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科技园地)
专栏：
科技成果的多与少
贾西平
许多人都说科技成果多，可惜转化率低。听说，某省曾经组织一些企业的经理到当地几所大学参观。参观之后，经理们有两点感触：一是大学里有这么多成果他们竟不知道；二是这些成果中企业能够利用的没有多少。
如果我们从“这么多成果”中，减去“企业无法利用”的那一部分，还能剩多少？而所剩的这些成果中又有多少是市场需要的，是能够一炮打响的？
河北省科协的一位同志和笔者谈到这个问题时说，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讲科研成果多，只是转化率太低。而下去走一走，看到一些乡镇企业由于缺少合适的产品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有些企业甚至濒临倒闭。我们不能不问一问：“既然成果多，为什么转化率低呢？”
尽管从数字上看，成果确实不少，每年以数十万、数百万项计，但是这些统名之为“成果”的成果，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仍然处于“原理样机”阶段。它虽然能实现预想的功能，甚至有的指标达到先进水平，但经不起反复使用，经不起规模化生产，经不起用户挑剔的目光，经不起市场上激烈的竞争。一句话，仍不成熟。科研成果只有经过企业生产变成商品之后，才能进入市场交换，产生商业利润，而企业无法使用的成果当然就无法产生商业利润。不管水平高低、成熟与否，只笼统强调成果的转化率，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助长虚冒浮夸之风的流行，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实现“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纲要，要坚决依靠科技进步，而且要使企业成为科技进步的主体。科技除了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作用外，要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通过成果来实现。成果越多、越成熟、水平越高，我们的企业就越兴旺，我们的名牌就越多，我们的国产货在国内外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就越大，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越富有。否则，依靠科技进步就成了一句空话。
谈论成果之多少，如果不是为了顾全面子的话，就要从“多”与“少”之间悟出一点内在的东西。我国科技界面临的问题是：表面上看成果多，实际上能用的少。这个问题恰恰暴露了科技体制的一个痼疾，即科研与生产两张皮。
加强科研单位与企业之间的沟通，要让科技人员面向企业与市场，同时让企业积极参与成果的开发。从国家计划角度加强“产、学、研”的结合，从市场角度培育和加强科技中介机构，恐怕是让科研成果真正多起来的一条路子。
第10版(科技园地)
专栏：
钱学森论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
钱学敏
照亮我的道路、并不断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真、美……要不是全神贯注于那个在艺术和科学研究领域永远也达不到的对象，那么人生在我看来就是空虚的。 ——爱因斯坦
近年来，钱学森教授通过总结２０世纪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成果，提出了建立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整体构想。在这一体系中，文艺理论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它包括了文艺创作、文艺活动，及其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美学。有了这样的基础，再去认识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得到的就不再是零散和片面的直观感受，而成为了一种逻辑严密的理论分析。
钱学森教授认为，“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最终目标是对其整体及内涵（包括质与量）都充分理解。”科学与艺术作为认识世界的学问，其目标是统一的。它们分别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以不同手法去探索世界的奥秘，揭示事物的真理。
