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朱学范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原邮电部朱学范同志身边工作人员
德高望重的老部长朱学范同志和我们永别了！邮电部门广大干部职工怀着崇敬的深厚感情，缅怀这位早年投身邮政工作，为收回我国邮权、维护邮工利益和组建新中国邮电事业而奋斗的老领导的光辉业绩，他的爱国情操和高尚品德，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们。
朱学范同志是邮政部门的老前辈，他习惯自称为“老邮工”。１９２４年，他１９岁考入上海邮局作邮务生。当时的上海邮局同全国各省市邮局一样，都是由外籍人员担任邮务长，控制着我国邮政通信管理权，独断专行，欺压职工，并在生活上享受着极其特殊的高薪待遇。年轻的朱学范入局不久，就以高度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勇敢地投身于五卅运动，积极参加了１９２５年上海邮工为成立工会、改善待遇、停止再进洋员的罢工斗争。朱学范同志表现了坚强的斗争性和杰出的组织才能，先后当选为栈房车间的工会代表和邮务工会的领导人，团结上海邮政工人投入爱国反帝斗争。先后参加了１９２７年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１９３２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１９３７年的“八·一三”淞沪保卫战。在“一·二八”抗战中，朱学范同志组织邮工战地服务团和邮工救护队，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救伤员，传递信息，运送慰劳物品，受到十九路军领导人的赞扬。在“八·一三”淞沪保卫战中，朱学范同志还率领部分工人武装参加抗战。朱学范同志积极参与创建中国劳动协会，１９３９年当选为劳协理事长，在周恩来同志指导下与解放区工会密切合作，团结抗日。通过一系列的斗争，朱学范同志成为邮工出身的中国劳工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卓越领导人，并积极参加国际工人运动，曾担任世界工联副主席。
建国之初，朱学范同志被任命为首任邮电部部长，受到邮电干部职工的欢迎。当陈云同志事先同朱学范谈话时，他曾表示谦辞，陈云同志说：你是邮工出身，懂邮政业务，还在苏联考察过邮电建设，任命是党中央的意见，希望不要推辞。朱学范同志出任邮电部长后，认真履行职责，与部党组密切合作，相互尊重，殚精竭虑，积极开展工作。在邮电部第一次部务会议上，朱学范同志说：“邮政、电信事业随着今天的伟大的建设，依靠广大邮电职工的努力，一定有着伟大的将来。我们怎么样去创造未来，这就是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讲话，表达了全国邮电职工的心声和“人民邮电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当时，对于我们幅员辽阔、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各项建设事业和民主改革，都需要邮电通信来传达政令，沟通联系，推进工作。而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支离残破的邮电设施，全国仅有３１万门市内电话，２５％的县城没有邮政局，大部分县没有电信局。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邮电部门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与支持，充分发挥邮电干部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经过三年恢复，初步形成沟通全国主要城市的通信系统，基本保证了通信需要。朱学范同志在创建新中国邮电事业的整个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作为首任邮电部长的光辉业绩将永远载入我国邮电史册。
朱学范同志早年从事邮政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广博的专业知识，很多问题高瞻远瞩。特别是他十分重视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认真研究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决定。他积极支持实行“邮电合一”的管理体制和“邮发合一”的方针；重视对旧邮电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坚决废止带有封建等级性的旧邮政职称如“邮差”、“信差”、“力夫”、“杂役”等；积极推行邮电职工劳动保险制度；他亲自带领工作组到一些县市邮电局蹲点，组织制订了《县局管理手册》和《市局管理手册》；他重视邮票发行、倡导集邮活动，亲自组织一些重要纪念邮票的选题和设计；他十分重视国际邮电交往，代表国家和邮电部门签订了一系列邮电协定，在一些国际邮电活动中表现了泱泱大国邮电部长的雍容风度。
朱学范同志在担任邮电部长期间，还兼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和其他一些重要的社会职务，政务活动和社会活动都很繁忙。审阅文件、出席会议、发表讲话、接待来访，往往应接不暇。朱学范同志在政治上自我要求十分严格，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各项职责，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他在繁忙的政务和社会活动中，每年都挤出一定时间，深入邮电基层，到生产第一线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特别是坚持与职工一起参加生产劳动，站柜台，办业务，热情接待用户，有时给出班前的投递员擦自行车，有时到厨房帮厨，深受职工和用户的赞誉，并受到刘少奇主席的表扬。
