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王炳南与西安事变
程远行
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出于民族大义，扣押蒋介石，逼他联共抗日，以突发的姿态出现，以意想不到的结果收场，扭转了中国的时局。在杨虎城将军身边的秘密中共党员王炳南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并为推动西北、乃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
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是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首先提出的，并获得欧洲各国有关方面的支持。当时，王炳南在德国担任德共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和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王炳南和季米特洛夫接触较多。两人就统一战线思想的转化问题多有切磋。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不久，１９３６年１月，中共中央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王炳南回国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部，作团结抗日的统战工作。王炳南欣然接受。
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是杨虎城将军创建的具有民主革命传统的部队。杨将军具有强烈的爱国、民主思想，同我党长期保持友好关系。杨将军与王炳南家是世交。王是杨将军在白色恐怖时期资助出国留学的中国共产党员。因此，王回杨部，甚受欢迎。
王炳南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给他的任务是争取杨虎城将军和红军联合抗日，并嘱“劝杨与陕北红军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停止内战。此事万一被蒋介石发现，杨虎城也会有个出路，共产国际将通过新疆给杨以帮助”。并约定答复暗语，如劝杨成功，则给巴黎发电称：“杂志请寄回来”；如不成，则复电称：“杂志不用寄了。”
王炳南一到西安，杨虎城将军将他接到三原县东里堡别墅，密谈了两天。王炳南向杨将军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介绍了我党的政策，强调了同共产党联合抗日是十七路军的唯一前途。经过商谈，杨将军毫无保留接受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和具体建议。杨将军愉快地对王说：“我与中共某些人已有接触，可是素不相识，说话难免有些顾虑和保留。现在你回来了，可以无话不谈了。”谈话后，王炳南的第一项任务已经完成，遂复电巴黎的吴玉章同志称：“杂志请寄回来。”
西安事变前，王炳南奉杨虎城之命，在上海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社会各界以及国民党内部对抗日的态度。王炳南同志在上海利用一切机会、各种关系，广交朋友。他坚持原则，讲究方式，以团结抗日为宗旨，活动周旋于各种场合。他还特意去拜访了著名爱国领袖杜重远。
杜重远是张学良的挚友，和杨虎城也很熟。他主张西北军和东北军以及红军联合抗日。他曾利用杨将军、张将军托故到上海的机会，分别向他们阐述了团结抗日的思想。他向来访的王炳南明确建议，要王就联合各军抗日问题直接与张将军联系。有什么情况，彼此可以通个气，相互有个照应。说罢，杜重远给王炳南写了一封介绍信，嘱他回西安后，持此信去见张将军。
张学良将军知道王炳南是杨虎城将军的亲信，过去也常见面，一起吃过饭。这次经杜重远的书面介绍，张学良对他便由一般认识进而有了新的了解。这样一来，张将军又获得一个和杨将军进一步沟通、对话、携手团结的渠道。从此，王炳南便成为杨、张两位将军中间的联系人。
１２月１１日，西安事变的前夕，张学良将军到杨虎城将军处，密商压蒋抗日问题。二人对当时的局势进行了仔细的剖析，认为蒋介石确实顽固不化，苦谏无效，他们已被逼得无路可走，只能采取先礼不成而后兵的办法。在交谈中，两位将军内心都有扣蒋的想法，但谁也不愿说出怎么去对付蒋。此时，张将军想起了王炳南，他突然问杨将军：
“王炳南不是在你这里吗？找他出来商量一下。”
“他这个人思想激烈。”
“他是什么意思？”张进一步问。杨说：“他主张扣蒋。”
张学良立刻说：“这也不能不说是个解决的办法。看来，也只好如此。”
张、杨两位将军通过谈及王的话题，才彻底谈出了各自的想法，并立即商谈了扣蒋的部署。
“双十二”的当天，张、杨两位将军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军政措施，除撤消了“西北剿总”，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外，还成立了几个由杨、张亲自领导的组织机构，以适应局势发展的需要。王炳南在这些工作机构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设计委员会。该会是一个由高崇民为召集人、王炳南为成员的参议班子，负责研究和处理事变后亟待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诸如政局动向、扣蒋后的放蒋等问题，都须经设计委员会研究。
二、宣传委员会。王炳南负责通过新闻界、国际友人将西安事变的事实真相及时地向国外宣传。当时，西安对蒋介石是杀、是放、是留的问题已成为国内外新闻界关注的焦点。有几位在西安的国际友人每天都要找王炳南了解第一手的新闻材料。
三、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王炳南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该会的任务是接管国民党在西北的各县党部；负责组织宣传活动；领导和协调社团的救亡活动；接收国民党的《西京日报》；释放政治犯等。由于民众觉悟的不断提高和王的积极运筹，西安当时的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双十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提出南京和西安要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同时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去西安，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
