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两会专页)
专栏：
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小组会发言摘编①
常委会工作报告实事求是
王文义
（佳木斯市政协副主席）：这次常委会工作报告实事求是，无套话、空话。我的感受有三点：１．政协工作逐步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２．外事活动活跃，提高了政协的声望。３．视察活动一年比一年搞得好，在京委员和京外委员都有机会参加。
李宏昌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政协工作报告实事求是，重点突出，反映出三个新的特点：１．履行职能有新的进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加大了工作力度，发挥了政协优势；２．工作务实，有新的成效，走形式的少了，务实精神加强了，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和提出建议，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服务于社会；３．参政议政质量有所提高，委员们议大政，论国是，谈社情，书民意，就有关国计民生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意见。
政协工作生气勃勃
李希竑
（青海省科协副主席）：去年政协制定《规定》和中共中央为此发出《通知》后，各地相继召开了政协工作会议，政协工作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局面，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得到了深化和发展。报告提出的１９９６年的八项重点工作，指导思想明确。
高振家
（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政协去年的工作是务实的，成绩是突出的，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一是贯彻中央精神，在推进政协履行职能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二是围绕国家的重大决策，进一步拓宽了参政议政的范围；三是对外交往更加活跃，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影响。
李伯康
（中共北京市政协党组副书记）：政协去年的工作有几个明显特点：首先是突出重点，规范制度，有力推进了各级政协履行职能的基础建设；二是扎实深入，服务大局，为中央制定“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和其他重要课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建言献策；三是开拓创新，讲求实效，显著加强了反映社情民意的工作、文史资料工作，台港澳侨联工作、对外交往开创了新局面，扩大了政协在海内外的影响。
宋恩华
（中共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委副书记）：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以来，参政议政的水平不断提高，提出的意见建设性和现实针对性都很强，很有决策参考价值，能够参到点子上，议到要害处，反映老百姓想什么、急什么、盼什么，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委员们能够围绕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参政议政，一些专题视察和调研提出的意见和对策都很符合实际。群众越来越愿意找政协反映自己的心声。
蒋明红
（广西壮族自治区青联主席）：一年来政协工作无论是抓大事，抓热点，还是抓自身建设，都突出一个“实”字。政协参与的大事都是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的现实课题，政协委员视察、考察的内容大多与地方的重大建设项目有关。
王济夫
（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委重视，政府支持，政协主动”，是政协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最佳“三维结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政协主动”。近几年的政协工作很有生气，突出表现在四个主动上：一是主动学习、贯彻中共中央的各项决议、决定和指示，无论是总的要求、年度计划、每次常委会议程，还是专题调研，都体现了这一精神；二是主动深入调查研究，体察、反映社情民意；三是主动向党和政府提出有关重大问题的意见、建议；四是主动规范、强化自身建设，转变作风，提高效率。
强化政协民主监督职能
李世田
（海军原副政委）：民主监督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非常重要。这几年个别高层领导干部出问题，都不是偶然的，变坏都不是一时的，都有个过程。究其原因，乃平时缺乏民主监督。民主监督是政协的职能之一，政协应很好地研究、重视这个职能作用的发挥。
马仪
（国家计委原副主任）：民主监督究竟怎么做，怎么体现，还应该具体化。现在有的省那么多县不能正常发工资，都说市长负责菜篮子，省长负责米袋子，发不出工资谁负责？还有像“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这样的问题，有些地方公开地不执行国家环境保护政策的问题等等。这些重大问题，政协能不能做民主监督的工作，在什么范围监督，监督到什么程度，怎么样监督，都应该认真具体地研究，有切实可行的措施。
李明俊
