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2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阿房赋闲话
官伟勋
大凡学过古文的,都读过《阿房宫赋》。
杜牧在这篇赋中,把阿房宫的瑰丽、豪华、奢侈,把秦始皇的骄横积怨、民不堪命,写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字字铿锵,句句有力:“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四字一句,流畅华美。大凡当年背过这篇赋的人,虽说几十年过去了,仍能琅琅上口的,可以说大有人在。
然而,《戒庵老人漫笔》的作者,却引用程大昌的话说:“杜牧赋《阿房》,其意远,其辞丽,”“今用秦事参考,则其赋所疑者多。”
首先,所谓“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这句就靠不住。据《始皇记》载,“自渭水而南直至南山,仅可百里许;若从东西横计之,则自鄠杜至浐水,亦无百里,安得盖压三百余里也?”
说把各国王子皇孙“辇来于秦”,“为秦宫人”,在宫里呆了三十六年也没见上秦始皇帝,就更经不起推敲了。秦始皇于二十六年才最后灭掉六国统一天下,建阿房在三十五年,他第二年就死了,怎么能等三十六年?
南北朝时,魏灭夏,见文人吹捧夏主吹得太肉麻,要严办。崔浩说:“文人褒贬多过其实,盖非得已,不足罪也。”崔浩的确说出了我国某些文人之通病。说好,就好得光照日月、德配天地,一点缺点都没有。说坏,就“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从娘胎里开始就不是好东西。作文章,铺陈渲染追求华美是可以的,但过了头就不好了。冯友兰先生说中国哲学着重求善,西方哲学着重求实,这也可以算做一个小小的佐证。
不过也应看到,杜牧写的是文艺作品,不是历史。“诗言志”,他要抒发的是其志,其情,其爱国爱民之无限深情。他通过以上那些描写,欲大声疾呼告诉人们的是:“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那末,“灭唐者,唐也”这句话,他虽然没说出来,却比说出来更能震撼人心了!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才是他真正要告诫人们的话。
杜牧的用心是高尚的。但究竟有多大作用,难说。钱大昕、章炳麟就对孟子说的“《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表示过怀疑。已经死了的,“何由知惧”?还活着的,“大利当前”,他才不在乎你的什么“口诛笔伐”呢!有道理。就像今天报刊上经常发表些口诛笔伐贪污腐败的文章一样,那些搞这类名堂的人,基本是不读书不看报的。这倒不是说文章没用,用还是有的,但历史经验证明,光靠这种“谆谆教导”是不行的,还得在法制上,在真正有效的监督机制上下功夫才行!
艺术真实不等于历史真实。前者着眼于艺术形象,艺术感染力;后者讲求无一事无根据无来历。既有艺术感染力,能给人以艺术享受,又能大体符合历史真实,给人以历史知识,最好。但也不能强求。对于那些基本上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观众只要明白它不是历史而是艺术作品就行了。要想知道真正历史是怎么回事,回去翻翻书就行了。这也很有益处。
不过,就我个人来讲,我还是喜欢看那些基本事实与历史真实相符合而又写得动人的艺术作品。


第12版(副刊)
专栏:

  古佗城
蔡常维
这么一个处所,方圆十里,不大。放眼望去,一目了然,街巷把古城划成棋盘状,栉比鳞次的房舍大多为二层阁楼,下边做店铺,上边住人。
古城依山傍水,一条叫东江的江从南边流过,流得悠悠缓缓,不慌不忙,滔滔诉说着古城的沧桑。北边的大山被绿树藤萝“填”满,斑鸠和鹧鸪的鸣啼声此起彼伏,抑扬顿挫,唱出了古城的祥和和静谧,人们戏称为千年不变的“镇歌”。
古城虽然充满山野风光,却拥有“秦朝古镇,汉唐名城”的美称,与历史名城广州同享“岭南第一城”的殊荣。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南平百越,在岭南设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南海郡下辖番禺、四会、龙川、博罗四个县,命任嚣为南海郡郡尉,赵佗为龙川县令。同年,任嚣在番禺(今广州城市中心地带的仓边路、中山路一带)筑城为郡治所;赵佗在龙川县筑土城为县治所,被称为“佗城”。这是岭南地区历史上第一次划分行政区,也是正式建城之始,佗城与广州成为岭南最早的“孪生兄弟城”。从那时起,到今年已有2210年的历史了。
佗城重要的人文遗址在于光孝寺。该寺坐落在中山街,占地面积352平方米,是宋人将古县城赵佗故居改建而成的。寺门上方镶以“南越王庙”的石刻横匾,正厅塑赵佗像:束发,脸廓方长,浓眉大眼,高鼻厚唇,在刚毅中透出这位来自河北人特有的淳朴和忠诚。寺内还有一口赵佗手凿的汲井,井深40米,井膛用三层红色方石叠砌,叠石下用青砖铺至井底,井水清冽甘甜,汲之不竭,是岭南有名的古井之一。
佗城还有赵佗跑马射箭的马箭岗、仙塔桥、风雨亭、孔庙、宋代墓葬、百马图等古建筑、古遗址和古文物。最有名的是立于佗城西边江畔小山丘上的正相塔,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塔高七层,呈六角形,全用黄泥和青灰砖砌成,游人进入底层沿扶梯回旋而上,直达塔顶,可鸟瞰佗城全景。
佗城的辉煌,先辈的业绩,存在于古迹上,写在文字中。作为后辈的佗城人正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开拓新的天地,书写新的历史。随着205国道、广梅汕铁路贯穿全镇,古今相连的佗城,容满了秦汉至今的史情风韵,将会有非凡的延伸。


第12版(副刊)
专栏:大地书讯

  大地书讯
△《文畅文论选》收录了散文作家文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写的大量文学论文和文学评论文章。本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安珊)
△辽宁省诗人、作家徐竹影著作的长篇小说《亘古的思念》,最近由大连出版社出版。(李)
△杨子新著《雨丝风片》已由同心出版社出版。(京)
△汤宏的散文集《挥不去的背影》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朱相如的诗集《月与梦》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第12版(副刊)
专栏:

  板桥“怪”中有道
谢虹光
清代“扬州八怪”中,最怪者当属郑板桥。他的“三绝”诗、书、画中,怪异之作俯拾即是,甚至连他的创作论亦颇多奇谈怪论。这其中蕴藏着许多深刻的道理。
清代文网森严,文人们惧触文网,往往大力提倡学问、义理,死钻故纸堆,出现了一大批书蛀虫式的学者。郑板桥独能反其道而行之,他最反对死读书、背教条,做“抄经摘史”的死文章。他在《偶然作》中说:“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为文章。不仙不佛不贤圣,笔墨之外有主张。”他“不读书史”的提法是针对当时只啃书本不面对现实生活的现象说的,这在当时已非常惊人。而他所谓“直摅血性”,意即我笔写我心,无所顾忌;心、口、笔一致,不依外力而转移。即鲁迅所提倡的“敢说、敢哭、敢怒、敢骂”的文章,也即明清两代正直文人们常说的“真性情”。
郑板桥的“血性文章”的主张,首先在内容上不信道家仙话,不从佛门禅说,更无视贤圣之人和当权者们的遗令训示,纯粹以自己的社会体验和生活感受为摹写对象,敢于在笔墨规矩之外另成方圆,自出机杼。
郑板桥的“血性文章”写法上要求“不泥古法,不持己见,惟活而已”。为求活、求新、求奇,便必定首先要下一番笨功夫、苦功夫,务求先精通于一道。这正如同板桥自己在绘画诸体中“专画兰竹,五十余年,不画他物”,真正做到了“彼务博,我务专”。几十年后,板桥获得了“画绝”的美称。其实,观察、体验和写作的训练过程大都如此,正像板桥自述的一样:“奋苦数十年,神将相之,鬼将告之,人将启之,物将发之”,文章自然会写得新奇喜人。如若“不奋苦而求速效”,一味求名逐利,浮辞求宠,那只能是“落得少日浮夸,老来窘隘而已”。写作无他途,惟勤观察、勤感受、勤练笔方能成大手笔。
郑板桥时时好发奇语,他称自己的作品是“掀天揭地之文,震雷惊电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原不在寻常眼孔中也”。观其为文、写诗及作画,可知奇语不奇,自有甘苦,自通妙道。他画竹时心系民间的不平而愤世嫉俗,其竹有节有香有骨;他做官时亦能勤察民生疾苦,其文感情激越,不可遏止。他在诗中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真是竹声民声互为表里,心声画意融为一体。
板桥为诗文,处处体现他立定的处世为人的人品主旨,所以他的诗文常能出新出奇,常能于变通之中做到创作主旨的不俗不浅,顶天立地,昂昂然合天下大势,而不像凡夫俗子们作文,立身处世本来就已经浅薄,尽管提笔为文时常要费心三思所谓主题,但到头来其主题仍是非俗即滥、非偏即恶,毫无真意和真价值可言。
板桥的观察,不仅在物,不仅在兰、竹、松、石之间,更注重在社会与人生。勤察外物,顺合民情;勤察外物,内省自心,因此,他的作品常能把外物人格化、精神化,把对社会的满腔不平之气雕镂于诗文字画的具象之中,浇铸在意境氛围之内,使人切感其创作的“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移之石”的背后,总是赫赫然树立着一个有骨有节的“千秋不变之人”的伟岸形象。也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才独具一种于欣欣然中净化心灵的作用。


第12版(副刊)
专栏:

  做文明之“星”
王永福
一次,在同著名评书演员刘兰芳女士交谈中,谈到了“星”与“家”。她说如今歌坛、文坛,有人唱红一首歌、获奖一出戏,就冠之以“星”,所以文艺界的一位朋友坦诚地对她说,自己要做“家”而不当“星”。原因是,天上的星星数不清,闪烁不定,容易出现,又极易消失。
这有关“星”与“家”的议论,虽说不一定准确,但却说明一个问题,“星”,不都值得赞美。
综观古今中外,大凡能称为货真价实“家”的,都是在社会某一领域耕耘、拼搏、奋斗多年,乃至付出毕生精力,的确卓有成效者,是经过实践验证在某一行业出类拔萃、超群出众的人才。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等等,不是可以随便封的。
然则“星”却另有一番来历,往往会突然崛起,一举成名。或者因一次赛事崭露头角,或者在某一场合的较量中赢得胜利。于是乎随着歌颂、赞美之词纷至沓来,往往一夜间“新星”就会从天际升起,令人眼花缭乱。
群星中不乏脱颖而出的新秀,杰出的人才,但也确有天赐良机、侥幸获胜者,而其中被捧上天的也大有人在。前一时期报刊电视上的捧星、炒星热,社会上的追星族,都是一些所谓“明星”的成功基因。君不见,有人首次登台唱了一支歌,演了一出戏,便会有追风的记者围着拍照、采访,报上见名、电台有声、电视上现影,甚至连其生活琐事也成了报道的热门题目,不把未熟的果子“炒烂”,把刚出土的新苗“吹毁”,不肯善罢甘休。
在吹、捧、追风盛行下,一些缺乏自知之明者,往往会变得飘飘然、昏昏然,追名逐利之风也随之刮起。歌星、影星争待遇、争名誉、争利益,把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以至闹出不少先点钱后上台、甚至罢演的丑剧。
“星”起“星”落,自有规律,主观客观都起作用。但在呼唤精神文明的今天,人们更希望看到多一些的文明之“星”,多一些永葆艺术青春的“星”。


第12版(副刊)
专栏:

五台胜景(版画)
董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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