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瓦尔特”的中国情
吕岩松
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在遥远的东方，十亿观众对一名外国电影演员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而这位外国人也将此视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稍许有些年纪的人一定会记得，７０年代末南斯拉夫故事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在中国曾经引起过怎样的轰动。看惯了样板戏的中国观众仿佛从这部电影中发现了一块新大陆，而英俊潇洒的反法西斯战士瓦尔特也立刻成了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可以说，许多中国人正是从铁托、瓦尔特两个名字开始了解南斯拉夫这个巴尔干国家的。
来贝尔格莱德后，我一直想采访瓦尔特的扮演者巴达·日沃伊诺维奇先生（《桥》也是由他主演）。不过，实现这一愿望并不容易。昔日的“瓦尔特”已经成了塞尔维亚共和国议员，而且据一位同行告知，他好几次拒绝了中国记者的采访。没想到，一个偶然机会我邂逅了他，并顺利地约定了一次采访。
那是初冬的一个傍晚。多瑙河上刚刚装修好的“中国船”上情意融融，中南两国朋友赶来参加这个餐馆的开业仪式。觥筹交错间，一位身材高大、神情安然的老人悄悄走进大厅。顿时，几乎所有在座的中国人都向他投去惊喜的目光：瓦尔特来了！大家纷纷围拢过去，向他问好，并要求合影留念。老人微笑着向每一个人致意，丝毫看不出大明星的架子。
“我多次拒绝采访并不是清高，我觉得自己始终生活在中国朋友中间。”日沃伊诺维奇先生用这句真诚的道白开始了我们的谈话。“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中国人民对瓦尔特倾注了那么多的感情？也许这是因为我们两国都有过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历史，共同的情感使我们相互理解。”
当被问及如何成为一名电影演员时，他风趣地说：“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一生下来就是个演员，只不过我是从窗户进入艺术殿堂的。”原来，５０年代的一个夏天，日沃伊诺维奇高中毕业后无事可做，每天和朋友在街上闲逛。一次，他趴在剧院窗户上又是作鬼脸，又是吹口哨，弄得演员们无法排戏。于是，人们就将他从窗户请了进去。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走出过艺术的殿堂。演了十几年话剧后，日沃伊诺维奇于６０年代步入电影界。扎实的表演功底使他在摄影机前如鱼得水，很快成了观众喜爱的影星。
谈起《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老人陷入了沉思。他说，尽管一生中拍了３００多部电影和数不清的电视剧，只有这部电影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瓦尔特手里拿着自动步枪、肩上系着绳子从３５米的塔楼上滑下来，这中间还开枪打死了一个德国鬼子。拍完这段戏落到地面时，他肩上的皮已经磨光了。
说起波黑战争，日沃伊诺维奇先生显得十分伤心，他甚至找不出合适的语言评论这场战争。他说：“我喜欢萨拉热窝。波黑战争爆发后，我多次到过萨市市郊的塞族控制区，但从未进过城。我渴望着故地重游，但不知那里的人们是否愿意接受我。”他感慨地说，当年同他一起拍电影的许多演员是克罗地亚或马其顿人。南斯拉夫解体后，昔日亲密的伙伴各奔西东。现在，朋友们不再通过电话信件相互问候，反而在报刊、电视上相互攻击。虽然大家心灵深处都很怀旧，但又都不得不站出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说些本来不愿说的话。
