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特写
“传歌者”王洛宾
——歌魂飞不去
本报记者祝谦
撷民情民乐之瑰宝
传天上人间之绝唱
——题记
人的遭际坎坷，饱经沧桑，少有像王洛宾的。
他１９３４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１９３７年即追随进步的文艺事业，在山西参加由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解放大军挺进新疆时，他被任命为这支部队的文艺科长。其后他一直在寻找西部民歌。
投身乐坛早且长，
坎坷终生曲成行
王洛宾的一生，辉煌、坎坷，荣耀、屈辱，其酸甜苦辣，升迁沉浮，皆由“歌”。由歌而起，由歌而终。
民歌，是他心中的“圣典”；为民歌而忘情，是他自诩的“圣职”。他曾被错误关押１５年，但他不抑郁，未沉沦，意志不摧，精神不垮，是“歌”的支撑。他曾落魄“流浪”，拣过破烂，洗过碗盘，看过工地，拉过人力车，但他精神不颓废，锐气不折损，是“歌”的鼓舞。他在歌的天地自由地吟唱，到８０多岁了，他还能骑自行车在乌鲁木齐满街转。不解其中味的人，戏称他“老顽童”。是的，他的“顽”，是对“歌”的执著；他的“童”，是在“歌”面前的童心不泯。
今年３月，记者与王洛宾同住一病区，亲睹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心中唯有一念：歌。他告诉医生：“六场歌剧《阿曼古丽》已写了一场半，如果能给我１０天时间，就能完成了。不然，就不要用贵重的药品抢救我，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３月１４日凌晨４０分，王洛宾撒手尘寰，留在人间的最后一份遗产，仍是一首歌：《歌唱万年青》。这是１９９６年１月８日他住院的第二天，收到美国加利福尼亚洛城蒙市“万年青合唱团”寄来的一张贺卡，情激之中，他在病榻上谱曲填词，作歌回赠的遗作。他将“召唤世界和平”的歌吟，留在人间，自己仙游西极。
王洛宾采音弄曲６０余载，创作歌剧６部，搜集、整理、编曲和创作了１０００多首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民歌。清音绕梁，沸扬神州。
终生惶论当歌王，
只认新疆作故乡
中国西部，是拨动他生命琴弦、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地方。１９３４年，王洛宾大学毕业后，正筹资去法国留学，鬼使神差，他竟献身西部民歌，结下６０年不解的情缘。他说，改变他人生选择的，是河西走廊“五朵梅”老板娘的那段“花儿”。那如泣如诉的旋律吸引了他，打动了他。他在沉醉中顿悟：大西北的民族音乐有欧美无可比拟的韵味和魅力。最美的旋律，最美的诗，在西部。
他到青海，青海响起《在那遥远的地方》。他到新疆，新疆唱起《达坂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他走到哪里，哪里的歌声就甜美起来、响亮起来、流传开来。王洛宾妙手传神，使中国西部民歌远播异国他乡。
这位３０多岁丧妻的汉子，一直与“歌”为伴，以“歌”为支撑。近年，他的个别作品在版权问题上曾引起争议，受到心灵的创伤。他没有争斥、诉说，不是因为无理，而是他感到生命有限，空耗不起。他说：“民间当有评判，历史自有公论。”
对待西部民歌，王洛宾曾著文坦陈他的观点：“目前图书馆里，可以翻出成千上万的各族民歌，但大都作为资料进入了档案，只有极少数能在世上流传。流传的原因除了获得动人的文学（唱词）和找到美的旋律外，还要在这两者之间，加上‘一点’艺术的灵犀。这‘一点’，我认为就是改编者的创作。”
王洛宾有一颗超然物外的平常心。当“歌王”、“民歌之父”、“大师”等头衔加顶之时，他处之淡然。记者曾问他对哪个头衔较满意，他说，他最满意、最欣赏的一个评价是：传歌者。这是新加坡一位华人老太太听了他的音乐会后，特意赠他一个胸牌，牌上写着这３个字。
王洛宾１９１３年出生在北京，晚年，作品在海内外名声大震，大儿子海燕定居澳大利亚后，记者曾问老人，是否有迁居的打算，他很干脆地回答说：“我走过国内外许多地方，更觉新疆是个好地方。”
西欧人唱冰达坂，
南亚神驰吐鲁番
作为一个音乐家，王洛宾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频率之高，范围之广，是不多见的。
王洛宾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次应邀赴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我国的台湾省和香港等地，举办音乐会，进行讲学活动。王洛宾的中国西部民歌，倾倒了东南亚。新加坡舆论称他为“中国西部民歌之父”。香港称他“中国音乐大师”。美国国会大厦曾充盈王洛宾的中国西部民歌之音。世界著名歌唱家罗伯逊，将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作为保留曲目，唱遍了全世界。享誉全球的巴黎音乐学院将这首歌编入该院音乐教材。正如老作家刘肖无悼诗所说：“西欧人唱冰达坂，南亚神驰吐鲁番。”这是中国的骄傲，更是新疆的骄傲。
