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理论)
专栏：报刊文摘
珍视和开掘中国共产党丰厚的组织资源
周锦尉林流
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在开辟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
社会主义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先获得胜利的。它“开头容易，继续困难”（列宁语）。“开头容易”是指在残酷的反动统治下，劳动者受的剥削压迫更深重，比较容易形成人民革命的形势；而“继续困难”，则是指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经济发展水平低，面临一个原来应该在资本主义阶段完成的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即实现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过程。在世界科技、经济的“制高点”已经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领的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常面临处于劣势的巨大压力。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后发的现代化国家要在强手如林、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脱颖而出，进入中等发达或发达国家的行列，总要发挥自己的某些独特的优势，总要抓住某些发展的机遇，然后出现超常规的发展，由此得到成功。
像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发展，这里有很多有利与不利的因素。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由它组织形成的社会改造力量，是现代化的最大财富，是我们可利用的最宝贵的“资源”，是我们政治上的最大优势。近现代史的无数事实告诉我们，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必将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一事无成。所以，我们着力进行的党的建设，应从更广阔的视角来估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分量。可以说，珍视和利用中国共产党这个巨大的组织资源，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特色”。
人类在社会活动过程中，逐步形成各种组织，有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文化组织、群众组织和政党组织等等。与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等组织不同，政党组织是为着一个政治目标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政治共同体，它体现着人类组织的文明水平。政党自资本主义阶段产生，其中，资产阶级政党由少数剥削者组成，为着少数人利益，主要又为着竞选而生成，组织比较松散。无产阶级政党则是先进阶级为着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共同目标，按照一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奋斗、而工作的组织。可以说，这种组织的文明水平比之其他政治组织又明显地高出一筹。
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共产党的这种组织的力量、组织的资源表现在：有善于洞察革命、建设发展趋势和规律的领袖集团，尤其有具有威望的中央集体领导的核心领袖；有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党的地方和部门的领导机构，党的基层组织，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有机体；建立有上下左右组织相互之间的严密的、科学的生活、工作制度；有民主和集中正确结合的根本组织原则；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目标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柱。千百万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在这个组织内进行有序的政治生活，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为着阶级的利益一呼百应，奉献一切，这难道不正是人类高水平文明的表现吗？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又有着自身的特点，它所积累的组织资源是极其丰厚的。
中国共产党自一大建党以来就十分重视组织建设，建党初期就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组织原则和严密的组织形式。在红军时期，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又明确了“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规定。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我党的“三大法宝”时，将“党的建设”作为法宝之一。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可以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道路。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吗？不可能的。不要小视我们的党。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党的四大时只有９００多个党员，就那么９００多人的一个党，实现了国共合作，推进了北伐战争。以后革命失败了，只有我们的党才能够经得住十年的血腥恐怖，百万大军的‘围剿’，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因为有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千难万苦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我们前进的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但由于我们有共产党组织的力量，就有了国家稳固的支柱。１９５６年，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波匈事件时，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壮大起来的，又经历了革命根据地的培育与发展，党内形成了一支经验丰富的干部队伍，这就成为我们国家最丰厚的组织资源。总之，正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坚强，使我们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取得了革命与建设的一个个的胜利。
（摘自２月１０日《文汇报》）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军事经费管理》简介
韦典华
鲁祝好同志主编的《中国军事经费管理》一书，最近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张震同志题写书名，傅全有同志为该书作序。
这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军事经费管理的大型专著。全书共６６章，约１２０万字。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军事经费的管理概论、管理体制、管理方法、管理范围、管理机构、管理内容、管理形式、管理手段、管理科学、管理艺术、管理效益。参加该书编写的近百名专家、学者，来自我军各总部、大军区、军兵种、武警部队和军事院校。
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该书既对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与和平建军实践中形成的军事经费管理经验，如：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统筹兼顾、保障重点，统一标准、依法管理，加强监督、民主理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总结，同时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力求在理论上开拓创新，着重为建立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又符合军事经济特殊规律的军事经费管理新机制，进行了大胆探索；在软科学用于军事经费管理，实现管理自动化，提高军事经费管理效益等方面，也都进行了系统论述。该书的问世，进一步丰富了军事经费管理理论，对于从事军队后勤工作的同志，将会提供有益的帮助。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贯彻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田雪原
