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舞台与屏幕
江西厂拍成《两个孩子和狗》
江西电影制片厂和中共南昌市委宣传部日前联合摄制完成儿童片《两个孩子和狗》。该片从剧本创作到摄制完成得到了江西省委、南昌市委的大力支持。
影片讲述两个城市男孩在假期内，不顾个人安危智斗走私犯罪分子，保护珍宝文物的故事。影片编剧周毅如、毛玉勤，金麟执导，片中主要角色由小学生罗犀子、朱天一扮演。（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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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将举行第二届“中国京剧之星”推荐演出
为丰富青年演员上演剧目，提高他们的表演技艺，加快培养跨世纪京剧中坚力量，由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京剧之星”推荐演出将于４月１７日至２４日在京举行。
此次推荐演员共８人，分别是李军、李洁、张火丁、张建国、杨赤、赵秀君、奚中路、蓝文云。他们来自上海、天津、江苏、大连京剧团和中国京剧院，是目前活跃在舞台上并有一定群众影响的优秀青年演员。此次推荐演出仍采用“演出前强化培训、演出后集中‘会诊’”的方法。张春华、张学津等一批老演员将为他们“挎刀”助演。（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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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艺术的生命在于本质的真实
——对电视连续剧《长天烽火》的一点思考
田军亭
生活的真实不等于艺术的真实，但艺术的真实也绝不等于随意的虚构、加工和对真人真事的盲目排斥。虚构、加工之成败优劣，取决于其作品是否准确反映了一定时间、环境背景下社会生活的本质或本质方面。只有建立在生活真实基础上的本质的真实，才是艺术真实的真谛。１５集电视连续剧《长天烽火》是以中国空军爱国志士的抗战史实为背景虚构、加工的产物。尽管主创者试图给人以纪实的凝重感，但该剧随意的虚构、加工却扭曲、损害了一些重要史实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或本质方面。笔者１９８６年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华夏天神》时，曾查考、研究过中国空军从诞生之初到抗战时期的大量史料，深感《长》剧在艺术真实方面存在着较大缺陷。
其一，未能充分展现出我空军爱国志士在抗战初期独立对日作战中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及其大智大勇、大义凛然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气概。主创者以虚构的我某攻击机中队为剧中主要人物的活动舞台，造成了叙事角度视点低、视野窄的极大局限，难以将诸如“８·１４”笕桥首战大捷、空袭上海登陆日军、轰炸白龙港日舰队、“９·１８”夜袭日军等最具代表性、蕴含爱国精神与民族气概最浓重的一幕幕悲壮活剧提炼、概括于剧中。在表现初期我空军勇士无苏美志愿队助战时多壮烈败北，倒与当年被俘日军飞行员执意认为击落自己的绝非中国人颇为相仿，而我空军勇士用鲜血与生命换取的首战三日击落日机４６架，使日海军精锐木更津、鹿屋二联队损失过半，初战３月击落日机３００架、歼敌大批兵员、舰船等战绩何在？阎海文自击殉国、沈崇诲勇撞敌舰等悲壮史实，或被从其独特的经历等背景根源中独立出来泛泛表现，或攒入雷天眷误炸同胞的史实中拼凑“悲剧”效果。然此类虚构，不仅未“构”得我空军抗战中最本质的悲剧因素，还“虚”掉了史实的本质及其震撼力。
其二，未能深刻揭示出蒋介石统治集团上层抗战的阶级局限性和政治军事上的腐败无能，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空军悲剧命运的必然性。不情愿性，即为维持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的无奈之举，是蒋介石抗战的本质特征。它决定了蒋的对日妥协退让政策，这一温床滋生了包括汪精卫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在内的大批汉奸。它也决定了我空军在抗战全面爆发时毫无准备、仓促应战的被动处境。战前足以购机百八十架的募捐活动所得及政府拨款都被存入香港银行，蒋介石于庐山会议前竟不知飞机的确切数字，致使我空军当时仅有的３０５架各式陈旧飞机激战三月便消耗殆尽。而像周至柔、毛邦初、蒋坚忍等无能无德之流却可倚仗蒋宋亲故后台攫得空军上层要职，争权夺势不惜将部下断送敌手。若以此为背景展现我空军勇士的爱国壮举，其悲剧命运岂不振聋发聩？但剧中安容阻止汉奸出卖情报不成、“胡专员”施阴谋、“三弟”遭捕、飞机人为故障、司令部贻误战机等虚构情节的偶然性，却掩盖了蒋介石集团抗战的阶级局限性所致恶果的必然性。
