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阿根廷第一位女飞行员
兰才基
在阿根廷空军６０１部队，有一名与众不同的少尉飞行员：嘴唇涂抹淡淡的朱砂，两条粗黑的弯眉下镶嵌着两颗漂亮的蓝眼珠。部队每次集合的时候，周围的战友总爱投以羡慕而又好奇的目光。但这位少尉并不为此感到羞怯，反而觉得自豪，因为她是阿根廷空军的第一位女飞行员。
这位飞行员名叫巴巴拉·维多雷，今年２３岁，身高１．７０米。她和其他男战友们一样，机智勇敢，体魄健壮。维多雷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远郊莫雷诺市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退役军官，哥哥是一名民航机驾驶员。家庭生活环境使这位女青年从小就喜欢紧张的生活和有着不怕艰苦与危险的倔强性格。平时，她酷爱看战斗影片和有关航空知识的书刊。１６岁那年，维多雷曾有机会参加过一次飞行训练班。从那时开始，她便立下了当一名飞行员的志愿，而且从未动摇过。她说，“如果我当不成飞行员，那我也要当一名消防队员或者警官，因为我不愿只留在家里照看孩子。”
维多雷入伍以后，为了更好地参加飞行训练，给自己立下了一条格言：“自信”，即不可自己瞧不起自己。“我知道，要使人们相信妇女也能驾驶战斗机并非易事。然而，我要以自己的实际表现来证明，我能像男战友们一样完成飞行训练任务，并接受最严格的各项体格考核”。她满怀信心，多次作过这样的表示。在行动中，她处处高标准要求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迎接着艰苦的考验，终于在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在６０１部队顺利完成了全部考试项目，领取了空军司令部颁发的飞行员证书。
维多雷虽然当上了少尉飞行员，实现了自己多年的理想，但她没有因此而松懈。她说，“我知道，在部队里我代表着妇女的形象。对我来说，同男人一起工作意味着肩负一种崇高职责，因为我的所作所为，必然关系到空军部队今后能否再吸收妇女参加的问题”。维多雷在部队生活以及同男战友相处的准则是：庄重、内行、淡妆、短指甲、小耳环。她说，作为一个军人，越是简朴就越好。
谈到如何处理好家庭关系的时候，这位２３岁的女飞行员也有一番深切的感受。她回忆说，这几年来，摆在我面前的课题是双重的：我首先必须说服母亲和未婚夫，使他们赞同我的志向和支持我选择的职业，而不因为我每次驾机训练而引起他们种种疑虑和非议；其次才是进入部队进行艰苦训练。“我自己感到，完成第一课题的付出，甚至比第二课题还多，真叫人不可思议！”她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每天清晨她要准时到达训练场，参加各种飞行考试和体育测验。完成这些任务以后，还得抽出时间和未婚夫辩论。她经常都是这样来结束一天的生活的。但是，最终她还是坚持下去了，并实现了飞上蓝天的梦想。
维多雷身着橄榄绿飞行服，从脖子到脚都被遮盖了，但仍不失年轻女性的风姿。她表示，自己最大的愿望是熟练掌握全部空战技术。“到那时，我才会有充分的自信，再也不会自我歧视了”。但是，她半开玩笑地说：“在我爬上飞机驾驶舱之前，我还是要用睫毛膏伸展伸展睫毛，以便使自己不失为一个女性的模样。”
（附图片）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在战争中做女人
胡锡进
做女人不易，在战争中做女人，更多几分艰难。
战争期间去波黑各地采访，集镇街头见到的女性更多些。因各族政权的法令都规定所有男人间歇充军的义务，村镇就成了妇女们的“铁杆营盘”，男人们成了“流水的兵”。战争把波黑大多数家庭推入赤贫，我甚至见过为增加月收入一两美元给别人看小孩的老年妇女。国际救援食品有限，对多数家庭主妇来说，最操心的是两桩事：一是家里男人在前线的安危，二是今天能在餐桌上摆上些什么。
谈起战争，波黑各族的男性往往容易冲动，而女性的态度则显得温和些。“仗打够了”，“不行就让一点吧”，这些话更多能从女性口中听到。因此，波黑的“和平力量”中，女性该是占了一大半。异族通婚家庭不少，但丈夫属“异族”，与妻子自愿留在她那一族控制区的家庭寥寥；而反过来，妻子属“异族”，留下来与丈夫共患难的家庭则常有所见。女人对世态剧变的忍受程度，看来要比男人强得多。在一个塞控小镇上，我见过全镇唯一留下来的穆斯林老妪，与两位塞族老妪坐在一起晒太阳。换上三个男人，他们之间或许生不出那片战争中的温暖。
