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16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动态

  社会发展与价值观研讨会综述
高惠珠
全国应用哲学研究会、上海市哲学学会和上海市委党校于不久前在上海召开了“社会发展与价值观”学术研讨会,近百名专家、学者及高校哲学工作者参加了会议,就社会发展基本战略,社会发展中的价值观问题以及社会发展与哲学应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不少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是在三大思潮的影响之下进行的,这三大思潮就是前现代化思潮、现代化思潮与后现代化思潮。前现代化思潮对现代化采取了美化的浪漫主义态度,而后现代化思潮反思了现代化过程中的负面效应,并对这些负面效应采取了强烈的批判态度。因此,我国哲学界有必要对社会发展作深入的哲学探讨。我们是在生活于其中的全部传统的基础上谈当代中国的发展,所以就必须首先明确发展主体的历史性,使主体自觉地领悟当代中国社会的根本历史特征与走向,从而使自己的思考和全部行为方式自觉地建立在这一历史特征的基础上。从世界范围看,追求并完善现代化是我们时代的主题。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但我们不应当无限夸大这种思潮的影响面。因为,我们的根本目的是完善现代化而不是抛弃现代化。
不少学者强调,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应重视“后发效应”,尽力避免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负面效应,以便顺利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许多学者在讨论中谈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我国一些青年人与成年人的价值观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这已在价值观的内容、目标及衡量体系三方面体现出来。其中每一方面都具有两重性。就价值观的内容看,其“多元化”转换趋势表现为我国传统价值观内容的拓宽、深化和丰富。诸如强调独立人格、个体创造精神的个人价值观,充实我国传统的崇尚“整体”的社会价值观;大胆追求效益、物质利益的经济价值观,充实我国传统的重精神、重伦理、强调“义”的精神价值观;注重对外开放面向世界的世界观,充实我国传统的价值观。但是,不能不看到,价值取向的多元化,造成了多种不同性质价值观并存的局面。如集体主义价值观和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并存,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拜金主义价值观的并存等等。这种并存,势必使正确价值观经常受到错误价值观的冲击、淡化和曲解,有的甚至拒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目标的主导地位,而以“多元化”为借口,推崇或追求“一切向钱看”和金钱至上、个人至上以及享乐至上的价值目标。这就是腐败之风屡刹不止的思想根源。因此,我国哲学理论工作者有责任抵制、批评不利于社会主义主导方向的误导性价值观。
有的学者在会上提出,区分价值导向与价值取向,有助于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价值导向与价值取向的不同之处在于:价值取向是指社会中的利益主体,根据自身需要或信仰所采取的思想、行为、走向。价值导向则是社会或国家的管理部门对个人价值取向、集体价值取向的有目的的引导。价值取向可以丰富多采,而导向则比较统一;价值取向为价值导向提供素材、根据,而价值导向又通过一定的宣传、教育手段影响和制约价值取向。当前,研究社会主义本质有助于揭示社会主义价值导向的要求。
有的学者还就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作了分析。认为在人是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这一命题中,还应区分出是人的“个体”、“群体”还是“类体”,合理的结论应首选“类体”。但由于人类已分裂为几个利益根本对立的群体,从而不可能有统一的人类价值主体的情况下,我们应鲜明地选择占大多数、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群体,作为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同时,首选类体,也决不是取消群体和个体作为价值主体的地位,而是要充分调动个体和群体的积极性。当前,在探讨社会发展中,国外有人断定“传统主权概念已不适用”,鼓吹环境、民主和人权应受国际社会管辖而不能作为各国内部事务来处理的观点,应引起我们的警惕。把某种“人权”概念无条件地强加于一切国家,实际上是某些人企图借“类体”之名来控制别人。
对于社会发展价值结构问题,与会学者认为社会发展中的价值结构的要素,可由人格类价值、经济类价值、政治价值、军事价值、文化价值等组成。从社会发展看,还可以作中心价值、基础价值、主导价值、组织价值等区分,其中经济类价值占有基础地位,人格类价值即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价值系统的中心。主导价值会随时代的推移而变化,优先价值则是必须首先争取到的价值,如代表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技术,就应该处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乡镇人大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评介
李惠
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秀义主编的《乡镇人大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是“八·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随着我国宪法学研究的长足发展,研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著述日渐丰富,但系统研究乡镇人大制度的专著却几乎是一项空白。该书立足于最便于接近和了解群众、最有利于及时反映人民群众呼声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总论、组织论、职权论、人大主席团和人大主席论、代表工作论、关系论等,对乡镇人大制度的建设进行了比较系统而富有新意的研究。它不仅以丰富的史料为我们展现了乡镇人大的历史发展轨迹,客观地分析了乡镇人大建设的现状,而且敏锐地找出乡镇人大建设中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并且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主张和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意见。该书能以理论结合实际并指导实际,做到了科学研究为民主实践服务。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专论

  唯物史观的再认识
曹德淦
