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台港澳)
专栏：
当代国际政治生活一件大事
刘存宽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产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也是当代国际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
回顾１５０多年香港的历史，今昔对比，鲜明地反映出两个不同时代香港的两种命运。香港是英国通过１８４２年中英《南京条约》、１８６０年中英《北京条约》和１８９８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先后侵占去的。这三个条约是英国对华推行强权政治和炮舰政治政策，施加外交压力的产物。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一直为恢复历史正义、收回香港地区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早在１９１９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已提出收回列强在华租界、租借地问题。由于和会受英、法等殖民大国控制，中国的正当要求横遭拒绝。在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再次强烈要求列强放弃在华租借地等特权。英国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只同意归还威海卫，但坚决拒绝归还香港“新界”租借地，中国的正当要求再次受挫。１９２４年，孙中山先生领导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争取收回租借地等外国在华特权的问题。１９４２年，中英在重庆举行关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另订平等新约的谈判，国民政府代表趁机提出英国归还香港“新界”的问题。英国虽不得不同意放弃一些在华特权，但顽固拒绝归还“新界”。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宋子文和蒋介石先后发生动摇，致使收回“新界”一事坐失良机。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回香港的良机再一次出现。但由于当时国民政府执行矛头对内、反共优先的错误政策，无心顾及香港，使英国得以派军抢先重新占领该地，恢复殖民统治。蒋介石甚至将战区内香港日军的受降权也拱手让与了英国。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回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中华民族莫大的历史悲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结束，给香港的回归创造了充分的条件。继１９８４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之后，我们今天又迎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产生。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推进，标志着我国已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百余年所受的民族屈辱，即将涤荡以尽。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而此次推选中所体现出来的创造性的民主精神及理想人选的产生，又预示着回归后的香港必将更加繁荣、稳定。（附图片）
第11版(台港澳)
专栏：
依法公正的选举
吴建璠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选举，不仅关系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更关系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香港回归祖国后如何落实的问题。因此，这次第一任行政长官选举的成功，具有重大影响。
现在看来，选举是非常成功的。从各方面反应来说，选出的第一任行政长官得到香港各界的认同。
这次选举有几个特点。首先，这是一次民主的选举和体现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选举。其次，这次选举创造了过去没有民主可言的香港如何发展民主的新模式。这一事件值得我们研究政治学的学者去认真研究和总结，因为这种模式不是西方的“民主”方式，是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所创造出来的。因此，这次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的选举意义重大。
这次选举的另一个特点是严格依法办事的。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是这次选举的主要依据。这次推选委员会分成四个界别，每个界别１００人，这在全国人大决定中是有规定的；基本法也规定了香港的民主发展应当合乎香港实际、循序渐进的原则。但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决定都是原则性的规定，不可能规定得很细，为使这些原则具有操作性，则必须有具体的办法。这就是筹委会通过开展工作使之落实。于是，有了推选委员会产生办法、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等。同时，推选委员会也有工作细则，规定不允许贿选，不允许通过别的手段影响推委会委员的个人意愿。
实践证明，整个选举过程都是严格遵守选举规定的。总之，整个过程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这一点在香港各界反应良好。（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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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主参政成功范例
张俊义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推选过程中，广大港人反应强烈，踊跃参与，表现出高度自觉的民主参与意识。这种政治意识的全面觉醒一方面表明广大港人对香港的未来前途充满着信心，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广大港人对自己能够管理好香港的坚定决心。