周恩来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一方面与张学良会谈，一方面特别指定罗瑞卿找王炳南了解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情况，为第二天同杨虎城会谈作准备。
在这期间，王炳南向罗瑞卿以及周恩来汇报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关于十七路军的出路问题，杨虎城曾对王说：“有两个停止内战的办法，一是与红军合作反蒋，以压蒋停止内战；二是联合全国各地方实力派共同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关于“兵谏”，杨将军在“双十二”前夕说：“把这个摊子（指杨的部队）这样摔了，响！值！”其破釜沉舟的气概，溢于言表。
关于扣蒋问题，杨将军认为蒋介石从背叛大革命以来的行动，充分暴露出此人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的丑恶本质。因而他对蒋的警惕性较高，并认为处理稍有不当，必将遭到残酷的打击报复。关于放蒋问题，杨将军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杨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地位平等的两个政党，可战可和，而他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了。王炳南所谈的上述情况，周恩来很重视。
有一天，周恩来去看杨虎城，途中，利用乘车的空隙时间，对陪车的王炳南说：“‘双十二’之后，你被任命为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对工作很有利。”“设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这个机构很重要，是一个正确措施；应该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的和平解决。”“你在杨将军身边工作是有成绩的，杨将军满意，党中央对你的工作也是满意的、重视的。杨将军这里需要你，因此我们还希望你继续在这里协助杨将军工作。”“如果干部不够，我可以从陕北调来。”不久，党中央就派潘自力到陕西工作。
王炳南在西安事变期间的工作和表现，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叶剑英去西安时，专程去探望过王炳南夫妇，并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他们的问候，并说：“毛主席欢迎你们回到中国”。周恩来回延安不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位中央领导人分别给王炳南写信，赞扬他在西安事变中所作出的贡献。
西安事变之后，王炳南就一直跟随周恩来，从事统战工作和外事工作。他是统一战线队伍、外事队伍中的先驱者之一。八年前，他与世长辞。我党失去了一个优秀干部。我失去了一个好领导。今逢西安事变６０周年，借机重温一下他的一些往事，谨表挚诚怀念之情。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
——纪念西安事变６０周年
郭洪涛
６０年前，我国西北古城西安爆发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这就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国民党爱国将领发动的西安事变。我个人当时在我党中央部门工作，目睹了中央怎样解决这一事件的经过。６０年过去了，抚今追昔，深感那次事变中党中央确定的和平解决方针是何等的正确和富有远见。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根据地时，我是陕甘晋省委副书记。１１月３日，中央在下寺湾召开的政治局会上，我汇报了陕北苏区的情况，接着党中央就决定让我担任陕北省委书记。西安事变前两个多月，我从省委所在地安塞谭家营村赶到保安（今志丹县，当时中央的所在地）参加中央讨论民主共和国口号的那次会议之后，中央又调我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秦邦宪），将我留在保安。西安事变爆发时，我正好住在张闻天同志隔壁的一间窑洞里。
西安事变虽然是张杨独立发动的一个突发事件，事先我们党并不知道，然而它的发生却不仅与当时整个民族危机形势有关，而且也与我党进入陕北后制定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以及对东北军和西北军所做的大量的工作有关。那时，扩大抗日联合战线是我党的重点工作，党中央成立了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同志领导。由于陕北根据地周围大多是东北军，对白军的工作也是以东北军为主。
早在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榆林桥战斗中，东北军有一个叫高福源的团长在战斗中负伤，被我军俘虏。当天晚上，程子华同志把他找来，一边让卫生员给他包扎伤口，一边问他今后打算怎么办？我和崔田民在旁听着。高说，东北军是抗日的，打红军是被逼的，要求将他放回去做抗日工作。程子华说，不能放你。高说，既不同意放，那就把我杀了吧。程子华说，也不能杀，我们有个红军干部学校，让你到那里去教书，为抗日培养军事人员。怎么样？高听了喜出望外地说：“我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一定能教好，不辜负你们的期望。”于是由我给红军干校校长写了介绍信，介绍高到瓦窑堡红军干部学校去任教。我见到中央之后，将这件事向张闻天、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听了非常重视。周恩来同志遂决定派高福源利用其特殊身份，回去做王以哲、张学良的工作。