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月18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世纪前瞻》研讨会
《瞭望》周刊、人民日报社《大地》杂志和漓江出版社日前在京联合召开陈源斌《世纪前瞻》研讨会。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刘玉山到会赞誉该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指导性和艺术感染力”。安徽省省长回良玉认为,“这部作品通过对安徽近年现实的描绘和未来远景的前瞻,成功展示了安徽新形象。”《世纪前瞻》是其挂职天长市委副书记期间,继《世纪访谈》后的又一部新作。著名专家学者及首都新闻单位近30人参加了研讨。(董战群)
“走向世界双星文学奖”举行
由人民出版社、新华文摘社、青岛双星集团联合举办的“走向世界‘双星’文学奖”评选活动最近举行,这次评选以读者填寄选票推荐与专家评审相结合,推出两位作家。徐光春任评选组委会主任。(新文)
芳洲作品讨论会
潍坊作家芳洲近年来致力于中短篇小说创作,他的作品有两类:一是描绘农村生活,一是城乡知识分子题材。描绘改革时代文化心理和道德情感的变化,在近日召开的芳洲作品讨论会上,与会者就作家的《热的冬》、《多维空间》、《苦笑》等进行了讨论。会议由《十月》杂志、《小说月报》、《作家报》、潍坊市文联联合举办。(中华)
《走出地球村》研讨会
李鸣生的长篇报告文学《走出地球村》围绕着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前后12年的风雨历程,描绘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在国际间高科技领域坚韧不拔奋斗、为国争光的历史。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空间研究院联合召开讨论会,对作品进行深入的研讨。(木子)
葛崇岳作品研讨会
诗人、翻译家葛崇岳作品研讨会近日在皖举行。省市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知名人士出席发言。葛崇岳从事文学翻译和创作40年来,在诗歌创作和翻译领域双翼齐飞,结集出版的译著和个人诗集共11本。其中他译的蒲宁、费特、帕斯捷尔纳克、奥列西等人的诗作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文一)
“三山杯”青年散文精品大赛开始
由辽宁省作协、春风文艺出版社、辽宁散文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旨在繁荣散文创作、提高品位、推出新人的“三山杯”青年散文精品大赛最近举行,参赛者必须是45岁以下青年。这次大赛是由沈阳汽车工业公司协办的。 (吴明)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漫说“文本”游戏
袁济喜
在当前中国的文学理论和美学领域,20世纪以来西方语言学的“文本”理论颇为时兴。“文本”(text)(又称作“本文”)这一概念大致是指有别于传统文学理论中的作品而言的语言系统。按照后现代主义文化论者的解释,过去被视为思维和认识工具的语言,而今在作者创作中成为本体,由它赋予现实以意义,决定创作的价值所在。简言之,这种语言拼缀而成的“文本”由于脱离了思维的支配,可以进入一种自由游戏的境域。
一种新说在介绍进中国后,见仁见智自所难免,重要的是要对它的本义把握清楚,了解本国的文化传统与其有多少相似之处,然后再进行分解、吸收,这是中西文化融合交流的正确途径,也是近代以来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鲁迅、朱光潜等人所着意努力的。遗憾的是当前许多人对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说往往不加分析,尤其是对中国的语言文学系统缺乏了解,就匆匆忙忙地滥炒一通。这种状况促使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对中国固有的汉字系统作一些寻绎。
中国文学的基因是它的汉字系统,与西方英文、法文等表音文字不同,中国的文字最早是从图画文字演化而来的,是一种表意与注音相结合的文字系统,汉字对意义的表征与胶着,较之拼音文字更为密切。中国的文学理论历来主张语言受意蕴的驱使,从《庄子》、《易传》到魏晋之际的“言意之辩”,中国古代哲人反复强调意为言主、“言不尽意”的观念,倡导审美中紧紧扣住意义本体,不必拘泥于文字和形象,著名的“得意忘言”命题就是由此生发而来的,中国美学意境论也深受其启发。可以说,中国美学的精髓是意境论而不是“文本”论。这是由汉字独特的结构和语言学理论所决定的,也是中国人审美与文艺创作的特征。
当然,一方面“言不尽意”,另一方面“意”又必须通过“言”来表达,这就难免产生“意”与“言”两者孰重孰轻的问题。而语言一旦产生,它本身也具备了审美价值,尤其是汉字的单音独体性,比诸英语和法语等西文的字母表音结构,在押韵、对偶上更具形式美。文字本身的形式美,往往被人们用来作为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特征,俄国结构主义文论正是据此立论的。中国古代文学至汉魏之际,五言诗和骈文的兴起以及音韵学的发展,促使人们开始注重文学本身的语言形式美。
