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
重温历史经验促进两个转变
——读《薛暮桥回忆录》
陈锦华
《薛暮桥回忆录》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暮桥同志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也是我党长期在经济工作领导岗位的实践家。六十多年来，他以全部身心投入经济实践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回忆录》的出版，对于总结我党经济工作、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回忆录》在时间上跨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两个时期。在３０年代，暮桥同志作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者，曾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深入分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论证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正确性。４０年代，他是山东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的负责人，领导对敌经济斗争取得过辉煌胜利，在货币价格理论上提出了国际领先的创新见解。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处在我国的经济工作领导岗位上，经历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发展和改革的全过程。他既参加了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也亲身体验了所有制改造上急于过渡、计划管理体制的僵化和发展战略上急于求成、盲目冒进所带来的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不仅在理论上主张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且通过设计改革方案，研究改革步骤，为中央领导出谋划策。在改革进程中，他多次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始终力主加强宏观调控，争取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以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在这部《回忆录》中，暮桥同志对自己在上述各个时期经济工作的经历做了扼要的记述，对主要历史经验做了精辟的分析。我感到，阅读《回忆录》，可以重温历史经验，对于指导今天的经济工作，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提高人们对于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认识，大有裨益。
《回忆录》记叙了我国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历史过程，用理论和事实论述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艰巨性。该书指出，５０年代奠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工作中有很多失误。比如，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一是“搞得过快了”，二是“搞得过头了”。对于这些失误，在１９５６年底中央也有所察觉，曾经提出可以让一部分私营企业继续存在下去的设想。特别是陈云同志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体现了清醒的实事求是的经济思想。可惜，在当时国内外特定的环境下，这种主张很快被“左”倾思潮冲垮淹没。失误不仅未能纠正，反而被推向极端。此后２０年，经济体制的弊病以及与此相关的发展战略上的失误，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屡遭挫折，效率低下。到１９７８年末，经济体制必须改革已成为多数同志的共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对经济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得到热烈拥护。
但是如何改革？什么是改革的目标模式？当时并没有也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这些问题只能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去探索解决。《回忆录》记叙了全党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所经历的改革历程：在改革初期，我们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这一方针在计划经济体制上打开一个缺口，推动了改革的起步。但是，这一方针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把市场调节限制在狭小范围即非公有制范围内。当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从非国有制领域转向国有企业领域的时候，这一方针就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十二届三中全会实现了重大突破，决定放弃“为主为辅”的方针，确定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目标。在现代商品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的正是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只要切实按照商品经济客观规律来改革经济体制，必然要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１９８７年十三大的决定，就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靠拢。在８０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剧变、国内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社会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的甚至对改革加以非难。在这关键时刻，小平同志及时引导我们摆脱根深蒂固的“左”的观念，坚定了利用市场经济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决心。到１９９２年，十四大确定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目标。重温这段历史，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对转变经济体制的认识，增强我们实现经济体制转变的信心和决心。
