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动态
探索新时期的思想道德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简述
何亦农
前不久，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和南京市社科联联合举办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上海市、江苏省和南京市等地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８０多人参加会议，围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思想，即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研讨。会议认为，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是党和人民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针。我们要学习和宣传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用它来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
关于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道德状况。与会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市场经济带来的观念变化，诸如自立意识、竞争观念、效率观念和民主法制意识，有效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近几年来，宣传思想战线和党务政工部门在抓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各地区、各级干部在抓文明城市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时，“进村入户”、制订各种规范、开展多种形式的创建活动等，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与会者还指出，在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有的地方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这就要求我们采取积极的态度对当前的思想道德状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断，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自觉性，努力解决精神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共同进步、协调发展。
关于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学者们认为，构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必须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适应，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相适应，更新道德观念、拓宽道德范畴。同时，提倡敬业精神、强化职业道德建设，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把强化基础工程建设作为切入点。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对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必须采取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方针，弘扬优秀的先进的道德文化，适应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思想道德建设还必须与法制建设相结合。他们强调，建构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的理论体系，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关于如何加强新时期的思想道德建设。有的学者认为，体制转换时期思想道德建设的使命，是在维护全民族最高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前提下，努力探寻经济与思想道德协调发展的新路子。还有的学者认为，精神文明建设深深植根于物质文明建设之中，当前精神文明建设领域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某些反映。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尤其要完善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真正使公有制经济发挥出应有的主导作用，增强国有企业的经济实力。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如高度重视人格和道德自觉精神，追求真理、自强不息、关心社稷民生的品格风范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认真研究和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公民的“四有”思想道德素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慎独”精神，即自主经营需“慎隐”（在隐处自律）、自负盈亏需“慎欲”（以正当手段获得物质利益）、自我发展需“慎省”（以通过自我反思进行自我校正）、自我约束需“慎微”（于微处自律）等。
学者们强调，从近几年的社会现实看，思想道德建设应着力于抓好行政道德和企业（包括工业企业、商业企业等）道德建设。行政道德是由干部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干部道德水准对全社会有示范作用。任何政权都把行政道德的严格管理作为大事。这就要制定干部思想道德规范，建立干部思想道德的监督机制，加强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企业是现代经济社会最为重要的结构之一，它对国家、社会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窗口。企业职业道德的健全与社会风气的健全有着直接的联系，应把企业经济生活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管理、员工素质的提高，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环节。行政道德和企业道德这两方面问题解决得好，将会推动新时期的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进程。
此外，与会者还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人才素质培养、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企业文化和企业伦理价值、农民素质提高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干部思想道德建设与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精神文明建设的运行机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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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借古人智慧增竞争潜力
潘承烈
当前，我国经济取得了很大成绩，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不少企业还不适应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存在一定的困难与问题。问题的解决一方面有待于改革的深化，另一方面，企业自身也须调整经营方略。
企业面临第一个问题是，生产任务不足，产品积压严重。国家近年来为国有企业注入流动资金，使一些经营好的企业提高了效益。但在一些企业中，银行发放给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却又进一步沉淀为库存积压的增加。问题的关键在于产品不适销对路，解决的办法在于产品结构的调整。
企业引入了市场机制以后，一些经营管理者基本的思维方式没有变化，在没有指令性计划作为生产依据时，往往看到市场什么畅销便转产什么，一窝蜂的习惯势力没有改变，因此市场很快饱和，造成产品积压。这是无法驾驭市场的。市场竞争的要点，在于要比竞争对手超前一步，看到市场出现的新的机遇。