其三，多处细节失真，破坏了特定环境背景对本质真实的多侧面映衬。剧中“大哥”与红军指挥员火线漫谈、“胡专员”横行军内、我“马丁”重轰变成双翼、敌“零”式战机“早产”等皆属缺乏常识，更不是对历史与未来乃至观众负责的创作态度。
综观全剧，主创者融传奇与纪实为一体的尝试并不成功，只缘缺乏对历史与生活的本质把握和独运匠心的艺术处理。较之主创者另一剧作《北洋水师》，大有判若云泥之感。这里指出缺陷，唯盼主创者日后创作出更多具有深刻思想内涵与艺术魅力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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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短录
除了“哥哥妹妹”还有啥？
梅桑榆
爱情是文艺创作的永恒题材，但不是唯一题材，此乃常识。一个专写言情小说的作家，可以不断写下去，而且可能会有佳作问世；而所有的作家都一窝蜂去写言情小说，无疑是一种悲哀。文学创作如此，歌曲创作亦然。但是近年来充斥歌坛的作品，除了“哥哥妹妹”、“我爱你，你爱我”之类，其他题材的歌曲可谓寥若晨星。“哥哥妹妹”一统天下的结果，不但不能显示歌曲创作的繁荣，反而使歌曲创作者露出“技穷”的窘态，而广大听众对此类题材的歌曲也渐渐冷淡，甚至不客气地表示腻烦。
中国的歌曲创作与其他文艺创作一样，曾有过一段“不谈爱情”的历史，结果以“言情”为主流的港台歌曲一旦传到内地，不少青年听众耳目为之一新，继而一些歌曲创作者也群起效仿，以与港台歌曲一决雌雄之势，纷纷创作起爱情歌曲。一拥而入与一哄而上，的确使歌坛一度出现过通俗歌曲的繁荣。然而港台歌曲中除一部分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之外，余多平平之作。许多歌曲不仅题材单一，词曲所表现的意境、情绪也大同小异，或为相思之苦，或为失恋之痛，或为欲望落空……我们的词曲作家的模仿之作中也出现过一些佳品，但更多的则不是哼哼唧唧，矫情作态，无病呻吟，便是“我的爱赤裸裸”式的宣泄。人与动物毕竟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之一就是人除了欲望之外还有感情，以及表达这种感情的多种多样的方式。这些表达感情的方式通过词曲表现出来，无疑是丰富多采的。如果我们一味地宣泄“让我一次爱个够”、“我现在就想把你的手儿牵”等赤裸裸的欲望，愈发粗糙浅陋的心灵离动物还有多远呢。
爱情歌曲的确拥有一定数量的听众，然而由于歌坛这些年一味推崇题材的狭窄和内容的单一的“哥哥妹妹”，致使其他题材的歌曲创作形成大面积的“荒芜”，少年儿童及中老年等更多年龄层面的听众被忽视。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别无选择的少年儿童千口一声，大唱“新鸳鸯蝴蝶梦”和“女人是老虎”；而有所选择的中老年则将目光转向过去，从而使得几年或几十年前的老歌或影视插曲重又得以传唱开来。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歌曲创作除了“哥哥妹妹”之外，大有用武之地；自８０年代初开始相继问世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驼铃》、《十五的月亮》、《长城长》、《小白杨》等歌曲一直久唱不衰，便是明证。这一事实证明，只要是歌词富有新意、旋律优美动听的歌曲，即使“不谈爱情”，也照样深受群众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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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信访办主任走上银幕
在我国，有多少民情民意正是通过各级党的组织和政府部门的信访机构反映上来，不少时候党的政策和政府法规也是通过这条渠道得以真正落实的。“信访办”无疑是各级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一道桥梁，由浙江电影制片厂和《改革月报》杂志社联合摄制的《信访办主任》，第一次在中国银幕上形象地展现了常年奔忙在这座桥梁上的人们的生活。
江南某市信访办公室，机关大院里一个不甚起眼的地方，同样信访办主任也是大院中不甚起眼的人物。可当他一走进办公室，工作却是千头万绪：纺织厂女工沙老太要求落实几十年前的历史遗留问题，剧团演员冬儿要求解决演出证，市民王大鞭子又找上门来要告工商局……而此时杨村的乡亲们集体上告村长以权谋私占地之事，更激起孙明正的义愤。他说服市里的副秘书长一道下杨村调查，却遇到县长的阻拦、杨村村长的干扰，甚至被赶了出来。为了群众利益，孙在市委书记的支持下克服般般阻力，决定再下杨村……影片以信访办主任孙明正几天的生活经历，在一个横断面上透过一位在“商品经济”大潮下，不为利益所惑，不为权势所动，一身正气为民办实事的党的干部的个体行为，展示出当今党和政府的整体形象。
