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生态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
陆唯
内容提要：生态、经济、文化三者“一体化”发展，越来越被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是一个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经济文化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形成了生态经济文化系统整体。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必须确立这样一个系统观、整体观、发展观。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有必要提高对生态经济文化研究的深远意义的认识。
对于生态经济文化问题，我国理论学术界研究还很不够。显然，这种状况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求，不适应经济文化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趋势。因此，我们要提高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
从生态学到生态经济学
就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在我国，第一篇比较完整地论述生态经济文化的文章，是周浩然、张炜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１９９４年第３期的《论生态经济文化协调发展问题》一文，指出人类的经济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是最基本的重要关系，谈到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经济文化系统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生态经济文化系统整体，因而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明确提出和确立生态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良策。这些论述都是很有见地、富有实践意义的。与这个课题紧密相关的还有叶峻发表在《中外经济文化选编》一书中的《生态经济学与生态文化观》一文。该文阐述了全球大生态观、生态社会史观、生态经济观、生态政治观、生态拓学观、生态伦理观、生态法学观、生态美学观、生态科学观等问题，许多论述是富有启迪意义的。尽管有了少量的研究文章，但就总体而论，国内关于生态经济文化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
“生态学”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１９世纪中下叶。１８６６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Ｅ．Ｈａｃｅｋｅｌ）在《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提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有机体与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这里讲的环境，不仅包括土壤和气候等无机环境，还包括生物个体组成的生物环境。此后，１９３５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我们从根本上认识有机体，不能与它们的环境分开，而与它们的环境形成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它们才会引起我们的重视。（参见《生态经济理论与方法》，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版，第２页）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生态学、生态平衡问题，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注意。生态关系既然是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生态学也就属于生物学的范围。同时，生态学也属于地学。这是从发生相互关系的双方，主体和环境都是地球上的一定区域内，在一定的气候条件、地理条件等情况下发生相互关系这点作出的判断。１９８２年，我国经济学家许涤新著文指出，生态体系是由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结合所构成的。生命系统可以指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可以指动物和植物同它们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至于环境系统，指的就是自然界的光、热、空气、水分以及各种有机和无机元素通过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空间。用比较简单的话来说，所谓生态，就是生物通过同化和异化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转化，从而不断地实现代谢更新。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都在证明：由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结合而构成的生态体系及其活动是客观存在的；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也是客观存在的。（参见《生态经济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１—２２页、１—２页）近些年来，由于生态学的发展，越来越把人放在了中心的位置，人口增长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使生态学的研究日益从以生物为研究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研究主体，从对自然生态的研究发展到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因此，现代生态学的定义内涵，更加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重视生态系统的研究。所以，有必要强调，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和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一门科学。（参见《生态学及人类未来》，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页）
从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看到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及其广阔发展前景。而生态经济学则是生态学和经济学密切结合、交叉形成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从生态学到生态经济学，标志着人们对自然、对社会、对经济活动的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拓展与深化。本世纪６０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发表了《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一文，首先使用了“生态经济学”这个名词。在我国，１９８０年，许涤新就倡导研究生态经济学。此后，他还主编了《生态经济学》一书，于１９８６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许涤新还专门写了《生态经济学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和《生态经济学的探索》两篇文章。在前一篇文章中，他引了党中央的决策：必须“坚决保护各种农业资源，保持生态平衡”。他认为，生态经济学是边缘科学，是生态学和经济学的结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因此，可以这样说，生态经济学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研究的一种产物。还要明确，生态经济学是以生态学作为前提的，如果离开了生态学，那么生态经济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就要求在研究生态经济学的同时，必须在生态学方面取得必不可少的基本知识，必须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中的生态效益问题，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结合起来。在后一篇文章中，许涤新还列举了构成生态经济学的几个主要方面，这就是，作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主体的人们同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人们在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保持生态平衡的问题；人们在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保护环境系统的问题。当然，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并不限于这几个方面，但是这几个方面确实相当重要，具有提纲挈领的地位。（参见《生态经济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序文第６—８页、１４页，正文第５—７页）
重视生态经济文化研究
在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历史上，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交叉科学的发展中，生态学是认识的又一大深化；而今天提出生态经济文化研究，是人们的认识又在向前深化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重视生态经济文化研究的缘由。这个缘由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