（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当前社会上腐败现象较为严重，一些领导对党的政策和决议拒不执行，我行我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民主监督制度不健全，力度不够，有的同志对民主监督的认识有偏差。
郝守本
（北京劲松职业高中校长）：政协不仅应对官员的廉政问题进行民主监督，更要监督其勤政问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人大和政协要发挥对政府官员业绩进行考评和监督的作用，政协要为委员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创造条件。
刘广运
（林业部原副部长）：有关部门可否聘请政协委员作某一方面的监督员，发给证件，选择热点问题进行监督。如监督物价问题就叫物价监督员，监督反腐败问题就叫反腐败监督员。
吴静波
（民盟贵州省委副主委）：大家提到民主监督的力度不够，实际上是因为有关部门没有把委员们在各种会议上发表的意见作为民主监督的重要方面来看待，而是置之不理或不认真对待。
温克刚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政协在履行职能方面需要加强的是民主监督，报告中也提到了差距甚远。民主监督怎样到位，采取哪些措施等，要吸收委员意见，提出可具体操作的措施。
陈尧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民主监督应是对滥用权力的制约。实施民主监督涉及知情问题和运行机制问题，因此，人民政协在履行民主监督时要做到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以减少这项工作的随意性。
方强
（陕西省司法厅副厅长）：政协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程度，与人民群众的要求相距甚远，也没有可操作的方法，存在着表面而不切实的现象。要克服这一现象，则必须有法律授权，为此须制定《政协法》。
黄高谦
（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馆员）：加强民主监督，可以商请新闻媒介开辟专栏，让政协委员发表对重大问题的意见。
做好反映社情民意的工作
周克定
（湖北工学院教授）：政协开展反映社情民意工作，及时把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反映给党和政府，对于加强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联系具有重要作用。但我有几次反映社情民意后，都没有回音。委员不知道处理情况，不利于调动其反映社情民意的积极性。应进一步做好信息反馈工作，可不定期地编发反映这方面工作的简报，把处理结果向委员通报。
何声武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选平副主席作的《报告》中说共上报各类信息２５１篇，能否把这些印发给委员人手一份，或按其反映的内容分类后，分发给各界委员以便上下沟通情况，指导委员更好地反映社情民意。同时，很想知道这些信息反映上去以后的效果如何。
方嘉德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应高度重视整个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其中包括分配问题、失业问题、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完善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问题等，这些问题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迫切希望有识之士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建议，拿出可操作性的成熟意见。全国政协是社会的人才库，建议今后政协工作多围绕上述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调查，加强理论探讨的深度，拿出有分量的意见。
继续提高提案工作质量
浦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员）：委员写提案的积极性很高，但对处理结果往往不甚满意。建议提案委员会对答复不满意的提案再加强后续工作，如在新闻媒介上曝光等，这样效果会更好些。
罗荣渠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有些提案的效果不太理想，特别是不符合部门领导意见的提案很难见效。我建议提案委员会对近年来没有起到作用的提案进行分析和研究，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王厚德
（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这几年政协委员提案有的处理得好，有的处理得不够好，其管理和信息反馈不够理想。每次政协会议都能收到２０００余份提案，不一定件件兑现，但答复也不应千篇一律，应建立健全信息反馈系统，以加大参政议政力度。
徐祖宏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联会长）：政协提案工作有新的改进，质量也有所提高。委员们的提案大多经过调查研究，写得很认真，但有的部门对提案的答复不够认真，比较草率，这样会影响委员的积极性。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应有一位领导同志负责政协提案的答复工作。
王振纲
（中国科协学会部副部长）：提案工作是参政议政的重要手段。但有些部门对委员提案的答复流于形式，甚至说假话。对提案工作要加以改进，正式答复前要与提案人碰面，确切了解提案中心意思，办不了要说清楚，不能说假话。