后来这位高团长的确在最初我们同东北军沟通联系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党在１９３６年上半年对东北军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上层同他们订立停战协定，周恩来亲自同张学良举行会谈，直接派出常驻东北军的代表等等；在下层，包括给他们送“打回老家去”的宣传品，甚至在某些地区举行红军与东北军战地联欢等等。所有这些使得我们党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１９３６年秋冬之交，摆在东北军、西北军面前的形势是：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在进一步推向高潮，然而蒋介石仍在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兵遣将要大举“围剿”红军。红军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与红一方面军在甘南的会师，使得广大东北军和西北军将士看到了红军力量的壮大和抗日的决心。同时他们也越来越看清了蒋介石的阴谋伎俩，这就是既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剿共”来消灭红军，又借“剿共”为名来削弱和控制东北军、西北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张、杨二将军为了促使蒋介石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劝谏无效的情况下在西安发动了兵谏，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一举扣留了正在西安的蒋介石。
事变发生后，张、杨立即电告我党中央，征求我党对此事的处理意见。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轰动了整个志丹城，上上下下沉浸在一派兴奋之中，干部、群众奔走相告，议论纷纷。有的说蒋介石杀了我们多少人，今天遭到如此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有的说蒋介石阻挠抗日，这一下扫除了障碍，抗日有了希望。对于如何处理蒋介石，成了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一般干部群众中基本上是两种意见，一种是建议张学良立即把蒋介石公审处决；另一种则主张把他押到苏区来看管，然后再作处置。由于大家对蒋“剿共”罪行的愤怒，当时还没有听到有人主张释放他。
在这个突如其来的事变面前最为繁忙紧张的还是中央的领导同志。１２日得到消息的当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就几次来到张闻天住的窑洞紧急商谈对策，中央同西安方面的来往电报接连不断。
记得就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的上午，中央为商讨事变问题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我有幸列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也是在张闻天所住的窑洞里召开的，会议的范围不大，出席会议的也就十来个人，其中目前在世的大概就是列席会议的冯文彬同志和我了。
记得这次会议的主持人是张闻天同志。会上，毛泽东同志首先发言，他肯定这次事变是革命的，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有积极意义，应该表示支持。我们的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接着周恩来同志发言，他提出在巩固西北三方联合的同时，要推动、争取国民党的黄埔系、Ｃ．Ｃ派、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他还提出不要与南京政府对立。张闻天也在会上发言，他除了同周恩来一样，主张“不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方针”外，还提出：“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并且强调：“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统一战线。”关于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虽然在事变之前我党已有明确的“逼蒋抗日”方针，但是在蒋已被张、杨扣留的情况下如何对待，当时是两种意见，有的同志认为应该除蒋；有的同志则不同意除蒋，认为蒋虽被扣，但他还是代表国民党正统，如果把蒋介石除掉，不利于联合国民党抗日。当时张闻天同志就是持这种意见，后来事变的发展，证明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惟独张国焘提出，不但要公开审蒋，而且要打倒南京政府。
由于事变发生突然，对外界的反应知道不多，会上谁也拿不出完全成熟的意见，因此会议在方针问题上没有能做出明确的决策。毛泽东同志最后说：我们处在一个历史转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面摆着许多道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他着重强调要把抗日援绥的旗帜举得更明显，在军事上采取防御的方针，并指出不把反蒋和抗日并列。
我的发言只是从组织工作的角度讲了一点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打开了抗日的新局面，因此党在白区的工作很重要，建议党校多招收些适宜做白区工作的同志加以培训，以便派出去加强白区工作，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这次会后中央应张、杨的要求，立即派周恩来同志去西安。周１７日抵达西安后，与张、杨二将军举行多次商谈。同时国民党内部亲日派和英美派的态度也日趋明朗：亲日派竭力鼓动讨伐西安，英美派则愿意为保蒋做出妥协，端纳、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赴西安。周恩来同志将这些形势的变化不断用电报报告中央，并提出自己的分析意见。这些对于中央最终做出正确决策起了重大的作用。
