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2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朱德与成仿吾的夕阳情
吴少京
1976年5月20日上午,室外艳阳高悬,鸟雀啁啾。朱德迈着沉稳的步子走进办公室,看到桌上端端正正地放着一本成仿吾校译的新版《共产党宣言》大字送审本。他放下手边的其它工作,认真仔细地读了起来,并不时做着眉批。他用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了70年的深刻经历,用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更用他同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和伟大胜利融合在一起的身心,再一次地读着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1923年5月,远涉重洋去寻找革命真理的朱德在德国首次读到《共产党宣言》。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革命原理和精神成为他坚信不移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沧海桑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已被推翻,革命已经成功,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屹立在东方,朱德本人也从一个旧式军人转变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53年以后,当他再一次捧读《共产党宣言》,读到那些熟悉的段落、语句和指导他奋斗了一生的科学真理时,仍是那么专注、认真,就像53年以前初次读到它时一样。
翌日中午小憩以后,朱德告诉秘书:“你准备一下,我要马上去看望成仿吾同志。”秘书听后感到为难,朱老总九十高龄,身体又不好,他能经受得住访友的劳累吗?于是立即挂电话给成仿吾。成仿吾得知这一消息,在电话中声音激动地嘱咐道:“请转告老总,让他不要来,我马上去看望他。”但朱德仍然坚持要亲自登门拜访。朱德的外孙刘健对秘书说:“姥爷与成仿吾有着几十年的深厚友谊,看来拦是拦不住了,我们准备一下,一起陪着他老人家去吧!”那时,受到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才四个月,毛泽东主席也处在重病之中,“四人帮”及其爪牙横行霸道。朱德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使他更加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宣传了。
时近三时,车子开到成仿吾居住的楼旁,笔者有幸看到了这样一幕场景:朱德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刚刚跨出车门,成仿吾便迎上前去紧紧握着朱德的手,许久没有松开,然后挽着朱德的胳膊一同缓缓地朝屋内走去。20年后,当成仿吾的夫人张林回忆起这一往事时,仍然激动得老泪纵横:“仿吾到车边去迎接朱老总,口中不住地说,老总,你好呀!然后,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往里走。我看着一位80岁的老人搀扶着一位90岁的老人,两位历经风雨和坎坷的革命老人互相搀扶着,想着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艰难奋斗的一生,真不容易啊!”
成仿吾是我国卓有成就的文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他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曾几度将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
1929年初,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时期,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广泛地传播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积聚革命力量,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再次到来,蔡和森从莫斯科给在柏林的成仿吾写信,让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译文脱稿后几番辗转,委托一位将去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党员带给蔡和森。但当这位德共党员到达莫斯科时,蔡和森已经离苏回国,不久就壮烈牺牲了。这部珍贵的译稿,用成仿吾自己的话说,也“随之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
成仿吾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成仿吾和徐冰在延安拾到了一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完成蔡和森的遗托,他和徐冰商量决定,将这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以最好的质量和最快的速度译成中文。
在当年的8月,译稿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第四集交付延安解放社出版发行。大约在1939年秋天,成仿吾在前方看到了《共产党宣言》的这个延安版,发现有人根据俄文作了大量的修改,他很不满意,但是已经无法补救了。
“文化大革命”中,成仿吾受到冲击,被停止了正常的工作,但他一贯“所发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迎必正人”。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对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始终怀着拳拳赤子之心。他看到建国以后编译出版的马恩列斯经典著作都是从俄文版转译为中文的,其中不乏不够准确,甚至谬误之处,更令他心中不安的是,中文版中的某些观点和史实偏离了作者的原文原义。于是,他立志在有生之年,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几部最重要的经典著作由德文直接译成中文。为此,他专门上书毛泽东主席,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志向。毛泽东在成仿吾的信上批示:请在中央党校或社会科学院给成仿吾同志安排一个位置,专门从事马恩著作的校译工作。
1974年,中央党校成立了“成仿吾小组”,以此作为成仿吾的工作班子。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教授李逵六担任组长。他们着手翻译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就是《共产党宣言》。
从拉开翻译工作序幕到印制出《共产党宣言》大字送审本,历时整整两年。出乎成仿吾意料之外的是,送审本报送朱德仅仅三天,这位年高九秩的革命家就坐在了《共产党宣言》译者的对面促膝而谈。
朱德欣慰地对成仿吾说:“你们重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我昨天一口气看完了,很好懂,主要问题都抓住了。看完后,不用讨论就明白了。阶级斗争问题、民族问题、家庭问题、妇女问题都讲了,讲得很清楚。”
朱德询问成仿吾:“你们这个班子有多少人?花了多长时间?”成仿吾一一作答。
朱德嘱咐成仿吾:“还应该多培养几个接班人。马克思主义弄通了,很重要。”
朱德鼓励成仿吾:“弄通马克思主义很重要,为了弄通,要有好译本。你们的新译本很好,没有倒装句,好懂。你这个工作是根本工作。现在有些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总是要请教马克思、恩格斯,总得看《宣言》是如何讲的。你们的工作做好了,对世界都有影响,有世界意义。我要把你这里当个点,时常来。”
朱德关照成仿吾:“你要很好地保重。党内像你这样的老同志不多了。”
最后,朱德告诉成仿吾:“中央对我管得很严。我的身体还好,现在一天吃三两粮食,吃多了不消化。游泳要坚持,不要停下来。我现在还常用游泳圈在水里泡一泡。”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朱德起身告辞。两位老人又互相搀扶着走到汽车旁。望着渐渐远去的汽车,成仿吾深情地对夫人说:“他还是那么谦逊,还是那么真诚!”