人生好比坎坷的路，波黑的路上，更有坎坷的人生。村镇间的崎岖小路上，风中、雪中、甚至天黑后，都能看到长距离步行者。他们当中许多是女人。她们有的拄杖携孙，有的提着包裹，也有的只拿“坤包”，接受上班下班“马拉松”的考验。战前的波黑几乎家家有车，万把人的小镇也都有“偏远郊区”，许多乡村人家三户结村，五户成寨。谁曾想到，有一天他们会经历失去交通工具的痛苦。一位搭车妇女的诉说让我久久难忘。记得那天瓢泼大雨，她穿着雨衣，却摘下雨帽拦车，显然是为了让司机发现她的性别，因为女性搭车，一般要比男性搭车容易些。她看上去５０多岁，几许白发，脸多褶皱。听说我是记者，她讲述了她年仅１６岁的独子（不够兵役年龄）因“逞强当兵”，战争初期就死在战场上的悲恸故事。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但没有落一滴眼泪。她说：“我早就没有泪了。人们都以为我５０多岁了，实际上我只有３８岁。”
像世界各地的女人一样，波黑的女人珍视自己的青春。即使再穷，她们出门上街也要化妆。美容再贵，她们也要烫发、染发。买不起新衣服，她们把战前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多么褴褛的城市，也不会有褴褛的妇女，即使在难民营中也没有。“南欧出美女”，在波黑你也会毫不犹豫地这样说。在看遍波黑的废墟和眼泪后，我为波黑女人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一场死了１５万人的战争，道不尽它有多少苦难。但波黑的女人在出嫁，在生儿育女。在萨拉热窝，我问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年轻母亲，她是否考虑过战争结束后再生这个孩子。她笑着回答我，波黑有句俗话：越是打仗，波黑生的孩子就越多。“因为这样，我们民族才延续到今天。”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最佳女经理”的一天
温宪
１９９５年８月，南非兰德商业银行董事会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总裁温迪被评为“本年度南非最佳女经理”。温迪的丈夫克莱夫是一位银行家，他们育有三子：老大格雷米今年８岁，上小学二年级；６岁的尼尔刚刚上学；咿呀学语的小保罗今年才两岁。温迪是一位极为要强的女人，她说自己“事业、家庭和娱乐三者全要”。这样一位南非妇女的每一天是怎样过的呢？还是听她自己说说吧：
午夜至清晨６时１５分：每天夜里我差不多要起来三次。孩子睡不踏实，特别是那个小家伙保罗。他总是在半夜时折腾一次，３点左右又闹一回。另一个小淘气尼尔是４点钟闹一回。克莱夫和我轮着起来照顾他们。我睡觉很少，每天６点１５分至６点半就起床了。
每天早晨是我最感焦头烂额的时候，为了让格雷米和尼尔两人不打架地穿好衣服、刷牙、吃完早饭，我总得催上他们１５遍才行。
７点３０分至８点２０分：７点３０分我带尼尔和格雷米到圣彼得小学上学。我看着他们进教室，先帮尼尔把书包放进书桌，再跟他的老师说几句话。对格雷米，我只是吻一吻他，因为他已能自己管理自己，也知道怎样与同学相处了。我把他们一直安顿到８点钟学校打铃时，才算喘了一口气。
８点２０分至晚７时：８点２０分我开始工作。早餐是在办公室里喝一杯牛奶或鸡蛋和冰淇淋搅成的饮料。除了每周一是董事会或经理例会外，其余的日子排满了各种约见。除了处理内部事务，与客户商谈外，还要同外部诸如广告公司等方面人士打交道。
我手下有管理市场开发、公共关系和为各类客户服务的部门，所以我的责任在于使各个部门最大限度地向客户们提供各类服务。
我不大在乎午餐。有时到餐厅买个沙拉，但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在办公室随便吃点什么，那是为了节省时间。每两周我都有一次同客户极为守时的午餐会：１２点３０分见面，１点开饭，２点３０分结束。
我下班的时间没有一定，但都在晚上７点以后，并随身带着那些董事会文件和其它篇幅很长的文件。这些东西必须要看，但因白天干扰太多，静不下心来。
安娜（温迪家中雇用的女工）在我工作的时候照料孩子。她看管保罗，接另外两个孩子放学，帮他们安排下午的活动。克莱夫５点４０分一下班，安娜也就下班离开了。
晚７时以后：我一下班回家，全家人都特激动，我又忙开了。我换上一套运动装，和孩子们一起摸爬滚打。我们常常举行一种特殊的摔跤比赛；除了看孩子们从学校带回的手工和美术作品，我还帮着保罗搭积木。
这样玩了差不多一小时后，我们就忙着安排孩子们睡觉。尼尔本应７点睡觉，格雷米应该８点，但他们从来不准时上床。保罗更是吱吱哇哇地在床上闹到９点才睡。