王洛宾的强烈爱国精神，是他的许多作品成为我国民族艺术宝库中经典之作的内涵。
王洛宾的歌风靡东南亚，播扬欧美洲。他对中国西部优秀的民族音乐的发掘、整理、提炼，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的作品通俗而大气，朴实又精典。正如一位哲人所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有世界性。王洛宾改编、创作的中国西部民歌，就具备这种特性。
在王洛宾的生命弥留之际，探望者赞赏他为中国音乐艺术作出的贡献，以告慰老人。这时，王洛宾的脸上，欣喜之色无多，而是淡淡地说，我有一个５００年工程。这些民歌，如果能传唱５００年，那才叫经久不衰，那才叫贡献！现在不过５０年，才刚刚起步。
这就是真诚的“传歌者”：王洛宾。（附图片）
1993年，80高龄的王洛宾在哈萨克毡房采风。吕永太摄
耄耋之年的“传歌者”仍骑行于大街小巷之中。凌愉摄
眺望遥远的地方。吕永太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见闻录
青岛有个“扶贫病房”
本报记者宋学春
一位胸腔肿瘤切除的病人，按常规得支付８０００元医药费，而她只花４０００元就出院了；一位患阑尾炎穿孔并发腹膜炎的病人，手术治疗按普通病房得花３０００元左右，而他仅花了６２７元……这是发生在青岛市市立医院“扶贫病房”的新事。
去年５月，“扶贫病房”在青岛市市立医院建立后，便受到困难企业职工、贫困地区的农民和无固定收入的病人的欢迎。
青岛市市立医院有８００张床位、年门诊量６２万人次，在现在的条件下已经是超负荷运转。但作为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他们本着“为病人解除痛苦、为家属排忧解难、为单位减轻负担、为社会多做贡献”的办院方针，在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针对患者的不同需求，除了设立“普通小病房”、“普通大病房”、“干部病房”外，还开设了“特需病房”。１９９４年底，他们又考虑到困难企业职工、贫困地区农民和无固定收入者难以承担看病治病所需的医药费用，便向各科室办公用房“挖潜”，并投资１０万元，建起了面积为６００平方米的“十九病区”。随着社会上开展的多项扶贫工程的出现，这片病区也被称作“扶贫病房”。
走进“扶贫病房”，记者见到３人间和６人间的１０个病房，宽敞、明亮、洁净、清爽，４４张病床全部是崭新的木板床。病房还配有监护室。
负责病房的孙旭东主任告诉记者，“扶贫病房”从去年下半年至今年２月底，共收治了２５０多名病人，各科专家均到扶贫病房做过手术，内科各专业科室主任也来查房诊治。除了常规的手术外还开展了直肠癌根治术、全肺切除术、肺癌根治术、食道中段癌根治术、双股骨头置换术等，还做了一些难度较大的手术，内科抢救了糖尿病并发多脏器功能不全的病人。住院费用比普通病房费用降低３０％至５０％。
“扶贫病房”在青岛市卫生界引起很大反响。各大医院的负责人纷纷表示，市立医院的做法值得效仿，青岛第三人民医院和中医医院也分别开设了“扶贫病床”。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城乡速写
敦煌敲开小康门
本报记者陈勇进
敦煌的魅力，在于它拥有被联合国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远在２０００多年前，敦煌就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道。从柳园下车南去，我曾３次见到海市蜃楼的幻境，这更增加了大漠的神秘色彩。
刚刚落脚，市委宣传部的李茂锦便前来看望，开口谈的是敦煌实现小康的事。我脑子里想的是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艺术，他谈的却是实现小康。在戈壁、沙漠包围的敦煌，能实现小康，也是令人高兴的事。根据省地考核，敦煌市农村小康综合评分达９７分。１７项指标中，有１５项达标，提前两年实现了小康。
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交界处的敦煌，总面积３．１２万平方公里，人口有１５万，其中农业人口９万。１９９４年农民人均收入１７３４元，去年达到了２１８５元。李茂锦是五墩乡人，家中只有老母亲，去年仅棉花收入就有２５００元。八湖村有７０多户人家，大包干前人均收入只有２００多元，是敦煌有名的穷村，人说“有女不嫁八湖村”。如今，村民们把盐碱地改造成好草场，家家养猪、养牛羊。肥料多了，粮棉也长得好，一亩地收入２５００元以上。