45天之后,朱德逝世,中国人民再一次沉浸在悲痛中。成仿吾闻知噩耗,泪水涟涟,久坐不语。突然,他叫服务员:“拿黑纱来!”他颤巍巍地把黑纱套在左臂上,站起身来,对夫人和儿女们激动地说:“你们知道吗?如果没有朱老总,就没有井冈山会师。1927年10月,朱老总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面对强大的敌人和内部的失败情绪,有顷刻瓦解之势。在危难关头,朱老总登高一呼:‘谁愿意革命就跟我走!’”成仿吾边说边学着想象中朱德的姿态,左手叉腰,右手用力一挥。在成仿吾生命历程的最后八年中,他曾无数次在夫人和儿女们面前演示这个动作,喊出这句话。这一做一喊成为成仿吾悼念朱德的特有方式。
谨以此文献给朱德诞辰110周年、成仿吾诞辰100周年。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朱德在大决战的日子里
姜铁军
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秋天,已是第三个年头。为把中国革命战争推向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正在导演着一部最威武雄壮、最有声有色的活剧。在这部活剧中,朱德总司令的深谋远虑、雄才大略和军事指挥艺术,得到了充分体现,对战略决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九月会议共议戎机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召开。这是从延安撤出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抗日战争结束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主题报告。他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我们的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
朱德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表示同意争取在五年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并强调说:一年来我们的部队大有进步,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不能满足于现状。要经常整训,要不断提高部队的技术装备,加强人员和物资的补充,搞好军工生产,统一兵站运输,统一医疗卫生工作,使部队能够连续作战。
的确不错。经过前两年作战,我军迫使蒋介石一再改变战略,先是全面进攻,重点进攻;继而是全面防御,现在又采取重点防御战略。企图依托有10万人以上守备并有坚固工事的大城市,待解放军攻得精疲力竭的时候,再以若干个有10多万人的精锐兵团多路驰援,以击破解放军于坚城之下。因此,能否一次攻克敌10万人以上守备的大城市,能否一次歼灭敌10万人以上的增援兵团,便成为摆在人民解放军面前很难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严峻课题。
作为总司令,朱德深知,这两个课题不解决,这两个关闯不过,就不可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要闯关,就要在实践中取得经验。早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初,朱德就以军事家的敏锐洞察力,开始关注并着力解决攻坚战这一新的重要课题。
悉心研究攻坚课题
朱德说:“20年来我们在军事上所苦恼的,即对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无法攻破。”为突破这道难关,朱德倾注了大量心血。
1947年11月12日,在朱德的亲自指导下,晋察冀野战军攻克石家庄,开创了我军“夺取大城市之创例”。战后,朱德用很大精力总结石家庄攻坚战经验,对攻坚战术作了科学的总结,形成了连续爆破、坑道作业、对壕作业、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穿插分割等一整套攻坚战术。11月18日朱德在晋察冀野战军政治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强调说:“必须极大地注意学习阵地攻击战术,这是我军建军以来经过三次革命战争的新课题,它意味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跨入一个新阶段。打下石家庄,只是上了第一课,而更大的课题、更艰苦的实践还在后面。”
接着,朱德又把目光投向了晋南军事重镇临汾。
临汾是晋南敌军最后一个据点,因状似卧牛,内高外低,易守难攻,故有“卧牛城”之称。守军虽然只有2.5万人,但装备精良,城防坚固,阎锡山吹嘘临汾城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率部从1948年3月7日发起临汾攻坚战。由于担任攻城的部队是新组建的,装备较差,又缺少攻坚经验,故经月余作战,屡攻不下。朱德认为,为了夺取内线敌占城市,需要培养、锻炼出专门的攻坚部队,而培养攻坚兵团又是争取战争胜利、解放全中国的重要一环。因此坚决支持攻打临汾,并给予具体指导。