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图中，可以看到，钱学森借鉴老哲学家熊十力将人的智慧分为“性智”、“量智”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唯物主义的解释与发挥。他把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美学以及各种文艺活动归为“性智”，把自然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归为“量智”。
“量智”侧重在科学技术方面，是研究事物从局部到整体、从量变到质变所获得的知识，意在掌握其“度”。“性智”侧重在文化艺术方面，主要通过整体的、形象的感受，从事物的“质”入手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钱学森教授十分重视“性智”的培养，他强调说，“大科学家尤其要有‘性智’”。
从思维方式来看，“量智”——科学技术思维，往往侧重于逻辑思维，即具体分析事物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各个系统、各个层次及其相关关系，加以严格、冷静的逻辑推理、科学试验、综合集成，去把握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发展规律；“性智”——文学艺术思维，往往侧重于非逻辑思维，即通过直观感受、灵感、潜意识等，运用形象思维和丰富的情感，从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的现象中，探寻出深刻的本质。
科学与艺术的思维方式虽各有特点、各有侧重，但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互相补充、促进，而不是相互隔离的。只注意逻辑思维、埋头于细节，易犯机械、片面的毛病；只注意非逻辑思维，仅仅跟着感觉走、耽于幻想，则易犯主观、表面、抓不住本质的毛病；必须自觉地把它们结合起来。钱学森教授曾以自己与当艺术家的夫人的生活感受为例说：四十多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正是“这些艺术力所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丰富了我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钱学森本人一贯注意把科学与艺术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当他进行科学研究遇到难题、单靠逻辑思维百思不得其解时，就转而靠艺术的形象思维方式去思考，往往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音乐的梦幻、绘画的神韵、诗歌的意境渗入他缜密、科学的思维之中，送来缕缕活泼的灵气、新奇的启迪，迸发出智慧的火花。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钱学森对于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思维过程作了具体而精彩的分析。他说：“从思维科学角度看，科学工作总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的，然后才是科学论证；换言之，科学工作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是先艺术，后才是科学。相反，艺术工作必须对事物有个科学的认识，然后才是艺术创作。在过去，人们总是只看到后一半，所以把科学与艺术分了家，其实它们是分不了家的；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
科学家在运用理性的逻辑思维进行创造发明的过程中，其丰富的想象力、对客观世界敏锐的洞察、独特的视角，以及从灵活多方的途径捕捉真理、表现真理的方式和执著求索的热情，无不与艺术的形象思维相联。同样，艺术家在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翱翔之际，如果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先导，没有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与科学分析，不借助逻辑思维，其艺术作品也难以显示出崇高的精神境界与无穷的魅力。曹雪芹的《红楼梦》、贝多芬的交响曲、精美的传统手工艺制作，以至东方的园林设计、现代工业美术设计等等，无一不是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结合之后，开出的鲜花和结出的硕果。
第10版(科技园地)
专栏：电脑与生活
电脑给我添烦恼
黄滨
我是一所大学的教学管理人员，我的工作是与文字数据打交道。这几年，办公逐渐电脑化后，许多文字处理工作也逐渐规范化、精确化、整洁化了，好处之多不言而喻。但我发觉，对我本人来说，自使用电脑后，我这个干了十多年教学管理的干部，角色突然增多了，工作量也大多了，还给我带来了一些副作用。
