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台港澳)
专栏：海峡情
在海峡那边
——台湾见闻
本报记者王谨
未去台湾之前，每当我打开中国地图，那片形似芭蕉叶、漂浮在祖国大陆架东南缘的台湾，总使我不由得多看几眼。因为，作为一名中国记者，尽管这些年跑遍了３０个省区市，但没能到台湾省实地感受一下，就不能说走遍中国。
幸运的是，今年１月中旬，记者终于有个机会随中国历代服饰展演团踏上了这片土地。
塞车带来的尴尬
１月１９日晚，在绵绵细雨中，我们从台北桃园机场乘轿车到饭店。当晚，台北给人的印象是朦胧的。第二天，雨过天晴，台北才在记者眼中显出它的真面目。这是一座繁华的但显得拥挤的城市，与北京比起来，街道显得狭窄，气派的新建筑不多。但街上店铺密集，临街竖起的广告牌、霓虹灯密密匝匝，令人目不暇接。
从到达台北的第二天起，记者就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交通压力给人们带来的不便，往往因塞车造成了主人与客人的尴尬。那是１月２４日下午，我们一行到台元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新竹的工厂参观，按原定安排，当晚７时前赶回台北，参加《中国时报》为欢迎我们举行的餐会。为不误时间，我们从新竹３时３０分就匆匆上车往台北赶，以为３个多小时定能到达。可是走到台北闹市区，路面塞车严重，车时走时停，我们干着急。眼看７时快到了，司机理解我们的心情，开车从一个小巷插过去，可是小巷里也挤满了试图走捷径的小车。我们叫苦不迭，只得下车步行，急匆匆地绕道到《中国时报》社，一看表已是晚上７时３０分。
台湾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快，为什么城市功能却先天不足？据有关人士介绍，这是因为城市功能的早期设计已满足不了现实的需要。台北原定设计是人口６０万的城市，而今人口已达２００多万，各种机动车达１００多万辆。而当局对市政建设又缺乏及时的调整，以致市内行车路况难得改善。
共享华夏文化成果
大幕拉开，伴随着编钟、铜磬辽远的旋律和深沉的吟咏，来自祖国大陆和台湾的时装模特，以不同时代的神韵，展示了从洪荒年代到春秋战国……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朝代、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各种服饰。观众的掌声，也伴随着不同朝代的服饰转换而不时响起……
无论是在台北，还是高雄、台中，中国历代服饰展演大获成功。台湾民众对华夏服饰文明成果情有独钟。台湾民族艺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王宇清从台北赶到高雄、又赶到台中，一场接一场地观看演出；还有一位姓王的台湾空姐特意倒班从日本赶回一睹历代服饰风采。
一时间，中国历代服饰展演成为台湾岛上的热门话题，当地媒体纷纷用“时间倒流”、“难得一见”、“一场美的盛宴”报道演出情景。台湾纺拓会秘书长刘瑞图说：“演出太好了！华夏民族文化成果理应由两岸共享。”
“肥水何必外流”
在台湾，记者在纺拓会热情安排下，采访过不少纺织服装企业。在与这方面业主的交谈中，他们普遍表述了一种见解：两岸纺织服装界的合作交流大有可为。
以生产成衣而知名的台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青峰先生说，大陆有可观的市场和较便宜的劳动力，而台湾许多企业老板尽管有资金，但苦于缺乏劳动力和市场，如果二者结合起来，对双方都有利；更何况我们都是中国人，“肥水何必流入外人田”？！
台湾纺拓会董事长、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先生，去年１１月曾到祖国大陆考察投资事宜。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些年，台湾尽管已有二三百家成衣厂先后到大陆投资，但规模都不算大。两岸纺织界应在政策上有所配合，并采用适当的疏通方式，以促进两岸纺织服装界的合作。”他还告诉记者，台湾“远东”企业有一个拟在祖国大陆投资几亿元的计划，目前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
根恋与乡情
“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两岸的友人能在台湾见面了。在气候宜人的台南，备感荣幸地能邀请您参观……期望能为您的宝岛之行，增添一段美好的回忆。”这不是发表的诗作，而是由台湾康那香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戴荣吉先生签署的一张请柬上的辞句。热烈亲情，跃然纸上。
康那香企业是以生产不织布产品为主的企业。总经理戴荣吉先生祖籍河南洛阳，后迁徙福建同乐县，继而从福建来台。他说：“我们不忘根，在家供菩萨、供祖宗牌位，后面总要注明祖籍。这是我们的根啊，不能忘！两岸开放互访后，我们与年轻人不同，他们是探亲，我们是寻根。自１９８９年以来，我来往于两岸之间数十次，每次到祖国大陆，均感到有很大的变化。我为此感到高兴。”