当然,中西美学和文艺理论自古以来就有不同之处,我们不能用中国美学的尺度去套西方美学。我们只是想说,中国的语言和文学理论在对待“文本”这类问题时,与西方是两个路子。著名文字专家唐兰先生就说过:“西方的语言学,中国的文字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不顾中国的特点去搬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难免出现方枘圆凿的笑话。另一方面,从中西方语言发生学来说,语言是人类思维的产物与工具,这个基本定理是不可改变的。在后现代主义者的“语言革命”中,语言与人类的关系出现了反客为主的现象,在“文本”中呈现的语言不是作者的思想观念,而是一堆杂乱无章意绪的拼贴,作者成了游魂散魄。这些观点表现了后现代主义者对当代电脑信息语言控制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现象的委顺与认同。这种丧失主体性的“文本”游戏势必变成没有实际意义的文字游戏。
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游戏和“文本”说传到中国,往往与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游戏人生,游戏文章风气相配合。这几年中国的创作与评论界,形式主义文风盛行一时,文学在剧变的社会现实面前,变得有些不知所云。就这一点来说,滥炒后现代主义“文本”说对中国文艺现状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文学主体精神衰落时,便是文章游戏之时,然而真正的理论与创作往往是在抵抗这种流俗中产生的。面对中国文坛目前纷繁复杂的现状,我们应该保持自己的文化人格和理论识见。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国学与时代文明
张岱年
近几年来,“国学”受到人们的关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国学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国学大师丛书》;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出版了大型杂志《国学研究》,社会上更有多种以“中国文化”为题的期刊杂志。于是有人说出现了“国学热”。港台新儒家的资料也被介绍到大陆来了,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几年又有人宣扬“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这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是否与所谓国学热有关呢?这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国学即中国学术之义,所谓国指本国而言。中国人研究中国的学术思想,称之为国学。中国是世界古国之一,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学术感兴趣,西方人对于中国学术的研究,称为“汉学”,亦可译为中国学,就不能称为国学了。
外国人研究汉学,其动机是好奇。中国人研究国学,不仅是好奇,而主要是提高民族的自觉,提高民族的自我认识。常言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民族也应有自知之明,即对于民族文化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上古和中古时代,曾经居于世界文化的前列。到了近代,西方文化突飞猛进,中国落后了。中国古代文化何以居先?中国近代何以落后?对于这类问题都应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必须具有一定的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尊心。而民族的自信心与自尊心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即对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有一定的理解。中国民族在几千年的长期历史中,曾出现了许多卓越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留下了许多学术典籍、艺术珍品。研究这些学术典籍、艺术珍品,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从而建立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古代文化曾居于世界文化的前列,这就表明中国文化有其优长;中国文化在近三百年落后了,这就表明中国文化有其严重的缺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缺长短,应有明确的理解。在这一意义上,研究国学是具有必要性的。
学术是具有时代性的。一代有一代的学术。就中国历史而言,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儒墨并称显学的时代,汉代是经学时代,魏晋是玄学时代,隋唐是三教并尊的时代,宋明是理学时代,清代是朴学时代。近百年来,西学东渐,重要学人都兼通中西,是中西会通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包含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是当代学术研究的最高指导方针。
在80年代之末(1987至1989),曾出现激烈的“反传统”思潮,把中国传统文化看做一无是处,把文化的象征长城与黄河都完全否定了,有人甚至认为以“人”的问题为中心议题的中国传统哲学缺乏真正的“人”的观念,恨不得全中国沦陷为外国的殖民地。这种缺乏理性的“反传统”思想,理应受到严肃的批判。