记者请这位著名演员谈一谈艺术上的成功经验，老人说，除了天分就是努力。一个真正的好演员应该什么角色都演，要把小角色看成神圣的。他不无自豪地说，同行们都愿意与他合作，这不仅因为他是个名演员，更重要的是他守纪律，懂得尊重每一个人。
谈到自己的家庭，老人真诚地说：“我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功有一半要归功于妻子尤里娅娜。她默默无闻，将一生都献给了我。现在似乎有一种理论，一个艺术家没有几个女人就不能成功，这纯粹是胡说，我为自己对妻子的忠诚而骄傲。”
日沃伊诺维奇先生曾两次访问过中国，对中国充满了友好之情。他说：“是中国使我成为世界上观众最多的演员。能够为中国观众所接受是我最大的幸福。这种幸福非同寻常，一个人一生中只有一次，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拥有。”他请记者向中国的观众致以亲切的问候，并透露了内心深处的一个愿望。原来，多年来他一直未能找到一家中国电影制片厂为他拍摄专题片。作为一个对中国有着特殊感情的演员，他梦想着收藏这部片子，作为对中国最好的纪念。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在牛顿讲学的地方
马建勋
郁郁葱葱的剑桥大学，颇像个天然大公园：古老的尖阁，葱绿的草坪，浓密的枫叶，柔长的柳丝，碧波荡漾的剑河和那悠远的钟声都给人以无限的遐思。
我缓步来到著名的剑桥三一学院，瞻拜过牛顿塑像后就来到当年牛顿讲授“自然哲学”的教室。教室里依然保留着牛顿当年讲课时的陈设：中世纪的桌子、粗糙的木椅、石砌的墙壁和朴素的讲坛。
陪同参观的研究牛顿的专家贝尔教授告诉我，牛顿是个不幸的遗腹子，父亲早逝，母亲改嫁。瘦弱孤僻的牛顿１８岁那年进入剑桥大学当工读生，２２岁毕业留校，２６岁在巴罗教授举荐下一跃而成为卢斯卡讲座的主课教授，在剑桥度过了长达３０年的科研与教学生涯。
在剑桥这座庄严的学术王国里，牛顿完成了经典力学体系，从此奠定了近代物理学的基础。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直到今天，人造地球卫星、火箭、宇宙飞船等运行轨道的计算，都仍以它作为理论根据；牛顿成功地进行了把日光分解为光谱色的实验，解开了颜色之谜，奠定了近代光学的基础；他还是微积分的创始人之一；他总结了天体力学和地面上物体的力学成就，实现了人类对于世界认识的第一次综合。杰出的贡献使他生前即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科学家之一。爱因斯坦说“牛顿的各种发现已进入公认的知识宝库”，成为“伟大的人类之光”。伏尔泰说“将世界上的一切天才放在一起，牛顿应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这位科学巨人的成功和无与伦比的声誉，绝非是他幸运或偶然获得的，也不单纯是天赋才能使然，而是牛顿长期孜孜不倦地勤奋学习和刻苦实践的结果。
贝尔教授告诉我，为了献身科学事业，牛顿终身未婚。少年时代，他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甚至是低劣，时常遭人白眼，受人侮辱。由于家境贫寒，上大学时，他只能半工半读。除了学习，他每天还要围着围裙，在师生食堂服务。平时，他还要为同学清理、打扫房间，洗涤衣物。艰辛清苦的生活，并没有使牛顿消极沉沦，反而磨砺了他发奋图强的心志。勤奋是天才的摇篮。正因为勤奋，短短数年的学生生涯，就使他后来居上，脱颖而出。
贝尔教授略带幽默地说，由于牛顿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和他那超前的思维，常使他讲的课艰深难懂，在学生听来甚至一塌糊涂。他那低缓的催眠术式的语调，也缺乏吸引力。所以，听课的学生很少，有时连一个也没有。每遇这种情景，他索性回到自己房间去埋头实验。
为了科学研究与实验，过度的脑力体力消耗，使他在仅３０岁时就华发早生。他曾六天六夜通宵达旦地工作。一次，他请朋友来寓所吃饭，而他自己却埋头在实验室里。朋友来了，佣人将饭菜摆上餐桌，可是牛顿仍迟迟不归。朋友等不及了，便自己动手把一只鸡吃了，骨头留在盘子里。朋友走了，牛顿回来了，他忽然想起请朋友一块吃午饭的事，匆匆跑进餐厅，只见盘中的骨头和桌上狼藉的杯盘。他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起来“我还以为我没有吃饭，原来我们已经吃过了！”