也许受父辈的影响，台湾的第二、第三代中的许多人对祖国大陆的乡情也是深厚的。一天，我们到孙中山纪念馆参观，看到几个年轻人在一展馆门口的中国地图上指指点点，寻找自己的祖居地，那专注与神往之情令人感动。还有一次，我们到离台中市不远的“力丽集团”公司参观，一个姓张的年轻人主动走到记者身边，悄悄地说，祖国大陆与台湾不能分开。台湾李登辉搞分裂那一套不得人心。张先生期望两岸尽早实现统一，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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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告读者
《海峡情》专栏自去年底开办以来，得到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稿件如雪片般飞来，大家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两岸的同胞情谊，畅叙对祖国统一的企盼。但因版面所限，我们刊发的稿件数量并不多。鉴于此，经研究决定，《海峡情》专栏原定３月底结束，现延至５月３１日，特此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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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离别家乡半个多世纪的香港同胞，在临终时立下遗嘱：从自己的微薄积蓄中捐出８万港元，作为家乡奖学奖教的基金，他将——
一片深情留乡里
张祖平
近日，７９岁高龄的香港同胞陈钜，在临终时立下遗嘱，捐出８万港元作为家乡广东省南海市丹灶镇仙岗小学的奖学奖教基金的消息，被父老乡亲们传为美谈。
今年１月１３日，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陈伟仪和香港永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陈汪元兄弟俩匆匆赶到丹灶镇仙岗管理区，心情沉重地把８万港元现金交到管理区干部手中。当他兄弟俩把事情的原由讲清楚后，闻者无不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原来，去年１２月，在香港闯荡几十年、曾从事过报纸编辑工作的陈钜不幸辞世，老人临终时立下遗嘱：从自己微薄的积蓄中捐出８万港元，作为家乡仙岗小学的奖学奖教基金。今次陈氏兄弟就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专程赶来的。
几十年来，陈钜先生虽身居香港，但一直挂念着家乡的发展。１９９３年，为了筹建新的仙岗小学，仙岗管理区的干部曾发动香港的乡亲捐资办学。当时已７７岁高龄的陈钜先生听到消息后，马上积极联系乡里，共捐资３０多万港元，其中陈钜与他家人捐了４万港元。并且多次嘱咐当地干部，教育方面有困难，向他提出来，大家想办法。仙岗小学得到这一消息后，师生们既对陈老先生的善举深为敬佩和感激，也为失去这样一位先辈而痛惜。现在，“陈钜学业优异奖”教育基金已确立。我们相信，它将对陈老先生家乡的教育事业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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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国强行割占香港岛
余绳武
近世以来，英国倚仗坚船利炮，在向东方扩张的过程中不断夺占别国岛屿，作为海军基地或通商据点。
在中国，英国人很早便有夺占海岛的打算。１６３７年英国海军上校威德尔率武装船队来华贸易，回国后在报告书中写道，为了发展对华贸易，英国应该占据海南岛。１７９２年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向清廷提出多项通商要求，并要求把舟山附近一个海岛和广州附近的一地让给英国人作为居留地，被乾隆皇帝拒绝。
珠江口外的香港也是英国人觊觎的目标。从１８０６年起，东印度公司派水文地理学家霍斯伯格连续多年在香港等处水域进行勘测，搜集了大量情报。１８３３年８月，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律劳卑致函本国外交部，要求派遣海军“占领珠江东部入口处的香港岛，它令人赞叹地适合各种用途”。律劳卑的后任罗宾逊也于１８３５年向英国政府提出类似的建议。
更可注意的是，香港岛与九龙间的尖沙咀洋面（英国割占香港后改称维多利亚港），自１８２１年起即已成为英国对华鸦片走私的重要据点之一；大批鸦片船每年冬季停泊在伶仃洋一带，台风季节移泊金星门和香港水域，从事贩卖毒品活动。１８３９年春林则徐收缴鸦片时，共有２２艘英国鸦片船停泊在虎门口外，其中有１６艘停泊在尖沙咀洋面。林则徐没收的二万多箱鸦片，大部分来自香港水域的鸦片船上。
英国政府获悉中国禁烟后，竟声称这是对英国的侮辱，悍然决定发动侵华战争，其根本目的是要强迫开放华东各口岸对英通商，并攫取与此相关的各种特权。保护肮脏的鸦片贸易，则是英国发动战争的直接原因，因此称为鸦片战争；这个绝妙的名称据说是１８４０年４月２５日《泰晤士报》首先使用的。
１８４０年６月英国“远征军”到达中国，攻占舟山群岛定海城，８月来到白河口投递公文，指责禁烟“亵渎大英国家威仪”，要求赔偿烟价和割让岛屿等等。清廷派直隶总督琦善负责对英交涉。琦善向英国侵略者暗示赔偿烟价问题不难解决，建议将谈判改在广东进行。白河口泥沙淤塞，英国舰队不能驶入；相反它们沿珠江可以直趋虎门，便于在谈判中实行武力威胁。因此，英国人欣然同意琦善的建议。