如果我回来得早，我们就在一起吃晚饭，但更多的时候是他们自己先吃。他们开饭时间是６点半，克莱夫和我差不多要到９点才能吃上晚饭。
晚８点到９点是我打私人电话的时间，一天下来只有这时才能打打电话。这时还得为两个孩子明天上学做各种准备。忙乎这些事时，保罗就在身边跑来跑去。到晚１０点１５分时，我才能最终安静下来，阅读那些带回的文件。晚上我们很少出门。
一到星期五晚上，我就不干工作了，周末是最放松的时候了。孩子们也可以晚睡一会儿，我们就在一起看一盘儿童录像带。孩子们还小，平时我又总泡在办公室里，因此，我们愿意周末呆在家里，或请好朋友来家中吃一顿饭。
星期六我才开始采购。克莱夫原来负责采购，现在由我来干。我总是在邻近的一家小店买东西，从来不到大商业中心购物，因为我不愿意拖带着那么多人在里面逛。一到星期六下午，该是孩子们到街上骑自行车或在院子里滑旱冰的时候了。他们高兴极了。保罗也想试着滑旱冰，但我们只允许他把旱冰鞋套在手上爬着玩。
我觉得我的确是在极力使自己的生活保持平衡，但我仍然感到很累。我实在没有精力再干别的了，我也不想再干别的了。与孩子们在一起，我感到特别高兴和放松。我对自己的事情似乎从来不那么认真，如果我需要做头发的时候，总是拖到连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的时候才去做。但最重要的是使这些小家伙们感到高兴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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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妈妈大臣”
丁刚
又是一个星期一的早上。瑞典西部的小城哈马略还在沉睡中，瓦尔斯特伦便像往常一样，起床为孩子准备好了早餐。孩子们吃完早餐后，她先开车把９岁的大儿子送到学校，再把刚满两岁的小儿子送到日托所，然后再驱车去５公里外的卡尔斯塔德市上班。
瓦尔斯特伦的办公室就在市中心的一个写字楼里。当时钟的指针指向１０时，她在一台２８英寸的彩电前坐下，轻轻揿动按钮。装在电视机上面的摄像机镜头便自动打开，而电视里则出现了远在３００公里之外的瑞典文化部的几位官员。他们打开各自的文件夹，开始向文化大臣——玛尔格特·瓦尔斯特伦汇报工作。
４１岁的瓦尔斯特伦是１９９４年１０月起担任文化大臣的。今年年初，瑞典政府考虑到像她这样的内阁成员的家庭需要，决定利用信息技术，建立“遥控办公室”，使他们不必天天都到首都来上班。瓦尔斯特伦是第一个尝试在家乡办公的大臣。她说：“这绝不是放弃工作，而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工作。对于孩子来说，我能不能常常和他们在一起，我晚上在不在家都十分重要。我的两个儿子最关心的就是，每天晚上妈妈能不能送他们上床睡觉。感谢信息技术，使我有可能兼顾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
在瑞典政府的２０位大臣中，有一半为女性。她们当中像瓦尔斯特伦这样年龄在３０至４０岁左右的妈妈还有好几位，也都有着幼小的孩子。对于这些年轻的“妈妈大臣”，最困难的莫过于既要做好工作，又要尽一个妈妈的职责。工作之余，她们总希望能和孩子多在一起呆些时候。她们更愿意自己送孩子上学、去托儿所，为家中采购、做饭，安排家务。
今年３８岁的环境和能源大臣安娜·林德也有两个孩子，大儿子５岁，小儿子只有两岁。“走上大臣的职位之前，我信心十足，想要为那些希望兼顾工作和家庭生活的职业妇女作个榜样。可后来才体会到，既要当好大臣，又要带好孩子，真是太困难了。如果我要在家中多呆些时间，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公务，这样反而会使人瞧不起我们妇女。但我并不愿放弃作妈妈的职责。只要有空，我总是要尽力去作好一个妈妈的。”林德说。虽然工作繁忙，可她还是坚持每周至少要有一次亲自去日托所接孩子，并且尽可能假日和孩子们在一起。
政府成员中最年轻的，要数刚刚过了３２岁生日的中小学教育事务大臣余勒瓦·约翰松了。一年半前，她生了一对双胞胎。孩子长得天真可爱，可当妈妈的却忙得团团转。约翰松不无忧虑地说：“当了大臣，我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我不希望结局是为了工作而牺牲了孩子。所以，我要尽力去当好一个妈妈。”一年前，孩子还小，约翰松每天中午都要赶回家去为孩子喂奶，然后再匆匆忙忙地赶回部里上班。不久前，她把孩子送进了日托所。这样，她便只需每天早晚去接送。“上班的时候，我全力以赴作好工作。而下了班回到家，我就是一个妈妈了，孩子便是我的一切。”她这样说。作为政府的成员，这些“妈妈大臣”是瑞典家喻户晓的政治家。以往，人们总以为，选择了政治家的道路就等于放弃了平常人的生活。可这些“妈妈大臣”们却更愿意追求一种实实在在的普通生活。用瑞典报纸的话来说，她们在进行着让政治家回到日常生活中来的尝试。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获总统奖的母亲