用了电脑后，拟好审批的计划、总结、讲话、论文等文字材料，不能直接送打字室了，必须自己打印好，再拷贝给打字室处理，甚至有的急件，还只能自己用电脑打成红头文件。故我许多时间都当起打字员了。
用了电脑后，各上级主管部门配发了多种报表管理软件，要上报的报表种类繁多，内容详尽，少则十几张，多则几十张，不花比以前多十几倍的时间突击，休想按时完成，并且，有的报表出于保密性、安全性和使用方便性，还要千里迢迢送软盘上报。我成了报表专业户和业余通信员了。
用了电脑后，学生的成绩和档案资料人工登记一遍不行了，还须录入电脑，建立学员成绩库和档案库。我成了数据录入员了。
用了电脑后，文件收发要额外花大量的时间把文件分类编号，在电脑上输入标题、内容摘要和主题词。我成了文件管理员了。
用了电脑后，因大部分时间拴在机房，我既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有那么多时间深入教学现场，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认真读书阅报，提高理论水平，以及深入思考教学改革、管理等问题，因而，撰文写稿的质量和数量均退步了。
还可列出几条，限于篇幅，不赘。更严重的是，用了电脑后，由于工作量大增，除八小时工作外，还常要加班加点，因而，体育活动明显少了，整天呆在空气不佳的机房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挪窝，眼近视了，痔疮生了，感冒多了。你说，电脑是给我带来了好处？还是烦恼？
我想，上述种种不利，究其原因，除了管理上的不足、自身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外，电脑的信息输入太慢，耗时过多，是个重要原因。瑕不掩瑜，我这几点抱怨丝毫无损于电脑对人类的巨大作用。但我还是希望电脑的文字、数据输入，早日实现像录音那样方便，像照相那样简捷。
何时电脑输入技术能有突破性进展呢？我渴盼着。
第10版(科技园地)
专栏：
杨柳烟雾是污染
余仁杰
城市“热岛效应”是个世界性问题，制止城市热岛效应的最有效措施之一是绿化。如新加坡建立花园城市，不但美化环境，而且也抑制了“热岛”的形成。但城市应种什么树，却是个科学问题。杭州西湖岸边是“隔株杨柳隔株桃”，人在垂柳下行走，很有诗情画意，然而却不一定有凉爽感觉。新加坡多见棕榈、椰树、槟榔、芭蕉等树种，就凉爽宜人。
“满街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杨柳四周的袅袅烟雾，历来被艺术家们作为美景讴歌；然而科学家们却说“这是污染！”
研究发现：有些树散发的是非常容易起化学作用的碳氢化合物和萜，这些物质同氮氧化物发生反应后，就形成烟雾。包括垂柳在内的最高散发体释放的萜，比最低散发体多１万倍！因此如果错种树种，反而增加污染。
当然，已成长的杨柳不一定要砍掉，而在植新树时，一定要选择多种那些不会引起烟雾的低散发的树木花草，才有助于改善城市环境。
第10版(科技园地)
专栏：
陶瓷，带我们踏入第二个“石器时代”
谢进兴
在现代社会，工业和科学的进步与材料的进步分不开。在这些材料中，陶瓷材料是今后发展很有希望的材料。陶瓷材料不仅包括陶器、瓷器、搪瓷、耐火材料、构筑粘土制品、磨料等，还包括人造单晶、非金属磁性材料。因此，加强陶瓷的研究，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
陶瓷工业是大型工业之一。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是许多其他工业部门能够成功运转的基础。例如，耐火材料是冶金工业的基本组成部分，磨料是机床工业和汽车工业的基本部分。氧化铀燃料是核动力工业所必需的。建筑陶瓷及卫生陶瓷是建筑工业的基本材料。各种具有特种电、磁、光性质的陶瓷对于发展计算机、邮电通讯、航空工业尤为重要。因而近几年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人类正在踏入第二个“石器时代”的边缘。一个崭新的陶瓷时代将会在２１世纪来临！
温州是我国陶瓷的著名产地。早在１５００多年前的晋代，“东瓯缥瓷”就名扬中外，“器择陶栋，出自在瓯”成为千古美谈。如果追溯历史，温州古称东瓯，最早的先民是“瓯越”。瓯就是盆盂之类的瓦器，这说明“瓯越”先民擅长制造陶器。还有资料表明，我国的建筑陶瓷鼻祖也是温州，１９３９年建起了中国第一窑，企业取名西山陶器厂。行家们一致认为“中国第一条隧道窑、第一台施釉机、第一块釉面砖、第一颗马赛克，都出现在温州西山。”今天，发展特种陶瓷工业已成为温州陶瓷工业的主要目标。
温州西山特陶集团公司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它由生产特种陶瓷的温州高频瓷厂扭亏增盈起家，历经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已建成了投资２７００万元的胴质砖生产线。他们还投入大量资金开发发展特种陶瓷，已形成年产５０００万片压电蜂鸣片的能力，彩色消磁器等一批特种陶瓷产品也脱颖而出。
