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
西藏工布江达县脱贫的启示
丹增
西藏工布江达县经过多年努力，于１９９５年底终于摘掉了贫困的帽子，成为全区１８个贫困县中的第一个脱贫县。这个县地处藏东尼洋河上游地区，山高沟深，土地贫瘠，农牧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灾害频繁。尽管县里拥有一定的森林、矿产资源，但多年来未能合理开发利用，群众的温饱问题长期未能得到解决。近几年，全县人民不甘落后，解放思想，艰苦奋斗，狠抓以农牧业为基础的多种经营，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路子。１９９５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３１６０多万元，人均产值近１５００元，比１９９０年增长两倍多，平均每年递增２６．９６％。农牧民人均年收入１２３５元，有的村农牧民人均年收入接近３０００元。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该县的教育、文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城镇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也一跃而居于西藏自治区７６个行政县的前列，正在向富裕、文明的小康目标迈进。工布江达县闯出了一条贫困的农牧区加速发展经济的路子，为西藏其他贫困地区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和经验。
切实加强农牧业的基础地位
多年以来，西藏的农牧业产值一直占全区国民生产总值的８０％，而农牧民人口也占全区总人口的８０％。这一状况，既说明了西藏农牧业的现有地位，也表明西藏经济发展不可能脱离这个实际。西藏要加快经济发展，必须切实加强农牧业的基础地位。
工布江达县现有农牧业人口两万多人，占全县人口的８９％。农牧业产值曾经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９０％以上。“八五”期间，县里不断加大对农牧业的资金、劳务和科技投入，其中资金投入年递增１０％以上，并采取措施改造中低产田，增施化肥，改善牲畜饲养方法，保证了粮食、油菜籽、肉类和酥油等农牧民生活必需品的稳步增长。农民人均占有粮食４７１公斤；农牧民人均占有粮食３５６公斤，人均占有肉类５０公斤，酥油１０公斤。通过积极引导，全县农、畜产品的商品率有较大的提高，其中畜产品商品率已达到３８％。许多农牧民依靠发展农牧业，增加了收入，解决了温饱。
工布江达县的实践表明，加强农牧业的基础地位，发展农牧经济，是西藏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基础工程。西藏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农牧业的基础地位，强化农牧业经济，做好农牧区的工作。第一，加强农牧业，增加产出，有利于广大农牧民摆脱贫困，有利于地方增强经济实力。第二，加强农牧业，尤其是通过提高农、畜产品的商品率，使农牧业成为“可盈利产业”，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将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第三，发展农牧业，增加农牧民收入，提高农牧民的生活水平，有着特殊的社会效益和政治意义。只有农牧民的脱贫致富，才会有全区人民的小康；只有农牧区经济的繁荣，才谈得上全区经济的振兴；只有农牧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反分裂斗争才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因地制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工布江达县作为一个贫困县，近年来走的是发展大农业的路子，即在发展种养业的基础上，逐渐提高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的产值比重。由于工布江达县的起点较低，首要的任务是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这就使该县的经济发展过程具有了一定的区域特点，能够反映西藏自治区的某些共性。
对贫困地区和广大农村牧区而言，脱离农牧业是不行的，但仅靠农牧业，特别是仅靠原始的种养业也是不行的。工布江达县土地资源和草场资源有限，生产技术落后。１９９５年粮食产量比１９９０年增长了９．１％，平均年增长只有１．５％，增长部分基本上被人口增长因素抵消了。因此，工布江达县在挖掘农牧业生产潜力的同时，加大林业综合开发的力度，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渐改变了产业单一的状况，跨上了多业并举、全面发展的台阶。工布江达县发展经济的新举措主要有三条：第一条，合理开发林业资源，发展二、三产业。１９９５年，仅森工企业就上交税收２００多万元，占当年全县财政收入的１／３强。第二条，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加快城镇建设，搞活市场，增强县城对乡、村的经济、政治辐射功能，促进商品流通。从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５年，县城建设的投资逐年增多，总数超过３０００万元。第三条，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１９９５年，全县农村多种经营收入达到１０９２万元，占全县国民生产总值的３４％。多种经营是工布江达县发展农牧区经济的重点，也是促使全县迅速脱贫的良方。目前，工布江达县农牧区的多种经营已初具规模，包括采集业、养殖业、运输业、旅游业等９个行业。工布江达县的多种经营由于因地制宜、讲究实效，推动当地经济快速发展。过去群众缺钱花、无钱花，现在农牧民每年现金收入大多来自多种经营，多种经营的收入占农牧民人均收入的４０％以上，许多农牧民有了存款。
发展多种经营，打破了千百年来存在于工布江达县乃至整个西藏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模式，在增加群众收入、发展农牧区经济的同时，适应了经济体制转轨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西藏有许多贫困地区同工布江达县各方面条件相似或相近，目前全区尚有１７个县、４０多万人口未脱贫。我们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中央的方针、政策与西藏的特殊情况结合起来，既要看到这些地区存在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种种因素，又要寻求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坚持走农牧业相结合的道路，在农区进行种植结构调整，在牧区进行草场建设和科学养畜，着力开发矿产、林业、旅游资源等等，从而带动当地群众走出贫困。现在，一些贫困县已经在这样探索并着力行动了。西藏是一个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９５％以上的地区。解决西藏贫困县的脱贫问题，既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扶助贫困，又具有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增强其综合实力的重大举措。我们应该结合区域实际，加倍努力工作，早日让西藏贫困地区的群众迈向小康富裕之路。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贯彻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
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
金冲及
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郑重地提出：“越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越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大公无私，清正廉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将决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败。
党员干部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是时代的新要求