80年代之末,激烈的反传统思潮猖獗;到了90年代,却又有人要求“回归传统”,呼唤“文化保守主义的精神”,这同样背离了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的正确原则。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与所谓“新儒学”的传播有一定的联系。
1983年,我在曲阜的一次讨论会上说:“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盲目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在到了对孔子进行科学研究的时代了。”有许多学者表示同意,但是社会上仍有坚决反孔的人,也有坚决尊孔的人,这也是很自然的。后来在一次梁漱溟先生参加的小型座谈会上我说:“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时梁漱溟先生亦未提出不同意见。事实上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儒学作为众多学派中的一个学派还是可以存在的。正如佛教、道教都有其合法地位一样。现在中国学术界中,有人反对儒学而赞扬老庄道家学说,也有人推崇墨学,诸子之学再度复兴,这正表现了学术思想的繁荣。对于儒墨道法诸子学说进行分析研究,从事批判继承,还是有其必要的。
儒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承认君权,这是必须加以严肃批判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这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近来有人对于辛亥革命提出异议,认为辛亥革命引起军阀混战,还不如保留清朝政权为好。这完全是糊涂思想,令人惊异!专制主义的特点是“使人不成其为人”,推翻专制制度是“使人成其为人”的第一步,具有非常伟大的意义,是必须肯定的。
我们现在的历史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文化方面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产生丰硕的成果。中国的具体实际包含中国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包含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相结合。领导同志再三强调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这是完全正确的。研究国学正是了解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国学是文化建设所必需。但是如果忘记当代文化建设的任务,颂古非今,要求“回归传统”,那就是有害的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优秀的精华,但是也有许多陈腐的糟粕。这是人所共知。近年的“国学热”中,有人利用《周易》来宣扬迷信,也有人对于《奇门遁甲》等迷信书籍很感兴趣,加以宣扬,这就违背了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本义了。这是应该加以严肃批判的。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敖德斯尔的文学天空
扎拉嘎胡
蒙古作家敖德斯尔是位造诣较深独具风格的小说家。
他在五六十年代写的作品,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和理想色彩。这时期作品或撷取现实题材或表现历史横断面,均以昂扬的气概描写了蒙古民族的气质和民族的精神,描写了历史上的草原巨人和当代牧业文明呈现的新道德、新风尚和新观念。如短篇小说《阿力玛斯之歌》、《欢乐的除夕》、《打狼》、《旗委书记》、《血衣》、《水晶宫》和中篇小说《撒满珍珠的草原》等。这些作品以精湛的笔触、丰富的内涵、生动的形象,并以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敖德斯尔善于将周围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体验与观察,以他的神来之笔加以描绘,尤其对草原风光的描绘出神入化、生龙活虎。他对草原的描绘绝不单纯表现草原,而是与作家探索人生奥秘、自然奥秘的美学追求紧紧相联。他捕捉大自然的奇妙无比的灵光,寻求自然与人生的兼容并蓄点,在小说中使其灵感燃烧起来飞扬起来,或形成绚丽多姿的画面,或奏出昂扬的进行曲。
在社会变革期的商品大潮涌动中,作家敖德斯尔本色不变,他依然凝望着草原,迷恋着草原。他是草原的骄子,又是草原的漂亮歌手。他在新时期写的中篇小说《蓝色的阿尔善河》,是作者拥有牧区生活的厚积薄发,是对牧业文明的清醒估价与预测。苍茫牧野甩掉了多年沉重负担,将要释放出前人未曾有的能量。作者的笔力雄奇,作品内涵丰富深邃。
在国际国内文化潮流的影响下,敖德斯尔的创作视野更加开阔,文学的表现形式及叙事手法也在不动声色中发生了积极变化。文学对于人类生活的表现,是离不开对人类命运的探索和剖析,这是文学产生经久不衰艺术力量的重要支柱之一。特别是叙事文学更需要人物形象和社会形象的创造,从而展示个体生命与历史命运的复杂性和变异性。通过个人命运的悲欢离合折射出历史命运的一瞬。这一点在敖德斯尔的中篇《历史的回声》和短篇《骨灰盒的对话》中体现得最明显。这在敖德斯尔过去的作品中仅见,说明他在不断探索着新的表现手法和新的美学意韵。