最近,江泽民同志强调,从根本上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真正掌握和实践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从根本上懂得了政治。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怎样才能真正认识历史唯物主义,是必须认真探讨的。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基本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人们取得正确认识和智慧的源泉。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观点。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基本政治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路线。这是由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因此,我们讲政治,就要讲群众观点,坚持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
早在1934年,毛泽东同志就强调:“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22页)他还指出:为此,要切实关心和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周围。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正是坚持毛泽东同志培育的优良传统作风,在实际行动中切实贯彻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才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爱戴,带领群众不断走向新的胜利。今天,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地把经济搞上去,是我国群众的最大愿望。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事业,只有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动员群众参加现代化建设,才有可能取得现代化建设的胜利。特别是要实现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更有效地调动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代表群众的利益,以便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实现预定的目标。如果我们离开了人民群众,就会失去实践和力量的源泉。
要以调动群众积极性为己任
由上可见,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坚持唯物史观,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就要一切为了群众,时刻关心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就要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毫无疑问,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我们的事业就愈是发展。所以,我们要以引导好、保护好、调动好群众的积极性为己任。但是,这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几个关系:
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政府的调控手段、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继承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应注意研究新形势,探索新路子,更新观念,即要把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方法,从依靠行政手段转到主要依靠政策的导向上来。当前,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使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的自主意识大大加强。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方法和途径去动员群众,即使是正确的决策,也往往事倍功半,只能通过新的政策调整,形成正确的利益导向,把政府的决策与群众的意愿、全局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近几年来的农村经济工作实践证明,要保证粮食生产的稳定,必须使农民的收入增加,才能够有效地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可以说,利益的需要是人们一切行动的原因,要调动群众积极性,不能不认真考虑群众利益,我们要善于借助利益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正确处理按价值规律办事与依靠群众的关系。按价值规律办事,是市场经济的一条重要原则,必须认真学会运用这一规律,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是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最重要的环节。但不应该忘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过程,离不开群众的支持与参与。正如列宁所说的,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社会的基本因素。况且,我们社会主义的一大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则是构成这一优势的重要内容。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依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才能充分发挥这个特有的优势,也就是说,这种支持与参与要建立在群众充分理解、自觉自愿的基础上。