敦煌是个干旱地区，靠祁连山的冰川雪水汇成党河，浇灌土地。去年全县种了１１万亩棉花，仅此一项，农民人均收入就达１７８８元。敦煌对畜牧业也抓得紧，去年肉类总产量达５３１８吨。这里是水果之乡，盛产李广杏、鸣山大枣、黄河蜜瓜、葡萄等，去年产量达１４２５１吨。乡镇企业去年新扩续改项目，多数竣工投产，当年就实现产值９３８６万元。西鄙之地打开了小康之门，这是敦煌人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敲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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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杨南回家了
本报记者丁伟
１月２１日中午。南昌火车站。
离火车到站还差五分钟，涂小凤在站台上，望着列车开来的方向，期盼的眼神中透出一丝忧郁。
５４０天的苦心等待，无数次的寻找，使４３岁的涂小凤满头青丝熬成了白发。
１２点４２分，火车驶入站台。当小杨南从车窗探出头来，涂小凤一个趔趄险些晕倒。
“真的，真的，真是我的儿子！南南，南南……”她喊着儿子的乳名扑上去，一把抱住儿子再也不肯放手。
１９９４年７月７日，暑假中的一天。午饭过后，南昌市十九中老师涂小凤躺在竹床上，等儿子回家睡午觉。２０分钟后，涂小凤下楼叫儿子，喊破了喉咙不见人影。
２４小时过去了，又一个２４小时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
所有善良的假设、心存的侥幸、美好的幻觉都无法改变严酷的事实：杨南已被拐卖到异地他乡。
爱子失踪，杨献国、涂小凤茶饭无味，夜不能眠。远在河南老家的爷爷奶奶听到小杨南失踪的消息相继病倒。
为了寻找儿子，杨献国变卖家产，三上山东，七下广东，十到福建，足迹遍及全国十多个省市，总行程达５万公里。患有严重慢性病的杨献国拖着病弱的身子风餐露宿，几次昏倒在田野、村庄。原来有６０多公斤的中年汉子，体重迅速下降到４０公斤。
这是一条血泪凝结的寻子之路，然而，从小杨南失踪的那天起，社会各界纷纷伸出的援助之手，又使跋涉在这条艰辛路上的杨献国夫妇感到了一丝温暖。
杨南失踪不久，江西省公安厅发出通告，命令全省各公安机关全力查找。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墩子塘派出所万斌副所长及彭箭飞警官多次跟随杨献国亲赴异地，历尽艰辛。
杨献国、涂小凤所在单位领导对此深表关切，多次表示：寻子期间工资照发，所需车辆、人员、资金保证到位。杨献国所在的江西手表厂近年不景气，但职工４天内自发捐款４０００元。
最感人的是那些素昧平生的普通人的故事。
在从报上得知杨南失踪的消息后，广州一位老干部打来电话：“涂老师，我离休在家，今后的任务就是天天到广州街头寻找杨南。”
电话和信件不断飞来，给绝望中的杨献国、涂小凤夫妇带来极大的安慰，支撑着他们在寻子路上走下去。
１９９５年初，福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好心人到南昌出差，在火车站看到寻找杨南的启事，他记在心里，回到福建后便悄悄寻访。５月，他给涂小凤寄来一封信，告诉他仙游县一个凶残的人贩子家里，有一个从江西拐卖来的小孩，体貌特征和寻人启事中的杨南十分相似。６月２９日，放心不下的他又专程赶到南昌，和杨献国一起到墩子塘派出所报案。后经闽赣两地干警联手查访证实：这个孩子就是杨南，并已被卖到惠安一许姓农民家。
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８日，在干警的陪同下，杨献国来到许家。走进简陋的厅堂，杨献国看见从里间走出来一个穿着黄色秋装的小男孩，虽然比离家前黑了、瘦了，但不用再看第二眼，这就是杨南！父亲抱起亲生儿子，撒腿就跑。抱养孩子的母亲、爷爷、奶奶闻声追了出来，听说要把小杨南接回南昌，早已泣不成声，但最终还是同意无条件送还孩子。
小杨南回到了父母身旁，事情终于有了圆满的收场。（附图片）
人们围住了回到母亲怀中的小杨南。舒伟平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当官莫患“富贵病”
——湖北荆沙市市长张道恒一席谈
本报记者杜若原
张道恒，５１岁，１９８６年任湖北仙桃市长、市委书记；１９９１年任沙市市长；１９９５年，荆州地区和沙市市合并，任荆沙市市长。
我曾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干部，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领导干部要做到实事求是，确实不容易。
现在有种不好的风气，有的干部爱往富裕、基础好的地方跑，经济落后的地方很少去。一个地方搞好了，成了典型，参观者就会接踵而来。走马观花逛一圈，回去便写出一条条的经验与体会，甚至总结得比典型还要好，可对本地如何做却不着边际。