朱学范同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后，仍十分关心邮电工作。他说，“作为一个老邮工和首任邮电部部长，我的心始终是和邮电事业连在一起的”。邮电部门的一些重要会议和纪念活动，往往邀请朱老参加；有些新局建成和邮电书刊出版，请朱老题字作序，经常是有求必应。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朱老以古稀之年，先后应邀深入京、津、沪、穗和烟台、青岛等开放城市，调查了解邮电通信的紧张状况，与地方政府领导和邮电干部研究加快实现通信现代化的方案。同时，积极参加上海邮电经济研究会和全国性经济报刊关于改变邮政落后面貌的讨论，组织撰写文章，并向党中央和国务院积极反映，提出宝贵的建议。朱学范同志还十分重视邮电法制建设，关心邮政法、电信法的起草情况，在他的指导帮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期间依法审议通过，使邮政工作有法可依，实现了老部长多年来的愿望。
朱学范同志一贯倡导海峡两岸通邮。早在１９４９年４月间南北通邮谈判时，他接见中华邮政总局通邮代表团，就鼓励他们为促进通邮的实现而努力，并通过他们向中华邮政同仁致意，欢迎大家在南京、上海等地解放后参加新中国邮电建设。１９７９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公布后，朱学范同志为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夙愿，积极响应和倡导实现两岸直接通邮。他说，“‘三通’是和平统一的先声，通邮又是‘三通’的先声”。他通过各种会议和境内外报刊，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并对台广播，多次会见台湾邮电故旧，反复强调实现通邮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殷切期望两岸邮电同仁密切合作，广开通邮渠道，促使两岸早日实现直接通邮，为此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直到最后卧病在床，仍时时以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为念，他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朱学范同志为人忠厚坦诚，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与邮电部门的很多干部职工在工作和劳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乘车外出路过邮电支局所，只要时间允许，往往都要停车下去看望职工，他说“不能过家门而不入”。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赴上海、广州出差，还常常要住到邮电招待所。朱学范同志廉洁奉公，生活朴素，自奉俭约，虽身居高位，但从不特殊，保持了老邮工的本色。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切怀念荣臻同志
薄一波
（一）
我与聂荣臻同志初次相识是在１９３０年初。那一年，我见到他时，党中央刚撤掉了顺直省委书记张金刃，另调贺昌同志主持省委工作。贺昌带来了一大批同志，有阮啸仙、陈复、聂荣臻等。荣臻任组织部长并参加北方军委的领导工作。那时我任北方军委常委，专做军运工作。荣臻对军运工作很关心，曾先后两次约我谈话，每次不超过半小时。第一次谈话，我除了汇报北方兵运情况外，试探地提出做军官工作的问题，想借此了解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看来他似乎不感兴趣，没有说什么。第二次谈话，我把积在心里的想法直率地讲了出来，说：“军运工作不应仅仅限于士兵，军官工作很重要，必须列入军委工作议程。我认为如果举行兵变、兵暴，只靠士兵以至班、排长领头是难以成功的，这是唐山兵变流产的教训。平、津、唐地区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我在阎军中认识一些军官，其中有些人倾向党，政治上比较进步，在他们中间应该做工作，可以发展党员。但顺直省委领导张金刃他们，包括北方军委领导不赞成，却批评我，说这种思想、做法，是阶级立场有问题，是‘走上层路线’、‘军官路线’，还说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荣臻同志沉思了一会儿，说：“有条件的地方，当然也可以做些军官的工作。”他的答复对我很有用。我认为他曾是中央军委的工作人员，可见中央军委机关工作人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后来，我们就抓住这句话，在晋军和西北军的军官中做了一些工作，并发展了一些党员，有的是单线联系，有的还建立了党的组织。尽管当时“左”倾路线继续存在，开展军队上层军官工作受到限制，同这些党员的关系时断时续，但一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些工作还在起作用。特别是我们在山西组建新军时，就使用了一批当时发展的上层军官党员。回想起来，荣臻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初次接触他时，感到他沉默寡言，不轻易表态，好像难以接近。但第二次见面，经过深谈，就觉得他头脑冷静，稳重厚道，给人以一种信任、真挚之感。１９３０年５月，荣臻同志又调回中央军委机关工作。他在顺直省委工作虽然不过４个月，我们接触也不过两次，合起来也不过一个小时，但却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二）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后，我应邀去山西工作，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示精神，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关系。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山西“牺盟会”的负责人，率“青年抗敌决死总队”（约一个团兵力），到五台山地区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同时跟我一起去的还有五六个县长人选和其他工作人员３０多人，准备替换旧政权，并已委任宋劭文、胡仁奎分别担任五台、盂县县长。