4月12日,朱德与刘少奇联名致电徐向前,提出:攻打临汾可采用攻打石家庄的经验,首先是“炮炸协同,击开突破口”,即以大量重迫击炮、榴弹炮和野炮,集中打一点,并利用挖好的坑道,用1000公斤到5000公斤黄色炸药进行爆破,必能炸开突破口。大量炸药爆炸后,敌守兵在十数分钟内,均聋哑不能行动。趁此时以步兵冲进,再以大量手榴弹及少量炸药,就可占稳突破口,再向两面发展。请充分准备炸药5万到10万斤,炮弹须有5万到10万发。
5月11日,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赴濮阳对华东野战军进行慰问并指导工作。在劳累的征途中,他仍然心挂着晋南战场。当他了解到,有些领导干部想“暂放弃临汾,回师东向,集中力量保卫石家庄”时,立刻于当晚写信给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副司令员滕代远:“我很顾虑你们怕伤亡,又打不开,不如不打。这样决心,那就前功尽弃,敌人守城更有信心,我们攻坚的信心又会失掉,部队也学不会攻坚”,“如向前有决心,应支持他一切,如炮弹炸药手榴弹之类,源源供给向前,撑他的腰。”
他又说:赴濮阳途中,在元氏县车站休息时,观看了地方部队用炸药炸开该县城墙的遗迹,了解使用炸药炸开缺口的办法,即用棺材装2500斤炸药炸一个缺口,几个缺口同时爆炸,威力很大,请你们再参考攻元氏战例,鼓励攻临汾战士,以大力支持他们,一定能打下。
战事正如朱德所料,华北军区部队经过72天的战斗,终于在5月17日攻克临汾。后来,指挥这次战役的徐向前回忆说:“朱总司令的果决、信任和支持,给我们很大鼓舞。部队顽强战斗,终于攻克这座堡垒城市,锻炼成为攻坚的铁拳头。”
5月14日,朱德在濮阳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强调“要学会攻坚战、阵地战”。他说:去年7月以来,山东、晋察冀、山西、陕北等地,拔掉了敌人大大小小许多据点,今后内线部队的任务,就是要把“钉子”继续拔光。当有人问:“长春、沈阳何时可下?”朱德回答:“今年有希望……东北解放军有家务,10多个纵队,有大炮、坦克,飞机也可以撒撒传单。接济快,有铁路运输。队伍较坚强,能攻坚。”
在朱德的高度重视和具体指导下,在朱德总结的一系列攻坚战术的启发下,人民解放军经过半年多的实践,已经“学会了攻坚战术”,“已经能够攻破敌人较大的坚固设防的城市”,以攻克石家庄为起点,相继攻克了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兖州等城市,为突破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积累了宝贵经验。在率领全军突破攻坚战这一关上,朱德功勋卓著。
辅佐统帅决胜千里
战略决战期间,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书记组成的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在西柏坡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规模最大的革命战争。他们日日商讨分析战局,夜夜开会确定方策,统筹全局,提挈全军,把气势恢弘、波澜壮阔的战略决战一环紧扣一环、一步紧接一步地推向最后胜利。
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最高统帅。朱德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之一,参与制定战略决战的所有重大决策。可以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在战略决战中所表现出的炉火纯青的军事指挥艺术,融进了朱德的丰富智慧。
在参与统帅部决策的同时,朱德还经常到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听取汇报,分析形势,评论战局,发表意见。
1948年8月23日,在战略决战即将开始之际,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就战争第三年的任务,战略决战的地点、时机、条件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战争第三年的后10个月中,“军事上我们有希望解决傅作义部,拔掉济南、太原诸点,集中兵力向蒋管区挺进”;“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现在敌人在中原组织许多大兵团,企图同我们决战,我们则不同他们决战。因为时机还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所以目前还只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对东北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进关,蒋介石说要守住长春、沈阳,这很好。因为他们把这样多的军队放到这样远的地方,每天靠飞机运输接济,这就增加他们许多麻烦和消耗。如果让他们进关,不论是增至华北或华中,都会增加我们不少的麻烦”。