我和贝尔教授朝着蔷薇园地边走边谈。谈到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时，贝尔说，这是牛顿１６６５年秋天离校回乡躲避鼠疫期间，从自家后院的一个苹果落地引发的联想，从而发现了至今仍在物理学领域起支配作用的万有引力定律。我问贝尔教授，那棵苹果树还在吗？他不无遗憾地说，那棵苹果树活了近１７０年，１８２０年被大风刮倒，早已不复存在。幸而，在这之前，人们早已用嫁接法将这棵苹果树遍植于世界各地，让牛顿精神发扬光大。（附图片）
题图：牛顿设计的数学桥。叶非摄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友谊之花
传统的活力
——在芬兰看中国南戏《张协状元》
郭天禄
在国内极少看戏，想不到在芬兰却感受到中国戏曲催动的激情。若非身临其境，谁也难以相信一出我国早期戏剧南宋戏文《张协状元》，会令成千上万对艺术挑剔的芬兰人着迷。但眼前的情景都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台上，演员挥动着鲜花频频谢幕；台下，如潮的掌声持续十余分钟，观众久久不忍离去。
戏剧的实质是演员与观众的交流。中国艺术家以自己的热忱和精湛的技艺深深打动了芬兰观众的心。从６月中旬到７月初，《张协状元》剧组应芬中友协的邀请，先后在赫尔辛基、图尔库等地连续演出六场，观众如云，好评如潮。芬兰国家电视台和报刊报道了演出盛况，赞誉中国戏曲“精妙绝伦”，“演出是高水平的”，“对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发挥了桥梁作用”。观众称颂《张》剧风格新奇、音乐优美，充满着诗的意境。
《张》剧讲述的是一个既古老又富有新意的爱情故事：落难书生张协蒙贫女相救遂结连理，但书生在状元及第后却对发妻恩将仇报。全剧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作者以白描手法将人性的丑与美直现于观众面前。导演于少非在构思上充分注意到南宋戏文的原作风格和现代人的欣赏水平，对两个主要人物浓墨重彩，着力于人性的深层刻画与剖析。难怪芬兰友人称《张》剧是人类文化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国外不少人对中国戏曲有一种“满场武打、锣鼓喧天”的成见，《张》剧以独特的风格令芬兰观众耳目一新。空阔的舞台上没有大幕遮蔽，也没有复杂的道具，一幅喻示南宋勾栏的黄色幕帐半悬空中，引导观众穿越７００多年的历史风雨置身于南宋古城。凭借演员的表演和观众的想象，数平方米舞台时而是荒山古寺，时而是花烛洞房，时而是金殿高宅，时而又是血溅山崖，时空切换自由驰骋，景物置换成于瞬间。除主角之外，其他演员皆一人数角，角色转换有时面向观众，但不显唐突，再现了南宋戏文的平民化特色。
《张》剧的音乐古腔古韵，优美动听，极富感染力。开场的琵琶独奏如诉如泣，既是序曲，也展示了东方音乐的韵美。６名乐手置于舞台中央，依照剧情发展或帮唱或帮角，体现了戏剧发展初期艺人之间相互帮衬的亲密关系。唱腔设计典雅清新，贫女的一曲催人泪下的长段诉冤引起观众阵阵叹息，以至于出现了观众献花时同情“贫女”冷落“状元”的厚次薄主的场面。
《张协状元》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保留最完整的古代剧本，被誉做戏曲艺术的“活化石”，收入《永乐大典》的第１３９９１卷中。清末，剧本被八国联军掳掠，后由学者叶恭绰从伦敦购回存于天津一家银行，抗战时期再度失落迄今下落不明，现仅有抄本传世。据我国驻芬兰文化官员介绍，芬中友协秘书长维里·卢森堡先生和芬兰亚洲艺术评论家尤卡·米埃蒂宁先生在众多的预选剧目中，一下子就看中《张》剧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