１２月１９日，党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与１３日的会议相比，这次会前中央对外界的反应及动向比较清楚，认识也已经完全统一。事实上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成为是否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全面地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以来的形势和前途，并在大家发言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结论。张闻天同志在这次会上也有一个发言，他着重讲了在当前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不能反蒋的道理，他特别指出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张闻天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前后一致，是很不简单的。
我也有幸列席了这次会议，深受启发和教育。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和《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两个重要文件。前一个文件是我党公开表示和平解决事变主张的一个正式文件，后一个文件则是向广大干部和党员解释为什么采取和平解决的一个党内指示。事实表明，我党的这一方针推动了事变最终和平解决，而事变的和平解决则成了扭转整个时局的枢纽。
关于这次事变，共产国际是有指示的，不过指示到达得比较晚，和平解决的决定实际是我党独立自主作出的，其结果却同晚来的共产国际指示基本一致。我清楚地记得，１９日会议后隔了一天，我到张闻天同志那里请示工作的时候，他拿出一份刚收到的国际电报给我看，其中明确指示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一冲突。他对我说，我们一定要争取和平解决这一事变。接着开了干部会，毛泽东作报告，向大家指出，对蒋介石的处理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央决定的方针是“放”，这是联蒋抗日的上策。
应当指出的是，我党在争取和平解决事变过程中，在军事上是同时作好了打的准备的。事变发生不久，我党就和张学良、杨虎城达成协议，成立抗日援绥联军，并统一了军事部署，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迅速向西安集中，而把延安、甘泉、富县让给红军驻防，以便对付南京政府亲日派的进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先后委派江华同志为延安警备司令员，李坚贞同志为延安工作组组长。我也是作为先遣人员和李坚贞同志率领的工作组在中央到达延安之前一道进入延安的。我到后给中央机关看好了房子。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３日，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随中央机关一起进驻延安城。为此延安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大会是我主持的，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大意是说中央红军到陕北是为了抗日，希望大家要处处想着抗日，事事想着抗日。当时会场上群众的情绪非常激昂。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落，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对我党中央的崇敬和爱戴。我党中央自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到达陕北、１９３７年１月进驻延安，１９４８年３月离开陕北，中央在陕北１４个年头（１３年零４个月），在这里推动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领导了整个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揭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
以上由于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段历史，所以印象很深。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因为我党中央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才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新时期，并经过八年艰苦抗战，才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挽救了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这是我党建立的不朽功勋。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穿越世纪的生命之舟
——孙越崎老人仙逝周年祭
宋红岗
初识孙越崎老人，是在１９８４年的秋天。
那天，为采访三峡工程的论证情况，我去了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的彭家玉说：“去听听我们组长孙越崎先生的意见吧。”他把我带到北京市复外大街木樨地２４号楼。此楼东边是２２号楼。这两座高层建筑建于“文革”结束之后不久，所以与后来的一些居民小区相比是不大讲究的，但它们却是“部长楼”，其中住了不少部长，但也有不是部长的人，如孙越老、如梁漱溟……那时才“落实政策”没几年，北京也还没有如今这么多高级住宅，能住上这样的高楼，那些被整了多年的老人们也就很知足了。
不但知足，而且还“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些老人毕竟曾“居庙堂之高”。
所以，一迈进这座沉默的高楼，就感到，这一层层的窗子里，藏着多少沉甸甸的故事。那些能使我们感悟到很多很多的极为真实的故事……