行军到盂县时，遇到朱德同志。朱德同志对我说，毛主席最近一再强调：在华北大局危急的情况下，山西将在华北形成特殊局面。原因有两条，主要是因为有八路军，其次是因为阎锡山与我们合作。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主要应放在敌人的翼侧及后方。山西可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区，向占领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的态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朱德同志指出：晋东北地区已有八路军一一五师，你就不要去了，我建议你到晋东南去。他还说，毛主席说，我们跟日本打的是持久战，要有根据地，而且必须是多块根据地。和下围棋一样，只有一个眼不行，那还是死棋，要做几个眼。晋东南地区也是毛主席选定的一个眼，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那里我们还没有部队去，听说阎已委任背叛革命的张金刃现名张慕陶其人为上党游击司令兼专员，你能否取得阎的同意，到晋东南去，驱逐张慕陶，占领这个战略要地。我说：“不成问题，可以做到。”听了朱德同志的指示，我即南下晋东南。走前，我把搞政权工作的同志留下，让他们准备协助荣臻同志开展建立晋察冀根据地工作。
１９３７年平型关大捷后，荣臻同志奉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率一一五师一部留在五台山区，坚持敌后抗战。他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扩大抗日武装，建立健全抗日民主政权，很快就使根据地从五台山扩大到冀西、冀中、雁北、察南、平北和冀东等地区，创建了蜚声国内外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在敌后稳稳地扎下了根，为全国敌后抗战树立了一个建立模范根据地的榜样。
顺便说一下，晋察冀边区成立人民政府，经各界民主选举产生了“临时行政委员会”，但还要得到国民党政府批准才“合法”。那时，我们党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一天，我正从敌后到阎处，阎的亲信梁化之这样告诉我：共产党在晋东北成立一个“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来过七次电报，并派胡仁奎来活动，请求批准。阎先生说：“我只管一个晋，怎么能批冀，还有察？”听了梁化之这一番话，我立即找到阎锡山，对他说：听说晋察冀边区要申请成立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是件大好事，应该马上批。正如你所说，现在兵荒马乱，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这个委员会中，有七个委员是我带到五台山地区准备在那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他们都是我们的人。你批准了，我们的势力就可以扩充到河北、察哈尔。不批准是失策。他听后，觉得有道理，马上就批准了，并电告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备了案。
这样的事例不少，可以再举一个。抗战爆发后，雁北十三县失守，周恩来同志向阎锡山建议成立一个“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正在这时，我有事到太和岭口见阎。阎正在看这份文件，表情不大高兴。他把文件递给我，木然地望着我说：“十三个县的沦陷区，都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不能批准，不能批准。”我看后说：“成立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恐怕不错吧。现在把收复的沦陷区（雁北十三县）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最大的人情，同时还可以加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那些地方都是共产党、八路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怎能不让？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你也无可奈何，连个人情也落不到。”阎听了我的话，仍默默无言。我就把原件拿过来，略加修改，添了一些阎的语言，如“民族革命战争”、“合理负担”、“有钱出钱，大家出力”等。阎看后很高兴，说这不就变成“我们”的了，立刻予以批准。
我说这些，是想说明一个在特殊形势下工作的共产党员，遇到这样的事，不需要也不可能事先联系，事后更不需要通报，凡属对党有利的事，就应当机立断，加以处理。
１９４０年初，荣臻同志率晋察冀军区的两个主力团和一个警备旅，南下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县王家峪，支援晋东南和冀西区的反顽斗争，并向北方局和总部汇报晋察冀的工作。２月下旬，我在八路军总部召开的直属队干部会议上，再次见到了阔别十年的荣臻同志。他在会上介绍了晋察冀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大家被他的讲话所打动，对晋察冀工作的成绩和取得的经验十分赞赏。小平同志当时是会议主持人，在作会议小结时，他说：晋察冀工作搞得很好，大家都很羡慕，要向他们学习。
（三）