赵玉芬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全国青联副主席）：为了提高提案的办复效果，应建立提案人回访制度，提案人在必要时可与有关部门主要领导直接对话。
注重视察质量和实效
刘颂豪
（华南量子电子学研究所所长）：现在的视察活动安排都听地方的，有时很被动，没时间深入基层。报告搞出来就结束了，有机会应进一步深入追踪，建议报告中加上“提高视察效果”。
张进修
（中山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确定调研和视察内容，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各级政协讨论确定，二是应有关部门的要求而确定。总体看，后者的效果比较好。这是因为有关部门遇到了一些实际困难，通过政协呼吁，能真正反映出一些问题。政协组织的调研和视察要给委员一些活动余地，让委员自发地一人或几人联合，结合实际深入开展一些调研。通过采取小型、灵活、专题的形式，改进调研工作，提高视察质量。
樊恭烋
（北京工业大学名誉校长、研究员）：政协工作要讲实效性，应把以前的调研和视察工作检查一下，哪些有实效，哪些作用不大。我以前参加过的调研不少，但有实效的不太多。专委会的调研要代表政协水平，有些调查临时组织专家进行，而调查报告实际是机关工作人员写的，这样不可能写出高水平的调查报告。因此，如何提高调研和视察工作的实效，需要很好地加以总结研究。
盛树仁
（国家计委原副主任）：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大规模视察要少搞或不搞，否则劳民伤财，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如果是观光，那就说是观光，名实相符，不要用考察的名义去观光。视察组人要少一些，精干一些，视察一次就要有一次的实际效果。另外，视察找出了问题，怎么解决的要及时反馈，不能“交了报告，画了句号”。
李顺然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政协视察工作很重要，建议多组织一些小型的、专业性的视察，这样效果可能更好。
李丽英
（广东昆虫研究所研究员）：建议政协统一安排视察和调查工作，不要在很短时间内安排较多的团组到同一地区视察调查，以免给当地接待部门造成负担。
周政贤
（贵州省农学院教授）：帮助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经济，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应多搞些视察和专题调查。如西南地区的“石漠化”问题，就应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目前，西南地区的喀斯特地形区的面积５４万平方公里，人口的９０％是少数民族，占全国未脱贫人口的１／３。这个地区无水无土，人们几乎无法生存，自然生态环境面临崩溃，国家如不予以重视加以治理就不得了。
陈昌洁
（中国林科院森林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政协在农业方面的调查研究应具体化。比如，农业方面的投入老是解决不了，而基建投资却总是超计划，农业投资为什么没有超？这就值得研究。
保护政协委员的合法权益
龙禹贤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政协委员是经民主协商产生的，有的委员如若触犯了刑律或是犯了什么错误，在处理之前，有关部门应主动给政协通报情况。
陈守义
（浙江省宁波市副市长）：应制定一个规定来保护委员的合法权益。委员出了问题，可通过政协组织先除名，再依法处理，政协常委辞职、被罢免时，应对委员有个交待，并将辞职和被罢免的原因通报给委员。
康泠
（全国妇联原书记处书记）：应鼓励委员反映真实情况，发现当事人对委员进行报复的，应给予严厉制裁。另外，为确保委员在视察时对发现的问题能够顺利地进行深入调查，建议制定一些有关制度。
拓宽联谊渠道促进祖国统一
钮守章
（浙江省工商联副会长）：今年是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非常关键的一年。政协要抓住这个契机，加强对海外的宣传和联络工作，增进相互沟通和了解。另外，要进一步拓宽联谊渠道，发挥委员海外联系面广的作用，促进祖国统一。
郑晶莹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广东省委副主委）：去年政协在拓宽联谊渠道，促进祖国统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应更加突出地做好对台工作，首先是对台商的工作，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台商工作。其次，要重视对台湾青少年一代的工作。目前，来祖国大陆的台湾学生日益增多，应帮助他们了解祖国大陆情况。台湾未来要靠青年一代，一定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年轻一代的身上。
加强政协对外交往工作
范国祥
（外交部前驻联合国日内瓦大使）：政协开展对外交往活动非常必要，但不一定仅仅是为了宣传政协，在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有许多工作可做。为此建议：一、政协对外交往活动要逐步从一般性、礼宾性向促进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实质交流方向转化，要有针对性。二、应组织更多的专家学者出访，以充分发挥高层次专业人才在对外交往中的作用。三、要注重对政协具体工作、活动的宣传。四、对外交往形式要灵活多样，大、中、小型结合。五、政协对外交往活动不是排他性的，可以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共同做好工作。
陈鲁直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常务副会长）：政协对外联络工作首先要明确对外交往的性质，要具有政协特点，要实事求是。
