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新风物志
甘草草原之宝
本报记者刘亮明
日前，记者驱车３００余公里到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采访。一踏入杭锦旗地界，就听当地群众说：“我们这儿是中国的甘草之乡。”话音里充满了十二分的自豪。据说杭锦旗甘草从清朝同治年间开始采挖，因其储量大、品质药性一流，获得甘草之乡的美名。
其实，对甘草的神效，记者早有所知。早些时候闲翻《本草纲目》，见上面记载：“诸药中甘草为君，治７２种乳石毒，解１２００般草木毒，调和众药有功，故有国老之号。”
在一块平缓的沙地上，旗科委的同志随手一指说：这就是甘草。只见号称“国老”的甘草一点儿不“显赫”，尺余高低，主干竹筷粗细，斜出的许多细枝两侧密密排列着椭圆的叶片儿，圆蓬蓬的，充满生机。而它被药用的根却扎得很深很粗。据采挖者介绍，生长年长的甘草，根长达数丈，径粗可过腕。
过去，甘草一直是自然生长，杭锦旗甘草面积在１０００万亩以上，被当地群众誉为“地下银行”。多年大量的采挖使现在保存面积减至２００余万亩。再一味地采挖下去，甘草之乡就会名不副实。面对这一现状，旗委旗政府提出限量采挖等保护措施，同时经过科研人员的努力，研究试验成功了甘草人工旱地浅插种植技术。目前全旗已种植２０多万亩，并计划在本世纪末建成百万亩甘草基地。
“别看苗苗小，不起眼，它可是我们农牧民致富的大希望哩。”俯身双手摩挲着去年种下的嫩绿的甘草苗，蒙古族旗长白玉岭生怕我们小瞧了那些“宝贝”。
现在杭锦旗内的甘草荒储量超过２亿公斤。按年采１００万公斤计算，甘草区４万人人均可增收１２０元，最高可增收４００元左右。对尚属贫困地区的杭锦旗来说，这不是个小数。目前，旗内正积极筹划甘草综合开发深加工项目，预计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增收２０００万美元。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随想
“打假”也要标本兼治
申北
写下这个题目，绝不是要给全国已开展多时的打击假冒产品活动泼冷水，也不是不相信“打假”会取得成功。只是基于仍然严峻的“打假”形势，发点议论罢了。
如果我们也效仿时下国外摩登做法，就是否“打假”搞一次全民公决，恐怕反对“打假”的票数寥寥无几。人们对于衣食住行中存在的假冒产品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对于如同当年虎门禁烟那般大快人心的焚烧假冒产品的场面，真是一睹铭心。人心如我心，恨假，支持“打假”，这是大家一致的心情。有了这样一种认同的氛围，“打假”工作还有什么难吗？
不然，确实难。难就难在不管你申言多么坚决，报上天天喊，地上天天查，假货却久禁不绝；难就难在你花费那么大气力，将查出的假货通通付之一炬，可新的一批假货又接踵而来。恕我直言，迄今为止，整个社会讨伐假冒产品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实际收效却不尽如人意。过去还只是假酒假烟、假药假钱，现在假货四处滋生。什么假文凭，假职称，假技术鉴定，假病休证明，假奖牌……多的难以胜数，人们已到了见假不怪的地步，这还得了？！一次酒席宴上，主人拿出一瓶刚刚获什么国际金奖的酒请大家品尝，不曾想席间一友人淡淡甩出一句：“据我所知，全国现有的能叫得出名字的白酒中，没有获奖牌的酒已屈指可数。”
满席哄然大笑，主人一脸尴尬。
我不禁想起《红楼梦》中一句醒世箴言：假作真时真亦假。众多的酒都获得奖牌，那奖牌还有说服力吗？某先生评职称条件不论硬软件均不够，公认的平庸之辈。可一年中级，三年高级，拿的甚潇洒容易，弄得不了解内情的人都以为职称如同行头，谁愿戴谁戴。
我以为“打假”难，不仅仅在于久禁不绝，而在于如何击中要害之处。很明显，时下假冒产品泛滥，根本怪不得假冒产品本身。人们将怨愤泄在假产品身上，用火焰喷射枪“枪毙”它，只不过是解解恨而已。当今但凡社会上公开出售的假冒产品，都是通过人们的双手创造出来的，都凝聚着人们的“智慧”与“才干”，甚至是超群拔类的“智慧”与“才干”。比如假茅台酒，其外观制作得同真的一模一样，非打开不知是假的。假冒产品只是物化了的人的虚假行为，是社会虚假现象的物质表现。要扫除社会上的假冒产品，根本在于清除人们的虚假行为。若像以往那样，只打假冒产品，不向人们的虚假行为开刀，只治标不治本，打假活动到头来如同银镴样枪头，不起作用。
说句实在话，对于“打假”深处的问题，许多人是看得很清楚的，然而，一些人虽不欺软却仍怕恶，虽不拍马却不敢惹马儿，只好假装视若无睹。这些人喊“打假”，虽然比起那些假冒产品触犯其利益时就大骂假货、得益于假冒产品时就为虎作伥的人要强百倍，但终归是徒托空言。假冒产品猖獗，得助于人们对自身虚假行为和作风的放纵，得助于社会上一些腐败现象的扶植。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我们社会一贯倡导的风气，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经验表明，社会风气正，虚假行为少，假冒产品才会少。如果视“做老实人的观念”为与市场经济相悖的过时观念，假冒产品岂能禁绝！