１９４５年６月，由我建议、经彭德怀同志同意，在延安召开华北问题座谈会，议题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参加人员只限于华北各解放区来延安的高级干部。可是到了会议后期，参加的人大大扩大了，有十几位在中央和其他地区工作的同志都来参加会议，实际上已经不是华北工作座谈会了。一些人围绕“百团大战”问题，对德怀同志进行批判，荣臻同志也受到批评。会上有不少人发言认为，“百团大战”过早暴露了我八路军的力量，吸引了侵华日军的注意力，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对我的警惕。康生等人认为战役的主要谋划者和组织者是犯了“战略性和路线性错误”，指责荣臻同志在“百团大战”中执行的是“彭德怀路线”，是彭德怀在晋察冀的代理人。荣臻同志一方面敢于正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他对批判彭德怀同志的过火行为持反对意见，不赞成把作战指挥和具体工作中的问题与路线是非问题混为一谈。这表明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四）
１９４８年５月９日，根据刘少奇同志（当时任中央工委书记）的提议，经中央批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区合并成为华北解放区，两区原中央局也合并组成华北中央局，两个军区合并成立华北军区，两个区的人民政府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中央任命刘少奇同志兼任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和聂荣臻同志分别任第二、三书记，刘澜涛同志任常委；华北军区由聂荣臻同志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从这时起直到解放，我们始终在一起工作。
华北解放区的建立，是中央基于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需要，为迎接全国胜利到来的一个战略举措。刘少奇同志当时指出，华北的工作是“带有全国意义”的。因此，南北两大战略区合并后，华北中央局所担负的战略任务是比较艰巨的。那时，少奇同志虽然兼第一书记（是我建议的），但少奇同志一再讲，挂个名可以，但工作还是由你们做。荣臻侧重军事工作，我则侧重抓地方工作。我们合作得很好。
华北局成立后，工作方针由过去以战争为主转移到以建设为中心上来。那时，农村的土改已基本结束，尚存的问题是如何安置地、富，补偿中农、富裕中农，改正错定成份，以稳定各阶层的情绪，把工作重点由土改转到团结一切劳动人民并争取地主、富农、富裕中农，恢复和发展生产上去。由于两区在土改中都曾程度不同地出现过“左”的现象，因此，在农村工作方针上注意纠正错误，这一点我们有共识，都很赞成在农村实行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的方针，并积极支持精兵简政，不增加新的部队，合理使用民力、努力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华北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物资支援。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先后建立健全了各级行政机构，这些机构，特别是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后经召开华北人民代表大会，改称华北人民政府），具有全国新政权机构的雏形。进城以后，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机构基本上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工作机构的基础上扩编起来的。
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迅速培养训练大批干部，我们接受中央的委托，着手创办大党报、大党校、大军校，以及华北大学。张盘石同志任《人民日报》社（后改为党中央机关报）社长，刘澜涛同志任党校（后改为中央党校）校长，叶剑英同志兼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政委，吴玉章同志任华北大学校长。这些学校的创办，为各条战线培训了大批干部，缓解了缺乏干部的矛盾。
华北解放区的统一，使我们能够集中动员广大人民的力量支援解放战争。那时，我们除了为华北三个野战兵团作好后勤保障外，还尽力支援中原、华东、西北等各野战军。刘邓大军离开晋冀鲁豫挺进中原后，我们把支援刘邓大军作为“支前”的重点保障对象。为了完成艰巨的任务，我们总是努力想办法把工作做得更好些。荣臻同志肩上的担子更重，工作更忙。我们先后动员一批又一批的民工，在运输工具落后，只能靠马拉人扛的情况下，把大批弹药、粮食、被服、药品不断运往前线，保证了前期作战需要。
军事斗争方面，我们集中晋察冀和晋冀鲁豫留下来的部队，组成华北军区第一、二、三兵团（后改为十八、十九、二十兵团），总兵力有４６万余人。自１９４８年５月开始，华北军区分别组织了内线和外线一系列战役，歼灭了大量敌人。６月１１日，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发起了晋中战役，由徐向前指挥一兵团等部队在晋中进攻太原周边阎锡山部。晋中战役历时４０天，歼敌十万。华北形势大好，人民子弟兵纵横驰骋，所向皆捷。当时，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是把全国解放战争的突破口首先放在东北，要求华北我军尽可能多吸引敌人，以保证我军战略决策的实现。荣臻同志在有时作战条件并不具备情况下，也尽最大努力保证中央军委决心的实现。为了牵制傅作义集团，不使其出关增援东北敌军，荣臻同志组织三兵团西出绥远。由于时间仓促，后勤保障根本来不及落实，毛主席告诫部队“要准备饿三天肚，吃两天草”。荣臻同志亲自到三兵团作动员，我在地方多方动员，给部队送去十万大洋做应急保障用，使三兵团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圆满完成了战略牵制任务。