同年１２月，英国代表义律与琦善在广东继续谈判。关于赔偿烟价，琦善顺从侵略者的勒索，同意付给６００万元。义律又要求除了广州之外，在华东增开两个通商口岸，琦善只允增开一个，没有达成一致意见。１２月２９日，义律撇开增开口岸问题，进一步要求“在外洋割让一个适当的地方（指香港岛——引者），英国国旗可以在该处飘扬，就像葡萄牙国旗在澳门飘扬一样。”琦善断然拒绝了这一割地要求。
英国侵略者在谈判桌上未遂所欲，便悍然使用武力，于１８４１年１月７日攻占大角和沙角炮台，并以永据沙角相要挟，企图迫使琦善就范。琦善出于无奈，允许将义律的要求代奏皇帝，由道光帝定夺。不言而喻，允许代奏并不等于琦善本人允割香港，何况他根本没有擅自割地的权力。但义律歪曲事实，竟于１月２０日向旅华英侨发布公告，声称他已与琦善“达成初步协议”，“把香港岛和海港割让给英国”。义律捏造这个“初步协议”（后来有些历史著作以讹传讹，称之为“穿鼻草约”），其目的是为了给吞并香港制造“条约根据”。上述的公告颁布后不到一周，英军先头部队便于１８４１年１月２５日在港岛北部大笪地（今上环水坑口街附近）登陆。第二天舰队到达，海军陆战队在大笪地公然升起米字旗。
然而香港岛的占领并不能满足英国政府的胃口。外交大臣巴麦尊接到义律关于此事和所谓“初步协议”的报告后十分不快，严厉斥责他自作主张，没有勒索到英国政府想要得到的更多权益，并决定撤换义律，任命璞鼎查为全权代表，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
巴麦尊虽认为香港是没有商业价值的“荒岛”，他仍然赞成吞并这块中国领土。璞鼎查离英前，巴麦尊明确地指示他说：“女王陛下政府认为香港岛应予保留。”实际上，义律在侵占香港后即已在岛上成立殖民统治机构，并廉价拍卖港岛土地，以吸引英商前来贸易居住。所谓“女王城”（后来改称“维多利亚城”）已在港岛北部开始兴建，第一条马路——“皇后大道”已经施工。１８４１年８月璞鼎查东来后，宣布义律关于香港的各种安排继续有效。此后，港岛的建设进一步加快步伐，大鸦片商人马地臣和其他英国烟商纷纷在岛上建造洋行和仓库，把香港岛变成不沉的鸦片趸船。１８４２年２月，璞鼎查正式宣布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公署从澳门迁港。同年５月他致函英国外交部说：“这个居留地已取得长足进展，为了女王及其臣民的荣誉和利益，不容许再将它交还中国皇帝去统治。”大量事实表明，英国侵略者在鸦片战争结束以前，早已打定了永久占据香港的主意。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订立《南京条约》，其中第３款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岛。这个条约是英国用武力强迫清政府画押的卖身契，它根本没有法律效力。
（附图片）
图为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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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痛失九龙
刘蜀永
九龙半岛的范围大致包括目前香港地区的九龙和新九龙，与香港岛隔海相望。很古的时候就有中国居民在此聚居。宋朝时曾在此设置过官富场管理盐业，元朝时曾在此设置过县以下的行政机构官富巡检司。鸦片战争期间，该半岛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鸦片战争的三次前哨战，有两次（九龙山之战和官涌之战）发生在这里。鸦片战争以后，因香港岛被英国割占，九龙半岛地位岌岌可危。清政府决定将官富巡检司改为九龙巡检司，并于一八四六年在这里修筑了九龙城。
强租九龙半岛南部
鸦片战争期间，英国鸦片商多次鼓吹占领九龙半岛。随后英军将领西马糜各厘等也在鼓吹割占。一八五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的妥协退让助长了侵略者的凶焰，一八五八年春，参加侵华战争的“加尔各答”号舰长霍尔、英军司令斯托宾奇等重新提出了割占九龙半岛的建议。并被英国政府采纳。一八五八年六月二日，英国外交大臣马姆斯伯里写信命令全权专使额尔金：“一旦出现机会，应竭力通过条约从中国政府手中将这些地方割让给英国政府，至少要割占香港对面的九龙岬角。”
一八六○年三月十八日，在新任侵华陆军司令克灵顿的指挥下，英军强行侵占了九龙半岛岬角——尖沙咀一带。此后到达的大批英军援军，大部分都驻扎在九龙半岛。英军在这里进行北上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租借与军事占领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三月十六日，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在香港就租借九龙半岛同克灵顿和香港总督罗便臣进行磋商。三月二十一日，在英法联军控制下的广州，巴夏礼强迫两广总督劳崇光在他拟定的租约上签字，把九龙半岛南部和昂船洲租借给英国。
中英《北京条约》与割让九龙
一八六○年十月十三日，英法联军攻占了北京安定门。他们在城墙上安置的大炮直指紫禁城。十月十八日、十九日两天，他们又纵火焚烧圆明园。在侵略者军事和外交的双重压力之下，十月二十四日，清政府被迫在不平等条约——中英《北京条约》上签字。该条约第六款规定将我国新安县九龙司的一部分领土，即九龙半岛今界限街以南部分（包括昂船洲在内）割让给英国。