一段时期以来，在围绕着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中，曾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广大港人在政治上普遍缺乏参与意识，港人自己很难治理好香港。其实，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一下香港近１５０年的历史，就不难发现，港人之所以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其真实原因是英国政府在香港所实行的殖民统治。英国自占领香港之日起，就在岛上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殖民统治体系。作为英国政府派驻香港地区实行殖民统治的代表，香港总督集行政和立法大权于一身，这一总督集权制的殖民统治方式在香港逾１５０年而无本质的变化。在这一集权式的殖民统治之下，毫无民主可言。如今，时代发生了变化。随着香港主权的回归和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束，以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方针、政策的逐步落实，爱国建港已逐渐成为多数香港同胞的共识，而蕴藏在广大港人心底里的政治热情终于迸发出来了。此次在推选特区政府第一任行政长官的过程中，香港同胞以自己的行动，给上述说法作出了一个有力的回答。实践终将证明，港人自己不但能管理香港，而且一定能管好香港。推选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成功实践，为未来中央政府如何处理好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之间的关系，树立了一个成功范例。
虽然我国政府已多次向世人郑重声明：“九七”以后，中国政府将努力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确保“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例如如何处理未来中央政府与特别行政区政府之间的关系上，部分港人心存疑虑。经历此次行政长官的选举，凡此种种疑虑定会打消。
在此次行政长官的选举中，中央政府做到了公正性、公平性和公开性三项原则，充分尊重港人的意愿。这一成功的实践极大增强了广大港人对香港未来的信心，并且为未来正确处理中央与特区政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模式。
国务院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人选，１２月１６日任命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这是香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香港新时代的开始。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的产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和欢迎。为此，本报于１２月１８日举行了香港问题专家、学者座谈会。刊登在这里的是与会者的发言摘要。
——编者（附图片）
第11版(台港澳)
专栏：
落实“一国两制”成功的一步
王桂生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产生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标志着香港真正民主的开始，港人当家作主的开始。
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的选举产生，创造了一种符合香港实际的、新的选举文化和符合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新的选举模式。这一选举过程是一个实践过程，是实践“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过程。这个实践过程具有创造性，结果也是成功的。
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５０年不变。但我们又不能在香港照搬西方那一套代议制民主。究竟如何发展香港的民主制度，基本法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这次第一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对香港今后按基本法规定的从香港实际出发、循序渐进的原则来建立和发展民主选举制度来说是迈出了关键性的、成功的一步。
香港是一个国际性都市，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信息中心。许多国家在香港都有着重要的经济利益。因此，整个国际社会都十分关注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的选举产生。现在看来，整个国际社会的反应基本上是积极的。十几年前，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十多年来的实践，包括这次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的选举产生，证明我们是严格按照这一方针办事的。“一国两制”是我们的既定国策。根据“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一系列方针、政策解决香港问题，实现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不仅符合香港的利益，符合中英两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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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港人治港”的良好开端
王凤超
国务院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是按照“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实现祖国统一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任命本身是我国即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国家主权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标志着“港人治港”的开始。
国务院任命的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是经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推选委员会共４００人，全部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由港人自己来选举最高行政首长在香港历史上是第一次。英国统治香港的１５０多年间，任命过２８任港督，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听取港人的意见。只有香港回归祖国，港人才可能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是香港真正民主的开始。
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议在主持行政长官选举过程中，真正地做到了公正、公平、公开。从组建推委会、提名第一任行政长官候选人、举行行政长官候选人的答问会议，到今年１２月１１日的正式选举，每一个步骤都是在充分听取香港各界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筹委会主任委员钱其琛副总理再三向香港社会各界表示，希望大家不要轻信行政长官“钦定”之说，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让推委会的４００名委员通过无记名投票来决定。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对整个行政长官产生过程的评价是：筹委会主任委员会议的主持工作是公正的，选举办法和各候选人的参选是公平的，整个选举过程是具有高度透明度的。
