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究竟谁先进入１９９７年？
仁杰
时间老人的步伐又将迈入新的一年——１９９７年。现在的问题是：在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中，究竟是谁最先进入１９９７年？
如果只是按照世界时区的划分，那么凡是在国际日期变更线西侧东１２时区内的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是第一批进入新的一年的，因为在时间上它们是统一采用标准时间。这里所问的是新年的第一缕曙光究竟是最先普照何方？传统答案是：最靠近国际日期变更线西侧的新西兰的查塔姆群岛中的皮特岛，是新年最先“光临”的地方；但就整个国家来说，则是南太平洋上的汤加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新年的国家。它们的根据都是其地理位置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距离。世界地图上标明的那条国际日期变更线并非全沿着１８０度子午线，它往东折划了一段，靠近那一段西侧的地方最先进入新年。
然而，现今这一传统答案可能另有新解。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原先的国际日期变更线横穿另一个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使该国长期以来在日期上处于“一国两天”：西半部已是今天，而东半部还留在昨天，其带来的麻烦可想而知。为此，１９９４年新总统斯托竞选获胜上任后，内阁即宣布从１９９５年元旦起，把国际日期变更线移到该国最东端，使这个共和国的８万居民拥有“同一日子”。基里巴斯的最东端是加罗林岛，在西经１６０度以东的地方。
基里巴斯的这一举措，首先遭到汤加和新西兰的反对。于是官司打到“世界时区”的起点、权威的英国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格林尼治天文台根据基里巴斯的实际情况，现已判定该国的加罗林岛是地球上新的一天首先开始的地方。这样，新的一年也从那里首先开始。据悉，汤加王国对此判不服，将提请联合国介入此事，因为这实际上是关系到究竟是谁将能首先目睹２１世纪的太阳升起的大事。
现据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判定，１９９７年新年的太阳将在基里巴斯共和国的加罗林岛最先升起，２２分钟后才照到新西兰的皮特岛，而要照到汤加王国的土地上，则要在８０分钟之后。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一位牛津学者的中国情结
李文政
冬日的一个上午，尼古拉·布宁博士从近百公里外的牛津大学风尘仆仆赶到伦敦，在笔者的寓所，谈起了哲学，谈起了中国，谈起了方兴未艾的中英哲学界的学术交流。从外表上看，这位５３岁的牛津学者，两鬓过早地染上了微霜，但他深沉、执著，具有无限追求的热力，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在中英哲学界学术交流的领域，他勤勤恳恳付出的艰辛，听来令人感动。
近２０年，布宁博士十访中国。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等方面合作，创办了中英暑期哲学学院，培养了二三百名研究西方哲学的中高级人才。近十年来，每年安排两名从事哲学教学或研究工作的中国学者来英国著名学府参加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活动。他既是每年举行的为时三个月的暑期哲学学院的热心组织者，又是学术讨论的积极参加者和活动经费的筹划人。布宁博士努力向英美著名学府推荐中国的哲学新人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在布宁推荐的人员中，有人已经做出引人注目的成绩，发表的哲学专著在国际哲学界引起注意。其间，布宁博士作了大量琐碎的日常组织联络工作。他在牛津大学的一位同事如此议论说：“布宁博士对英中学术交流所表现的热情，简直不可思议！他的办公室简直是社科院的免费办事处。中国方面的每封来信，他都亲自处理。有要求出国深造的，他帮助联系；有请求购书的，他买了寄去；中国有人来，他自己开车去接，帮助安排住处……一切分文不取，毫无怨言。”布宁博士对我说，每年大约有四五十位中国学者给他写信，为此，他每年要写上百封信，了解他们的学术研究方向，联系有关英美大学和其它有关学术机构，要至少找到一万英镑的赞助金。我问他何以对英中哲学界的学术交流如此尽心尽力。他回答很简略：“我对哲学、对中国都有很深厚的情感！中国要了解世界，世界也要了解中国。”布宁对我解释，他的夫人是他牛津的同学，是位菲律宾华人。对夫人的情感，增加了他对中国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情感，乃至中华文明的情感。当然，对妻子的最初恋情，也正始于对中华文明的一种渴望。