（五）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平津解放以后，接管平津的任务由华北局负责，指定彭真和叶剑英同志具体主持北平的接管工作。这时中央决定，刘少奇不再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由薄一波任第一书记，聂荣臻任第二书记，刘澜涛任第三书记。荣臻同志那时在平津战役总前委，参与战役组织指挥。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我军要堵死海上通路，使傅作义部队不能夺海路南逃。然后经过军事打击和政治谈判相结合，迫使傅作义同意我方条件，接受改编。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古都得以完好无损地交到了人民手中。北平和平解放第三天，我即进城，随后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搬进北平办公。荣臻同志入城后担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我照例是政治委员。为了确保人民的安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发布了《平津卫戍司令部布告》。刚解放的北平和天津百废待兴，社会情况非常复杂，我们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首先需要整顿维护好社会秩序，恢复工商业生产经营，接管和安排旧行政机构人员，打击敌特和坏分子破坏活动，特别是保证从西柏坡迁入北平的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安全。我们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正确执行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对旧职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荣臻同志认为不能依靠旧警察，必须组织自己的纠察队。于是他从华北军区随营学校挑选了一批学员作为骨干，还挑选了一批优秀工人、学生参加，组成纠察总队。这些纠察队员的政治觉悟高，责任心强，又熟悉城市情况，在维护治安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１９４９年６月，荣臻同志搬进中南海办公，协助兼总参谋长的周恩来主持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但华北局、华北军区方面的事，仍由我们共同协商办理。
北平解放以后，毛主席指定我好好做傅作义的工作。傅系董其武部，尚有两个军部、六个师、八个骑兵旅共九万多人驻扎在绥远。为了减少牺牲，集中力量向西北、西南和东南进军，解放全中国，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对董部采取政治解决的新策略，即“绥远方式”。起初，绥远问题是由贺龙同志负责，因中央决定将绥远地区划归华北局领导，改由荣臻和我负责。我们派出谈判代表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与傅方代表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谈判。谈判进程情况，随时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所有重要问题由中央作决断。１９４９年４月８日，双方经反复磋商形成协议草案，报送华北局。报请中央批准后，于６月８日，在北平华北人民政府举行了签字仪式。谈判是顺利的。但董军内部有少数思想顽固的军官极力反对执行协议，经常制造事端，还发生了砸毁报社，杀害我联络处工作人员的事。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断派人来阻挠董部起义。为促使绥远问题早日解决，毛主席决定派傅作义以及邓宝珊赴绥远做工作。
当时，派傅作义前往归绥，是一个明智、正确的决定。荣臻同志警惕性高，远在傅和平起义前，他曾同傅作义多次打过仗，很担心这是不是“放虎归山”，跑掉了怎么办？毛主席知道后，立即把我叫去，说：“你看怎么样？”我说：“我看不会跑！”毛主席接着说：“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交出二三十万军队，立了大功，我们对绥远不能出兵，一出兵就输了理。绥远的主力董其武部是傅的老部下，现在把领导责任放在傅肩上，这样我们就主动了。傅作义哪里会跑！就是跑掉了，又怎么样！”为了帮助傅作义提高思想，毛主席多次找他谈话，我参加过的就有五次之多。谈话热心诚恳，傅作义很受感动。在他动身前往归绥的头一天，８月２２日，毛主席又找他以及邓宝珊、王克俊谈话，我和荣臻、澜涛同志也参加了。毛主席说：“黄炎培讲上海解放，共产党要过一关。我回答他，不只过一关，还要过三关。共产党要过，大家都要过。过三关，一是进城以后，经济困难，敌人封锁，需要两三个月；二是土地改革关，需要两至三年；三是社会主义关，需要二三十年。希望宜生先生（傅作义字宜生）和我们一起过好三关。”谈话后约定傅作义、邓宝珊于２３日由北平动身去绥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想办法让财务部门给傅作义拨现洋１５万元作为慰问董部官兵之用，傅无论如何拒收此款，说他们的军饷足够用了。傅对党中央、毛主席这样信任非常感动。董其武是傅的老部下，并早已下决心跟共产党走。傅到了绥远后，不用做什么工作，便达成了一致。９月１９日，董其武正式发出起义通电，宣布绥远脱离国民党政府统治，部队加入人民解放军。我们立即发出贺电，对绥远起义表示热烈祝贺。毛主席还亲笔拟电给董其武，赞扬他“立场是正确的”。绥远董部起义后，我们帮助在该部队中建立了与我军一样的政治工作，这支部队很快就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绥远部队组成志愿军二十三兵团，在董其武将军的率领下，英勇作战，为中朝两国人民作出了贡献。
（六）