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采取“攻济打援”部署,经过八昼夜的激烈攻坚作战,一举攻克有10余万重兵守备和坚固设防的济南城,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开始突破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与此同时,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正在激烈进行,东北野战军主力长驱南下,连克绥中、兴城、义县,截断北宁线,威逼锦州,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10月1日,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首先对东北和济南战场形势进行了总结。他说:过去我们怕东北的敌人进关,因为进关后,不管增加到哪里对我们都不利。现在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以在东北将他们消灭。朱德认为,“打下济南,对我们很有利,可以利用它原有的工业基础进行生产。山东交通也很便利。有铁路、运河,对今后支援大兵团作战,是一个重要的大后方。同时我们可以腾出10万余人,再加上补充几万俘虏,足以对付南面的敌人。”接着,他分析了今后战局发展趋势:“华北最后的问题是解决傅作义部”,“傅作义是比较不好打的,但我们还是一定能够解决他”;“徐州方面,我们的力量可以消灭邱清泉、黄伯韬、李弥三个兵团中的任何一个兵团。”他指出,“今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中原是决战的战场。”在中原地区决战,“我之有利条件为:第一,群众是我们的;第二,我们的力量比较大;第三,我们的运输线较前顺利;第四,我们有自己的兵工厂,能生产大量的弹药”。
10月14日至15日,东北野战军主力经过31个小时激战,攻克北宁线上的战略枢纽锦州,取得辽沈战役决定性的胜利。捷报传到西柏坡,人民解放军的领袖们异常兴奋。第二天,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指出:“打下锦州,我们更好地取得了攻坚战及攻取大城市的经验。目前主要作战在东北,形势对我们有利,可以打几个好仗,在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问题解决了,我军可以入关,最后解决傅作义部。”“在淮海战场,粟裕和许世友、谭震林可以会合打大仗。”“徐州敌人三个兵团靠在一块比较难打,如果能搞掉它一两个兵团就容易解决问题。”今后要注意攻坚战术。人员补充问题是我们继续取胜的重要条件。另外要收集物质资材,加紧军工生产,准备决战。
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接着,华东、中原野战军在中原大地发起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胜利发展之际,挥师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又联合发起平津战役。11月26日,当战略决战已全面展开的时候,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兴奋地指出:“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20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他说:在徐州地区,黄伯韬兵团被歼后,我主力已南下打黄维兵团,并寻机歼灭由蚌埠北援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部解决后,徐州敌人也跑不了”;在华北方面,“傅作义比较聪明,但他的家务只有这么大”,他“很可能固守平津,但其结果也仍逃不出被歼的命运”。最后他强调:“我们的胜利已经肯定了,但胜利中有困难。要在新解放区迅速把群众组织起来,恢复生产,以便支持大军继续前进,直到解放全中国。”
至1949年1月31日,战略决战宣告结束,人民解放军在历时142天的作战中,共歼国民党军152万人,使蒋介石赖以支撑内战的精锐主力基本归于消灭。战略决战的空前胜利,提前并超额完成了九月会议上确定的军事计划,从军事上说,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基本上被打倒了。
1948年,朱德总司令已届62岁高龄,他宵衣旰食,席不暇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指挥了震撼世界的三大战役,为战略决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业绩,他的英名,将连同三大战役这一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辉煌的篇章永垂史册。 (本文选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朱德人生画卷》)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留给儿女的财富
朱敏
今年12月1日是朱德元帅诞辰11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我们编辑了这块专版。
——编者
为了纪念,为了思念,也为了信念——谨以此文献给父亲朱德诞辰110周年!