作为哲学家，布宁博士告诉我，他在研究西方哲学的同时，不断认识了中国古老哲学的魅力。中国哲学思想的深邃是吸引他致力于英中哲学交流的重要原动力。他以婚姻和家庭问题为例说明了自己的感受。１９９５年世界妇女大会前夕，他应中国方面的要求，在暑期哲学学院专题讨论妇女、婚姻和家庭等有关问题，并邀请世界妇女问题研究权威人士发表意见。布宁解释说，西方哲学侧重于理性思维，追求理性的完美，在实际上，比较注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但近几十年来，这种个人自由主义观念，越来越受到社会实际问题的挑战。特别反映在家庭、婚姻、犯罪等问题上，不少西方哲学家开始认识到中国哲学观念的现实意义。中国哲学侧重于实际，讲究以“仁”与“德”为基础的责任感，这对婚姻和家庭具有重要价值。而且这种“仁、德”责任感的引申，也可以成为社会正义的一种力量。布宁解释说，他讲的只是古典哲学的借鉴意义，没有人真的要复古，应在过去基础上再创造。
他认为，在哲学研究领域，中国古代哲学的确引起西方哲学界越来越大的兴趣。但真正懂得中国哲学的西方哲学家实在凤毛麟角。
布宁博士于７０年代末，在英国寻找懂得中国哲学、又在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他没能找到一个人。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中国。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协助下，于１９８７年与英国皇家哲学研究所一起在中国开办中英暑期哲学学院（１９９４年后，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加入，成为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从那时起，学院先后开设的课程有“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科学的哲学”、“妇女问题与哲学”等。布宁博士告诉我，这些专题都由中方提出意见，由他出面邀请国际著名教授讲授或参加讨论。他认为，从选题也可以看出，中国哲学历来有崇尚实际的传统。另外，国际哲学研究发展的倾向也是注重哲学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结合。他说，如何成为一个城邦国家的“好公民”，是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最先提出讨论的政治哲学问题，也是一个相当实际的问题。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并不是没有共同点。布宁博士介绍说，１９９７年暑期哲学学院的专题是经济伦理学。他认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正处在一种转型期。在这一期间，经济管理体制在维护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进一步理解商业、伦理与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用自己的行为体现社会正义的要求，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需要提出来的哲学课题。