建国后，我和荣臻同志工作分开了，他的主要精力转到了军委和总参谋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徐向前任总参谋长，聂荣臻任副总参谋长。向前因病休养，实际上由荣臻主持总参谋部工作，后任代理总参谋长。毛主席让任弼时同志与我谈话，告知中央决定我“列席”书记处会议。很快又让我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协助陈云同志抓财经工作。华北局工作实际由刘澜涛负责。尽管工作不在一起了，但我们仍不时交往，凡工作上有联系时，都像以往一样，互相支持，主动配合。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迎头打击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取得了节节胜利。但随着战争发展，战线拉长，我军的后方保障越来越困难。为了全力支援志愿军，周总理亲自抓后勤保障。那时除东北地区外，华北地区所负担的后勤供应任务最重。荣臻同志在总参主要协助周总理处理抗美援朝事宜，因前方的后勤供应问题，我们常有联系。记得首批志愿军入朝，比较仓促，又临近严冬，官兵过冬的棉衣还没有解决，荣臻同志非常焦急，多次打电话跟我商量怎么办。根据他的要求，我在华北全区进行动员，发动群众昼夜赶制，很快就为出国部队解决了大批棉军装和被服。还有一次，荣臻同志找我说，为了御寒，能不能请华北区给志愿军解决十万斤辣椒面。当时，周总理也很关注此事。十万斤辣椒面今天看起来不算什么，但建国初期，一下子筹集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情很高，千方百计想办法，克服困难，终于在短期内完成了任务。为了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荣臻同志呕心沥血，忘我工作，常常通宵达旦，不顾休息。１９５２年９月的一天，他因积劳成疾，突然晕倒在办公室里。通知我后，我赶忙到医院去看他。他见我来了非常高兴，一再表示谢谢，谢谢。
１９５５年，我受毛主席指派，率领一个由工业交通部门人员参加的大型代表团访问苏联，考察学习苏联建设的经验。回国后，我向中央建议成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均被采纳。在酝酿各委员会领导人选时，关于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人选，开始我推荐当时任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黄敬同志。黄敬同志很愿意做这一工作，但为了提高这一委员会的分量，建议推荐荣臻同志。我也认为荣臻同志非常合适，即报告中央，中央同意，由总书记邓小平征求荣臻的意见，荣臻毅然同意。中央于１９５６年１１月任命他为国务院副总理。从此，荣臻同志就把主要精力转到科学技术工作上来。后来，于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和１１月，又分别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我当时是协助陈云同志主管财政经济工作。这个时期，我们工作的联系比较多。
荣臻对于他主管的科技工作，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心。他热爱知识分子，热情为科技人员服务。在他主持科技工作的十年里，他几乎倾注了自己全部精力和心血，为我国的科技事业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他亲自参与制定远景规划，组建科研机构，领导科研攻关，组织全国大协作，因而在国防尖端科技领域里，短短几年，“两弹一星”就研制成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和核威胁。在指导研制常规武器和民用科研项目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在科技实践中，荣臻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群众路线和自力更生、大力协同等方针，特别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和使用，善于调动和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尊重和爱护广大知识分子，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早在晋察冀时，他就注意团结知识分子，因而从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吸引了大批的青年学生以及一些教授、专业人才前往根据地投身革命。特别值得一提的，还吸收了不少国外专家、名流参加工作。１９６１年，为了纠正当时知识分子工作中“左”的错误，荣臻同志主持制定了《科学十四条》，小平同志称之为“科学宪法”。
荣臻同志从事创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而壮大了国威军威，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赢得国内外的一致称颂。直到晚年，我去看望他，他总要兴致勃勃地谈起科技的成就和对从事科研事业做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每当祖国科技战线上有了新成就、新发展，出现新的科技英才，他无不欢欣鼓舞，赠言鼓励，以至临终遗言中，仍念念不忘我国科技事业和广大科技人员，殷切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勇攀高峰，为国争光，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
１９８２年，有一次我去看他时，当面约定，以后每年去看望他一次。每次见面半天，他问我答，谈得很融洽。有一年，我因身体不好和工作繁忙，间隔的时间稍长了点，他的夫人张瑞华同志给我来电话说，一年多了，未见你来，荣臻天天盼着见你。我赶紧去了，还了愿。
荣臻同志是一位杰出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无论在军事斗争方面，还是在科研战线上，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至于他的为人品德，也是人所乐道的。毛泽东同志生前曾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我和许多老同志都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