竞争中的制胜之道，首先要有新的主意，新的想法，或者说，要能“出奇”。《孙子兵法》说：“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市场容量总是有限的，仿效别人的做法，无非是在现有市场上去分得一杯羹。前些年家用电器的竞争已充分说明，为数众多的竞争者最终大部分都败下阵来，只剩下少数真正有实力的强者。但是从“出奇”的角度去考虑，则不只是争夺现市场，而是要开拓新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的潜力确实是“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这就要想顾客之所想，并要想在顾客的前面，以便把顾客的潜在需求变成为现实需求，把潜在市场开发为企业的现实市场。如能这样，则又何愁没有生产任务，又怎么会出现库存积压节节上升的局面呢？我国城镇居民储蓄率愈来愈高，数额愈来愈大，说明客观上存在着巨大购买力，重要的是怎样从顾客的真正需求出发，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去实行出奇制胜的策略。
企业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很多商品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竞争对手日益增多，强手林立，在竞争中靠什么取胜？市场竞争是产品的竞争，而产品竞争的背后是技术的竞争，技术竞争的背后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现在这一观点已为大家普遍认同。如果再问，人才竞争的背后又是什么？从深层次来说，正如《孙子兵法》所说：“上兵伐谋”，即最高明的克敌制胜的办法是靠谋略取胜。市场上的竞争既是企业之间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经营谋略和经营智慧的较量。你的谋略、点子比别人高明，而且抢先付诸行动，你就能在市场上捷足先登。
企业要生存、发展，必须要有资金、设备、厂房、原材料、劳动力这些物质基础。但要使同样的投入得到更多更好的产出，仅仅靠物质资源的转换还不够。高附加值的产品靠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与知识含量。企业的高效益来自企业自身的科学的经营管理。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包括企业经营者的经验、技术、知识、谋略、点子、智慧，以及企业的声誉、形象等，都能使企业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在竞争中胜人一筹，取得竞争的优势。
企业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应付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对大多数国有企业来说，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静态环境进入充满了竞争的市场动态环境，而且随着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大趋势，这种动态变化正在加速。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企业适应这种变化。这个道理被上海第二毛纺厂的“扭亏大王”万德明形象地比喻为，“月亮走我也走”。企业的应变能力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立足之本。《孙子兵法》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市场的变化正如孙子说的，和兵与水一样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情况，关键在于“因敌变化而取胜”。对于企业提高应变能力来说，这一哲理阐述得有多深刻。企业要随市场变化而变化，提高其应变能力，这是以企业内部的管理基础和管理水平为前提的，没有扎扎实实的管理基本功与企业的内功，则要变也变不了。
企业面临的第四个问题是，如何使全体职工群策群力迎接挑战。作为企业的经营者，其任务是组织职工群体，使大家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商场如战场，孙子谈到的克敌制胜的五种情况中就有“上下同欲者胜”，即官兵有共同欲望，上下齐心协力的可以取胜。企业里也只有领导与全体职工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荣辱与共，形成合力，才能克服种种困难，在商海中破浪前进。要调动职工积极性、创造性，就离不开做人的工作，真正做到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孙子说过：“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在战争中，将帅对士兵能像对“婴儿”一样体贴，士兵就会随将帅赴汤蹈火；将帅对士兵像对自己的亲骨肉一样，士兵就可以与将帅同生死。在企业里，让企业职工分享经营的信息，参与重大决策，尊重职工的民主权利，使职工真正体验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认识到“企业兴衰，匹夫有责”，从而才会把企业命运与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如果不紧紧依靠广大职工，再高明的经营者，也是难以成事的。
为了调动职工积极性，使其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努力方向，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着手创建企业文化，它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育于企业的多种形式的活动中，做到“润物细无声”，对于提高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确实能起到积极作用。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现在一方面要跟上改革的步伐，不能安于现状，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定原有的正确的东西，一切推倒重来。企业若想生存与发展就必须既要能跟上当前国内国际变革的步伐，同时又必须保持和发扬支持企业取得成功的一些主流思想和核心价值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其中的客观规律有待于我国人民，尤其是广大企业界人士去不断探索，而探索的重要基础则是企业的实践，包括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实践。今天，我们本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态度，吸取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的优秀管理思想，结合今天的企业实际加以举一反三的应用，会使我们的经营者得到启迪，受到教益。当然，学习古人的管理思想和哲理，不能也不可能为我们企业面临的具体问题找到现成的答案，而重要的是，这将有利于拓宽思路，开阔眼界，搞活经营头脑，帮助我们转换经营管理机制，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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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探索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途径
徐治业在《做好黄河腹地的文章》一文中指出：只有大力发展乡村集体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力量，才能不断树立党、政府和社会主义的高大形象，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具有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才能有能力办大事，实现经营集约化，耕作机械化，种植科学化，农田水利化，服务社会化。只有达到此目标，才能不断增强农民爱集体、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的感情，使农村社会更加稳定。
在发展乡村集体企业的路子上，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大胆探索，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诸如坚持以发展镇、村集体企业为主导，不断加以自我完善。同时，通过集体投资、让利承包等办法，发展集体蔬菜生产，通过集体提供场地，扶持农户发展养猪养鸡业等，通过集体建场等办法，扶持农户发展第三产业等，以繁荣农村经济，促进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并增加农民收入。有的乡村具有接受国有企业辐射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资源条件，村集体要以此为优势，力求取得国有企业的支持，以工扶农，同时要积极为国有企业提供优质原料，予以各方面支持，加强工农协作。只要不断地增强了集体经济实力，就能够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摘自《人民论坛》１９９６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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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管理学的创新之作