《回忆录》对于几十年来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战略上的几次失误非常重视，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这就形成了产生急于求成倾向的客观环境。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以前，急于求成的倾向没有发展成为发展战略上的错误。但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之后，投资建设成为政府行为，政府既集中了投资权力而无人承担风险责任，又背负着速度攀比的强大压力，于是出现了“投资饥饿症”，形成了盲目追求速度的体制基础。从１９５６年起，经济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冒进、过热。１９５６年的一次冒进，迫使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反冒进。但是，正确的反冒进受到错误的批判，导致空前的更大冒进即三年大跃进，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挫折，不得不用五年时间进行调整。１９６５年国民经济恢复正常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发生了１９７１年的“三突破”，即职工人数、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突破计划。１９７８年再次发生追求不切实际高速度的“洋跃进”，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使我们在改革起步时不得不以调整为重点，使改革服从于调整。到１９８４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从调整转向改革之后，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又发生追求高速度的错误，结果再次被迫用三年时间来治理整顿。几十年来，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的主要问题是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其结果是使国民经济基本上沿袭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在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低质量、大起大落的波动中运行。《回忆录》充分说明盲目追求速度的危害，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
《回忆录》关于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宏观失控的分析，是十分深刻和富有现实意义的。１９８５年实行“双紧”政策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及时的，但是下面追求速度的倾向十分强劲，各地政府热衷于上项目、铺新摊子，并力图维护原有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由此引起的要求放松宏观调控的呼声甚高。到１９８６年初，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顶不住压力，在宏观调控政策上发生动摇，在调控目标远未到位的情况下，就急剧大幅度放松信贷，导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影响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最后被迫再次进行治理整顿。这一曲折的教训告诉我们，宏观调控政策应该有力坚定，不能遇到阻力和困难就轻易放弃调控目标。在调整后期可以适当增加信贷投放，采取微调的办法，注意改善信贷结构，但不能急剧大幅度放松银根，以免引起新一轮过热。这一教训还告诉我们，为了克服盲目追求速度的倾向，要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变。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又要求充分抑制盲目追求速度的自发倾向，逐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两个转变应当互相促进、配合进行。这就是我们重温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党员心理概论》简介
严坚
荣玫主编的《党员心理概论》一书，已由红旗出版社出版。该书运用心理学原理，分析研究党员在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中的心理现象及其活动规律。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揭示党员心理现象的基本构成，如党员的心理构成要素、党员心理形成的主观及客观因素等；第二部分主要是研究不同类型的党员心理特点。比如，机关、企业、农村、学校中各类党员的心理特点；第三部分是运用心理学原理，解决党建工作中的党员心理问题。如党员管理、发展、教育中的心理问题，面临困难时党员心理的调整及把握，党组织内部不同素质党员心理的协调，党员群体积极心理的培养，党员个体积极心理的培养以及党员不良心理的校正与预防等。
第9版(理论)
专栏：坚定信心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切实推进老工业基地改造
侯仰德李春方岩石
“三改一加强”，即把国有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是党中央提出的整体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总思路、总原则，对于推进老工业基地改造和摆脱国有企业目前的困境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在于优化资本结构
辽宁是新中国投资５００亿元建立起来的第一个重工业基地，聚集着约占全国１／１０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当前，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国有企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以来，辽宁对国有企业加大了“三改一加强”的力度，有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开始出现转机。比如，本溪市北台钢铁总厂原是一个单体型国有企业，到９０年代初其资产总额尚不足１０亿元。他们由于采取了盘活资产、滚动发展的办法，在近几年中获得了跳跃式发展，其资产总额迅速扩张４倍，总产值和利税都相应增长５倍以上，现已发展成由８个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企业集团，在全国５００强国有企业中列第１８７位，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兴旺景象。实践证明：盘活资产存量，优化资本结构，是搞好国有企业的有效途径。目前，辽宁省国有企业资产存量相当可观，但绝大部分企业都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普遍感到资金短缺。如果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打破国有企业资产的凝固化状态，使之流动起来，从而实现国有资产的重组和优化配置，众多国有企业的面貌必定会大改观。