该片由郑沂、沈贻伟编剧，由曾拍出过《难忘的战斗》、《日出》等片的于本正执导，主演卢问章。（西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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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人不平凡的少年历程
——《孙文少年行》简评
周粟
在生活日渐富足的当今环境中成长的青少年，本该更多地接受理想的滋养、精神榜样的吸引，但实际上，他们常常寻找不到同龄的楷模、缺少足资仿效的少年英雄。所以，具有责任心的文艺工作者为弥补这一缺憾所做的努力，理当获得赞赏与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儿影厂新近推出的故事片《孙文少年行》就颇值得推许。
这是一部描述中山先生少年生活常怀奇志的片子。就常理而言，伟人在拯救中华、报效祖国的成年壮举背后，应当有少年理想与思想脉络可寻。影片让我们认识这位民族英雄的少年时光之时，又展现少年印记中闪光的“英雄”特质，这是不易的尝试。因为单纯的孩童世界千姿百态，嬉闹玩耍的天地有无尽的表现可能，但要寻找牵连于日后壮举的根芽，理清其中的因缘关系，却远非轻松之事。《孙文少年行》的落脚点就在于“行”上：行于少年实践，行于落伍的晚清也行于夏威夷的外域，从而产生强烈而激愤的民族自尊与反抗意识，“行”是少年的经历，又是指思想见识的发展。为此，创作者让我们循着少年踪迹去认识孙文同于常人又异于同龄孩子的特质之处，无论是护助弱小同情奴隶、蔑视族规反对神权、还是不尊常俗勇于反抗，都强化着孙文的出众之质。由于紧扣着孙文的英雄特质，精心选择的生活片断便较为集中地塑造着少有壮志、胸蕴豪情的孙文品格。
作为一部儿童片，教化功能与符合孩童接受习惯是应当统一的，给予当今孩子们以英雄精神启示当然是要义所在。但落实在形象表现上又决非易事。在伟人传记类影视作品中，协调好孩子天然个性与英雄伟人式孩童成熟英气，原本是一个难题。５０—６０年代中国儿童片曾出现《鸡毛信》、《红孩子》、《小兵张嘎》等一批战争环境下的普通儿童英雄形象的影片，以表现孩子气活灵活现而著称；“文革”后又出现了以《人之初》、《风雨故园》、《少年彭德怀》等为代表的英雄伟人式儿童片，更为注重童萌之中的超凡之性。《孙文少年行》仍属于后一类型。影片试图兼及孙文与同龄伙伴们既相同又不同的特性，努力在做平常事与魂豪壮志的对应中，刻画孙文的思想内质与心理形成动因。因此，影片在细节择取上都明显带有精选的印痕。譬如两次敲砸神供的举动，一再强化着孙文自幼不信命运，敢于反抗的精神；向迂腐塾师执拗发问的细节则表现他孜孜以求知与勤勉思考的个性；孙文与孩童们面向群山旷野寻求“……助力”的呼喊，更为典型地暗示着呼唤民众伟力的寓意。尽管这些细节滤去了一些本该更含鲜灵气的东西，但编导在力求忠实于史实与形象化上所做的努力，还是值得赞赏的。
这里不能忽略影片艺术上的追求。晚年孙中山的旁白所开启的回忆之门，在引领我们进入晚清社会的同时，也规定了影片并非纯写实的风格。影片通过这位伟人的视角来回顾少年之事，已经删减了少年往事中夹杂的成份，于是我们也不妨把少年孙文的往事，看成老年孙中山这位政治伟人投下深重政治理想色彩的记忆，而通过这些记忆，导演试图让观众体味少年孙文的心理历程。这在儿童片中亦属有特色的追求。
还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影片在画面追求上也显示了创作者的执著努力，在某些方面弥补了内容上的一些缺憾。影片在南国小村镇气息与域外夏威夷的风光的展现上，无论是构图、色彩与气氛都表现得很有特色，重峦的山景、朦胧的巷景，清新的海外风景，以及人物活动的各式屋景，都体现出时代与地域的浓厚风味，从而为刻画少年孙文的情感与心理起了良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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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舞台与屏幕
解放军成立小品喜剧艺术团
小品艺术以其喜闻乐见、简便易行、形式多样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迎。为了创作出更多的小品艺术佳作，推动部队小品喜剧的发展，为部队文艺工作多做贡献，解放军总政小品喜剧艺术团日前在京成立。该团隶属于总政文化部，由总政话剧团负责日常管理，郑振环任艺术总监，王寿仁任团长，黄宏任副团长，主要演员有：黄宏、郭达、魏积安、李文启、宋春丽、岳红、王丽云、刘劲、孙涛、卓林等。（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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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选评