剧组访芬正值仲夏时节，万湖之国天蓝得透亮，水绿得晶莹，芳草萋萋，绿荫匝地，但最令中国艺术家感动的是芬兰人民对中国的深情厚意。访问演出的成功，中国戏曲遭遇的激情，再次表明艺术没有国界，尤其是充满活力的民族传统艺术能够超越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隔膜走出国门、融入世界。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社情
基布兹之路
沈大力
久闻犹太民族素有集体生活的意向，故一踏上犹地亚，就立刻想到去犹太公社“基布兹”一游。因为，在世界其它地方，类似尝试皆已穷尽告罄。
经友人拉扎尔教授安息日前的联系，我乘出租汽车来到“玛莱·哈萨什米”，意为“五人岗”的基布兹。这里的入口竖立着一座奋身抗暴的女性石雕，纪念华沙犹太人反纳粹起义，喻示基布兹对自由的渴望。
“我们的基布兹始于１９３８年。”弗里德曼先生对我说，“最早一批社员是波兰犹太移民，自愿结合而成。”接着，他缕述这座犹太公社的状况。我如聆空谷泛音，恍如绝尘隔世。
据他介绍，“五人岗”实行直接民主，由全体社员投票选举基布兹书记，任期两年。书记下设书记处，负责日常事务，还有若干委员会，分管农业、经济、体育等方面具体工作。各委员会亦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一年改选一次。这个集体的最高决策属全体社员大会，每两周召开一次，有权否决书记和各委员会的决定，可以随时撤换书记，防止行政机构官僚化。
基布兹生产资料公有，成员生活全部由社里负担，包括食宿、社会医疗保险、子女教育和各类文化活动。尤为突出的，是社内人人平等。普通饲养员跟书记等负责干部享受同样的经济报酬，每月津贴２００美元，年终追发１０００美元，供社员个人开销，基本上贯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有书记被社员大会撤下来的情况吗？”我关心地问。
“我们这儿从来没有过。”弗里德曼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在基布兹里，担任书记要比普通社员付出更多劳动，而无额外报酬，全靠为众人服务的精神。”
“经济上绝对平等，有人会偷懒吗？”
“一般没有。每个人自愿加入基布兹，志愿劳动。否则，舆论上通不过，很难在集体中生活下去。”
“基布兹生产效率怎样？”
“愈来愈高。除农畜和果园外，我们还开拓第三产业，发展旅游服务。原先，基布兹已有一座旅馆，客房四季暴满，现又盖一幢更大的旅馆楼，扩充经营。”
“年轻人能留得住吗？”
“基布兹供社员子弟上大学。年轻人毕业后自由选择前程，约有一半人回社。不过，即使脱离基布兹的人，也守道德，自觉回来为培养他们的集体劳动一个时期，尽完义务才走。”
“基布兹从建立起，至今有什么变化？”
“老一辈全凭信念，强调一切集体化，年轻一代领导人则需适应现代社会环境。他们主张减少供应性实物分配，增加社员现款收入。生活上，他们提出过渡到以家庭为基础单位，晚饭可回家去吃等等。可这引起老资格社员反对，认为允许差异是偏离正轨。时代不同了，基布兹出现了新矛盾，但我们相信能够妥善解决。”
“像你们这样的基布兹，以色列全国有多少？”
“总共２５０个，人口１５万，主要分布在北部的加利利地区。规模最大的２０００人，像我们的基布兹仅有２５０人，附近的一个略为大些，约４５０来人。基布兹占全国农业５０％以上，另外还有一种个体劳动，产销集体化的村庄。在以色列，纯单干农户很难存在。
来“五人岗”参观前，我曾听友人狄诺尔先生谈到以色列６０％的土地为朔漠，农业人口只占３％，可农产品竟然还出口，其中基布兹体起了主导作用。正是靠这种集体化农庄，干燥的东部沙带才出现了一片片绿洲。
在耶路撒冷，拉扎尔教授颇为自己三个子女都入基布兹而骄傲，觉得他们各得其所，兴奋地对我说：“大儿子有哲学气质，认为人应过基布兹式的集体生活。二女儿爱上了基布兹一个小伙子，嫁了过去。小儿子嘛，他喜欢大自然的环境，情愿寄身田野，终生务农。”