——《邓小平管理思想研究》评介
田夫黄顺基
由刘吉主编的《邓小平管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是１９９２年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的领导和支持下，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上海分院与《解放日报》、《文汇报》共同举办的“邓小平科学管理思想学术研讨会”提交的４００多篇论文基础上，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编撰而成的。邓小平同志对国家管理工作始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该书按照现代管理学的理论，把邓小平关于国家管理的极其丰富的内容与十分完整的体系，做了比较详尽的阐述。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管理国家的总目标。这是当今世界管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目标管理范例。在这总目标下分别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具体管理目标，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管理体系。该书指出，邓小平把经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他围绕经济建设这个目标，提出了一系列目标管理的方针、政策与措施，如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个战略步骤；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等）；一部分人先富与共同富裕相结合；率先振兴农业；科技与经济结合等。该书还阐述关于邓小平在实现经济建设目标的过程中企业管理的思想。这就是提高全体职工的技术水平，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以后，他又进一步提出关于企业管理的一系列措施，如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改革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从制度上保障职工的民主权利，实行企业管理民主化等。所有这些都大大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该书阐明了邓小平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有关政治管理目标的主要内容，即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该书认为，政治管理主要是通过行政管理来实现的，邓小平在确定政治管理目标之后，提出了关于行政管理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改革与总目标不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理顺党政关系；精简机构等。
在邓小平的文化教育管理目标中，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其根本任务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该书从邓小平的大量论述中，结合现代管理科学，从科技发展战略、科技产业和科技管理方式等角度，阐述了邓小平的科学技术管理思想，以及教育发展战略、教育管理原则、教育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深刻内涵。该书特别分析了邓小平关于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全局的重大问题的论述。该书指出，邓小平认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其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才，是否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与管理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同时指出，邓小平把社会主义以平等、协作为基础的竞争机制引进教育领域，提倡学生之间、教师之间、教育与其他行业之间进行竞争，大大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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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遗产
——记新编《杨匏安文集》
李坚
今年１１月６日是杨匏安烈士诞辰１００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５６万字的新编《杨匏安文集》，收录了业经发现的烈士全部著译，它是中华民族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是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革命史和党史的重要文献。
杨匏安同志是五四运动中介绍西方思潮卓有建树的新文化尖兵、华南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理论家。在大革命时期，他从事国共合作的组织工作，卓著劳勋；在十年内战的白色恐怖下，他面对屠刀，表现了革命者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崇高气节。他一生勤勤恳恳，为官清廉，分毫不苟，为人民公仆树立了一代风范。
由于历史文物的散佚和湮没，长期以来，我国文史学界不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杨匏安其人，更遑论他的业绩。出版文献只有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收入杨匏安于１９３１年在上海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被害前留下的一首绝笔诗和许涤新编著的《百年心声》，记述了抗战后期，周恩来在重庆，常以杨匏安的这首诗和“为官清廉”勉励同志，坚持革命气节。
杨匏安在五四时期的大量佚文，是１９６４年从偶然购到一捆旧报中发现的，经过一年多的考证，我才弄清楚１９１９年，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长文的“匏厂”，即杨匏安烈士，从而促使我草成《一九一九年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传播》和《杨匏安传略》初稿，由此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杨匏安烈士遗文的辑佚和出版才得以实现。
一
杨匏安（１８９６—１９３１）广东省中山县南屏乡（今属珠海市）人，早年东渡日本半工半读，于１９１６年回国，１９１８年任时敏中学教员兼《广东中华新报》记者，开始在该报发表文言体散文、诗词和小说，抒发对旧社会的不满。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至同年底，他在《广东中华新报》“通俗大学校”栏，先后发表数万字的《青年心理学》、《美学拾零》。从同年７月１２日起，他又以《世界学说》为总题，发表４０多篇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社会学说。其中，《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由同年１１月１１日至１２月４日连载１９次，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差不多同时问世，不失同为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传播的杰作。文章开头说：“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书之１８４８年，至刊行《资本论》第一卷之１８６７年，此２０年间，马克思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其学说于此时大成。”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结尾断言：“马氏之言验矣，今日欧美诸国已悟布尔塞维克之不能以武力扫除矣！”