在全面调查、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西山特陶集团公司“九五”期间已把特种陶瓷的开发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已动手开发的有密封件、耐火材料、涂层材料、大功率高速度电子元器件导热基板等特种陶瓷，还要加快改革，完成企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历史任务，在温州、浙江直至中国建设一个具有活力的弘扬民族精神的现代特种陶瓷企业。
第10版(科技园地)
专栏：
希望软件：中国软件的希望
钟珂
计算机的应用已经开始普及到工作和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现有软件远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软件产品已开始从工具型向解决方案型转化，从工作型向生活娱乐型转化，从程序型向数据型转化，这些转化过程将为软件开发、软件销售和软件服务提供广阔的前景。
然而，软件产业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产业。面临国外软件的大量涌入，国产软件必须面对机遇，迎接挑战。希望集团在民族软件产业的宏图中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希望集团凭借自身的技术实力，近几年开发出一系列优秀软件，其中最突出的是ＵＣＤＯＳ中文平台。１９９５年ＵＣＤＯＳ５．０的市场占有率已达７２％。根据广大用户需求，最近又推出功能、性能更强的ＵＣＤＯＳ６．０等新产品，投入市场后，用户反应强烈，具有巨大的潜力。
希望集团今年投资１０００万元在北京上地信息产业开发基地建立了“希望软件开发基地”。在保证良好硬件环境的同时，开发基地还成立了希望软件开发管理委员会，实施先进的软件开发管理规范，深入分析用户的需求，仔细评审软件的设计和实现，严格测试和验证产品的质量，为用户提供功能完备、使用方便的希望软件产品。
几年来，希望软件的发展一年上一个台阶，面对取得的成绩，希望集团人是清醒的，他们说：“每一分进步都与希望软件用户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
第10版(科技园地)
专栏：
中国风洞探秘
余正道凌开业
２４年前的某一天，成都平原上空，某飞机制造厂设计生产的一架新型歼击机穿云破雾，驰骋在蓝天白云间。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试飞。突然，一阵异样的声音传来，发动机像被一股魔力吸住，在沉重的喘息声中熄灭了。不好，是“空中停车”。惊心动魄的几分钟后，飞机紧急迫降成功，落在一片稻田里。
事故震惊了飞机制造厂。设计人员找到了位于四川西北地区的国防科工委空气动力研究中心。科技人员迅速拿出了地面模拟试验方案。他们将飞机的缩尺模型放在一座“洞”中，奇迹般地找到了事故原因，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悲剧。这座神奇的“洞”，就是研制航空航天飞行器的基础设备——风洞。
奇：陆地上的人造天空
茫茫天宇，似乎总给人一种温馨、宁静的感觉。其实不然。在蓝天白云之上，隐藏着风暴、雷电、急流。飞行器要成功上天，就必须在地面重现复杂的飞行环境，在模拟的天空接受滚滚长风的洗礼。风洞的发明，实现了航空先驱们的一桩心愿。当法国人温纳姆在１８７１年发明这种能够产生人工气流的管道装置时，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为人类踏上航空航天的旅程备好了行装。
人类进入航天时代后，风洞又扮演了新的角色，从火箭发射到卫星回收，从载人飞船的设计到航天飞机的研制，从航天器防热材料的筛选到战略导弹突防能力的提高，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不铭刻着风洞的贡献。
目前，世界上已有风洞１０００余座，主要集中在美国、俄罗斯、中国、德国等少数国家。
绝：中国风洞悄然崛起
风洞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一个国家的航空航天实力。新中国成立后，建造“中国牌”风洞成为现实。伴随我国航空航天技术的蹒跚起步，我国先后建成生产及教学风洞几十座。６０年代后期，为适应我国独立研制新型飞机、导弹、运载火箭的需要，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我国在四川西北地区组建了国防科工委空气动力研究院，钱学森教授亲自领导了研究院的筹建和规划工作。