布宁博士于７０年代初在牛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当年的导师是国际闻名的赖尔教授，教授有《思维概念论》一书传世。近年来，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几乎成了布宁的“专业”，但他一直没有放下哲学方面的探索。长达８００余页的哲学专著《西方哲学导言》业已出版，为《世界现代哲学家辞典》编写的４０多位中国哲学家的介绍条目也已经付印。此外，他与牛津大学的余纪元博士合作，从１９９３年起，开始编写一部中英文西方哲学辞典，计划明年秋天完稿。辞典选择了古今西方哲学常用的约４０００个概念，用英文和中文两种文字进行解释，把中文译法规范化、明确化。这对中国的西方哲学教学与研究，对中西哲学交流，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实际意义。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日本贺年片琐谈
张国成
那是到日本工作的第一个新年，早就知道过新年送贺年片是日本的一大习俗。入乡随俗。一进１２月，我就陆续给朋友和单位的关系户发出了１００多张贺年片。但到了除夕那天为止，我却没收到几张，心里不禁纳闷。
新年一大早，像往常一样，到门口的信箱取报纸。打开信箱，“哗”的一声，什么东西散了一地。定睛一看，是一堆贺年片。急忙捧回屋，一数竟有２００多张。我一张一张仔细地看着，不管是熟悉还是不熟悉的人，都是一片热忱的新年祝贺。这我才知道，原来在日本，贺年片是新年一早集中送到收信人手里。
细一想，这种做法也有好处。首先应了“开门见喜”的吉利话。再者，平日大家都很忙，如果今天三张，明天两张，一无时间细看，二看过也就丢了。新年闲暇，人们方有时间细品每张贺年片所寄托的心意。我每年看完收好，至今也有了从鸡年到鼠年的四沓贺年片。
贺年片在日本的历史很长了。据说可追溯到平安时代（公元７９４—１１８５年）。但是真正普及，并采用上述这种“贺年片特别邮递制度”，则是从１８９９年开始的。不过算来也快１００年了。其中，二战期间曾中断十几年，那时，日本国民让军国主义者祸害得民不聊生，哪还有心思过年呢。到１９４９年，战后的混乱期过去了，日本政府才开始重新实行贺年片的“特别邮递”。
日本贺年片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印制极为精美的贺年片。人们买来后一般都装信封邮寄。邮局对这类贺年片不实行“特别邮递”。据去年的统计，这类贺年片只占总量的１／３０。使用最广泛、最受人们欢迎的还是日本邮政省发行的抽奖贺年明信片。由于它上面印有兑奖号码，因此，你寄给朋友一张贺年片的同时，也寄去了一次获奖机会。
人们对贺年明信片的青睐，使它的发行量扶摇直上。１９４９年只发行了１．８亿张，今年将首次突破４０亿张大关。据说，日本国民平均每人３２张。由于发行看好，贺年明信片每年可为邮政省带来数十亿日元的利润。难怪有人说，贺年明信片是日本邮政省的“摇钱树”。
每年１月１５日，日本各报便公布贺年明信片抽奖结果。到时，不少人便一张一张仔细核对，中了则是新年的又一桩吉利。人们都说，日本的法律多如牛毛。确实如此，就连抽奖贺年片也有一项专门法，名叫“抽奖贺年明信片法”。其中规定了奖品额的上限：不得超过面值的５０００倍。例如，今年明信片面值为５０日元，奖品最高价值不得超过２５万日元。抽奖贺年片的综合中奖率为６０％，但是一等奖的中奖率仅为５０万比１。也就是说５０万张贺年片中，只有１个一等奖。奖品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化。５０年代时一等奖多为缝纫机。去年则是大屏幕彩电、带小屏幕的摄像机等。据说，邮政省为了增加奖品的吸引力，每年还要搞一次民意测验：你想要什么奖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邮政省发行的贺年片图案越来越简单。目的是留下空白让消费者自己去印。１９８５年，日本开始出现印上本人照片的贺年片。其后，这种贺年片的数量以每年１０％的速度递增，去年达到了２．４亿张。如今不仅能印照片，自己画的画，自己写的字，什么都能印。于是，日本的年末商战又加进了新内容。每年一进入１１月，街头到处是“承印贺年片”的彩旗。
当然，承印商也有危机感。如今，随着电脑的普及，很多人买来贺年片自己加工印刷。有人愁就有人乐，一家生产家用简易印刷机的公司，今年进入１２月后的销售额占了全年的８０％。
每年从１２月１５日开始是贺年片投递日。日本每年的这一天还要在东京中央邮局搞个简单的仪式，从这一天起，人们投递的贺年片便由邮局暂时保管起来。只等到元旦的拂晓，投递员们冒着寒风，将一沓沓贺年片送到千家万户，使人们能够在亲人和朋友的祝福中迎来新的一年。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界风物
在美国看农业展览会
朱华钧