盘活资产存量，优化资本结构，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配置和管理国有资产的方式和方法，使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到市场最需要、经济效益最佳的生产部门中去，无市场、无效益的企业资本及时转移，该发展的企业资本迅速扩张，在优胜劣汰中实现国有资本分布和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当前，盘活资产存量，优化资本结构，实际包含两个方面内容：
一是改变国有资产分布过于分散的状态，促使国有资产相对集中。将国有资产从众多的中小企业向大型骨干企业集中，从劣势企业向优势企业集中，这就会大大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当前最急需的是从思想认识上解决以下三个问题：首先，要切实改变把每个国有企业都搞活的想法，树立起搞好整个国有经济的战略观念。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优胜劣汰是铁的规律。我们应当认清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生生死死的辩证法，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积极实施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其次，要把主要精力从“扶困济危”转向择优扶强。如果把主要精力用来“扶困济危”，其结果只能是越保越被动，越扶越困难，甚至会陷入“年年扭亏年年亏”的困境，不仅救不了落后企业，而且会拖累优势企业，加重国家负担。只有把工作重点放在择优扶强上，才能激励先进，引导国有资产向国有骨干企业和优势企业集中，加快整个国有经济的振兴。第三，要切实改变“资产流动等于流失”的思想，积极促进国有资产合理流动。国有企业资产重组和相对集中，必然要有一部分企业被兼并或者破产。从物质形态看，这样做减少了国有企业的数量，似乎损失了国有资产；而从资本经营的角度看，实际上是堵住了国有资本亏损的“无底洞”，政府也由此摆脱了“赔本”的无限责任，使国有资本能够相对集中并实现保值增值。要正确执行国有企业实行兼并、破产的有关政策，多兼并少破产，特别要注意安置好这些企业的职工，不要引起社会动荡。
二是改变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单一化，实现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国有企业一律是单一的国有资本。如果国有企业资产重组仅仅局限于国有资本，那就很难实现国有企业资本的迅速扩张和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以国有资产存量为基础，大量吸收非国有资本，从而迅速扩张可支配的资本总量，壮大了国有企业的实力。走这条路的多数都是效益较好的先进企业、优势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有投资信誉，有较大吸引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实践已经证明，凡是走了这条路的，只要体制规范，管理得法，多数都获得了很好效果。有人担心这样做，会改变国有企业的性质。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第一，在实施这一举措的国有企业中，基本上都是国有资本控股，国有资本占主体和支配地位。第二，在一个国有企业中，即使国有资本不足５０％，但只要其它的参股是多元的、分散的，国有资本仍居支配地位。第三，政权在我们手里，在整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法规的制约下，即使国有资本仅处于参股的企业，也会沿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
重点是组建大型企业集团
对国有企业实施“三改一加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突出重点。重点抓什么？从辽宁的实践看，重点是抓好一批大型企业集团。
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社会化大生产的水平越高，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就越发展、越紧密；企业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实现较好的规模经济效益，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无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建立起由若干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构成的支柱产业，才会有稳固的经济基础，并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状况看，与此还有相当大差距。辽宁现有１４００多户国有大中型企业，但“大而全”者居多，没有形成紧密的专业化协作，更没组成产权联结的企业集团，所以很难取得规模效益，更难形成强大的支柱产业。例如，辽宁的汽车行业共有５个生产厂家，分散在沈阳、鞍山、丹东、大连，年产量最多的也不足１０万辆。地方行政屏障严重阻碍着企业间的专业化协作和企业集团化。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是改造老工业基地和振兴国有经济的战略性工程，必须要有战略的眼光，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和国内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坚持“实、新、高、名、强”五字标准。
所谓“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从现有的基础出发，与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相符合。例如，辽宁这个老工业基地，既要继续发挥原材料工业、机械工业基础雄厚的原有优势，又要把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把“优化产业结构”确定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把冶金、机械、石化、电子确定为今后优先发展的支柱产业。
所谓“新”，就是企业制度一定要新，要以产权的联结为纽带，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建立全新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显著特征，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组建大型企业集团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关、停、并、转”区分开来。
所谓“高”，就是要用高水平的技术设备武装新组建的大型企业集团。大型企业集团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仅肩负着率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重任，而且关系着国有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大型企业集团要以高科技，获得高效益。
所谓“名”，就是要以名牌产品为龙头。名牌产品是企业综合优势的集中体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只有以名牌产品为龙头，通过滚动发展所形成的企业集团，才能以雄厚的实力占领广大的市场，以强大的竞争力居于不败之地。