从我出生到14岁,一直没有见过父亲,脑海里关于父亲的记忆几乎等于零。直到1940年底在延安第一次看见父亲,对父亲的记忆才变得真切起来。但因我和父亲离别的时间远远多于团聚的日子,所谓记忆也只是淡淡的印象而已。真正了解自己的父亲,是1953年从莫斯科完成学业回国以后。
这时,走进我们儿女生活中的父亲不再是淡淡的印象和血缘上的称呼概念。父亲变得真实和亲切,好似慈母一样关怀着我们,甚至帮助我们照顾孩子,将他迟到的父爱赋予了孙辈们。然而,父亲也是一位严父,各方面对我们要求很严格,这些要求或许在别人看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
父亲不仅不让我们有高干后代的优越感,连普通人对舒适生活的向往都不让有。我记得我一回国,对阔别多年的祖国环境还没有完全适应时,父亲就让我搬到工作的学校里居住。规定我每个星期日才能回家,而且只能坐公共汽车回来。父母他们为了让我一心一意投入工作,将我的第一个孩子带到他们身边亲自照料,我想孩子时,也不能随时去父亲那里看,必须在星期日才能看见孩子。
父亲当时有句常挂嘴边的话,至今还让我感到余音萦绕耳际:“老百姓怎样生活,你就怎样生活。记住你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人民没有赋予你特殊的权利!”
父亲一生生活简朴,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活态度,父亲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从不乱花一分钱,爱惜身边使用过的每一件物品。
父亲自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以后,从没拿过一次元帅军衔的工资。直到父亲去世,他拿的工资仍是行政级别的一级工资,和毛泽东主席的工资标准一样,有400多元。如果按照当时生活水平,加上住房、用车、医疗等是公费开支,这笔不能算少的工资光父亲自己用,是足够的,而且可以生活得很好。可是父亲从来没有宽裕过,他要用这些钱抚养一大群孩子。
我们家在中南海是出了名的孩子多的家庭。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包括父亲抚养的十个侄子侄孙,他们都是父亲兄弟姐妹的孩子。父亲在四川老家是位知恩图报的厚道兄长。当年他能读到书,并且完成私塾教育考取秀才,全靠兄弟姐妹整日辛勤劳动,从不多的收入中挤出供他读书的费用。解放后,父亲的条件好了,他不忘当年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和慷慨相助,就接他们一家一个孩子到北京来读书,所有费用全由父亲负担。父亲虽说在当时是高工资,但是要抚养这么多孩子,什么学费、生活费、交通费,还有每周回家的伙食费……一月下来,工资就所剩无几了。
十个半大不小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每个星期六从各自的学校回到中南海特殊的家中,人最多的时候要开三桌饭,床铺上睡不下这么多人,就在客厅的地毯上打地铺,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初期,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是这样度过的。人一多,吃粮就多。一天,秘书告诉妈妈,这个季度粮食吃超了50多斤。爸爸和妈妈粮油都有定量,特别在困难时期,粮吃超了,连买议价粮的地方都没有。工作人员和父亲商量,是不是从有关单位把粮食补上,父亲一听坚决不同意,说自己想办法补上这个亏空。后来父亲亲自指导厨师做了一顿“菜糊糊”,妈妈又买回红薯,此后他们就用红薯和“菜糊糊”代替主粮,硬是一斤一斤补回了亏空的50多斤粮食。
有一段时间,从中南海的晨雾中,差不多每天都能看见父亲挖野菜的身影。他利用清晨散步的时间,在树林草丛中挖一些可以食用的野菜带回家,让厨师做成菜,中午时算一道“野味”菜,让孙子们吃。吃惯精细蔬菜的孩子先都不肯吃这种苦涩的野菜,父亲就带头吃,他边吃边讲野菜如何有营养,长征路上能有这样的野菜充饥,好比吃上了山珍海味……现在过上好日子,也不能忘记过去的苦日子,并且规定饭桌上的人都要吃。慢慢地,孩子们适应了野菜的味道,如果几天不见野菜,还嚷着要跟爷爷去挖野菜。
就在工作人员精打细算帮助父亲计划开支抚养十多个孩子时,有一笔巨款早就存放在德国(指原民主德国,下同),等候父亲去领取。这是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写父亲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的稿费。史沫特莱1950年逝世前,曾经留下遗嘱,要将稿费交给书中主人翁——朱德将军。国外有关机关按照死者的遗嘱办理了稿费转交事宜,将这笔稿费交给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父亲知道这件事情后,没有关心那笔稿费,而是怀着对史沫特莱深深的敬意,亲自落实她的遗愿——将一半骨灰安葬在北京,并且在墓碑上题了字。以后他对稿费只字不提。1958年2月,父亲接到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请示:“朱德副主席在我馆存稿费95008.30马克,已有两年之久,此款如何处理?”
