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两会专页)
专栏：
赞盛世盛会话人民民主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会侧记
本报记者张虎生何加正
三月十二日上午八时半，当代表们乘坐的一辆辆大客车驶进天安门广场时，早已聚集在这里的许多游人向代表们投以敬重和嘱咐的目光。
经过五天对李鹏总理的报告热烈而认真的审议，今天代表们又一次汇聚人民大会堂，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将听取和审议它的常设机关的工作报告。
在宽敞明亮的休息室，刚刚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逝世七十一周年纪念活动的雷洁琼副委员长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这位年逾九十的革命老人深有感触地说，我出生的那年，孙先生和改良派作斗争。上学读书时，孙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五四”运动以后，孙先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实行“新三民主义”。但最终革命没有成功。是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民主革命，并把民主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最符合中国的国情。四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根本政治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必将胜利地将中国引向二十一世纪，引向繁荣强盛。
进入万人会议大厅，只见一位代表已提前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胸牌上写着：李治银。他是四川巫溪县白云村的党支部书记。谈起这次盛会，他高兴地说：“我是农村基层干部，临来北京前专门视察了十个乡，集中了好多农民的意见和建议，在审议时统统都表达了。有些意见，比如加快中西部发展和加大扶贫力度，在李总理的报告中已经体现出来。”
满头银发的罗明代表是江西农大的教授。他对我们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管理国家的非常好的形式。人民代表有广泛的代表性，享有充分的民主，在会上可以坦陈己见，畅所欲言。他说：“我亲眼看到，随着我们国家不断进步，这个制度也日臻完善。”
人大会议秘书处的同志给我们提供了一连串很有价值的数字。一是在本届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代表共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三五；在代表总数中，妇女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一点零三，少数民族代表占百分之十四点七五。从中不难看出全国人大代表的广泛代表性。二是截至记者发稿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已有九十多人次分赴各团、组，认真听取代表意见，与大家共商跨世纪的发展战略和宏伟蓝图。这充分反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的重视和尊重。三是从收到的几百件大会议案来看有三个特点：质量明显提高，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议案突出，许多议案都是代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的成果。由此可见人民代表不负人民重托，履行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责的高度责任心。
会议结束时，周南代表告诉记者说，他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工作过二十多年。相比之下，深切感到我们的民主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是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西方国家虽然大讲“民主”、“人权”，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是少数富人享有的特权，而普通百姓处处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歧视。连《华盛顿邮报》都承认美国国会是“富人的国会，富人的统治，为富人谋福利”。走出会场，沐浴着和煦春光，我们商定了本文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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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特稿
民主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
本报记者袁建达唐维红
这也许是一个巧合。３月１日，参加“两会”的代表和委员赴京报到的头一天，我国第一部民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正式施行。它标志着我国民用航空业从此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
当然，这只是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法律之一。
一部新法律的诞生，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喜悦，更多的是希望和力量。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方面又迈出了一步。
法制建设的丰收年
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引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康庄大道。为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在本届任期内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同时健全其他方面的法律。
这是一串令人兴奋的数字：
一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了３７个法律和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
通过了２４个法律和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
人大常委会还批准了１１个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公约和协定。
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担保法、电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这些法律的相继出台，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框架日见清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的一年，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丰收年。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安徽分校副校长崔志东由衷地说：“八届人大以来立法速度之快、质量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代表和委员用“硕果累累”这样美好的词语来形容１９９５年的立法成果。
是的，从缺少法律到有法可依、到法制日渐完善，中国人民在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道路上迈着坚实的步伐，前景光明。正因为有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肩负着亿万人民重托的代表才会如此重视立法工作，才会如此认真地去审议提交本次大会讨论的行政处罚法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两部法律草案。
地方经济立法速度加快
这是一条鼓舞人心的消息：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制定了１５００多个地方性法规，其中大多是经济法规。