在选举过程中，既有公平、公开的选举竞争机制，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三位候选人除积极与社会各界人士见面，倾听市民呼声，阐述自己的治港理念外，还与４００名推委进行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回答委员们提出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并通过电视实况转播，使得这种答问大会成为面向香港社会、全体港人的答问。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各位候选人均着重介绍自己的治港理念和施政纲领，而没有出现西方选举中的那种互相攻击、哗众取宠的情况。所以，香港人士称这是创造了香港的选举文化，一种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选举文化，为香港今后的民主发展开了个好头。
董建华先生当选后，世界许多国家都纷纷对其表示祝贺，香港社会各方面表态欢迎这一选举结果。这说明这次选举是非常成功的。
我们相信，有“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法，有中央的信任、港人的支持，第一任行政长官一定能够带领广大港人迎接可能面对的各种挑战，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地实践“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为全面贯彻落实基本法，铺好路、开好头。（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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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香港市民关注首任行政长官选举
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董建华以320票被选为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上图为香港市民在湾仔附近街头阅读刊有选举消息的报纸。
新华社记者 刘彦武摄
左图为香港市民在铜锣湾时代广场显示屏前观看选举电视实况。
新华社记者 黄本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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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造香港民主发展新模式
肖蔚云
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的产生，的确来之不易，花费了多少人的心血和智慧，包括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预委会、筹委会的委员以及香港各界人士，出主意，想办法，以选出一个满意的行政长官。
从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到推委会的组成，这一工作都是一步一步有计划地进行，完全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规定来进行的。因此，第一任行政长官能够顺利产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的产生，意义重大。它标志着英国殖民统治的即将结束。香港最高行政长官向来是由英国女王任命的，从来不征求港人意见，都是由英国人出任，从来没有中国人担任。不仅如此，在香港立法局、行政局里开始也很少有中国人。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立法局才有了第一个华人，本世纪二十年代才有第一个华人进入行政局，过去在香港的高官中几乎没有华人，近二十年才逐步有了华人。所以，今天能够产生由中国人担任的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这是有重大意义的。
这次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创造了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形式和选举文化。四百人的推选委员会全部由港人组成，推选委员会按一定的人数来提名，然后请候选人在推选委员会上作施政演说，再由推委会委员向他们提出近三百个问题进行回答。这种既民主又开放又生动、活泼的民主选举，在世界上来说是一种崭新的选举办法。它既不是大洒金钱的贿选，也不是大打出手靠武力来选举，而是候选人都实事求是地发表自己的政见和纲领。这是真正符合香港实际的一种好的民主形式，这种形式是值得研究总结和发扬的。这种选举方式可说是香港民主选举的一种很好的模式。（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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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九归一“一国两制”
——写在澳门回归祖国倒计时三周年之际
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王启人
继香港明年７月１日回归祖国之后，我国将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在本世纪内最终结束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管治的历史。值此澳门回归倒计时３周年之际，追昔抚今，展望未来，我们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成功实现更加充满信心。
“一国两制”与澳门问题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是我国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的重大科学决策。“一国两制”构想，前提是要解决“一国”即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问题；同时，在一国之中保持两种社会制度。在澳门成功实现“一国两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解决澳门问题是国家统一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收回澳门将在跨入新的世纪前夕完成，它将洗雪数百年来民族的耻辱。国家解决港澳问题总的政策是一致的，但也充分考虑到澳门的特殊情况，对其政制、葡后裔居民、旅游娱乐业等特殊问题在中葡联合声明和澳门基本法中都作出了明确规定，这就保证了澳门能够平稳过渡、顺利回归和成功实施“一国两制”。
迈向“一国两制”的后过渡期
为实现“九九”回归、“一国两制”，澳门后过渡期要努力做到平稳过渡。为此，一要按照中葡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指引，逐步解决好政权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的重要事项，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二要促进并保持澳门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