第一，现代经济发展，已呈现出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根本趋势。正是由此出发，现代经济文化研究受到了经济界、文化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企业发展战略的确立中，日益重视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思想和观念。生态经济学是以生态学作为前提的，同样，生态经济文化研究也是以生态经济学作为前提的。但是，经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纯经济行为，与其相伴随、相互影响的，有生态问题，也有文化问题。在现代经济文化中，包含有企业文化、商业文化、技术文化、金融文化，这是不少学者已经谈到的。可以说，从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的重要性来看，生态经济文化研究也是现代经济文化中绝不可缺少的一个学科，而且是覆盖面很广的一个学科。
第二，生态、经济、文化三者“一体化”发展，越来越被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是一个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这也就是我国一些学者所阐发的生态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课题。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经济文化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形成了生态经济文化系统整体。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必须确立这样一个系统观、整体观、发展观。这对于人类文明的全面进步、整体推进，至关重要。美国学者欧·奥尔特曼和马·切默贮在《文化与环境》一书的导言中就这样说：这是一本讨论人、文化和物质环境的书。我们感兴趣的是，人和文化是怎样影响其环境的，物质环境又是怎样影响文化和人的。最重要的是，本书强调的是这样一个主题，不能孤立地理解这三位一体中的任何一者，必须把这三者看作一个整体。就好比开汽车，这里涉及到许多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环节，如司机、汽车、道路和法律等。所以，人、文化和物质环境构成一个社会体系，其中各部分以一种整体的方式共起作用。这本书还阐述了不同的文化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看待物质环境的问题。这里所讲的“物质环境”，当然既包括人工创造的物质环境，也包括自然生态环境。毫无疑问，该书作者把人、文化和物质环境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分析和研究，是有道理的。同样，生态、经济和文化对于人类文明进步来说，也不能加以割裂、孤立地理解，而必须把三者看作一个整体来加以把握。确定发展战略，不能就经济讲经济，而必须考虑经济活动所依托的自然生态系统和文化因素的作用。
第三，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人口膨胀问题、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粮食紧张、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这是当今世界范围的五大问题。就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和开放的实践来看，我们必须解决好控制人口以及森林和草原遭到破坏、水土流失的问题，解决好河流管理、保护水资源、防止土壤盐碱化和环境污染的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树立生态经济文化的观念，需要认真研究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研究生态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以实现生态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取得最佳的生态经济与社会的综合效益。
专家们认为，生态经济文化研究是一门崭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学科，人们应当为它的建立发展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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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勇于探讨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
——深化改革热点难点问题及对策研讨会综述
韦典华马宏伟
去年１２月下旬，由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求是杂志经济部、新华文摘杂志社、求索杂志社和人民日报理论部共同主办的“深化改革热点难点问题及对策研讨会”在长沙举行。６０余名专家学者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会上发表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与会代表深切感到，国有企业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必须全面准确把握“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第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明晰产权。这不是要把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而是要明确对国有资产的负责部门和负责人。虽然早已明确国务院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但实际上国务院不可能对国有企业逐个行使所有权，必然由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来分头管理。具体到一个企业，就有财政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计经委和部、省、市主管部门都来执行所有者职能。将所有权肢解，对企业谁都管，谁也管不了，国有资产流失、亏损、浪费，却找不到负责人。所以，每个企业都要有具体部门、具体人对其资产保值增值负责。
还有学者把企业制度分成企业产权制度、企业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三个方面，其中企业产权制度又包括三个部分：企业产权归谁所有，属何种所有制性质；企业产权的所有者结构，是一个还是多个，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企业产权的各种权能（包括狭义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是否分解，如何分解以及分解后的各种权能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当前，我国少量小型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或改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属于产权性质的转化。有些全民所有制企业由单一国家所有，改为有外资参入，或改为以国有为主体的多元出资者参股的股份制等，属于企业产权的所有者结构方面的改革。就产权的权能分解方面的变革而言，有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所有权与支配权的分离，由此再推进到产权的占有权同所有权的分离，是企业制度进入到现代企业制度的一次质的飞跃。这时，只要公司还存在，出资者除了要求占有者对其所出资的价值保值增值负责外，无权直接干预作为占有者的法人的经营管理行为，从而使企业经营者不再具有支配权同所有权分离时期的经营者（承租者或承包者）的短期行为动机。以上产权制度的变革，又以国有资产的产权权能分解为中心内容，目的是要把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点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是搞“私有制”或“非国有化”。
第二种观点认为，搞好国有企业必须建立企业家机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要使经营者关心资产增值，就一定要实现企业家队伍的职业化和市场化，建立起企业家的职业利益——风险机制，将经营者的经济收入、社会声望、职业生涯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与资产增值、盈利状况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格局。为此，必须调整对待企业家的制度和政策，打破经营者的官本位制，改革经营人才选聘办法，使企业家的收入待遇和声望地位通过市场竞争决定。
第三种观点认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使企业走向市场。企业进入市场，生产出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获得社会承认，能够赚钱赢利，才是企业改革的目的。当前要抓住国有企业进入市场问题，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１）创造有利于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参与竞争的环境，妥善解决其沉重的职工养老负担、债务负担和社会负担。（２）强化企业内部改革和管理，提高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能力。关键是改革用人制度、分配制度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３）培养和造就一支优秀的企业家队伍。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当前必须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构造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改组步伐。同时，搞好配套改革，推进政企分开，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国有企业创造平等的市场竞争条件。