英国割占九龙使中国方面丧失了反抗外国侵略的一个战略要地，中国沿海地区面临着更加严重的侵略威胁。
别出心裁的“授土仪式”
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把割占九龙半岛南部视为自己任内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在他离华归国之前，英方特意举行了隆重的领土移交仪式。
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驻港英军各兵种二千多名官兵渡海前往九龙参加仪式。下午三时，全权特使额尔金在巴夏礼、香港总督罗便臣等的陪同下抵达会场。新安县令、大鹏协副将、九龙司巡检和九龙城一名级别较低的军官共四名清朝官员也被迫前往。巴夏礼把一个装满泥土的纸袋塞给清朝官员，让后者再把纸袋交给他，以此象征领土的移交。侵略者用这种仪式炫耀他们割占中国领土的胜利，清朝官员竟言听计从，这是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都不能不感到痛心的场面。
（附图片）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烧杀抢掠，清朝军队伤亡惨重，24日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
迎九七话香港
第11版(台港澳)
专栏：
一切为了香港的平稳过渡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评述
正是阳春三月，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３月２３、２４日在北京召开。经过两天紧张的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决定》、《关于１９９７年下半年和１９９８年全年香港公众假日安排的决定》、《关于成立香港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活动委员会的决定》以及《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作出解释的建议》，完成了既定的工作任务。
今年１月２６日，筹委会宣告成立，拉开了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序幕，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工作进入到具体落实阶段。随后，筹委会展开紧张而有序的工作，各小组相继制定本小组的工作规划，在预委会建议的基础上提出意见，交大会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召开，使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工作又迈出了庄严的一步。
现在距香港回归祖国只有４００多天的时间了，我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日子已日益临近。按“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第一步，在一个被外国殖民主义者统治一个半世纪的地方，组建一个完全由当地人管理的地方区域政府，更无经验可循。因此说，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因而，筹委会以务实而有效的工作方式，根据有关事项的轻重缓急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就是根据下属各工作小组提出的与香港平稳过渡有关的一些紧迫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通过有关的决定和建议。比如，会议根据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授权，作出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决定，这是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过渡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的“直通车”安排被英方破坏之后，不得不做出的一个选择，目的是避免未来特区出现立法机构的空缺，确保香港平稳过渡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效的运作。因此，设立临时立法会是非常必要的。筹委会作出这一决定是实现香港平稳过渡的重要措施。