本人以为解决“打假”难，必须两手抓。一手抓产品，一手抓风气。“打假”也要标本兼治。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乡村希望图书室
北方工业大学和贵州大学等7所高校的近30名大学生在贵州开展组建“乡村希望图书室”活动。这是贵阳市高坡乡龙云村的山里娃正在“乡村希望图书室”读书。 新华社记者 周浩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新风一缕
大篷车响送书来
本报记者张帆
“将最好的书，送到最边远的地方去。”
对记者说这句话的，不是文化部门的领导，也不是新华书店的员工，而是一些常年坚持送书下乡的年轻人。他们是昆明博览读书社的流动售书组，领头人是２８岁的罗明生。
博览读书社流动售书，靠的是一支大篷车队。７年来，这支车队行程２００多万公里，将１０００多万册优质图书送到了红土高原的城镇、乡村、工厂、农场、部队和学校。
高高的云岭，层峦叠嶂，河流纵横。大篷车队所到之处，往往天气多变，道路崎岖，有时要冒着生命危险。１９９４年冬，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希望博览书社能送一批书到山里去。当时，几场大雪已封锁了进山的公路，一不小心就可能迷路、翻车，司机都把这段路视为畏途。接到电话，罗明生二话没说，自己驾车，行车三天，硬是将３０００多册书送到中甸。藏族同胞惊喜万分，对他们竖起大拇指：“你们大雪天还给我们送书，了不起！”
车队奔波在外，员工们吃干粮，住马车店，挨饿受冻是常有的事。但罗明生常对大家说：“要扶贫，先树人，要致富，先读书。我们千里送书，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只要人们理解我们，就足够了。”
记者了解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向大篷车队敞开热情的胸怀。有的地方宁愿把场地租给马戏团，也不给车队售书提供一席之地；有的地方向他们征收各种名义的费用；有的强行没收他们的书，而且专没收辞书和精装书。面对这些刁难，队员们不知流过多少委屈的泪水，而罗明生则提出一句响亮的口号：“不撞南墙不回头，撞倒南墙朝前走！”他带领大家主动与当地文化部门取得联系，坚决照章纳税，真诚热心对待每一位读者。
“翻山越岭传文化，大篷车响送书来。”如今，大篷车队已走过云南１２０多个地、州、县，各族群众称赞说：“这些年轻人带来了文明的种子。”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真诚为社会
本报记者袁亚平
“为人类、为社会、为发展，是‘公益’的宗旨；从现在、从自身、从小事做起，是‘公益’的原则。”
这两句饱含真诚的文字，出自一家以“公益事业”命名的基金会——浙江省公益事业基金会。
公益使者走上街头
黄帽子，红衣服，胸前佩戴服务证，背后标着“公益使者”。这支统一服装、统一标识的公益使者服务队，是由热心公益事业的杭州市民自愿组成的。从去年９月成立以来，已发展到１５０多人。
公益使者服务队分为十个小分队，主要有公共设施、道路交通、医疗急诊、特困家庭、紧急抢救、法律咨询、义务宣传等小分队。他们在杭城大街小巷不定期巡回服务，同时开设热线电话，接受市民紧急求援。
市区文二路西端的一段通道新修的路基，高出原有道路交叉处１．８米，而负责工程的施工部门草率行事，将两路交叉的斜坡修成近４５度角的大陡坡。每逢上下班高峰，道路拥挤不堪，由于坡度过大，经常有人摔倒。
公益使者向有关部门交涉，但有关部门以种种理由互相推诿。于是他们向西湖明珠电视台反映情况。电视台的采访车到现场，采访了２０多个过往行人，他们都强烈要求修路。
负责施工的上级有关部门领导赶到现场察看，决定予以重修。
如今，新修的通道比原来平缓了许多，大大方便了行人。
大关小区东四苑车库长期积水，居民无法停放自行车，居民区多次派人与有关部门协调，却一直得不到解决。
公益使者来了。他们看居民区，问大关管委会，走拱墅区城管办，访房屋开发公司……不知打了多少电话，跑了多少部门。经过４个月的努力，房屋开发公司终于同意重修车库。车库修好了，公益使者又给车库重新装上电灯，完善配套设施。
到农村认个家
举着“我到农村认个家”的红旗，来自杭州中、小学的８２名学生，戴着小红帽，穿着育才计划标志服，告别了杭城，一批到武义县贫困乡，一批到淳安县山区。他们这是第一次远离父母，到农村一周时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这是由浙江省公益事业基金会和有关部门主办的“我到农村认个家”活动。
