一族，差不多洋名都占全了。就连深山老林里也出丘比特矿泉水、玛丽亚果茶。不仅如此，名堂众多的“国际博览会”之类的洋奖，也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给。随之，给小孩子取洋名又成为时尚；不光孩子，有些文章作者的署名，也“西化”得“麻辣鸡丝”起来。原以为见怪不怪，不料想，最近又见报载，某地街头行驶的中国轿车里，竟然摆设外国国旗。用句时髦话讲，可就实在让人“看不懂啦。”
按说，矿泉水冠以丘比特也罢，果茶称之玛丽亚也罢，只要它符合卫生标准，干净无毒，不妨饮用。产品买个洋奖，大家都知道是花了钱的，不受其蒙也就是了。孩子取个洋名，依然改变不了黑头发黄皮肤的种属，也无关宏旨。但在作为殖民地特征之一的租界已消失多年的新中国大地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坐骑上，如果插面外国旗子招摇过市，就不能不说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了。
老百姓有句调侃：猪鼻子插葱——装洋相（象）。上述做法的要害，就在于伪装。产品取个洋牌号，觉得就沾了洋气，就好找市场，进而就觉得与国际市场接了轨。抱个“洋奖”来，觉得产品就提高了身价，进而觉得冲出国门，走向了世界。轿车里插上面洋旗子，觉得就有了洋老板的派头，进而飘飘然起来。究其实，这是一种悲哀。
倘若只把中国轿车插外国旗子看作“装洋相”，又不免失之皮相。设问，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装洋相”呢？客观地讲，“中相”与“洋相”比较，并无优劣之分，之所以把个“中相”硬装成“洋相”，说白了，是骨子里有一种崇洋媚外的观念在作祟。
对于上述现象，有识之士呼吁“防止中国文化殖民化”。这绝非耸人听闻。试想，一个具有五千年传统文化、代表东方文明的民族和国度，一旦失去了自己传统的、本质的、精髓的、特色的文化，将是不堪设想的。
如果不懂国家的尊严、国旗的尊严，没有民族的自信，不顾国民的感情，希图挟洋以自重，尽管装得如此“洋相”，也是绝对没有出息的。
第12版(副刊)
专栏：
黄山松（中国画） 苏垣
第12版(副刊)
专栏：
书法 王振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