由弗里德曼先生陪同，我先参观“五人岗”的社员住宅、少年集体宿舍、幼童白日游戏房。只见处处花卉鲜丽，环境幽雅怡人，似入清凉乐土。然后，我陆续看了各种农业设施、果园、奶牛棚和机械化挤奶站及汽车车库，于晌午来到社里的公共食堂。食堂整天开放，一日免费供应三餐，总是热气腾腾。犹太人一家家围桌就座，谈笑进餐，一片欢娱。饭菜的花样与质量，远胜过巴黎一般的快餐店。热荤冷盘，甜点奶酪，饮料水果，应有尽有，任人挑选。我一边跟弗里德曼先生一起就餐，一边瞧近旁约莫两三岁的犹太小姑娘满意地咬着红苹果似的大炸糕，心想：“小丫头在吃大锅饭！”
犹太人在这儿集体吃大锅饭，吃了将近６０年，看来他们还要继续这样吃下去。我想，非洲瘦骨如柴的幼童，欧美感情断奶的弃儿，都会羡慕眼下这个犹太小女孩儿的。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拾零
帮助比你不幸的人
邹德浩
在加拿大，每年１１月的第二个周末，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从这一天起一直到１２月２５日，渥太华的人们就有一种过节的感觉，那气氛就同中国人进入腊月一样，家家都开始忙着过年了。
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标志，红帽白须的圣诞老人在鹿拉的雪橇上向人们挥动双手，就成了一年一度彩车大游行的主题。有所不同的是现在渥太华的儿童，不仅仅会向这位北极来的贵客讨礼物，还学会了向圣诞老人奉献礼物。这个源于基督教的风俗，在多元文化的加拿大已逐渐变成了多民族的共同庆典，参加人数之多仅次于国庆节。
在今年的彩车游行队伍中，打头阵的是由专业消防人员组成的队伍。他们在云梯消防车前挂出的标语是，“捐献玩具，给没有玩具的小朋友”。在游行队伍经过的市中心银行街两边，挤满了许多兴奋不已的小朋友。他们从一大早就手提各种玩过的玩具，冒着零下８摄氏度的严寒，等候圣诞老人进城。一个叫杰克琳的小姑娘说：“我要把带来的硬币和玩具统统送出去。有些人没有工作，他们没钱给自己的孩子买玩具。”
杰克琳的话正是今年游行活动所要体现的精神：帮助那些比你更不幸的人。每当有手提红靴子的警察或消防队员走过时，这些天真的孩子就抓一把硬币投入袋中，或把自己玩过的玩具送到经过的募捐车上。他们捐助的玩具，许多是别人送给他们的生日礼物，他们捐助的钱，则多是平日一分一分攒起来的硬币。记者身边有一位名叫克林斯的妇女，她带着５岁的女儿也来看游行。女儿把自己带来的硬币全捐完后仍意犹未尽，就伸手找妈妈要纸币继续捐，她的母亲也乐见孩子如此开心。克林斯高兴地表示，她每年都带孩子来看游行，但从未见到捐献活动如此踊跃。现在圣诞节成了人们分享的节日，获得是欢乐的，付出也是欢乐的，没有付出，就没有获得。
克林斯特别指出，就今年而言，她最满意的是游行队伍中增添了不少多元文化色彩。她的话不错，在五彩缤纷的游行队伍中有埃及的金字塔，有非洲的盔甲兵，也有传说中的白雪公主，但最引起轰动的还是一条４０多米长的巨龙。巨龙尾随一头金狮，在长长的游行队伍中来回奔跑，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巨龙上下翻滚，左右回旋。这支由中华会馆年轻人组成的表演队，一改游行队伍缓缓而行的旧态，带来活力和朝气，因而不断赢得街道两边观众的喝彩。孩子们兴奋得尖叫不已，捐助的热情也显得格外高涨。据舞龙队队长范佐伟介绍，这是渥太华华人社区第一次参加迎接圣诞老人大游行。因为人手不够，许多金发碧眼的洋人也来参加，他们跑得比我们还带劲呢。
当地两份主要的英文报纸《公民报》和《太阳报》在第二天都对游行队伍中出现的那条中国“巨龙”做了报道：真是不舞则已，一舞惊人。今年游行活动的组织者事后表示，这次寓教于乐的游行搞得很成功，帮助别人成了孩子们这一天最喜欢做的事。有关部门从孩子手中共募集到近２万件玩具和５万多加元，这样本地的１万多名贫穷儿童就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在圣诞节有玩具了，而５万多加元捐款，也可以通过慈善机构帮助不少穷人。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卡拉ＯＫ”译名说
李新烽
日本是“卡拉ＯＫ”的故乡，可是，从都市闹区到小镇街头，“卡拉ＯＫ”的招牌皆用片假名书写（），毫无英文“ＯＫ”的踪迹。这一不伦不类的译名经台港传到中国大陆后，居然被书写成“卡拉ＯＫ”的字样，堂而皇之地跻身于汉字之间。我却以为，它放在汉语的米仓里，实在就是一粒沙子，颇有点儿牙碜。