历史与现实的多彩交响
——一九九四年度“五个一工程”获奖电视剧漫议杨志今
杨志今
以弘扬时代精神主旋律为己任的电视剧创作，在走过最初的浮躁阶段之后，正向上档次、上水平的目标迈进。１９９４年的电视屏幕上，一批以“五个一工程”获奖电视剧为代表的优秀之作，构成了一种崭新的艺术景观。在这些剧作中，历史与现实的碰撞，时代风云与个人命运的交错，奏出了一曲曲雄浑高亢、多姿多彩的动人乐章。
无论是革命历史中的大波大澜，还是现实生活里的细雨微风，编导们都力图从中表达历史进步的最新要求和迫切愿望。《上海大风暴》把镜头对准那样一个年代的人和事是别有深意的。当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把中国工人阶级推上新的历史境遇，他们要面对挑战，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找回自己的自尊和价值的时候，从当年工人们的英勇斗争中撷取精神营养就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当被复活的历史，被激活的历史精神，与现实撞击时，便会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从丰饶的历史土壤中努力寻找新的精神元素，已成为多部剧作的共同追求。从《上海大风暴》中的阿胜、阿珍，到《沟里人》中的贺小庄；从《走出黄土地》中的王子明，到《乡里故事》中的阎松伟，无不从各自人生的苦难经历中，萌生出一种历久弥坚的精神，这就是为了美好生活而忘我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对于他们来说，爱情同样是美好的，生命是闪光的，但为了更多人的美好爱情和生命，甘愿献上自己的一切。在物欲把一些人推向个人私利的小圈子，只知为金钱活着的时候，编导们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所呼唤的精神，对于我们的时代，我们时代的青年，是多么的适逢其时。这种精神通过剧中不同人物的人生体验，被赋予了独特的时代内涵。《农民的儿子》着重展示这种精神具有的巨大凝聚力。《沟里人》则把这种精神和改革开放后欲走出大山的新一代农民的胸襟结合在一起。王子明忘我奋斗的目标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走出黄土地”。《乡里故事》中阎松伟的奋斗，更被平等竞争等打上了鲜明而复杂的时代印记。我们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梁生宝的影子，看到高加林的影子，但又分明是不同的“又一个”。这就是在他的忍辱负重之中，包含了更大的远见和韧劲。《秦川牛》则把这种精神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闪烁着强烈的理性光彩。奋斗，在这里已经同开放性、实效性、理性精神融为一体，突出表明艺术家们的执著追求。
这些作品在艺术表现上，也着力进行新的探索。
习惯上，大题材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总是求稳求严谨，在严格摹仿历史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丢失了艺术意味，艺术想象，其吸引力、感染力也就因此打了折扣，观众的欣赏趣味无形中倒向那些思想和艺术水准一般的通俗剧上去了。这是主旋律作品面临的挑战，也是寻找突破的一个起点。事实上，通俗并不等同于庸俗。主旋律作品完全可以借鉴通俗化的艺术手法，重大历史题材经过匠心独运的通俗化处理，在做到令观众喜闻乐见的同时，同样可以发挥其积极的审美和教育功能。《上海大风暴》、《潮起潮落》、《河弯弯路弯弯》、《乡里故事》、《苍茫》等在这方面均做了可贵的尝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上海大风暴》。编导们把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这样的历史大事件，通过主人公们人生奋斗，理想和爱情追求等感情戏，进行了既艺术化又通俗化的处理。在尊重大的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又不囿于史实的细枝末节，大胆发挥艺术想象，构思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特别注重悬念和氛围的营造，看来既动人心魄又引人入胜。