〔提要〕从人口角度看可持续发展，主要是处理好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诸方面的关系。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特别要树立人口增长后果意识，资源稀缺意识，环保意识，过剩人口与短缺经济意识，人口变动与社会稳定意识，选准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确立深化改革的思路。
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人口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是总体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
人口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从长期和总体上观察，人口与资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终极因素。就短期（一定历史阶段）和个案（具体国家或地区）说来，资源丰富不等于发展快，资源贫乏不等于发展慢，甚至可能出现相反情况；但将人类社会作为长期历史过程和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则人口、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都离不开自然资源，一切发展都是资源的物质变换。发展同资源紧密相联，是自己已有资源或通过贸易等手段取得所需资源的物质变换过程，直接或间接受制于资源的供给。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品种比较齐全的国家，是世界上少数可以依靠自己资源建立独立经济体系的国家之一。然而我国又是自然资源短缺的国家：一是重要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短缺，如人均耕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３，人均森林面积不足１／６，人均草原面积不足１／２，人均矿产资源也只有１／２。二是严重的结构性短缺：总体资源的结构性短缺，如全部资源中除煤炭十分丰富外，其余较丰富的多为经济建设需求量小的金属和非金属矿藏；同类资源的结构性短缺，如在化石能源中石油、天然气等优质能源所占比例偏低，煤等劣质能源所占比例过高；开发条件的结构性短缺，如铁、磷等矿产资源也较丰富，但多为贫矿，增加了采炼的成本和难度。我们在考察资源时，不仅要注意到资源人均占有量的短缺，而且应特别注意到资源的结构性短缺。
从发展看，尽管中国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举世公认的成绩，但是仍有一定的增长势能，国内外大同小异的预测表明，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口可达１３亿，２０１０年可达１４亿，到２０５０年达到１６亿左右时才有可能实现零增长。这对资源形成巨大压力，非更生性资源呈绝对减少，可更生性资源也显出明显衰减态势，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将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不仅如此，人口对资源的压力还来自每个人资源消耗的增加，在人均资源减少过程中表现出强烈加权效应。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１９６０至１９８５年世界人口增长６０％，同期世界能源消费增长１３０％，倍加于人口增长率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人均能源消耗增长４５％所致。中国正全力奔向“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处于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较快，人口城市化加速进行，消费结构向现代型转变的历史时期，三者形成的合力将推动消费超出一般预料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对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广阔市场和强有力刺激，并且体现着发展的根本目的，理应为之奋斗和保证合理发展目标的实现；但是不要忘记，生活水平提高的背后是人均资源消耗以加权速度的增长，人口过剩与资源稀缺矛盾的加剧，因而需要审视传统消费模式利弊，寻求一条与人口增长“分母加权效应”相适应的节约资源消耗的可持续发展路子。
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从一个特定角度观察，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人口与环境互相作用的历史。一方面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环境，环境质量对人口的数量、质量、分布等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变动直接作用于环境，尤其是人口数量长期持续的增长，引起不同程度的环境恶化，已经开始危及到人口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可持续发展由环境问题而生，最早由１９７２年斯德哥尔摩世界环境大会提出，并由１９８７年世界环发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作出定义性解释：可持续发展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中国是人口众多，同时又是一个时期以来国民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国家，其对环境的压力超乎寻常地增长着。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１９９４与１９９０年比较，全国用于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和噪声治理费用由４５．５亿元增加到８３．３亿元，增长８３．４％，“三废一噪”治理取得很大成绩；但在同期废水总量仍旧增加１１．５亿吨，废气增加２．８亿吨，固体废物增加０．４亿吨，“三废”总量有增无减。多年来，在理论和原则上我国已经摒弃了先建设、后治理，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发展模式，确立了先治理、后建设的方针，保护环境与控制人口一样并驾齐驱于基本国策之列；但由于资金和技术的限制，环境意识淡薄，实践中很大部分难以做到，颇大程度上是边建设、边治理，不小程度上是先建设、后治理，极少数仍旧是我行我素，只建设、不治理。面对这一现实和未来半个多世纪里人口再增加４亿，经济快速发展而引起环境压力加大的严峻形势，实现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控制人口与保护环境两大基本国策并重，纠正“一硬一软”的不正确认识。关于这一点，江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一文中，明确指出：“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可持续发展不仅着眼于经济效益，还要着眼于环境和社会效益，牺牲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发展不可取。
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这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为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的高低，标志着一定的技术装备能力和对自然资源探测、开发、利用的程度，也标志着对环境进行保护和治理的能力与程度，因而同时构成决定社会文明和实现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目前我国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用过剩人口与短缺经济的矛盾加以概括。这是确立我国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立足点。从这一点出发，可持续发展涉及人口数量、素质、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
其一，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一端为一定时空的人口规模，另一端为最终产品的生活资料，在宏观上二者最能体现人口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程度。从价值形态考察，由于受到固定资产投资系数影响，要保持原有居民生活水平不致降低，需满足新增人口投资增长率＝人口增长率×投资系数条件。我国１９９４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１．１２％，新增人口投资增长率需在３．９２％以上（投资系数按３．５计算），才能使居民生活水平不致下降。从实物形态考察问题更大一些。以粮食生产为例，未来５０多年全国人口将增加１／３，而全部后备耕地资源不足现有耕地面积的１／３，即使这些后备耕地全部垦用，并确保现有耕地面积不被占用，也只能维持现有人均耕地面积水平，事实上这是绝难做到的。其它生活资料的增长情况也相类似。面对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对生活资料的加权需求，人口过剩和生活资料不足将长期存在，必须将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倡适度消费、大力发展生活资料生产三者结合起来，逐步实现三者的良性循环。