黄晴
在电话中听李静博士谈人生经历，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巧合。１９８９年，她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半年后，她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１９９５年，她的第二个孩子呱呱坠地，同年，她获得了美国总统教授学者奖和总统青年学者奖。对科学家来说，科研成果如同他们的孩子，都是用心血凝结的。因此，在事业和家庭两个领域和两种意义上，李静都是个好母亲。
李静为人做事，有一种母亲式的执著。她的生活经历有着时代的烙印，并不平坦，但她总是认认真真地走每一步路。１９７４年，她去湖北钟祥县插队，被分配去养猪，每天起早摸黑，打猪草，拌猪食，起猪圈……１９７７年，她迈入华中师范大学的校门，全身心投入了知识的海洋。１９８１年，她赴美国留学，当她几乎身无分文地走出纽约机场时，心里好慌，一位中国领事馆的老大姐帮助了她，为她安排，借给她钱，她今天谈起时仍满怀感激。
留学生涯是个酸甜苦辣咸的五味瓶，语言障碍，经济拮据，举目无亲，功课如山，但她都挺过来了。至今，往事只是一句淡淡的评论：当学生时很单纯，并不觉得很难。
李静在美国先上纽约州立大学奥伯尼分校，１９８３年获硕士学位，后去康奈尔大学读博士，师从１９８１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霍夫曼教授。在李静的一生中，有几位长者对她影响至深，一是她的父母，他们都是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一生无悔地执著于高产杂交水稻的研究。李静一直保存着一张《人民日报》关于她父亲的报道，嵌入镜框，珍存身边。另一位就是她的“老板”霍夫曼教授，这位功成名就的教授仍每天奔忙于实验室和图书馆，对事业如醉如痴。李静说：“老板不仅教我知识，而且教给我人生。”
在化学界有个幽默话：“一个成功的合成化学家也一定是个烹调高手。”李静以主妇和母亲的角度反过来说：“我自认为是个烹调高手，所以我去做合成化学家一定成功。”在李静的事业生涯中有过两次重大选择，一次是从理论化学转入实验化学，一次是确定第６族元素的低温固体合成的课题。李静工作所在的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条件并不好，李静笑称是“三最一大”：工资最低，实验室最小，科研启动资金最少，大傻瓜才肯干”，在她的努力下，现在的情况是“四最”：“工作时间最长，承担任务最多，科研成果最大，工资还是最低”。这里面或许有歧视因素，但李静生性不喜欢怨天尤人，她喜欢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现状。
李静认为，自己的长处在于能学习别人的长处，在研究中，她注意专业上的最新动态，观察和汲取别人的长处和特点。她认为，自己来美国后最大的改变是提高了社交能力。她生性如其名，文静而温和。刚来美国时，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时声音都发颤，现在，她学会了为争取科研基金而奔走呼吁，学会了在课堂上挥洒自如，学会了在同事间侃侃而谈。她说，生活逼得她重新塑造自己。
李静业余爱好颇多，爱看电影，写诗，打球，有的爱好因工作繁忙不得不扔下了。她遗憾，但也无悔。她发表过中文和英文的诗歌，在美国得过奖，还是国际诗歌协会的会员，这也许是受出过４本诗集的霍夫曼教授的影响吧。作为炎黄子孙，她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了“尽情唱吧”的诗作：“虽然我们不是好歌手，有些歌词也早已淡忘，但我们还是不停地唱啊，只为了心的冲动，为了那抑制不住的千万缕回想。”作为母亲，她对自己的孩子写道：“你可知道，你那甜甜的笑，使妈妈懂得了伟大的母爱，懂得了付出也是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