父亲接到大使馆的请示,二话没说,提笔批示道:“买自然冶金科学新书、化学新书寄回。”
大使馆的同志遵照父亲的指示,购买了大量国外最新科技书籍运回国内,全部分给各大图书馆和有关科研单位。这批科技书籍对于建设中的中国无疑是雪中送炭,是一笔巨额投资。
父亲不仅要求我们生活要朴素,他自己更是自奉节俭,节衣缩食地生活。他在抚养许多孩子,经常帮助解决身边工作人员困难的同时,从所剩不多的工资余额中一点一点地积攒了近2万元的存款,这是父亲一生最多的一笔积蓄。对于生活简朴的父亲,这无疑是积累了近似天文数字的大款金额啊!
在我记忆中,父亲进入中南海的二十多年里,除了出国访问和在国内参加外事活动必需的两套好一点的服装外,其他衣服都是旧的,衣领、袖口都打了补丁,包括睡衣、衬衣、毛衣等一些里面穿的衣服。就连家里的床单、被褥都是补丁摞补丁,洗得快看不见原来的底色了。记得一次为做新衣服,康克清妈妈几乎同他闹意见,他才勉强同意做了一套服装。那时冬天刚过去,天气逐渐暖和,到了要脱棉衣换呢制服的时候了。工作人员帮助父亲找了半天,竟然没有找到一件合体的呢制服可以替换上,那些已经穿了多年的毛料衣服不是破旧得厉害,就是太小不能再穿了。大家劝父亲做一件新衣服,父亲死活不答应,硬让妈妈将两件小的改为一件大的。可是衣料年代太久,已经磨损得无法再缝制了。妈妈见说服不起作用,就让裁缝师傅来家里给父亲量体裁衣。父亲当着老师傅的面还是不肯做新衣服。后来妈妈生气了,大家也一起来劝说,父亲才一脸不高兴地勉强同意做,但是不让用太贵的面料。就这样,已经八十多岁的父亲才添置了一身新衣,直到他老人家去世,再没有做过新衣服。
父亲就是用这样苛刻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地积攒了近2万元。不过这笔积蓄不是为我们后代预备的。在积攒过程中,父亲就曾明确了这笔积蓄的用途。他将用它交最后一次党费!
父亲去世后,康克清妈妈又补上了一点钱,凑成2万元,替父亲交了最后一次党费。
父亲生前多次对我说:“我是无产者,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我没有什么遗产,只有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
所以康克清妈妈将父亲遗留下来的钱全部交了党费,我们一点也没有不平衡的心理,倒觉得这样很好,因为这是父亲生前的愿望,也是他唯一的愿望。我这时已经了解父亲非凡的胸怀,怎能不理解“我是无产者”意味着什么!
父亲一生勤俭,也一生好学。他一直比较喜爱写诗,在中南海里经常和陈毅、郭沫若等写诗的人交谈创作的体会。外出视察工作时也不忘找当地的老诗人一起谈诗作诗。父亲为我们后代留下了数百首诗词作品,其中有不少是上乘佳作。可是父亲生前始终对自己写的诗不甚满意。说自己写的诗不像诗,只是完成了表达的愿望,没有诗词的韵味。一次在会议上他对郭沫若说,要拜郭老为师!郭老连忙起身,抱拳说:“元帅在上,不敢言诗。”大家一听他们幽默的对话,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因为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依然像一个初学者那样虔诚,那样孜孜以求。父亲对学习认真的态度和平易近人的作风,让每一个和他接触过的人深为感动。大家都愿意和父亲谈诗,将自己的习作拿来让父亲审读指点。每逢这个时候,父亲心情总是格外畅快。那爽朗的笑声和陶醉的神情,让人觉得父亲在诗词的天地里年轻了许多。
就在父亲去世前一个多月,中央党校的成仿吾同志将新译的《共产党宣言》送给父亲提意见,父亲不仅逐字逐句认真地看了一遍,还不顾自己九十高龄,坐车几十公里,亲自去党校看望这位老教授。他郑重地说:“这个新译本很好,没有倒装句,好懂。对学习普及马克思主义很重要。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1976年7月6日,父亲以他对生活的极大热情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走完了他90个春秋岁月,永远地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大地!
如果从金钱的角度衡量父亲,他没有留下任何财产给后人,如果以他所作的贡献和为人品格来衡量,父亲应该是世界最富有的人,他留给人类的“财富”是任何富人无法做到的,也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
父亲的“财富”是由他的非凡品格创造的!
父亲留给我的“财富”也是世界上最富有最丰厚的,它让我生活充实,让我心地纯净,让我拥有一颗贴近人民的平常心。
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好的财富吗?
(本文选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朱德人生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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