其二，人口质量与经济技术进步的可持续发展。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包括数量方面，也包括质量方面，包括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自产业革命后机器大工业迅速发展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主要依靠劳动者数量的增加转变到质量的提高，劳动者技术、文化等人口质量方面因素的作用越显重要。据估计，本世纪初劳动生产率的提高２０％来自技术进步，中期提高到３０％，目前达到近８０％，有的部门甚至达到１００％，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显示出强大力量。中国自１９４９年以来人口质量不断提高，文化素质提高也相当显著，有力地推动了经济技术进步；但全民的人口文化素质仍不够高，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所占比例不仅比发达国家低，而且比不上某些发展中国家，时至今日全国尚有１．５亿文盲半文盲，同现代化建设很不相适应。在人口质量与经济技术进步交互发展两种循环模式中，即“高生育率——低人口文化素质——低劳动生产率——高生育率”初级循环模式，“低生育率——高人口文化素质——高劳动生产率——低生育率”高级循环模式，目前中国在总体上处于由初级向高级循环模式转变阶段。完成这种转变，需要在大力控制人口数量同时，努力提高人口质量，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为此增加经费投入固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改革。目前世界大学教师与学生之比为１∶１４，中国为１∶６，相比之下我们教育的劳动生产率过低，大有潜力可挖。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真正改变“学校办社会”，走改革之路，才能将“科教兴国”落到实处。
其三，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可持续发展。主要是：
生产年龄人口与就业手段、就业结构的可持续发展。２０２０年以前我国面临生产年龄人口激增趋势，可谓确切意义的机遇与挑战、动力与压力并存。机遇和动力，由于生产年龄人口所占比例高，致使老年和少年人口之和所占比例下降，社会负担减轻，这是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挑战与压力，劳动力在过剩情况下继续大幅度增加，２１世纪的前一二十年，就业问题将更为突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应抓住机遇，运用动力，加快发展；同时奋起应战，增加活力，制定出相应的方略。即在控制人口增长因而也就控制了未来生产年龄人口数量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加快由以农业栽培业为主向以多种经营为主，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商业为主，由以第一、二产业为主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就业战略重点的转移。
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预测，本世纪末我国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将上升到６．８％，接近老年型年龄结构；２０２０年将步入老龄化严重阶段，到２０４０年达到峰值年份的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１７％，与国民经济发展比较起来人口老龄化具有提前到来和峰值较高的特点。有鉴于此，应付老龄化“银色浪潮”冲击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必须坚持在大力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同时，继续提倡子女供养式家庭养老保障，还要适当组织老年人口再就业的自养保障，建立起社养、家养、自养相互结合、“三位一体”的养老保障体系。
人口分布与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的可持续发展。它包括人口城乡结构、地区分布结构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可持续发展。人口城乡结构变动或人口城市化，关键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工商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转向第三产业为主的原则。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合理布局的可持续发展，要正视人口地区分布格局长期未变的现实，东南沿海１２个滨海省、市、区土地面积占全国的１４％，人口却占到４１％，具有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多方面有利条件；中部腹地人口数量多，素质相对差一些，生产力布局需要依据具体情况，在劳动密集、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型结构中作出合理选择；西北广大边远地区有着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也存在人才短缺，经济基础较差的不利条件，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要充分用其长、补其短，另辟蹊径。调整人口的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审慎地对待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仅以人口密度为依据是不足取的。
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这种交往首先存在于生产过程之中，表现为一定的生产关系；其次存在于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文化的、政治的、法律等的上层建筑之中。由此可见，社会可持续发展牵涉面广，问题庞杂。结合我国人口和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下述几个重要问题：
一为消除贫困与公平分配。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消除贫困，才能走出人口生产“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困境。办法一是控制多生多育，阻住“越生”环节；二是发展经济，除却“越穷”的根儿。但这两条还只是必要条件，加上公平分配方构成充分条件。因为如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贫富悬殊，许多人还难以摆脱“穷——生”不良循环困扰。只有真正确立公平分配原则并建立起相应的机制，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为人口与社会进步的可持续发展开辟道路。
二为人口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这里的文化系指技术、人文等科学知识，即通常所说的人口文化程度。当今世界，生育率与人口文化高低成反比是一种带有普遍规律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就是生育率的降低，是谋求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前已叙及提高全民性的科学和文化水平，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和加大改革力度，提高教育的劳动生产率十分必要；但是这些还只是外部条件，需要从内在机理上激起个人和家庭进行人口智力投资的积极性。这就要从根本上改变脑体分配不尽合理和某些“倒挂”现象，实现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的按劳分配原则，建立起相应的利益导向机制。
三为人口与改革的互动平衡。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不过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实施要充分估量到人口因素的作用，也要顾及到对人口生产的影响。如目前全国企业职工人数高达１．４９亿，《破产法》的颁布和实施就要估量到因此而失业的职工数量，通过储备足够的失业保险金等手段加以解决，做到未雨绸缪。又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改革，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迅速改变着农村人口再生产的条件，已经显示出对人口控制的良好效应；但它客观上刺激了对劳动力特别是男性劳动力的需求，使得一些人增加了生育男孩的愿望，又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人口工作方面的改革亦如此，要兼顾社会效益，互动平衡。如近年来不少地方将生育与生产、生活结合起来的不同形式的“三结合”，不仅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而且推动了那里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建设，收到良好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