美国农业发达，粮食、肉类和乳制品的产量均居世界前列；美国重视农展，仅小小的康涅狄格州，各县镇一年里从７月到１０月就举办大小展览５４次。康州的达勒姆农业展览会是州里也是北美享有盛名的最大农展。
那是秋风送爽、红叶满山、金色的南瓜遍地、苹果园欢迎人们去采摘的日子，我们从纽黑文出发，行车五六十公里就靠近展览会现场。主办者为避免每天成十万观众乘坐的车辆出现挤塞现象，安排免费停放到远处的临时停车场，然后用穿梭来往的公共汽车免费接送观众到展览会。我们买了门票，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好不容易才看到山坡上下展览会的全貌，真是人山人海，好不热闹。
达勒姆农展已是第七十六届，是一家私人的非营利公司主办，目的是要发扬康州的农业传统，所有经管人员全是分文不取的志愿人员。它像州里所有的农业展览会一样，都集展出和比赛于一体，展出农作物、牲畜家禽、家庭制作物、工艺美术品以及有教育意义的展览品等，同时备有丰富的娱乐活动，特别是可移动的大型游乐园设施，让人们愉快地在展览会里消遣时光。
我们夹在欢乐的人群里，参观了绵羊馆、猪馆、牛馆、奶牛场、家禽馆以及大羊驼（美洲驼）和山羊馆，各馆的牲畜和家禽按不同品种栏养着，个个健壮肥大、毛皮光鲜，栏场整洁无恶浊味，旁边有送展者介绍情况和解答问题。那黑白黄棕花各色俱全的牛群马队；那侧卧着给十来个色彩各异的小崽喂奶的大母猪；那高产羊毛似羊又似驼的大羊驼，以及那小如鸽子的“珍珠鸡”等，都让我们大开眼界。而那依偎着牛群躺坐在草堆聊天的少男少女，体现着人畜间纯真的友好情谊，充满诗情画意，倍让我们留连。农产品展馆里展出的蔬菜、瓜果、花卉，品种很多，个头特大，令人称羡。
漫游展览会，新鲜事很多，像分别在两个场地按级别进行的拖拉机拉力赛（最大拉力达１００００磅）和公牛、马、矮种马的拉力赛（公牛最大拉力达３２００磅上下），论力行赏，别有情趣。赛规还要求对参赛牛马讲人道，不许用大而硬的塑鞭轰打，显示爱护动物的美好情怀；又如从古代农机馆里，我们看到各种农具和农机由简而精的发展概貌；通过缝纫品馆、少年作品馆和艺术、嗜好馆等了解到土著人的才华和民俗等等。而很可贵的是，还有个“康州农业和展品情报部”，一个很大的馆，展示康州农业的成果，为观众提供信息资料。
达勒姆农展会的规模和盛况大出我们所料，我们走马看花，不觉就得踏上归程，还来不及看园艺馆、伐木表演、农场装备和摩托车表演，更不能好好欣赏那歌舞杂技演出和参与那盛大的游乐活动，难怪展览会出售三天的联票参观。
达勒姆农展可说是庆丰收传经验富有教益的盛会，可供借鉴的东西不少：首先是参展与参赛结合，重在交流信息和经验。所有展品、动物都是本地展出者自己的财产或自制品，蔬菜瓜果等都是当年当地自产的优良品种，参加展赛自愿，但要提前申报，对每一种参加展赛的牲畜、展品和个人技能作品（包括工艺美术品、收集物、烧烤物、罐头、缝制品和摄影作品）等，都有评委会评比发奖；其次，重在荣誉鼓励，奖金不多，像奶牛最高头奖只７５美元，公牛拉力赛最高头奖１７５美元，蔬菜花果大铺位展出的最高头奖１００美元，一般的某一品种头奖只５美元，个人技能头奖１０美元左右，可人们参展参赛热情很高；再次是展赛与娱乐结合，不营利，门票成人６美元（相当于１小时的最低工资），娱乐不另收费，很具吸引力。更值得一提的是，展览会积历届丰富的组织经验，从展品、比赛、娱乐到交通、公安、卫生、服务等，分工细致，都有完善的章法，甚至小至避免小孩丢失的问题，他们在各进口处设情报点，免费给小孩挂上写着自己名字和父母约定等候地址的标签，使带孩子的家长安心参观。又如我们作为普通观众写信想要点资料，也邮寄来了。小事见精神，美国的农展给我们的启迪很多。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界艺苑
《走出凯旋门》和勒内·韩
杨汝生
１２月３日晚上，１９集电视连续剧《走出凯旋门》的开机仪式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处隆重举行。法中两国影视界、新闻界、剧组人员和中国驻法国的外交官近百人应邀出席了开机仪式。该剧主人公原型、６６岁的法籍华人、原法国电视三台台长勒内·韩（中国名字韩辉）心情极为激动地说：“若是我的法国养父养母还活着的话，他们一定会为我所作的平凡的一切而感到高兴；如果他们能看到今晚的仪式，他们也一定会觉得自己所作的一切是不平凡的。”