党员领导干部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本来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每一个党员从入党的那一天起，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尽管这是一个长期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同时，每一个党员都应该以符合共产主义精神所要求的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以身作则地带动社会一步一步前进。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和决心，他又何必做一个共产党员？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这个老问题又有着新的意义。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色，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明确地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它对开创历史新局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同时，它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然而，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到精神生活中来。这就必然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各方面素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党章还把“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列为党员的义务之一。共产党员的入党是以“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为前提的，必须服从并遵守党章。
党员干部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体现了高尚的道德境界
有人也许要问：我们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为什么对党员领导干部要提出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呢？
党员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并不是超越了时代的要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来就无法截然分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在现阶段必须全心全意为之奋斗的目标，决不能提出或实行任何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所允许的政策，那样做将是主观的、空想的和冒险的；而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所要争取实现的最高目标，看不到这一点，也将在前进中随波逐流和迷失方向。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就用明白的语言写道：“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他接着又说：“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我们果然是这样做了，我们共产党人，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曾为此而英勇奋斗了二十四年。”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就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谈共产主义，是不是超越了时代要求呢？毛泽东同志为此特地作了说明：“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一定有一批能推动历史不断前进的先进分子。他们比其他人先进的地方，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能看得更远一些，想得更深一些，不但看到今天，而且看到明天，在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奋斗的时候又能预见到历史发展的前途趋向。今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已经胜利地结束了，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比起以往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要为实现这些原则而努力奋斗。现行的政策也决不能超越这些原则。但是，这还不能构成我们的最高理想，也不足以成为推动整个社会不断前进的最强大的精神动力。无数事实证明：一个人对历史使命的认识越深刻，社会责任感越强烈，就越能把自己的力量和智慧集中于当前的共同奋斗目标，竭尽全力去克服困难，夺取胜利。
共产党人是社会进步的先锋，自然不会满足于按劳分配的原则，更不会单单为了取得相应的报酬才投身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他应该比一般人有更高的要求，以共产主义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努力做到党章所规定的：“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只有用这样的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只有用这样的思想武装起来的一大批先进分子，才称得上我们民族的脊梁。没有这样的党，没有这样一批先进分子，要推动社会不断进步是不可能的，要把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搞好也是不可能的。
其实，古往今来多少志士仁人，曾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１００多年前，林则徐写下过这样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身体力行了这个誓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有过黄继光、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一大批为人民利益而英勇献身的共产党员。他们的品德和作为永垂史册，受到后人的敬仰。难道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反而做不到这点吗？
强调共产党员要“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绝不是抹煞党员个人的个性，不需要照顾党员合理的个人利益。党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实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一个有着共同理想和集体行动的党，是由许多具有各自个性的党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以及随同他们英勇奋斗、功勋卓著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各有鲜明的个性，这是人们所熟知的。共产主义道德从来没有要求抹煞他们这些个性，相反，倒是能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长处，在共同理想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没有这一条，这个党将是死气沉沉的，是不能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说：“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党性，所说的集体主义，是“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而不是抹煞个性。至于正当的个人利益，不但理应受到保护，并且从党组织来说，还应该主动地给予关心和照顾。过去有的地方，对那些在可能条件下应当受到关心和照顾的正当个人利益不加理会，那是错误的，并不体现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道德所要求的，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共同奋斗；当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时，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直到自己的生命，服从人民利益的需要。这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并不是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不是只有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出现。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上，这样的优秀人物难道还少吗？