这一新颖的演唱形式是日本社会的产物，它本是低消费的大众娱乐方式，并不像在中国成了大款们的专利。６０年代末期，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工人上班高度紧张，在神户地区出现了以放录音带、且听且唱为自娱方式的演唱。据说，当时一部分低收入的年轻人提着新潮电器录音机走入集装箱和工棚引吭高歌、应节而舞，以释放紧张情绪。唱出的多是民歌民谣，抒发的多是乡情乡思。这一不用多花钱，又能像演员一样充分展现自我的随意娱乐方式，颇受工薪阶层和打工仔们的青睐，７０年代中期迅速席卷日本全国。于是，日语中多了一个洋泾浜式的新词汇——读音ＫＡＲＡＯＫＥ。
其实，日语中的“ＫＡＲＡＯＫＥ”乃是日语和英语的组合音，是两种文字的“混血儿”。“卡拉”是日文汉字“空”的读音，“空”即“无”也；“ＯＫ”是英语“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管弦乐队）的略音，日本人按英语发音将其变成日式英语外来词“ＯＫＥＳＵＴＯＲＡ”。毫无许多国人把所谓的“卡拉ＯＫ”中的“ＯＫ”理解为美国口语中的“好”、“行”、“赞同”之意。“ＫＡＲＡ”与“ＯＫＥ”结合，意为“无歌词的伴奏”、“空白乐队”。
从台港登陆的所谓“卡拉ＯＫ”是这样被译成汉语的：将其一分为二，前半部分ＫＡＲＡ音译成汉语“卡拉”，后半部分挪用英语中“ＯＫＥ”的发音译成“ＯＫ”，组合成汉语加英语的所谓“卡拉ＯＫ”。它破天荒地把英语字母、更确切地说是英语单词生硬地塞进了汉语词汇，违背了汉字作为像形文字外形上的排他性，因而影响了汉语词汇的纯洁性。
汉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之一，不但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词汇，而且具有强大的造词功能和包容能力。正确、适时地吸收外来词语丝毫不会影响其纯洁和健康，反而使汉语充满活力。然而，汉语吸收外来词语自有其法：译音、译意、译音加表意成分、半译音半译意、直接借用等。所谓“卡拉ＯＫ”的译法，半译音半不译。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翻译方法，名曰“戏译”。翻译方法的创新和改进诚然可喜可贺，然而，任何方法都是为了译得更加准确，以期做到“信、达、雅”，决非半洋半土，让人费解；不伦不类，让人尴尬。
汉语里出现了英语单词，就连了解中国文化的日本友人都迷惑不解。据说，武吉次郎教授曾坚决反对，认为应译成“可乐我歌”。我国通晓日本问题的专家们对此早就不以为然，主张应重译为符合汉语特点和中文习惯的名称，可试译成“客来讴歌”、“随乐唱”和“歌乐”等。
语言是社会变化的一面“镜子”。这种自娱自乐的演唱形式之所以能从东洋流行到中国大陆，出现在汉语里，是有一定缘故的。“名无固宜，约之以命”。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有些译名难免出现“异于约”的情况，当重新约定。对错误译名的匡正是有不少先例的，“水门汀”变成“水泥”，“德律风”演化为“电话”，“维他命”成了“维生素”，“大哥大”渐变为“手机”……对历史悠久的汉语如此，对造词能力不强、大量借用汉语和英语词汇的日语亦然。例如，日语中，从英语翻译过去的“计算机”一词现渐被从汉语借用去的“电脑”所代替，原因是日本人认为“电脑”译得精当传神。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在呼吁以法捍卫祖国语言与文化纯洁和健康的同时，笔者期待着对这一“舶来品”的译名一锤定音，重新约定俗成。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巴西福塔雷萨市海滨的这组雕塑，描述了一个美丽的传说：一位土著姑娘冲破世代累积的恩怨，勇敢地同一个白人青年结合。于是，爱情的结晶——新一代美洲人诞生了。它象征着民族和解与不同文化的交融。李志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