杨匏安于１９２１年春夏间，由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２年２月，他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青年周刊》撰写创刊《宣言》。文中宣告：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除了注重劳工运动外，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是出自农民的汗血。《宣言》号召中国军人学习俄国赤军的榜样“赶快和我们携手，从事阶级的斗争”。
１９２２年１０月，杨匏安又在《珠江评论》发表《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一文，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的战略应不应该与资产阶级合作和缩短民治主义阶段的问题作了探索。凡此都表明他作为党的早期理论家的卓越才能。
二
１９２２年６月，中共“三大”决定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基础与国民党合作后，派出谭平山、杨匏安为中共驻国民党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出席国民党会议党团员的思想和行动。同年１０月，杨匏安参与了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的改组试点工作。１９２４年国民党“一大”后，谭平山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杨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相当于副部长）。谭平山出席共产国际会议数月，即由杨代理组织部长职务。１９２５年底，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正式成立，杨匏安又当选兼任广东省常委和省组织部长。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国民政府统一了广东。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在杨匏安等主持下，委派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东江各属党务组织主任，并先后建立潮梅、南路、惠属、琼崖四路特别委员会，委派彭湃、邓颖超、潘兆銮、萧隽英等为各路特别委员，使广东国民党改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１９２６年１月，国民党召开“二大”，杨匏安与谭平山、林伯渠三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共同组成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处理全国日常党务。当选国民党中委和候补中委的，有李大钊、吴玉章、恽代英和毛泽东、邓颖超等人。这时，杨匏安仍兼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广东省常委、组织部长等职务，是国民党组织部门中兼职最多的一人。国民党党员人数也由“一大”时的数万人，迅速发展到５０万人。党员社会成份，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人和学生，从而改变了国民党过去以华侨为支柱的社会基础。这一重大成就是与广大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分不开的。其中，杨匏安为此贡献了他的全部精力和心血。
三
１９２６年，正当革命迅猛发展之际，蒋介石突然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强迫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随又于同年５月５日提出“党务整理案”，限制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对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谭平山、杨匏安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职务。
随着北伐胜利进军，国民政府于１９２６年底迁都武汉，广东政局也发生了变化。１９２７年初，新右派用圈定办法改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解除了杨匏安的组织部长职务。同年４月，杨匏安与刚回国的谭平山及国际代表罗易一起离开广州到达武汉，积极参与武汉国民政府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斗争，并于４月底５月初，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一说中央监察委员）。同年４月至７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公开背叛革命，国共合作破裂。杨匏安参加了中共中央的八七紧急会议后，南返广州，协助接应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和做张发奎第四军的统战工作。同年１１月，中共中央犯“左”倾错误的领导人采取惩办主义，处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大批同志，杨匏安也被撤销中央监察委员职务，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其原因是涉嫌与谭平山组织第三党。为了澄清是非，１９２８年２月，杨匏安在党刊《布尔塞维克》发表《所谓第三党》，文中表白了传闻的无稽，高度体现了他受到错误处分，仍然对党忠贞不渝的崇高革命气节，并对谭平山组织第三党的错误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批评，既以理服人，又与人为善，不像犯“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那样，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广州起义失败后，杨匏安经组织安排，赴新加坡、吉隆坡等地从事党的工作，他曾寄回两首诗给上海的堂妹夫，其中一首题为《寄小梅》，诗云：“去国六千里，心随云水长。逃生来绝域，问禁入危邦。归意能无动？公忠不可忘。相思凭梦寄，月色满桄榔。”
在“逃生来绝域”之际，身受错误处分的杨匏安，仍念念于“公忠不可忘”，充分表现了他对党对人民对祖国无限忠诚的高尚情操。杨匏安从小就受到母亲不食嗟来之食的熏陶，更从岳飞、文天祥的诗词和故事中受到民族气节的教育。他早年的诗词就有：“单襦皂帽萧条甚，老却天涯管幼安”，以及“借助清霜坚傲骨，旧种黄花尚有无”之句。他以东汉末年鄙夷富贵荣华，不愿为官的管宁（幼安）自居，并以秋菊冬梅斗霜傲雪的精神勉励自己。
１９２９年，杨匏安回到上海，参与党中央的报刊出版工作。他参考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讲义，编译成２０余万字的《西洋史要》，署名王纯一，由上海南强书店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的一部西洋史著作。它叙述了西欧封建制度的兴起，经资产阶级革命到帝国主义时代和第三国际的成立，是当时国内学习西洋史和国际共运史极为难得的好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至１９３６年５月，再版５次。
１９３０年，杨匏安调任中共中央农委兼农民部副部长。为了借鉴西方和苏联的经验，他翻译了拉比杜斯的《地租论》，并选译了列宁有关的论著，作为附录。
杨匏安短暂的一生，共坐过四次牢，第一次是教小学的时候，因揭发校长贪污，被反诬入狱；第二次是与邓中夏赴香港发动省港大罢工，被英国殖民政府逮捕；第三次是上海党中央的印刷机关遭敌人破坏，杨匏安不幸涉嫌被捕，经周恩来等营救出狱；第四次是１９３１年７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因私生活失检，被叛徒告密，累及杨匏安等１６人被捕。在就义前夕，他写下绝笔诗《示狱友》，劝勉罗绮园等坚持革命气节。诗云：“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投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１９３１年８月，杨匏安遇害于上海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时年３５岁。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不朽的诗文是中华民族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将永远留传在中国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