保证香港的平稳过渡，是广大港人根本利益之所在，也是我国政府在处理有关香港过渡期事务的一个基本准则。在此次大会中，首批决定的有关事项就证明这一点。如大会通过的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作出解释的建议，既是一个有关全国性法律在港实施的重大原则性问题，又与广大港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由于历史的原因，在香港生活的中国同胞的国籍状况比较复杂，基本法中有关规定的实施和筹委会许多工作的开展，首先会涉及到依据中国国籍法确定香港同胞中国公民身份，如特区护照的签发范围、特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定义，以及特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等的任职资格规定，都与中国国籍法在港的实施问题有密切关系。为此，本次大会根据中国国籍法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结合香港居民在国籍问题上的特殊情况，对中国国籍法在香港的实施作出了妥善处理，并提请全国人大就此问题作出解释。筹委会对此问题提出的建议，受到了香港同胞的广泛欢迎。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我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具体体现。为在１９９７年后真正落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需在组建未来香港特区过程中，积极发动广大港人进行参与。筹委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筹委会成立时就讲过，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有容乃大”，他表示：“筹委会作出的每一项决策，都必须建立在广泛征询港人意见的基础上”。在筹委会组成中，港方委员９４人来自香港社会各界别、各阶层，占筹委会全体成员的６４％，这一比例本身就充分显示了我国政府在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过程中对港人参与的重视。本次大会还决定，此次会后，将安排筹委会下设的推选委员会小组和经济小组赴港开会，广泛咨询香港社会各界的意见。
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召开，朝着缔造香港特别行政区崭新未来，开创香港美好明天迈开了重要的一步，为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下一步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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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学者敦促台湾当局以实际行动缓和两岸关系
本报北京讯记者姚小敏报道：北京部分台湾问题专家学者日前在京座谈时指出，要恢复和发展两岸关系，根本途径是台湾当局新的领导人必须回到“一个中国”原则上来，以江泽民主席去年春节提出的八项主张为基础，尽早就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问题进行商谈。
这次名为“两岸关系现状与前景”的座谈会，由香港文汇报主办。该报总编辑刘再明主持了座谈会。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余克礼在座谈会上表示，随着台湾地区变更领导人产生方式活动的结束，要缓和、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保障民众切身利益，立即成为岛内各界人士一致的强烈呼声和最大民意。出于政治需要和社会舆论压力，台湾当局的一些主要人物，在竞选过程中和选后也讲过不少要缓和两岸关系和如何缓和两岸关系的话。但是，当前两岸紧张局势能否缓和，光看怎么讲不行，关键要看台湾当局是不是有实际行动。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李家泉研究员认为，台湾这次选举表明，反对“台湾独立”，主张稳定、缓和与改善两岸关系，仍是岛内民意的主流。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得票率大幅滑落就是最重要的证明，是台湾民心趋向的主要标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宋宝贤则着重分析了美国处理对台关系问题。他说，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分歧的核心在于是恪守还是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双方严格遵守其中作出的庄严承诺，乃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宋宝贤指出，美国现在虽然一再声称要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实则怂恿、支持台湾当局分裂祖国的活动。事实表明，美国对台湾当局搞分裂的行为支持越多、步子越大，海峡两岸的局势就越紧张，危害也就越深，对中美关系的损害也就越大。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和国会重新回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基础上来。近２０位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了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