正确处理“给”与“取”的关系。对群众多给予,少索取,是密切党同群众关系、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重要前提。当前,切实减轻群众特别是农民的负担,保护群众的积极性,是考验我们有没有群众观点的问题。这就要学习与运用唯物辩证法,做到“三个统一”:一是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统一。加快发展步伐,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职责,也是广大群众的迫切愿望。但是,快应该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力所能及的。这个“力”最重要的是群众的承受能力。必须看到,对一些通过努力可以办到而不去办,是对群众的不负责任;不顾实际情况和群众承受能力,而增加群众负担的做法,也是对群众不负责任的。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二是要处理好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一致性。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是我们党制订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是一致的。但由于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也不排除有时在某一级领导的决策中,可能出现一些脱离实际、影响群众利益的问题。为避免这一失误,需要我们切实了解民情,时时倾听群众呼声,解决好群众的实际问题,作为领导决策的依据。这应当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事情、做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我们不唯上,只唯实,认真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才能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三是大胆工作与慎重从事的统一。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群众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给经济工作特别是农村经济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大胆开拓,勇于打开工作局面。但在事关群众利益的问题上,必须慎重从事,加以妥善解决,不能见物不见人,不能离开当前大多数人利益的实践,不能离开当前的现实性。
调查研究求真务实
邓小平同志指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7页)这就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使群众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否达到这一步,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是个关键。孔子就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卷十三)因此,领导干部的号召力必须建立在群众拥护、信任的基础上,要靠出实招、办实事、求实绩来树立领导权威。出实招,就是不搞形式主义,扎实工作,务求实效。办实事,就是要办多数群众受益的事,办群众最急需的事。如在当前农村经济工作中,尤其要办好那些靠一家一户农民所无法办的路、电、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办好农村在向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转变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一切工作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能急功近利。出实绩,就是要狠抓落实。领导干部不但要会出点子,更要抓落实,在抓落实中体现事业心、责任感和协调能力。
然而,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调查,我们必须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集中群众的聪明才智,实现决策科学化的工作作风,才能达到出好实招、办好实事、取得好的实绩的效应。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的:“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这样,才能完成调动群众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显然,应把能否求真务实不仅看成是工作作风问题,而且要看成群众观点的问题,看成精神状态问题,说到底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人们应当切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群众观点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才能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业。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信息化是新技术革命的显著特征
郑德刚
内容提要:管理现代化的实质是依靠信息的传递与调节来完成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新技术革命是一场信息革命。生产效益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智力的发展,在现代条件下,信息技术恰好起着这种延伸人类智力的作用。信息革命对现代人类与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新的技术革命已在整个世界展开。这场革命在科技发展史上与历次发生的技术革命相比,无论就其内容、形式,还是就其后果而言,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信息化是这场新技术革命最为显著的特征。
信息化与现代化
信息化依赖于发达的信息处理和传输手段。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广泛应用是信息化的基础和标志。近几十年来,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信息处理技术取得长足的进步。目前,美、日等发达国家正在研制万亿次计算机,最快的通用型超级计算机运算能力已达到每秒约1360亿次。随着人们对图文并茂的多媒体信息需求量的增加,信息传输手段相对处理手段明显落后,为解决“车多路窄”的问题,自1993年初,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兴建信息高速公路以来,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信息高速公路热。1994年美国和日本各自提出将兴建全球信息高速公路。1995年2月,西方7国召开部长级会议,确定了信息高速公路的原则,提出建立全球信息社会的宏伟目标,确定了发展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示范计划。信息高速公路的兴建标志着多媒体时代的到来。届时,人们不必分别添置电视机、音响设备、计算机和电话机,只需买一台多媒体计算机,人们坐在家里就可购物、办公、接受教育,或进行治疗。
信息传输手段的现代化进一步推动处理手段的发展。目前,计算机已成功地具备了人左脑的逻辑运算能力,但具有人右脑的模糊处理及整个大脑网络同时处理大量信息能力的计算机的研制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现在,科学家们已在研究模糊计算机和神经网络计算机,并把希望寄托于光芯片上。专家们纷纷预测,如果这个领域有突破性进展,就可能使信息化进入其高级阶段——智能时代。一个以人工智能为龙头,以各种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智能时代”,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