到达武义和淳安的学生们，一一与当地农村学生结成对子，到了新“家”里，认识了新的“爸爸”和“妈妈”。在这几天里，他们有的锄地、拔草、喂猪，有的采茶、剥莲子、糊火柴盒，有的拉车、砍柴、烧饭。
孩子们每天写一篇学农日记，记下了他们初到农村的新鲜感，也记下了他们初干农活的心理变化。他们每人在农家拍下了一张全家福照片，学农合格后便可获得一张实践证书。
杭州市长生路小学学生葛慧玲，离开新家前在日记中写道：“通过这几天的农村生活，我有很大长进。我的小伙伴赵丹教我认识了许多瓜果蔬菜，还教我做农活。农村孩子每天早晨５点半就起床做饭、洗衣服、劈柴。而我们城市孩子在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什么活也不干。我决心要学习她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家里的事情帮着做，再也不当小公主了。”
一年来，浙江省公益事业基金会已全面推出了“公益使者”、“银色工程”和“育才计划”，并设立了相应的专项基金。
基金会秘书长胡勇耀说：“我们期望通过基金会的工作，进一步唤起全民的良知与正义感，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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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道德教育贵有恒
——湖南省衡南县委书记谢军一席谈
本报记者周立耘
谢军，１９４５年生，历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人大主任、县长，１９９５年出任湖南省衡南县委书记。
过去一段时间，处于转型中的农村社会，极少数人受拜金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的侵蚀，或好逸恶劳、或损人肥己、或见利忘义……凡此种种，都是道德失范的表现。
这一状况引起了我们县委一班人的警觉与不安。大家认为，如任其滋生蔓延，势必影响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但从何处入手、采取何种方式来抓，又有些茫然。
正当我们为此而焦虑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咄咄怪事”。１９９４年６月，本县向阳镇一位女村民拾金不昧竟然反遭诬陷，被迫诉诸法律，一时引起社会广泛议论。我们及时组织全县干部群众就此讨论：做好事为何没好报？做好人为啥这么难？以引导人们在美与丑的鲜明对比中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
一旦找准切入点，人们便有了自发参与的热情。我们亦从中受到启发，以更多人们喜闻乐见的教育方式，推动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去年夏天，我们在一次调查中发现，那些曾经做出过牺牲与奉献的英模人物，有的被人们淡忘，有的生活困难。为此开展了“为英模扶危解困献爱心”活动，呼唤人们关心英模，崇尚英模，激励大家像英模那样做人；在此基础上，又展开“三观四德”教育，勉励广大干部群众树科学世界观、立革命人生观、求正确价值观，重思想品德、讲社会公德、守职业道德、扬家庭美德，立足本职岗位争先创优。
上述活动的开展，有声有色，对构筑思想道德防线起到了良好作用。目前全县一项调查显示，认为人生价值在于奉献的达９０％以上，表示乐于助人、尊老爱幼的占９５％。关心集体和他人，追求真善美，正日益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但思想道德建设非一朝一夕之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关键要持之以恒。要避免抓一阵放一阵，硬一阵软一阵，尚需我们付出更多精力和更大努力。（附图片）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朴谈心录
因地制宜挖穷根
——西藏工布江达县委书记刘玉超一席谈
本报记者张忠
刘玉超，４２岁。曾任朗县副县长、常务副县长，林芝地区商业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１９９３年任工布江达县委书记。１９９６年任林芝地区行署副专员兼工布江达县委书记。
工布江达地处藏东尼洋河上游地区，山高谷深，土地贫瘠。论底子，历史上是个被称为“一件氆氇全家穿，烧堆柴火过冬天”的穷地方；论思想观念，当地干部群众多年来对摆脱贫困缺乏信心。１９９３年初我到任以后，在短期内走遍全县九个乡，摸清了贫困底子和成因。感到必须因地制宜，从本地实际出发挖掘潜力，发挥优势，探索一条治穷致富的好路子。