由中国上海电视台和上海永乐电影电视（集团）公司求索制作社共同投资拍摄的电视连续剧《走出凯旋门》，是根据华裔作家勒内·韩的自传体回忆录《一个布尔高涅人在中国》和《一个中国人在布尔高涅》改编而成的。勒内·韩于１９３０年出生在法兰西的大地上，其父韩涵和生母张梦蕙是当时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当韩辉还在孩提时期，他的父母便把他委托给布尔高涅佩里尼村的高铎夫妇，然后双双回国。因为战争等诸多因素，他们从此也音讯杳然。高铎是个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铁路工人，为人忠厚，心地善良，他们将小韩辉视为己出，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培养他读了中学，后来又去巴黎上了大学。韩辉２１岁那年取得法国国籍，完全认同法兰西民族文化。韩辉幼年时，因他是黑眼睛黄皮肤的东方人，在那些蓝眼睛黄头发的孩子堆里，备受别人的嘲弄和欺侮。高铎夫妇时刻关心和保护着他，还为他将来的发展创造了最好的条件。韩辉少怀大志，博闻强记，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待参加工作后，他更是奋发努力，艰苦拼搏，终于脱颖而出，成为法国电视界一位杰出的人物。
主人公４０岁后开始了漫长曲折的中国寻根历程，才逐渐解开了自己扑朔迷离的家史之谜。那年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找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当时在使馆任公使衔参赞的蔡方柏（现驻法国大使）接待了他，并在很短的时间内给他提供了线索。他后来发现身为国民党高官的父亲是个极其复杂的人，曾先后有过三个妻子，而最爱的竟是一个青楼女子。而生母则是一位进步的民主人士。在寻根的过程中，勒内·韩曾到台湾见到了父亲，但他一生都没能见到母亲。他第一次到北京寻根时，母亲尚健在，但无缘相见。当他后来在北京找到生母的踪迹时，老人已命赴西天，这是他毕生无法弥补的遗憾。勒内·韩在同母异父的弟弟陪同下，来到生母的墓冢前，悲痛万分，潸然泪下。他惊奇地发现，分别后从未晤面的母亲的忌日竟然与他的生日同在一天。
勒内·韩的这部自传体小说，叙述了他传奇式的一生和复杂的寻根经过，讴歌了人类之爱的博大深沉，在强调亲情血缘不可替代的同时，在以民族和世界的双重文化为背景的人物和事件中，表现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和心理，以及渴望和平安宁的生活理想。正因为如此，该书荣获法国文学最高成就奖——龚古尔文学奖，在法国书坛引起轰动。
一个中国人在法国离奇波折的人生经历，一个在法国获得成功的中国人思源寻根的心路历程，激发了中国电视创作人员的无比热情。去年８月，求索电视制作社在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局的支持下，率先购得该书的电视改编版权，开创了中国电视剧海外购买电视改编权的先河。今年又筹集巨资，组织了强大的拍摄阵容，前往法国拍片。著名电影艺术家吴贻弓任该剧的总监，制片人为蔡永瑞，冯大年为导演，王志文和何赛飞分别演勒内·韩的生父和生母，李强则演成年后的勒内·韩。另外还有多名法国演员参加演出。全剧的时间跨度将从３０年代至今，拍摄空间从中国的上海、北京、西安、苏州、南京、台湾到法国的巴黎、第戎等城市。
吴贻弓先生向记者表示，该剧叙述的故事生动曲折，情节感人，全体制作人员将努力把“最好的精神产品”贡献给观众。制片人蔡永瑞先生也说，拍片既要重视经济效益，更要重视社会效益。《走出凯旋门》讴歌的是人类之爱，它将给人以教育和启迪。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被联合国誉为生态城市的巴西库里提巴市有着重视环境的优良传统。图为该城内十九世纪修建的巨型温室和以它为中心开辟的植物园。 李志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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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阿尔卑斯山王秀摄
第3版(国际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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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节日中的白俄罗斯艺术家吕岩松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