妥善解决澳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人才、语文、法律三方面的特殊问题是实现平稳过渡的当务之急。在中葡联合声明签署以前，澳门政府科长以上公务员几乎都是葡萄牙人或葡后裔居民，中国居民只占极少数，法官、检察官、律师中没有中国居民，华人人才严重流失；葡文是澳门唯一官方语文，占澳门人口９５％以上的中国居民使用的中文没有法律地位；澳门使用的法律多是葡萄牙为澳门制定或从葡萄牙延伸到澳门的法律，全部使用葡文立法等。目前，在中葡双方合作和努力下，解决三大问题已取得一些进展。在核心的人才问题方面，公务员本地化和人才培训有所推进，以中文为母语的本地公务员进入政府中高层的人数有所增加；在落实关于中文官方地位的外交协议方面，澳府已要求各部门使用中葡双语表格和设立翻译职位等；在法律本地化方面，澳门五大法典中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已经中葡磋商并完成本地化，１９９０年以来制定的法律多数已有了中文本，今年还有了第一批华人法官、检察官。但是，这些进展与实现平稳过渡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加快和妥善解决“三大问题”，特别是中高层公务员的本地化，仍然是中葡双方沟通和磋商的重点。
澳门居民积极参与后过渡期社会事务是实现“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必要准备。在基本法起草咨询活动中，澳门居民增强了对“一国两制”的认识和信心，表达了诚心诚意拥护澳门回归祖国的心愿，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参政议政热潮。基本法公布后，澳门居民一直踊跃参与宣传推广基本法的活动。今年澳门举行过渡期最后一次立法会选举，登记选民人数和参加投票人数比上届选举分别增加１．４倍和１．６倍，参选组别和候选人也大幅增加，包括葡后裔居民社团推出的组别，表现出各阶层居民对未来信心增强和参政热情继续高涨。随着过渡的进程，澳门社会迫切需要锻炼、造就和凝聚一大批未来实行“澳人治澳”所需的各类人才。决心在澳门长期工作、居住的葡后裔居民，也对未来增强信心，继续安居乐业。这些对于确保平稳过渡和顺利实施“一国两制”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问题对澳门的过渡期以至未来发展都是中心课题之一。进入过渡期以来，澳门经济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有了较大改善。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２年，本地社会生产总值增长４２％，年平均增长７％。近几年澳门经济遇到世界经济不景气和内部结构面临调整等困难和问题，增长速度放缓。今年，澳门出口加工业因为输美纺织品风波及低成本优势继续丧失等原因困难仍然突出，失业率上升。建筑地产业因前几年过热发展，楼宇单位积压仍然较多，经济增长放缓。旅游业持续增长，博彩收益大致稳定，银行业业绩也有理想增长。澳门国际机场投入使用后，对澳门经济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已初步显现。当前，澳门经济需要多元化、协调发展，充分发挥澳门自由港优势、低税优势、工业政策优势、同欧盟关系的优势、旅游娱乐业的优势，特别是背靠中国内地的地缘优势。为此，澳葡政府需进一步搞好经济施政，提高行政效率，切实改善投资环境。我国政府对澳门经济发展十分重视，支持成立中葡两国政府间关于澳门与内地大型基建的协调机构。中资企业在澳门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背后有祖国的支持，澳门通过自身努力，一定能够逐步克服目前的经济困难，实现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经济发展和平稳过渡都需要以社会稳定为重要前提。进入过渡期以来，澳门社会总体上保持稳定，但近期治安问题不少，罪案增多。澳府有必要回应广大居民的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强化治安。澳门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同公务员队伍的状况关系紧密。目前在澳门政府工作的１万多名公务员，熟悉澳门情况，熟悉政府机构运作，是未来“澳人治澳”的重要力量。在实行公务员本地化的同时，处理好澳府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效率、适量问题，也是实现平稳过渡的重要方面。
中葡双方在澳门过渡期一直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事实证明，这不仅符合澳门居民的利益，也符合中葡两国的利益。尽管目前中葡两国在澳门问题上还有一些具体问题有待解决，但只要双方遵守联合声明和保持良好合作，进一步加强沟通与磋商，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朝着双方都认同的与基本法相衔接的方向，妥善解决后过渡期的各种问题。“一国两制”构想，可以在澳门通过中葡双方卓有成效的合作而得以实现。这将为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提供有益的范例。
实现“一国两制”的前景和保障
未来澳门将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实行“高度自治”和“澳人治澳”。澳门的美好未来将在“澳人治澳”中实现。
澳门实现“一国两制”的前景具有充分的法律保障。“设立特别行政区”已经载入我国宪法。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澳门基本法，以法律形式将国家对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具体化。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法律，它也是特别行政区在其自治范围内制定各项政策的法律依据。作为国家法律，祖国内地各地区各部门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交往和合作都必须严格按照基本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这就在法律上确保了“一国两制”的实施。
祖国内地稳步走向繁荣富强，是澳门成功实现“一国两制”最可靠的保障。长期以来澳门仅是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小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内地实行改革开放等“祖国因素”影响下，加上其他有利条件，澳门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与旅游博彩业、地产建筑业、银行保险业形成“四大经济支柱”，居民生活也得到改善，社会保持稳定。澳门回归之日，正是我国实施“九五”计划取得成功之时。这必将对澳门的稳定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澳门回归祖国，将是继香港回归之后又一彪炳中华史册的划时代事件。可以深信，九九归一，“一国两制”的实现将开创澳门历史的新纪元，澳门的明天会更加繁荣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