所谓“强”，就是以占领国际市场为目标，以国际上大跨国公司为竞争对手，组建有很强竞争能力的企业集团。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的经济，大型企业集团不能以国内的先进水平为满足，必须瞄准国际市场，敢于同大跨国公司争高低。
组建大型企业集团，要通过正确的途径，特别应注意以下两条：
第一，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运用市场机制，而不要依靠简单的行政指令。在“三改一加强”中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国有资产的优化重组和相对集中的必然要求，以便实现“优化组合、优势互补、优势扩张”。这就要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让优势企业“吃掉”劣势企业，以强并弱，使国有资产在合理流动中逐步相对集中；这就要以产权的转让为核心，以优势企业参股、控股为主要途径，以公司制为主要组织形式，建立产权联结的统一体；这就要打破地区分割，允许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联合和兼并。
第二，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还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我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允许无政府状态的无序竞争，决不能“只靠市场，不要政府”。当前，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引导国有资产合理流动；二是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建立完备的市场竞争、企业兼并等法规，使国有资产的流动和集中健康而有序地进行；三是协调企业集团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组建和经营中的关系，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四是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企业集团的沉重负担；五是适当加大向优势企业集中投资的力度，按照产业方向促进企业集团的生长。
实现企业管理的科学化
加强管理是企业的永恒主题，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从辽宁的实际情况看，加强企业管理，坚持从严治厂，必须在认真解决“以改代管”和管理“滑坡”等问题的同时，结合“三改一加强”进行管理制度创新，即创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企业管理体系和方法。实现企业管理的科学化，必须从多方面进行努力，其中最主要的是实施四项管理工程：
一是顾客满意工程。顾客满意工程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企业的整个经营活动要以满足顾客的需求为指针，用顾客的需要来分析市场的供求。现在，让顾客满意已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新焦点。从一定意义上讲，只有让顾客感到满意，企业才是不可战胜的；只有其品牌、产品拥有大量顾客，企业才能不断发展壮大。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建立健全科学的管理体系，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灵敏的信息收集、梳理、传导、反馈网络，把握市场脉搏，根据顾客的需求变化，适时调整产品结构，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不同需要。
二是成本控制工程。成本是决定企业盈亏的一个关键因素。实施成本控制工程，可以改变企业过去内部经营活动与市场严重脱节的状态，通过模拟市场核算，使市场信息及时有效地传递到企业内部，以便作出科学决策和制定营销战略；可以促进企业的技术改造与提高科学管理水平，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可以将成本与职工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使职工真正感受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
三是制度重建工程。新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要求国有企业有新的管理制度，尤其对老国有企业来说，许多管理制度必须重新建立。管理制度的建立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劳动关系，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方式向市场方式转变。第二，建立科学合理的劳动用工制度，即严格执行《劳动法》，实行劳动合同，制订用工标准，双向选择、择优录用、优化组合、竞争上岗。第三，改革工资、奖金分配制度，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岗位结构工资，全体人员凭贡献获取报酬，建立起有利于激励人才成长的工资增长机制。第四，确立切实有效的财务管理制度，即符合新财务会计制度的要求，有利于加速资金周转，提高经济效益，充分发挥财务管理制度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约束作用。
四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工程。一些国有企业之所以效益不佳，就企业内部来说，归根结底是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国有企业应结合“三改一加强，”逐步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工程。第一，确立职工的主体地位。职工是企业的主体包括三方面，即企业财产的主体、企业生产的主体和企业管理的主体。在三位一体的职工主体中，企业财产主体是基础，只有成为真正的企业财产主体，才能使职工从“让我干、让我管”变成“我要干、我要管”，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落实到企业生产活动和经营管理活动的全过程。第二，实现经营者队伍的职业化。企业要成功地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工程，有效地进行经营管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关键是要有一支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素质高、专业化、职业化的经营管理者群体。第三，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手段。企业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社会心理、思想教育和经济数学等各种管理手段，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这四项工程构成了加强国有企业科学管理的系统工程。认真实施这四项工程，就可以促使“三改一加强”有机地相结合，大大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