那一年，孙越老９１岁。未见面时已经知道，这位老人解放前是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掌管全国的国营工业，是名副其实的实权派人物。１９４９年他如果跟随蒋介石迁台，很可能是会“入阁拜相”的。
但他却走了另一条路，成了国民党政府中率自己全部人员留在祖国大陆的唯一部委级官员。这样，他被蒋介石通缉了整整２６年（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５年蒋介石去世）。
年过九旬的孙越老令我惊异：耳聪目明，步履稳健，思维敏捷，记忆清晰。他的个子不高，皮肤白净，很少皱纹，略有老年斑，嘴角的浅笑透出平稳和自信，眉宇间溢出智慧，虽曾为任高官，却无傲慢之态。
说到孙越老的宅门和楼层——５门１３层，别人曾经有些不解地问过：“你是留过洋的，怎么就不忌讳５和１３这两个数连在一起？”
孙越老很坦然地回答：“我从来不迷信，没有洋迷信，也没有土迷信。”看来，他是很有自信力的人。
孙越老很健谈，谈起三峡，话更多。大地上的江河山峦，有关这些江河山峦的大大小小数字，他全烂熟于心，信手拈来毫不费力且滔滔不绝。
第二年的５月，孙越老以９２岁高龄，率领由十几位专家组成的政协调查组，亲赴三峡，在四川、湖北实地考察了３８天，听取了当地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回京后，不避酷暑，挥汗写出长篇调查报告上书中央。１９８６年，中央果然发了文件，要求重新论证三峡工程的可行性。也就是说，孙越老的三峡之行是大有效果的。
此一事使我大受感动，再见到孙越老时就向他提出：“写个传记吧，您这么长寿，又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他摇摇头：“没有什么可写的，写了也没有人要看。”
可是我还是常常到孙越老家里，听他谈古论今。孙越老的夫人王仪孟比他小八岁，那时也是八十多岁了。老太太总是很有兴致地坐在一边听我们谈话，有时也会给我讲上一段故事，多是家庭成员的轶闻趣事，但也有很伤感的。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她讲到她的一个外孙女。６０年代初，女孩刚三四岁，正是困难时期，孩子得不到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吃。那时，外婆每天要给外公剥几个核桃吃，女孩就站在一边看。一天，馋得实在忍不住了，就对外婆说：“整块的给外公吃，我只吃一点渣渣，行不行？”可是，外婆还是摇了摇头。女孩也就真的没有伸手。在孙越老的第三代中，这个外孙女是非常聪明的，大了以后，办事极有条理，似更多地继承了孙老的天赋，自然也深得孙越老的喜爱。女孩在“文革”后恢复高考以后上了大学，不料在学校生了急病去世。家人担心老人受不住，在告诉他之前先请来了大夫。可老人听了之后却显得颇平静。后来他讲到一个经典故事：一个人背锅前行，锅被砸破，其人头都不回地仍前行不止，别人惊异地问他，他回答：“锅已破，回头也无用。”孙越老讲这个故事来明示他的心境，可以看出他超人的理智和豁达。但身为外婆的，却不能如此理性，过了这么多年了，她说起来仍然眼泪汪汪：“我连那点核桃渣都没让她吃啊！”说得我也不由得陪着老太太掉泪。
不觉又是几年过去，２４号楼里少了梁漱溟，他是孙越老的同龄人；原资源委员会的同仁里又少了钱昌照；还听说，定居上海的恽震也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他是孙越老在复旦读书时的老同学……
这期间，孙越老也得过病，住过医院，出了院仍健康，仍为各种事情奔忙。
后来有一天，是在他过了９８岁寿辰后的一天，他给我看了一本书：《孙运璇传》，他说这是孙运璇托人从台湾带给他的。果然，打开书就看到孙运璇恭敬的题字：“越公赐存”。
孙运璇是孙越老的长子孙竹生的同学，也是孙越老当年非常赏识的一名下属。蒋经国继承父位以后，把“行政院长”的职位给了孙运璇。
孙越老的老伴、时年９０岁的王仪孟在旁插话：“孙运璇很早就被越崎看中了，把大女儿介绍给了他。两个年轻人相处得不错，后来是因为大女儿担心大家庭里的长嫂难当，这段姻缘才没成。”
看来孙运璇这本印刷精美的传记，引出了他对往事的回忆。近百年的路，每一步在他眼前都留着清楚的印迹。他过去拒绝过我提出的为他写传的要求，那天终于同意了，而且有了很高的兴致。
将近１００年了，这期间大大小小地发生了多少事情啊！孙越老的记忆又出奇地好，桩桩件件都记得那么清，似乎说也说不完。
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来到显得那么厚重的木樨地２４号楼，一次又一次地上到孙越老居住的第１３层，敲响他家的宅门，一次又一次地坐在那个明亮宽敞的客厅里，一次又一次地面对着微笑的侃侃而谈的老人。
我总是无法将国民党掌管经济的最高层官员的形象与眼前这位笑眯眯的老人连在一起，他家里的陈设非常简单，家具也比较旧。
往事悠悠，带着老人浓浓的绍兴口音，弥漫在朴素无华的客厅里：从未见过钟表的山村少年；复旦公学的高材生；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普通的矿业工程师；油矿总经理；统管全国国营工业的部长、资源委员会的委员长；从冒险留在大陆到“文革”中的阶下囚而又到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这是生命之舟在风风雨雨之中的一次不平凡的航行，穿越世纪的航行，从１９世纪末驶到了２０世纪末……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９日，孙越老度过了他的１０２岁的生日之后不到两个月，他的穿越世纪的航行降下了风帆。３１天后，伴他７０年的夫人王仪孟也随他而去。在对孙越老深深的哀思中，我感到慰藉的是，我有幸把他不平凡的一生记录下来，告诉无数的后来者。
我曾经到孙越老的家乡绍兴县采访。现任的县委书记陈敏尔年轻精干，他很支持孙越老的侄子、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等亲友提出的建议，县里投资建一所“越崎高中”，学校里还准备设一个孙越崎纪念室。他说，过去多用文化人的名字命名学校，这次他们是要用孙越老的兴办实业的爱国精神和敬业精神来教育后代。孙越老在穿越世纪的航行中对中国做出了那么多的贡献，我们真是应该这样来好好地记住他，并且继承他的精神。
综观孙越老一生漫长的航行，我发现它与中国近百年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轨迹竟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吻合。所以，孙越崎百余年的生命历程，也是中国百年经济史的一个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