法制，正在不可抗拒地改变和规范着我国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的运行机制。
海南省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制定了《海南省经济特区企业国有资产条例》，明确规定国有资产管理的主要方式是“委托运行”和“授权管理”，以保障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权益和企业法人财产权，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管理效率和运行效益。
这种情形不仅仅出现在特区。地处内陆的安徽省，去年一年共制定、修改、批准地方性法规２６个，是该省完成地方法规项目最多的一年，特别是有关减轻企业负担的若干规定，在省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富林不无自豪地说：“我们的立法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直接推进了企业改革的进程。”
云南省也尝到了地方立法的甜头。该省仅用５年时间就完成了８个自治州、２９个自治县的自治条例的制定，成为我国完成制定民族自治条例最多的省。云南省人大制定的《荒山有偿开发的若干规定》、《个体工商户条例》等，结合云南实际，为深化农村改革和发展民营经济作出了贡献。
各地人大抓紧立法工作，不仅认真制定有关法律的配套性地方法规，而且注意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在国家法律尚未作出规定、规范的重要领域，率先制定地方性法规。这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规范和国家有关法律的制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监督力度越来越强
处于世纪之交，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也要适应新世纪的需要。
我国最高权力机构早就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全国人大采取立法、检查等多种手段，加强了对政府和执法机构的监督。去年，全国人大先后通过了关于修改选举法的决定和关于修改地方组织法的决定。法官法、检察官法和人民警察法先后出台，真正为把执法人员的管理纳入法制轨道，提供了法律依据。
面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全国人大去年先后派出１７个检查组重点检查禁毒法、环保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农业法等法律的实施执行情况。
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秘书长黄景钧，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评议委员会副主席徐萌山等深有感触地说，维护法律尊严，是法制建设的中心环节。他们在本次会上慷慨陈词：“要把我国反腐败斗争继续顺利进行下去，必须克服在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中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以权代法、以权压法干扰着执法活动；执法人员贪赃枉法、徇私枉法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相当严重。”他们呼吁进一步加强监督的力度。
很多代表和委员建议制定《监督法》，用法律的手段解决执法中出现的问题。
没有监督就没有制约。人大、政协的监督职能应该加强——这是许多代表和委员的共识。他们十分赞同李鹏总理在报告中说的：“各级政府都要自觉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要积极支持人民政协的工作，听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专家学者的意见……”
毋庸讳言，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道路依然漫长。然而，我国人民必将在这条路上坚韧不拔地走下去，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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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代表委员论坛
增加科技含量提高经济效益
全国人大代表高德占张立昌
李鹏总理的报告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刻地阐明了“九五”和２０１０年的奋斗目标、主要任务、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宏观性和战略性。
李鹏总理的报告强调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纲要（草案）》明确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向，并特别指出要形成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综合环渤海经济圈，我们完全赞成。天津今后发展的目标是，建成我国北方的商贸金融中心、技术先进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全方位开放的现代化国际港口大都市。天津具有区位、港口、土地资源、工业基础、科技人才、社会环境好等形成的综合优势，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和条件，加强京津冀联合，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协作分工，共同发展，促进环渤海综合经济圈的建设。我们要向兄弟省市学习，以服务促联合，以联合求发展。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牵头，制定实施方案，加快工作进度，加强规划协调。天津要为环渤海综合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实行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是实现“九五”和２０１０年奋斗目标的关键，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说到底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上档次，上水平，最较劲的是增加科技含量，提高竞争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繁荣度，归根到底取决于科技发展的水平，取决于依靠科技进步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人才的培养和储备。
通过提高素质、上水平来加快经济发展是必然的选择。“八五”时期，天津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递增１１．７％，后两年都超过全国平均增长水平，进入发展较快的行列。今后５至１５年，天津要把科技进步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紧紧抓住上水平这个关键。从天津来说，第一，要加快国有企业嫁接改造调整步伐，用当代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第二，要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在加快对先进技术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增强自主开发的能力，逐步形成一批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第三，针对薄弱环节，加强科学管理，向管理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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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代表委员论坛
保护我们自己的名牌
全国政协委员王峻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工业园地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名牌产品应运而生，“名牌战略”成为各地加速发展地方经济的成功经验。然而，一些经过企业千辛万苦创造出来的名牌产品，却在为社会为企业创造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而陷入困境。