其次是对大题材的小中见大的情感化处理。《潮起潮落》写的是中国海军成长壮大的历程。但在艺术表现上却着力从个人命运、情感变迁和时代风云的血肉联系中寻找情节展开的内在驱动力。《苍茫》要谱写我国现代钢铁工业发展的宏伟历史，却把笔墨更多放在人物命运的沉浮和情感的纠葛上，于是一个硬性题材不仅具有了撞击人心的情感力量，而且给人留下了更多值得回味的东西。
第三是纪实性电视剧的典型化处理。纪实性主旋律电视剧的繁荣，在去年到今年的电视荧屏上颇为引人注目。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类剧作在运用纪实手法的同时，努力克服过去同类作品某种自然主义的倾向，在艺术的典型化上下了一定的功夫。《沟里人》、《走出黄土地》等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整个主旋律电视剧创作来说，不断提高艺术质量和观赏性，赢得更多人民群众的喜爱，依然是一个艰巨的课题。我们期望艺术家们向人民交上更加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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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于向远：镜头对准农民
赵薇
３月中旬一个傍晚，在天津宝坻县一个叫何各庄的小村里，乡亲们早早就张罗着吃了晚饭，有的人连碗都顾不上刷，拎上小板凳就往村小学校的操场跑。那里已挂上了银幕，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影片《小村无故事》即将上映。
北方初春之夜，乍暖还寒的天气使人禁不住瑟瑟发抖。但村小操场上，老乡们盯着银幕，时而会心一笑，时而唏嘘不已，浑然不觉袭人的寒意。看着这动人场面，观众里一位近５０岁的中年人，眼睛湿润了。作为《小村无故事》一片的导演，于向远深切感受到农民兄弟对农村片的喜爱，还有什么比这种回报更丰厚的呢？
在农村长大的于向远，自认与农民有一种割不断的血缘关系。他熟悉他们的生活，懂得他们的喜怒哀乐，而反映构成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生活与情感，是自己应尽的责任。１９９４年，他拍了影片《痴男怨女和牛》，讲述了农村青年在改革开放后面临的新思考与新选择。１９９５年，他又拍出《小村无故事》，通过一个新上任的县长回乡看姑妈的故事，描绘了一幅世俗风情画。尽管于向远的这些影片在人物形象、故事结构上并非无可挑剔，但它们平实朴素，贴近生活，有时代感。其间既有对农民纯朴善良美好品德的讴歌，又有对他们自身弱点的批判；既看到传统势力对他们的束缚，又看到时代精神对他们的感召。对此，长期工作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于导演说：我从来不是一个旁观者，我是站在农民中间去表现他们的。当我将镜头对准他们时，好像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用农民的思维和情感去拍，而不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去拍，你的作品才会真实可信，得到农民兄弟的认可。”于向远说。
那晚，于向远又实实在在地来到农民中间，在寒风中和他们一起看完电影。放映结束后，乡亲们热情地将和他们一起看电影的主创人员围了起来。一位老乡得知于向远就是本片导演时，拉着他的手和他唠上了：你们送片下乡，没有忘记我们呐。电影里说的是我们身边的事，我们爱看。打《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后，好长时间没看过熟悉咱农村的电影了。
然而这位老乡不一定知道现在拍农村片有多艰难。在拍片资金短缺、发行前景难料的形势下，拍摄农村片更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拍摄条件也自然更加艰苦，剧组在贫困的山乡一呆就是几个月，住的是简陋的招待所，伙食费每天只有几元钱，有时为了体贴老演员只能多发两个煮鸡蛋以示照顾。于向远却自讨苦吃，为了集资，他想尽办法，他也拍过“商业片”，为的是赚点钱来拍摄农村片。至今他一家四口仍挤在长影厂宿舍２６平方米的两间屋里，且是与人合居。在别人拍一部片子就能挣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时候，他于向远竟拿不出钱来买单位盖的新房。尽管他也觉得愧对家人，但他说，我这辈子就这么点愿望，拍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也才对得起农村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对得起那片土地上勤劳纯朴的乡亲们。
“以后我每年要拍一部农村片，再难也要拍下去。”说这话的于向远又在筹划他的下一部农村片了。赵文涛摄影（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