要把先进性的要求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
既然共产主义道德这样好，能不能要求全体人民都做到它呢？不能，因为这是不现实的。宣传和提倡共产主义道德是可以的，但不可能将只有先进分子才能做到的事勉强地要求所有人都做到。如果普遍地提出这样的要求，势必脱离大多数人，甚至还会挫伤许多人的积极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不利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要能够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脚踏实地地为人民为社会做了好事，就应该受到鼓励。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肯定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１０年前，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明确地写道：“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而决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决不能把平均主义当作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
共产党员当然有责任吸引并帮助更广泛的人们不断提高思想觉悟，而要做到这一点，也得首先了解他们，尊重他们，照顾他们的利益，从他们的原有基础出发，从他们能够接受的要求做起，一步一步前进，并且要善于作必要的等待。如果不充分考虑这一点，不切实际地提出过高的要求，就会使思想教育工作变成说大话、强加于人，难以收到实效。
然而，对人民中占少数的先进分子，对自愿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队伍里来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就有必要提出更高的标准，严格地要求他们：树立起克己奉公、奋力开拓、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把对先进分子的要求降低成对一般人的要求，更不能迎合和迁就社会上那些落后的消极的东西。只有大多数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能够以身作则地这样做了，才能真正在全社会起表率作用，吸引并团结更多的人也来这样做，带动整个社会风气一天天地好起来。这种无声的示范作用，往往比有声的语言更有用得多。
对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之间的关系，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说得十分清楚：“我们现在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要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团结和引导亿万人民积极向上，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
当前全国人民的眼睛正望着中国共产党，全党的眼睛正望着领导干部。党风的端正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内，确实有一大批能够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的人。他们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奋力拼搏，在生产、工作和社会生活中起着先锋示范作用。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困难和危急关头，他们能挺身而出，不怕牺牲，英勇奋斗，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从而博得人民的尊敬。人民看待一个党，着重的是看它的行动，而不是它的语言。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党内有这样一大批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骨干力量。
但是，确实也需要看到：还有不少党员在思想观念和品德素养上仍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更严重的是，还有少数政治上不坚定和意志薄弱的党员，包括某些党员领导干部在内，理想信念动摇，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泛滥，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滋长，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这样的人，不仅谈不上是否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也严重违背了一个普通公民应有的品德。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前辈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培育起来的，是得来不易的。这些害群之马正在败坏党的名声，并已成为腐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蛀虫。对这样的人决不能姑息，必须加强教育和管理，其中情节严重而又屡教不改的就只有把他们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这是关系我们事业成败的大事。
邓小平同志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江泽民同志在今年“七一”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他在另一个讲话中又说：“我们讲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首先要弘扬党的正气。”“要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必须搞好党风，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以身作则。不能搞‘两张皮’，对别人讲马克思主义，而自己却搞那些乌七八糟、见不得人的事。加强党的建设，要把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放在突出地位。身教重于言教。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党内的教育，越要发扬党的高尚精神和优良传统。”“要在我们这样一个原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没有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用高尚精神武装起来的先进分子，如果没有这些先进分子团结和带动广大群众共同奋斗，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唐山大地震百人亲历记》简介
恒炎
唐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唐山大地震百人亲历记》一书，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从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记述了唐山大地震后，党中央、国务院急电全国火速救援，河北省、唐山市党政领导亲临灾区指挥抗灾，十多万名解放军指战员星夜赶赴现场，五万名医护人员、干部、民工救死扶伤，抢救伤员……谱写了一曲曲爱国爱民的壮丽凯歌。唐山，这座英雄的城市，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关怀下，所有灾民都受到妥善安排，不仅没有发生瘟疫，而且在短短的几年内，新城拔地而起，焕发出勃勃生机。该书歌颂了祖国大家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崇高精神，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该书文章的作者和口述人，大部分是地震的幸存者，另一部分是指挥抗震救灾各方面的领导干部和支援抗震救灾的代表人士。通过他们对历史的回顾，反映了在危难关头、紧急时刻，那些感人至深的党群情、军民情、邻里情和骨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