这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会战，是神话与现实的对接，是历史与未来的话别。我国五六十年代培养的一大批优秀的飞机、导弹设计人才，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悄然离开了北京、沈阳、哈尔滨等繁华都市。西去的列车，载着他们驶向了与世隔绝的地方，几十年后，这个地方成为世界航空航天专家关注的焦点。
截面积为８米×６米的大型低速风洞，如一条巨龙安卧在大山的怀抱中。这是我国和亚洲最大的低速风洞，也是我国研制各型军民用飞机的功勋风洞。当风洞揭去神秘的面纱，第一次展现在来访的外国专家面前时，他们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一位专家围着风洞转来转去，搜寻着一些毫无参观价值的角落。当陪同人员问他是否遗失了什么东西时，他说：“我在寻找制造厂家的标志，我想这座风洞是苏联提供的。”陪同人员大笑，然后郑重地说：“不，这是‘中国牌’风洞。”
１９８６年，法国宇航院院长奥里维尔应邀访问了我国空气动力研究中心。当他亲睹我国最大的跨超声速风洞的雄姿后，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这是一项世界性的成就。”但是谁能想到，是一张普普通通的国外资料照片，孕育了这项世界性的成就。
现代军机如歼击机、轰炸机，速度都在声速之上。因此研制高性能军机，必须拥有跨超声速风洞。当设计我国的大尺寸跨超声速风洞被提上议事日程时，人们发现竟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一个偶然的机会，科技人员找到了一张国外跨超声速风洞照片。他们如获至宝，“观其形而察其性”，拿出了第一批设计图纸。他们满怀欢喜，迎来的却是失败的沮丧。失望、痛苦、振作、再失望、再痛苦、再振作……几个轮回，竟是２０年光阴，风洞终于爆发出考验战鹰的轰鸣声。当他们有幸跨出国门与世界同类风洞一比高低时，他们发现了最初失败的原因：照片上那座风洞，早在６０年代中期就已被淘汰了。１９８７年，在该风洞鉴定会上，中科院院士、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庄逢甘激动地说：“建一座这样的跨超声速风洞，从技术难度上讲，不亚于搞一发中程导弹。”
一幅过时的资料照片，一张简单的原理图，孕育了一个个异想天开的梦，托起一项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就是“中国牌”风洞悄然崛起的全部秘密。
雄：骄傲的亚洲之最
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８日，我国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获得成功。消息公布后，国外航天专家立即断定：中国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已经建成相当规模的风洞设备。８年后，我国新闻媒体首次披露：亚洲最大的风洞群已经在我国西南地区建成。自此，我国风洞群以宏伟的规模呈现在世人面前。
我国的风洞群由４０多座风洞及配套设备组成，从规模上讲，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相当于整个西欧的总和。在没有任何技术外援的条件下，我国科技人员自力更生完成了风洞群的设计和建造工作，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创举。
我们循着幽暗的照明灯光，钻进了一座高４米宽３米的环形迷宫，仿佛走进了神秘的海底隧道。这是我国性能最好的低速风洞，不仅能承担飞机起飞、着陆阶段的空气动力试验，还能承担一些复杂的特种试验。这些年，我国许多飞机型号的低速风洞特种试验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我国最大的跨超声速风洞建在一座人工山洞里。它是我国飞机、导弹选型、定型试验研究的主力风洞，我国多种型号的歼击机、轰炸机和战术导弹，都曾在这里接受过滚滚雄风的洗礼。正是这座风洞，为我国研制“长征２号”捆绑式运载火箭提供了确定捆绑方案的核心数据。
牛头山，一座普通的山，托起了一代航天先行者的飞天之梦。我国航天气动力试验研究的主力设备，就坐落在牛头山下的河滩地上。这里有我国最大的电弧风洞和电弧加热器，有我国最大的激波风洞和自由飞弹道靶，有我国独一无二的推进风洞和低密度风洞，它们为我国研制航天飞行器提供了必需的模拟试验环境。正是这些航天特种风洞，为我国航天飞行器遨游太空、揽月九天搭起了云梯。
第10版(科技园地)
专栏：
世界上许多科学大家对艺术情有独钟。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对科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也有不凡的见解。图为李政道博士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做《科学与艺术》的学术报告前，与著名画家吴冠中交谈。 张新学摄