我以为这就是干部的“富贵病”，这不能不引起重视。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工作条件大为改善，但是，党的优良传统、扎实的作风和对事业、群众的朴素感情万万不能丢掉。
荆沙市一向是湖北富庶之地，可许多人不知道，这里还有１３万农村贫困户，２０万城镇低收入居民。今年春节，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致新年贺辞。想了许久，我决定一不摆成绩，二不谈设想，单单讲扶贫助困，结果市民觉得非常实在。
改革开放以来，荆沙市经济发展很快。市委、市政府经常告诫各级干部在形势好时要看到不足，如乡镇企业不够发达、农民负担较重，国有企业亏损面大，提醒他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论何时对现状都要有准确的判断。
“富贵病”其实是一种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可怕的是，得了这种病往往难以自我觉察，更看不到它的危害。既然人民赋予我们重任，就应以务实为重，否则，将会贻误党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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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物志
马边河畔春意浓
本报记者梁小琴
位于四川南部边沿的沐川县，在全省都有点名气。前几年是因为穷，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及全省平均数的一半；这几年，马边河流域开发搞得热火朝天，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不久前，记者去沐川县黄丹镇采访。
出成都往南，穿越富庶的成都平原。５个多小时的行程，汽车穿行在扑面而来的青山绿水之中，几乎使人忘掉贫困二字。峰回路转，山势陡峭，马边河横在眼前，黄丹到了。
眼前的黄丹镇楼房幢幢，店铺林立，一派繁荣。新铺的水泥路面平整、宽敞。路边医院、学校、银行、商场应有尽有。全镇台阶型的布局在碧野青峰的映衬下错落有致、层次分明。镇边山头的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满街“公用电话全国直拨”的牌子以及人们腰间的ＢＰ机，无不昭示着这个小镇与外界密切的联系。很难想象四年前这里是一个仅有１０００多人的乡场，当时全镇没有一栋楼房，两排东倒西歪的木板房支撑着这个萧条的小镇。
黄丹就是沐川县的缩影。１９８７年，沐川县工农业总产值仅２１７１３万元，财政收入６１９万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２６６元，被列为四川省重点贫困县。
发源于大凉山腹地的马边河，穿越大半个沐川，注入岷江。据专家测算，马边河上可以开发的水能资源达４５万千瓦，可以建７座中型电站。河边起伏的大山蕴藏着７０００多万吨煤，高品位的铁矿石４６０万吨，石灰石４００亿吨，铜矿石近亿吨，还有石膏等，被称为长江上游的黄金走廊。然而，直到８０年代中期，这条让人艳羡的黄金走廊仍在沉睡，２４万守着金山银水的沐川人依然一贫如洗。
１９８８年冬，沐川县委、县政府痛下决心，决定以水电开发和交通建设为突破口，带动矿产资源开发，从而启动整个马边河流域的开发，让黄金走廊为沐川人民造福。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国家计委正式批准兴建黄丹电站。盼富心切的沐川人将黄丹电站称为脱贫致富的希望工程。
４年时间，沐川人在深山峡谷踏踏实实地编织着他们的未来，静悄悄地创造着一个个辉煌，将马边河流域开发的启动项目——一站三厂一一如期从纸上搬到了马边河畔。
７０天竣工投产了年产洗原煤１０万吨的洗精煤厂；２８５天建成具有９０年代先进水平的年产１０万吨的黄丹水泥厂，创造了全国同等规模水泥厂建设速度上的最高纪录，被誉为山沟里的深圳速度；两年半投资４亿元建成了装机容量为４．５万千瓦的黄丹电站；四川最大的磷化工厂——马边河磷化工厂建设也已接近尾声。
在赵坝移民街，曾４次为电站让地的龚长发老汉一脸喜气地对记者说：“过去我们这山沟里，没有公路，干啥事都要靠肩膀背。现在水泥马路修到了家门口，电灯、自来水一开就有，好安逸啊。”
“过去抓经济找不准路子，守着聚宝盆却去做其他的买卖，结果赔了工夫赔了钱。”在黄丹电站崭新的厂房里，马边河流域开发总公司总经理李泽宗侃侃而谈：“现在我们尝到了甜头，也摸准了方向，就这样踏踏实实地干。“九五”期间，我们还要建两个电站，建铁厂、铜厂、原煤厂，将马边河流域的资源一点一点挖出来，那时，沐川可就大变样了。”
正是这些不服输的沐川人用自己的手艰难地拉动了马边河流域的开发，让沉睡千载的黄金走廊迎来了真正的开发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