海南地处亚热带和热带交界处，盛产椰子、芒果等热带水果。依托热带水果王国的资源优势，海南生产的“椰风”芒果汁和“挡不住”芒果汁等饮料不仅畅销全国，还打入了国外市场。但是，今年年初，一家企业竟用亏本倾销的方法抢市场，结果使“椰风”不得不作出低价销售椰子汁与其竞争的决策。
目前，“洋饮料”步步紧逼中国市场。前几年，四川的“天府可乐”非常畅销，现在已不见踪影；有着６０年历史的“北冰洋”汽水曾享誉京华，现在也萎缩下去。国产饮料如今已所剩无几。我国碳酸饮料也面临严峻考验，除广东健力宝外，果汁饮料只有海南椰风芒果汁和椰树椰子汁形势较好。我们自己的名牌饮料如果自相残杀，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受损失的是国家的资产和我们自己的名牌产品，危害的是饮料业的发展，搅乱的是中国饮料市场。
我们要严格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强监督和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力度，提倡同类名牌产品之间协作、支持和互相促进。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和查处企业之间的不正当竞争，以免自相残杀、两败俱伤而又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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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位村支书驻地夜话：
扶贫先扶班子
本报记者何伟李建兴
３月８日晚，我们走进国谊宾馆代表团驻地，许多代表都去看京剧演出了，楼道里十分安静。走到８楼，８１２房间的说话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进去一看，原来是３位全国人大代表、农村党支部书记正就基层党组织建设热烈讨论。
“扶贫先要扶班子”，河北省武安市磁山二街党总支书记申礼成观点鲜明。作为全国优秀党支部书记，他对贫困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有独到见解，说起话来，有板有眼。
“我们那儿有个贫困村，是我们的对口扶贫对象，集体经济薄弱，人心涣散，村里又选不出合适的支书，怎么办？我们琢磨，给钱给物不如选个好支部，决定从外边选拔一名干部进村任支书。武安的实践很有效果。武安市４个最有名的村支书，有三个是从外边选拔的。”
“别看支书官不大，可不是好干的差事。”河北省肥乡县杜汤堡村党支部书记王文义从沙发上站起来：“从外边选拔村支书只是搞好基层组织建设的一种办法，不是唯一的办法。我干支书几十年，深深体会到支书的担子不轻，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乡亲们吃喝拉撒睡的事全在你的肩上。因此，从外边选拔也好，本村选拔也好，首先是看本身的素质如何。”
文质彬彬的河北省沙河市栾卸村党总支书记李长庚接过话茬，慢条斯理地说：“基层组织建设重在配套。从外边选拔、从本地选拔，都是为了有一个好支书。有了好支书还需有一个好班子，一条好路子。”３８岁的李长庚已担任支书２０年，带领一个穷困潦倒的村走出了一条致富路。去年，栾卸村实现利税４０００多万元。他说：“农村党支部成员，必须讲党性、讲德性。讲党性，就是要把为群众办事放在第一位，有奉献精神；讲德性，起码要求你必须是好人。不管大事小事，必须一碗水端平。”
三位村支书正聊得火热，隔壁房间６８岁的全国拥军模范刘金鱼推门而进：“我也是村支书，也来参加你们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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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兄弟有五盼
本报记者蒋建科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渭南市临渭区五里铺村党支部书记雷仁义说，总理报告高度重视农业，说到了农民的心坎上。我们渭南农村现在出现了“四热”：一是热心农业投入，蒲城县资金投入７．７亿多元，其中７亿元是农民自己投入的，占９０％以上，农民孙志成一家就投入１２０多万元；二是掀起科技热，农民学科技、用科技已成风气。渭南市开展了万名干部学科技活动，富平县还建起了１０个科技基地、１００个科技示范村、１０００个科技示范户；三是兴起修公路热，有的县８０％的乡通了公路，有的县８０％的村通了公路；四是兴起建校热，现在全市已达到村村有小学，乡乡有中学，农民舍得投入，基本做到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农民兄弟目前有五盼：一盼各级领导真正认识农业、重视农业。农民期望把农业当作重中之重的大事来抓；二盼加大农业投入。现在许多水利设施老化，留下隐患。去年陕西大旱，４０％的机井无法用，农民眼看着粮食减产；三盼科技多下乡。现在有些地方耕作方式比较落后，耕作制度几十年没变，老品种也不知咋更换，有４０％的灌溉水白白浪费，希望科技人员多指导；四盼各行各业都来支援农业。许多企业都怕沾上农业吃亏，其实农业也能赚钱。建议国家对生产资料实行专营，把假种子、假农药拒之门外，别再坑农、害农；五盼建设一个好支部。农村富不富，关键在支部。要帮穷村走上富裕，领导要有重心，富村要有爱心，穷村要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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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漫议
“两个转变”与观念转变
王义堂
“经济落后，首先是观念落后；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首先得转变观念。”来自山西的几位代表，在审议李鹏总理的报告时，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物质对精神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回顾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看到，那些先富起来的地区，无一不是从观念的转变起步的。就全国来说，如果没有全党的思想解放，很难有我们国家今天的辉煌。
适应两个根本转变的要求，代表们认为，当前亟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转变观念：改变争速度、重产值的观念，树立经济效益第一的观念；改变传统的生产力观念，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改变传统的就业观念，树立自由择业观念……
当然，观念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植根于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旧观念，深深沉淀在许多人的意识底层，一有机会它就会重新支配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成为我们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巨大障碍。因此，我们必须深刻领会江泽民同志倡导全党加强学习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自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发扬韧性战斗精神，百折不挠地向旧观念的堤坝发起冲击，为新观念的树立、为两个根本转变的实现清障铺路。
“思想解放，经济增长。”十多年前，就有人如是说。现在看来，这一“放”，带给我们的又岂止是“经济增长”，它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一步转变观念，给我们的国家带来的将是更加灿烂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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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摄影比赛
3月11日，云南省代表团继续审议李鹏总理的报告、“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图为程政宁代表（右二）谈他对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想法。本报记者徐烨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