敖德斯尔在生命盛年经历了十余年军旅生涯。他曾在解放战争中立过战功得过勋章。他对骑兵部队的生活有特殊情感和独到的认识。他从事创作不久,便写出了以军队生活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牧人的儿子》。自此敖德斯尔便显示出反映军旅生活的智者风范和勇者的气势。他面对的是坚强无畏的骑兵部队,茫茫草原的开阔空宇,光辉夺目的灿烂时间。他还面对着如鹰似虎的战友,面对着如风似云的战马。在这些自然和人物面前他显得那么自信、那么从容、那么坚定地拓宽着自己的笔耕之路。这是他葆有创作青春的奥秘所在。
如果说,敖德斯尔在五六十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牧人的儿子》、《遥远的戈壁》和《老班长》是饱蘸着现实主义墨汁写出了理想的军人形象,高扬了他的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那么到了八九十年代,敖德斯尔以军人出身的作家通过其几十年的创作体验,逐步形成了清醒的自审意识和自觉的批判眼光。他的军旅生活视野更加开阔,创作的掘进点与突进处更加清晰和明朗。以军人的生活环境、生命意识和生存景况为主线,写出了长篇小说《骑兵之歌》和《马背青春》。这两部作品前者深沉蕴藉,真情执著,后者恢宏开阔,遒劲激荡。
在这两部长篇小说中,生活的朴拙,生存的原色和草原的风景生发出令人眷恋、惆怅、动心、抑郁的心绪。因而他塑造和描述的哈达巴图、义德尔、扎拉森;陆昌、玛希布和我,可以说跃然纸上,力透纸背。在蒙古族和内蒙古的文学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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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特殊背景下的文学记录
郑骏
伴随着’97钟声的越来越临近,中国人民翘首以盼的辉煌时刻也即将到来。它宣告香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旨在记录这个特殊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下的文学史便有了独特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香港文学史》在管窥香港文学发展的脉络时,既注意了香港文学这一短暂而充满活力的探寻之路的沿革,同时又深刻挖掘了香港文学从种子、胚胎到枝繁叶茂的根源,即从中华大文化的宏伟背景上来把握其生长规律和前进的原动力。
本书肯定了香港本土作家为香港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所做的不可忽视的铺路工作,但所占篇幅较多的主要是勾勒了外来文化对香港文学传统的形成、壮大所产生的影响。不论是本土作家,还是外来作家,他们大多非港籍人士,所经受的文学传统熏陶和所形成的文风、流派也各自有异。因此,无论这些所谓的心态作家、现代主义作家、学院派作家、写实主义作家,还是老一代南迁作家、新一代南迁作家也罢,他们都是构成香港文学昨天、今天和明天历史的精华力量所在,重在突出其创作业绩,以蔚然烘托起香港文学的广屋大厦,寻觅到香港文学发展的真正脉络。
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忠实记录者,香港文学不可能回避资本社会下人性的冲突,人性的悖论,这种创作倾向构成了香港文学作品的基调,作家表现了人性中真善美的光明面,同时对社会上极端利己主义、金钱至上的物欲主义等丑恶现象作了无情的鞭挞与深刻的揭露。这种创作现象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史上都得到了多角度的观照,使香港文学充满独具魅力的富有个性之处,同时也使这本文学史专著凝聚了记载社会演变行程的功能,对于今人和后人了解香港社会与香港文学这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多了一扇窗口。
作者描摹香港文学历史的一种富于审慎的目光还体现在他注意到了香港文学多元化的局面。香港文学是年轻的,发展的时间不算太长,由此,它所受到本土的影响也更小,文学走向的空间相对较自由和开阔。本书对他们作了精细而缜密的透视与分析,借以从中总结出带有普遍的规律性的东西。作者对香港文学的扫描虽然还是一种粗线条式的,但对其涵盖的面还是较宽泛的,既有对种种所谓实验小说等纯文学的扫视,也有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以及制作迅速的框框杂文等等。在对这些成功之处持肯定态度的前提下,也冷静地提出了香港某些文学作品屈从于市场和商品的需要,难免有粗制滥造和急功好利之嫌。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企业文化与精神文明笔谈

  文化创新与宝钢发展
黎明
有人认为企业文化是个新东西,你为什么要提出文化创新这个问题呢?我认为从文化现象来说,有企业就有企业文化,从这个角度讲,企业文化不是什么新东西。但从管理的理论、方式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来说,它会有新发展、新成果。因为有企业就有企业文化,所以企业文化的具体内容、作用会有优劣之分。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企业里形成的观念、原则和精神,有许多是好的,如主人翁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等,现在、乃至今后仍然还是要坚持的。但也有许多不好的,如人多好办事、不讲效益、搞大而全、小而全、吃大锅饭,等等。过去的东西,好的要坚持,不好的要舍弃,但更重要的是我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我们的企业文化要与之相适应,难道不需要创新吗?