周松
（海南省委统战部部长）：去年政协的对外交往工作很活跃。李瑞环主席率团出访拉美四国在国际上反响很大，不仅加强了我国的对外交往和联谊工作，而且扩大了政协在国际上的影响。
协商应在决策之前
赵树丛
（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政协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主要表现在参政于决策之前，监督在落实之中。如山东省的重大决策在提交省人大审议通过前都反复征求省政协的意见，像发展规划，省政协常委会就曾讨论过３次。
杜大仕
（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政协的职能，从形式上讲现在是协商多于监督，从效果上看，协商好于监督。改变这种状况，除政协应加大民主监督力度外，政府更要珍惜政协反映的意见和建议，诚恳接受监督。
甘培根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去年政协工作有很大突破，特别是在结合制定“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进行参政议政方面。政协经济委员会在讨论《纲要》时，委员们畅所欲言，最后形成的几点建议都得到了采纳，真正做到了协商于决策之前。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刘树林
（吉化集团公司总经理）：资金紧张的实质是经济整体素质差，经济效率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提高经济质量，建立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靠企业内部改革，但搞好外部配套改革也很重要。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解决企业内部机制、外部环境和历史问题方面有很多困难，单靠企业自身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建议中央针对具体问题制定具体政策，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高尚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央针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政策，但在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央抓大企业，各省、市、区、县也抓各自的大企业，孰大孰小，没有标准，层层“抓大”，结果企业越抓越死。目前必须澄清认识，统一思想：
一、“抓大”不是抓权、抓钱，而是为大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抓大”不能用行政手段，而应利用市场机制引导企业行为。
三、“抓大”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大企业，而是在竞争中形成合理的企业结构。
董维先
（天津微型汽车厂总工程师）：目前有些具体的汽车管理政策与国家产业政策不协调。如在发展经济型轿车、鼓励个人购买汽车、搞好汽车停车场建设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制定了相反的政策，与国家产业政策背道而驰，限制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建议中央发挥权威作用，主动及时地组织各部门加以协调。
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
许其贞
（武汉电子部７１０厂教授级高工）：通过去年对湖北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调研，发现问题比较严重，主要是企业负担太重，不少企业负债率达８０％，没有能力进行技术改造。希望１９９６年政协要把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作为重点问题来抓。
陈祖涛
（国家科委副主任）：国有大中型企业搞不好，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企业包袱太重，要管退休职工、在职职工、孩子三代人，如果企业丢不掉包袱就活不起来；二是企业缺乏一套促进开发、研究技术进步的机制；三是管理落后。
王洲
（清华大学教授）：我在国外生活了多年，对国外的情况比较了解，像法国、瑞典等国家的航空、铁路、邮电、机械制造业都是国营管理，就搞得很好，如果企业搞不好公司负责人就下去。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事制度。我认为，现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找不到合理的管理办法，一位负责人任期到了，而工作没政绩，就应该换。
千方百计搞好教育事业
梁尚立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香港越秀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内大学是按计划办的，从招生到分配都由教委负责。教育经费不足，中央拨了钱，地方挪用，这样不行。我建议政协组织委员对大学进行视察，一是要了解经费不足问题，二是要研究学校的领导体制问题。
梁天培
（香港理工学院工程院院长）：现在教育经费比２０年前的比例少，教授工资低，影响生活。现在谁都想办大学，想与清华、北大争长短，这样实际上对国家培养高级科技人才不利。一个国家除了高级科技人才外，也还需要中级、低级技术层次人员，这样才对经济发展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