新技术革命是一场信息革命
在机械化基础上实现综合自动化,在科学技术综合基础上实现管理现代化,在生产管理上实现管理现代化的实质,是依靠信息、信息流以及信息调节器的传递、加工、处理与调节来完成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新技术革命是一场信息革命。
技术体系同其他系统一样,都具有物质、能量和信息三个基本要素。整个技术史,就是技术要素间矛盾地位与作用不断转换的辩证发展史。近代史上的第一、第二次技术革命都是能源领域中的革命。在技术要素中,能源要素处于生产技术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影响、制约物质(材料)、信息诸要素及整个生产技术发展的决策性因素。例如,在蒸汽机广泛利用之前,由于动力能源的制约,1740年英国生铁的产量为1.7万吨,到1800年即蒸汽鼓风用于炼铁10年之后,为16万吨,到1835年则为102万吨,增长了近7倍,平均每12年翻一番。发电机的发明与远距离输电的广泛应用,为各类工业生产创造了急需的、各种形式的丰富能源,实现了大规模的能量转换,它使耗材料多、耗能量高的机械传递方式转变成耗材料少、耗能量低的电的传递方式,开始了“电气时代”,对社会生产和生活各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它只是改变了能量转换、分配和传递的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机器代替人的体力劳动的本质,人们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机器的束缚。
二次大战后,生产技术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对物质、能量、信息的需求量与日俱增,特别是大工业迅速发展,工程技术规模日趋庞大、生产操作过程也越来越复杂,影响生产过程与工程技术效益的客观因素盘根错节,而社会对产品和工程技术项目的数量、质量、品种、工期和效益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人的体力劳动来控制实际生产过程和工程技术的进程愈来愈困难了。因此,采用先进的技术工具和手段势在必行。电子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把信息与生产,信息与控制合为一体,形成综合自动化,成为现阶段影响生产技术发展的决定性步骤。如果说,前两次技术革命是一种能量的转换和传递,即把输入的能量转换为部分地代替人的体力劳动的输出能量,用这种能量来加工物质;那么,新的技术革命则是一种信息的转换和传递,即把输入的信息转换成部分地代替人的脑力劳动的信息,用以控制机器。这样,生产技术发展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技术要素从能源转化为信息,这在技术发展史上是一大飞跃,是一场革命。所以,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也可称为信息革命。这是技术体系辩证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为现今各国确立的科技发展战略的实践所证明。据有关文献记载,文献信息的总和,从1950年起每10年翻两番;从1970年起每5年翻一番,故人们称之为“信息爆炸”。以美国为例,在18世纪建国初期,农业从业人员数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0%以上。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每隔2—3年大约有1%的劳动人口从农业生产转向工业生产。从1760年到1960年,美国仅以200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只有约3—5%的劳动人口仍留在农业上,其余劳动力则一半进入物质产品的制造业,一半进入第三产业。到了70年代,劳动人口的构成上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即从事知识和信息生产、分配的人数已超过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全部从业人员的半数。这是一种静悄悄的革命,有人称其为“信息革命”。这一革命,在今后的20—30年里,必将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带来深刻影响,它将改变整个人类的工作、劳动、休息、旅游等方式,同时还将改变人们的学习和思维方式。可以认为,工业革命扩大了人类的身体能力,机器代替了人的手和脚;而信息革命将扩大人类的大脑的能力,电子计算机可以代替人的部分智力劳动。工业革命的动力是诸如石油、钢铁、电力这些有限的资源,而信息革命的动力则是知识和思想这些无穷无尽的资源,它是智力开发的源泉。生产效益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智力的发展,在现代条件下,信息技术恰好起着这种延伸人类智力的作用。有人估计,70年代中期,计算机的运用至少可以使年生产率增长15%。有人还进一步预测,使用计算机和机器人代替人的部分管理与操作以后,小批量生产的总成本将有可能降低80%—90%,而每个工人的生产效益有可能提高10倍、20倍,甚至100倍。
信息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信息革命对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使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广泛采用微电子技术,利用电子计算机参加生产和管理,大大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要,显著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日本大阪制钢所轧钢车间,采用电子计算机控制轧钢生产之后,操作工人和技术人员减少76%,而生产效率却提高了20%。
二是提高了劳动力素质。由于信息革命,形成了许多新兴的领域和全新的行业,这些都提出了新的劳动力的需求。如发展通讯事业,就需要一系列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懂得微电子技术的维修工人。这些新兴工作岗位的工人,绝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从事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人,而是具有现代科技知识,又掌握一定技能的新型工人。
三是促进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巨大进步。电信技术同微电子学、计算机、固体器件的有机结合,已经产生了许多新的科学分支,新的知识领域,这就要求教育部门适应这种新形势的要求,从招生、教材、师资等各方面为信息革命提供人才;提供科研成果;要求科研部门从基础理论到应用开发研究为其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适合国情的可行性方案,以及适应信息革命需要的新产品。