二、关于治理通货膨胀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并无必然联系，高通胀率既可与高增长率相联系，也可与低增长率相联系；而低通胀率既可促进经济发展，也会与低增长相伴随。但是，国内外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证明，总供求的大体平衡和物价总水平的相对稳定，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关系发展、改革和社会稳定全局的重大问题。尽管由于我国目前面临着新旧体制转换、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和国内外需求日益增长等压力，而不可能做到无通胀的经济增长，但仍然要努力把物价涨幅控制在社会各方面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实现低通货膨胀下的较快增长。
有的学者认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通货膨胀的根源。如果再片面追求超高速增长，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就会形成更高的需求，使原材料、交通、能源等过度紧张，必然导致高增长、高通胀与被迫收缩、整顿的恶性循环。因此，要治理通货膨胀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型的内涵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发展道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改善投资结构，严格控制铺新摊子，上新项目的基本建设支出，大力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使经济增长建立在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做到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则低通胀下的高增长可望实现。与之相配合，还要改革对领导干部“政绩”的考核方法，使其从热衷于铺新摊子、上新项目转变到更重视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上来。
还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融资不畅也是通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金融市场，金融限制较多，融资不畅的情况下，各地资金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寻找投资效率最高的投资点。往往是本地资金只能用于本地投资，这样各地重复建设，上项目、铺摊子就很难避免。因此，治理通货膨胀，最根本的还是要强化经济手段，深化金融改革，消除金融抑制状态，使融资顺畅，资金流向效率最高的投资点。
也有学者提出，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面大、损失浪费严重，导致大量资金积压沉淀，财政收入减少，银行信贷膨胀。所以，要根治通货膨胀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三、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文化建设
在研讨会上，有学者呼吁，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关系，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人的素质是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极重要因素，而人的素质提高，最根本的是文化素质的提高。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更需要把文化意识贯穿、渗透于经济运行之中，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并使之成为深化改革的动力。当前，由于文化意识滞后，社会上已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如，不讲商业信誉，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尤其是用公款吃喝玩乐，黄色淫秽的东西沉渣泛起，一些腐朽思想在滋长蔓延，一些丑恶东西在死灰复燃，既毒害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也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必须加紧治理，净化社会文化环境。
其一要把文化置于社会发展的突出地位，从根本上解决价值观和价值导向问题。其二要不断提高精神文化消费在消费生活中的比重，把物欲型、享乐型消费逐步转化为知识型、科技型消费，加大文化含量和知识含量，破除陈规陋习，弘扬主旋律。其三要净化市场，包括精神文化市场。坚持打击市场上的违法行为，打击生产和贩卖假冒伪劣商品的不法分子，净化消费市场。加大“扫黄打非”力度，净化精神文化市场。其四要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到各项实际工作中去，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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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
黄胜平在《社会科学是科教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文中指出：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的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毛泽东同志指出：“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２６０页）。今天，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一门揭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指导和推动我国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社会科学。而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经验的总结。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司其职，相辅相成。社会科学不仅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方式是不同的。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不少现代科学技术已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范畴，出现一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的交叉学科。如果把自然科学比作一条腿，那么社会科学也是一条腿。我们发展生产力，只有使用两条腿，经济社会才能得以支撑，并和谐、协调、健康地进步。
近几年来，人们对社会科学的价值、意义的认识是不够的。事实上，一项社科成果和一个重要决策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更远非一项具体科技发明成果能比拟。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生和发展无不是靠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引导和推动。试想，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认识和驾驭社会发展规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有这么巨大的发展吗？不仅如此，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正确与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如何，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的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综上所述，决不可忽视社会科学在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它是科教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摘自《江南论坛》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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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论
用辩证法指导贫困地区发展
陈增光
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强调：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和处理地区差距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要看到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贫困地区也不是孤立的，是全国整体的一个部分。这就是我们考虑贫困地区发展必须正视的现实。我们要学习唯物辩证法，掌握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一文中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的最根本的法则。”“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２７４页）要求我们善于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成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因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因此，在加快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必须研究、分析事物的各个方面及其矛盾，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各种矛盾及其关系，才能解决矛盾，推动事物的发展。