宝钢建设迄今已18个年头了,走过了一条以高起点的创新赢得竞争优势的发展道路。宝钢的发展,首先靠国家300亿元投资,靠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否则就不会有宝钢;同时,宝钢人也必须在此高起点上进行创新,不创新就不会有活力,不会有发展。这个创新,不仅包括技术上的、管理上的、制度上的,也包括企业文化上的。文化创新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无形动力。
一、为用户服务
企业所有的活动,都应是直接或间接地为用户服务的活动;企业间所有的竞争,集中到一点,都是怎样为用户更好地服务的竞争。企业的最终目的是效益,但这个效益应是通过为用户更好地服务的竞争获得的。坑害用户,不是正当的经营行为,而是违法行为,至少是不道德行为,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被公认为不光彩的事情,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呢?我们的经营哲学是“宝钢——为您创造价值”,这就是说,我们只有为用户创造价值,才能为自己实现价值,只有为用户创造效益,才能为自己创造效益,否则,就是与用户疏离,拒绝市场,还有什么效益可言。不管市场怎么变,企业在买方市场的条件下,要为用户服务;在卖方市场条件下,同样也要为用户服务。宝钢现在基本上还是卖方市场,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不为用户服务。
为用户服务,服务得好不好,要以用户满意为标准。这不仅适用于宝钢产品的购买者和使用者,而且也适用于宝钢内部。企业中的各个岗位、各道工序、各个部门的服务工作搞好了,大家相互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信任感;就会使各自的劳动成果得到尊重,从而产生一种职业的成就感和光荣感;就会产生一种大于各个局部相加之和的整体的、一贯的优势。这种优势作用到用户,就会产生一种持久的、经得起风险考验的凝聚力,从而使企业获得效益;使员工的个人价值得以实现、实际收入能够增加,进而使企业的凝聚力从根本上得到增强。
二、信誉是生命
从企业文化的角度来讲,为用户服务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用户满意这个标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主要是质量、按期交货和售前售后服务这三个方面,要在这三个方面使用户满意,并在用户中树立良好的信誉。
用户满意是产品质量的最高标准,而不是金牌、银牌,也不是达到国际上的某个标准。宝钢投产初期,钢材是卖方市场,国内用户不提意见,我们就规定每年至少拿出10%的产品出口到国外最挑剔的用户那里去,就是赔本也要出口,以听取国外用户的意见,促进我们提高质量。这一规定到现在还在执行,而宝钢的产品到现在还是供不应求。反之,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的产品也可能会卖不出去。
百分之百按期交货。1992年底,我们得到文件,国家规定从1993年1月1日起,计划价与市场价并轨,宝钢有一批钢材如晚交货半个月就可得3亿元利润,我们宁可少收3亿元,也坚持按期交货。由于宝钢在钢材畅销时按期交货,因此在市场疲软时用户也来订宝钢的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信誉是企业的生命,建立了良好的信誉感,就等于树立起了企业形象,从而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科技为先导
宝钢坚持走“引进、消化、跟踪、创新”之路,不断推进技术进步。按照邓小平同志为宝钢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的精神,宝钢科技人员潜心钻研,不断创新,在新技术的开发、新产品的研制等方面都有所建树,共取得552项成果,其中有93个项目获部、省(市)级以上科技进步奖,荣获“国家级企业技术进步奖”。另外,公司申请技术专利133项,已有42项正式授权。
四、效率是核心
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在战略上应以市场(用户)为中心,在运营上应以财务为中心,但一切工作都要靠人去做。我们的企业要经得起国际竞争的考验,效率的问题尤其重要。宝钢为了提高效率,坚持改革,实行“集中管理、专业分工和社会化协作”的管理体制,创立“岗效薪级工资制”,废除传统的“八级工资制”,开展岗位竞争,劳动定员年年精减,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不仅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极大地发挥人的潜能,实现人的价值的根本途径。
五、环境是镜子
宝钢人追求“服务高质量,工作高效率,技能高水平,言行高格调”,“寓文明的行为于文明的环境之中,寓文明的环境于文明的行为之中”,这是宝钢人的理想。宝钢厂区绿化总面积已达449.9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32.74%,取得了较好的生态平衡效果。梅花鹿和骆驼在宝钢开阔的草坪上安然漫步。
六、竞争是动力
市场经济可不是“慈航普渡”,落后就不能生存。我们设想的战略目标是:再用15年时间,即到2010年,把宝钢建成一个跨国家、跨行业的一业为主、多业并举的集实业、金融、贸易于一体的企业集团,进入世界最先进行列。我们要发扬“继往开来,团结奋进”的宝钢精神,实现这一目标。
18年来,宝钢在探索一条以文化创新促进企业发展的途径。过去的成就充分地显示了,宝钢的企业文化不仅是宝钢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力手段。我们积十数年建立起的宝钢精神,乃是1.3万名宝钢人的精神生产力,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原动力。宝钢人不辱使命,要向世界展示中国国有企业的活力。 (作者为宝钢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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