四是信息革命将使社会生活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使社会生活面貌发生巨大变化,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信息产业继农业、制造业和服务性产业之后,成为国民经济中的第四大产业,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大。据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信息职业”已占各种职业总和的40%以上,其中美国为第一位,其次是加拿大,第三位是英国,第四位是日本。
按照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我们要实现经济工作的两个转变,接近和赶上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可以大大加快这个进程。一旦作为国家发展信息产业的重大工程——金桥工程建成开通后,将会加快国民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发展。目前,这项工程已经初具规模,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有关部门都在认真做好规划,确定工程发展的原则,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共同努力,加快工程建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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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新成果
——《现代西方经济学说》评介
筱文
由丁冰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一书,是由十几位专家学者历时四载完成的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为该书作序。该书概括了自30年代凯恩斯以来至90年代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学派及其分支理论,观点简明扼要,反映了西方经济学说的最新发展,吸收了近几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对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宏观调控具有借鉴意义。
该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思想,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及其分支理论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区分其精华与糟粕,既批判其错误的观点,也指明其可供借鉴之处。如新古典综合理论力求把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分析结合起来,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再如新凯恩斯主义者所提出的宜缓不宜急的政策调整思想等,对我们如何加强宏观调控和实行“软着陆”的政策调整思路,都是有启迪意义的。作者还特别对近些年来在西方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对国内的某些消极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如在对科斯产权理论的评价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科斯产权理论的实质就是要求实现产权私有。如果试图借用科斯的产权理论,来指导我国国有经济的运行及改革,是不符合国情的。
现代西方经济学大体分为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思潮。作者紧紧抓住这两大思潮的线索,比较具体地分析了各个流派的形成背景和基本理论政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国家干预主义思潮方面,主要论述了凯恩斯主义学派(包括凯恩斯经济学、美国凯恩斯主义、英国凯恩斯主义)、新制度主义、瑞典学派等;在新自由主义方面,主要论述了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弗莱堡学派、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等;另外,对自成体系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和罗斯托成长阶段也进行了阐述。此外,作者还对各学派在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等领域的理论观点给予了考察。这为读者提供了正确的导向。
现代西方经济学自30年代以凯恩斯经济学的产生为开端,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其中,以70年代因经济“滞胀”而导致凯恩斯主义的“失灵”为界,大体可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如果说,前阶段称为凯恩斯主义时代,后一阶段则是凯恩斯主义与形形色色的新自由主义并存时期。这些众多学派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新问题、新理论、新思路层出不穷。作者把研究的重点放到80年代以来得到很大发展的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比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等方面,特别是对近几年来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科斯、诺恩、卢卡斯等所提出的以交易费用论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经济人”为基础的理性预期理论都予以重点分析和评述,从而较好地反映了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和动向。作者在阐明西方经济学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和消极影响的同时,还注意到它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如在分析美国传统凯恩斯主义之后又出现的新凯恩斯主义的演变时,就把它与美国相应时期经济政策的演变密切联系起来,即对供给学派理论的分析与里根经济政策实践联系起来,在对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分析时,就与克林顿的经济政策实践联系起来,并将克林顿政府经济政策与里根政策进行比较分析,生动地说明了“里根经济学”是对传统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的否定,“克林顿经济学”则是对“里根经济学”的否定。总之,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近年来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不足,有助于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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