作为一个半农半牧山区县，工布江达有大量未被开发的林业、植物、药材等资源，有未被充分挖潜的错高湖等旅游资源，还有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的乡镇企业及第三产业，引导农牧民合理开发、多种经营，是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
但是，在封闭山区，要唤起农牧民群众的商品意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为此，我们发动干部深入各乡村，向农牧民讲解商品经济知识。农牧民群众上山挖虫草、捡蘑菇、采松茸，甚至收集枯木朽株，到收购部门都可以卖上好价钱。雪卡乡南木彩村，野生桃树不少。过去，桃子熟了，赶一群猪牛到桃树下乱吃一通了事；如今，桃树分片归各家管理，把毛桃子收集起来，制成桃干投放市场。商品的流通，给农牧民带来收入，也培育了农牧民的商品意识，使他们更加自觉主动地投身于发展商品经济的潮流中。许多农牧民因此走上了富裕之路。
农牧民在治穷致富过程中观念的明显变化，让我感到欣慰。几年前，县里干部下乡动员农牧民跑生意、闯市场，后来，农牧民主动找上门来要市场；如今，农牧民根深蒂固的惜杀惜售等保守观念大为改变，１９９５年全县畜产品商品率已达３８％，居西藏各县前列，农牧民人均收入达１２３５元，一举成为西藏率先摆脱贫困的先进县。（附图片）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安居才能乐业，乐业才能发展。福州应市民所呼，努力创建文明安全小区，令人民群众——
放心·称心·舒心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在福州，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一幢幢林立的高楼大厦取代了居民大院，成片的新村小区点缀着城市风景。房子大了，街道宽了，可是走出家门，逛惯了的菜市场远了；坐熟了的公交车找不到了；托儿所、学校没了；一块住了几十年，聊天问好的老邻居看不见了；而家里的水、电、煤气，毛病好像也出得勤了；一不留神，小偷还来“光顾”一下，上班都不踏实……一时间，要求加强新村小区建设管理的群众来信，像雪片般飞往福州市政府。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市委主要领导带队，重点走访了１００多个居民点，征集全市群众意见，代表市委郑重承诺：创建文明安全小区，重点突击与日常管理结合，一定让群众居住安定放心，环境优美舒心，生活方便称心，文化娱乐欢心。
强化管理，营造安居
位于福州市西北部的屏西小区，居住着机关干部２４００多户。白天一上班，８６幢住宅楼全都人走楼空，前两年，小区发生一些盗窃案，给广大居民生活造成了不良影响。
今年初，屏西小区管理处特地到附近部队整班编制招来２５名退伍战士，组成半军事化管理的小区联防队。又从每座居民楼选出一名治安信息员，实行２４小时监控。住户家中的外来人必须逐人登记备案。每晚１１时后，凡出小区的车辆须接受驾驶证检查。以往有影无人的门岗，一下子变成了昼夜不眠的警戒哨。今年以来，屏西小区由于管理有方，带来良好的社会秩序，广大居民安居乐业。
福州市台江区，毗邻闽江码头，商贾云集，人员芜杂，历来是全市治安老大难。今年初，该区的达文里小区投资４０多万元为全区７幢住宅楼、７９８户居民全部安装住宅报警求援、远端门控、闭路视屏监视、商场防盗系统等一套高科技的报警装置。每有紧急情况，值班人员按下电钮，可在十几秒内关闭小区所有通道大门。
以心换心，共创文明
去年农历腊月二十五，眼瞅着就要过春节了。住在鼓楼区洋下新村２２座的居民却急得团团转。全楼的化粪池管道不知何故突然堵塞，打电话找房管维修工，偏又都已经回家过年了。这节可怎么过呀？
居委会主任陈秀华大妈赶来，二话没说，卷起袖子第一个跳下粪井疏通管道。竹竿太长，就用手抠。在刺骨的寒风中，老人冻得上下牙直打颤。看到这一情景，周围原本袖手旁观、咒天骂地的群众，脸红心热，再也站不住了，纷纷拿着工具前来帮忙。
“小区为我服务，我为小区尽力”。为了让像陈秀华这样的热心人不再孤单，在“全国社区志愿服务先进集体”的杨桥新村，居委会为便利群众生活，在小区办起了市场、幼儿园、老人活动站，以及医疗、饮食、修理、红白理事会等二十几个服务点，并发动住户建起一支１３０多名居民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开展小区家庭应急服务。如此一来，花草有人剪，垃圾有人管，娱乐有组织，学习有人教，就连小区中的待业青年、两劳人员，也一个不落地被安排在小区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