１．自力更生与外部推动的关系。任何地区的发展始终离不开自身的努力，因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贫困地区的立足点。对贫困地区来说，广大干部群众的不等不靠的自立自强精神，以干促上的积极进取精神，是摆脱贫困的力量源泉，必须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其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使他们广开致富门路。但是，唯物辩证法并不排除外力的作用。由于历史的、自然的种种原因，要真正解开几千年形成的贫困链条，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有外力的有效推动。如国家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在资金、物资、项目、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在政策上正确处理好“给”与“取”的关系，由于贫困地区大都以农业经济为主，多给予少索取，可进一步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调整工业布局以引导某些资源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经济落后地区转移，以增强经济不发达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积极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经济落后地区投资等，以支持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开发，支持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先进地区从横向联合、对口支援等方面帮助贫困地区，增强其造血功能等。这对于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不应忘记，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贫困地区要勇于破除封闭意识，主动走出去，扩大外引内联，争取更多外力的推动。
２．内涵发展与外延扩张的关系。归根到底，贫困地区要靠发展生产力，才能根本摆脱贫困。因此，第一位任务就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步伐，突出改善基础设施，继续推进外延扩大再生产，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尽快扩大经济的数量和规模，提高区域经济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但是，质与量是相辅相成的，没有量就不可能有质；而没有质的量，是不可能提高经济效益的，甚至事倍功半。应该认识到，经济集约型方式反映了一个国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当今资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无不重视集约型的发展方式。目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缓慢的根本原因。一般说，粗放型经济，是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低级阶段呈现的状态和相应的经济发展思想。从根本上说，如果停留这一阶段上，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所以，贫困地区更要注重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把重点逐步转移到集约型的内涵扩大再生产上来，把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作为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可以认为，贫困地区全面准确地把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条件，适应这个转变，推动这一转变，就能够比较快地发展自己，甚至后来居上，否则，就难于从不发达地区转变为发达地区。
３．资源开发与市场导向的关系。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贫困地区发展经济既有新的机遇，又有严峻的挑战，要善于处理其劣势与优势的关系，努力促进劣势矛盾地位的转变。据１９９０年国家统计局资料计算，我国绝对贫困人口中９８．５％分布在农村，均有以下特征：一是多为山区、老区，地域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二是经济开发起点低、起步迟、底子薄；三是群众商品意识淡薄，在大规模、全方位的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但是，另一方面，贫困地区都有一定的资源优势，蕴藏着极大的开发潜力。因而可以通过努力促进矛盾地位的转变，就是努力发挥资源优势，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把市场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但是，过去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离开资源的产业是没有生命力的产业，而离开市场需求的产业则是没有前途的产业。为此，在开发资源的过程中，贫困地区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选择优势资源，确定目标，集中突破，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和产品，迅速形成经济规模，在市场竞争中力争取得一定的优势地位，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加速发展。应看到，中国的小康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民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１９９０年拟定的农村小康测定指标测算，十项指标有把握如期达标，合计权重占４５％，另有５５％权重的六项体系指标实现目标有一定难度，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小康的核心指标，它所占权重为３０％。（据《实现小康的难点何在？》，《经济日报》１９９５．１１．６）因此，如何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应是贫困地区摆脱贫穷有待解决的主要矛盾。这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把资源开发与稳定增加农民收入、奔小康紧密结合起来。包括用好扶贫资金，努力培植“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组织农户连片开发，建立商品生产基地，实行种养加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有效地引导农民走上市场，以有效地解决贫困农民致富无门路，生产无技术，产品出售难等一系列难题，力争取得富民强区的双重效果。
４·发展经济与提高人的素质的关系。摆脱贫穷是个系统工程，既要注重经济发展，又要注重社会进步；既要注重物质文明又要注重精神文明，特别是人的素质的提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人是决定的因素。当前，从某种意义说，人的素质低，是贫困地区经济落后的主要矛盾。这些地区长期受自然经济观念的影响，生产方式单一，市场发育缓慢，农民的市场意识、竞争观念淡薄，而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的传统习惯、思维方式根深蒂固，一些陈规陋习仍然是贫困地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无形桎梏。由于贫困地区教育文化落后，农民受教育时间短，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总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了很高比例，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切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为此，我们不能见物不见人，不能只重视经济建设，不重视人力资源开发，而要努力创造条件，促进人的问题这个主要矛盾的转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２０页）不言而喻，大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是关系到区域经济振兴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问题。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应以教育为本。这要从提高人的素质入手，加强贫困地区的扫盲、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努力转变贫困地区人民的精神面貌，改变旧的思想观念，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不断培养和提高农民的市场经济观念；在推进资源开发进程中，通过培训等工作，逐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使经济的发展找到坚实的生长点，形成经济发展与人的素质互相提高的良好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